黑天白夜与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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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在看到《黑天鹅》这部影片之前,我一直沉浸在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幼稚幻想中。所以一如人们惊慌于弗洛伊德对人类无法完全成为自己心灵的主人的宣告,我在恐惧中开始认识“我”。于我而言,“我”的可怕在于“我”与痛苦的形影不离。痛苦的来源有静有动。静的是与生俱来的“一仆三主”格局,“三主” 自我、本我、超我的层次不一立场不一,谁都不会被完全释放,谁也不会被完全压抑,就在某种程度上将挣扎烙入人心,任何一种平衡的状态本身就是痛苦的。好在正像大气压始终存在而人却并不感到吃力,这种本源的痛苦,不少时候都会被忽视。更可怕的痛苦来源于动,衍生于静却迅猛于静。动的痛苦来源于变化,好比引起运动状态的变化要有外为的力,人在不同的状态间转变也会伴有痛苦。变化下的“三主”张牙舞爪,希望新的状态下自己能主宰灵魂,这种争斗将“一仆“陷入恐慌。然而变化又如日夜转化那般自然,或主动或被动,动的痛苦成了生命必须承受之重。《黑天鹅》中的主人公,从小的规范教育给了她一个白天鹅般圣洁的“我”,然而潜意识中成为黑天鹅的叛逆欲望却让超我用羞愧惶恐折磨她,她在黑与白之间彷徨不定,最终精神分裂,重化为两个人格,杀死了自己。浑浑夕阳辉,熠熠鱼肚白,自然将自己最美的容颜赠与了变化,而人,却把最脆弱的自己交给变化。艺术有放大感性体验的作用,是以刚看完电影的我对像人的影子一样痛苦有一种过度的悲怆。好在荣格的一句话激醒了这种自怨自艾,“具有思考的能力,人便得以迈出动物界”。纵使“一仆三主”的本源痛苦是无法避免的,理性之于人类却可以作为自我救赎的工具,减少那种衍生的痛苦。有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想当局者之所以百倍的痛苦,可能有不少程度来源于他的“迷”,人类骄傲优于动物的理性,在痛苦伴着变化悄然而至的时刻,反倒被忘记了。弗洛伊德对于人格结构的理性分析反而给理性在心理领域加了道捆仙绳,理性前所未有的苍白起来,然而弗洛伊德的弟子们几乎在这一点上都选择了背离老师的看法,以荣格为例,他就更倾向于对人性的善良假设和理性之于心理活动的作用。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粗浅,但正如老师所言,真正懒惰的人是怠于思考的人,笔者不甘愿蹉跎时光,也希望试着拿一些例子来阐述自己心中理性的自我救赎作用。
  1 衍生痛苦的选择
  衍生的痛苦来源于变化,变化又可以分为外力的和自发的,所以某一部分变化便有了选择的余地。而选择之于痛苦中的人类,无疑是种镇痛剂。我记得初中的时候班里一个同学问我怕不怕不及格,我思考了一下告诉他,只要我不是只剩生和死两种选择,就没什么好怕的。多年以后,生活中威胁我的事情已经远不仅仅是及格不及格的问题时,读到了弗洛姆的一句话:“意志是自由自在的,人实现了他的意志,也就等于实现了他自己,而这种自我实现对个人来说,是一种最大的满足。”我因而开始重新思考关于选择的问题。
  私以为选择的镇痛作用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如弗洛姆先生所言,人对于自我实现和发现自己的意志是自由自在的总是产生愉悦,而选择,可以看成是这种愉悦的催化剂。已有的常常被视而不见,人对意识的自由往往是有选择时才容易看得到,是以选择就常常成了告诉人们“你是自由的,你还可以选择”那个声音。选择的另一种镇痛作用来源于它留出的余地。或者说欢愉感不只来源于人选了什么,也来源于没选什么。所以人长吁一口气感叹“幸好我没如何如何”的场景变得不罕见。有余地就有比较:选择了较好的,人便得到一种宽慰;无法判断选择的好坏时,人往往也会根据对现实的满意与否幻想另一种选择的优劣;自然,选择了差的,人也会因之而痛苦。理性可以辅助人做更正确的选择,所以选择的镇痛作用,某种程度就仰赖于理性,我们无法证明理性可以大大提高正确选择的概率,但往历史长河里粗粗看一眼,当人们集体丧失理性的时候,往往会伴有人为的大灾难。选择就像一座桥,让理性之于心灵没有那么爱莫能助。
  关于这种理性的舒痛,我想到了我去颍上支教时的一个学生。我大一去支教时他已经复读两次,讲座结束后他上台央我留下联系方式,彼时已经在他神色间看到了不属于他年龄的愁苦。果然后来他联系我时讲述了他高考失利两次的事情和第二次复读巨大的心理压力。当时他已经产生了严重影响学习和生活的幻听及耳鸣,而多次求医的结果是没有查出任何病理上的因由。我将做心理咨询师的姐姐介绍给他认识,姐姐后来的反馈是他对心理上的干预有严重的抵抗,并且深度自我否定。前前后后一年的时间里,他被耳鸣折磨的无法学习,最后放弃了高考,接下来的结果在预料当中,他的耳鸣渐渐痊愈,后来跟我的联系中看出人也活泼了一些。笔者试着从理性与舒痛的角度解析他的事例。从他原有的状态向大学状态转化时,产生了动的痛苦。两次高考失利的痛苦经历,使得学习对于他而言是与本我的快乐原则相背离的,他的本我对于学习和高考的排斥要远大于别的同学。受现实陶冶而渐识时务的自我牵制本我,家人的期许和社会的标准以及改变命运的愿望使得自我加大了对本我的压制。超我在这种情形下产生大量的负面情绪,有对不愿意学习本我的愧疚,也有对自己的强烈否定,而两次高考失利的事实又从他思考的角度帮他佐证了这种自我否定。所以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他衍生出的痛苦大于别人。他的选择很明确,高考或是不高考。社会的氛围却给这么看似简单的选择加大了难度,似乎只有考这一条路可走,理性的作用就在此时被强烈需要,考或不考不是沿着千千万万过来人的路硬着头皮走下去,而是要思考什么才是适合他自己的选择。到现在我都不敢妄断对他而言正确的选择一定是放弃高考,但至少曾经折磨他的痛苦减轻了。所以我揣测,如果他在决定第二次复读的时候就能理性地看清适合自己的选择,可能那痛苦的一年又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2 没有选择的混沌之境
  个人的发育过程是人类进化过程的浓缩影像,个人的思考过程亦是会走人类思想从个例到一般、从迷蒙到理性的路。我欣喜于理性可以在选择的时候减少痛苦,却又悲观地发现一如“高考不高考”的直接选择那么少的可怜。人生如果比之于答卷,那么单项选择题的个数是何其少的可怜。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在万千选择中艰难地徘徊,抑或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在无数的连续的状态下为自己找一个栖息的点。内心似乎是“洞同天地,浑沌为朴”混沌之境,又像是“混沌生无极,无极生太极”四象八卦的纷华状态,灵台不得半分清明,理性又只能站在心灵的外围看着它的沉沦痛苦干瞪眼。这就好比经济理论中无数假设下框架出的简单结构,放在实战中却总会有所偏失,实实在在的世界从来都不简单。更何况纵使仍有简单的选择,人却又是惧怕选择的,选择代表着对未来结果的负责,人并不情愿负这样的责,譬如每天吃什么这样的小问题,通行的同学都会将选择往复推托几次,宁肯吃自己并不中意的菜,也不愿自己是最后做出选择的那一个。那么失去选择的桥接,理性是否真的就再也无法介入快乐与痛苦?   窃以为不然,且来看看中国。中国菜喜欢调和五味,并不像外式菜把味道划分的那么清楚,往往是一道简单的菜中,既放糖又放盐,调味品的比例也全由厨师的经验和感觉而定。不晓得是这种冗杂的味道养育了中国人的思想模式,还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造就了这样的饮食,中国千年来主流的思想,似乎约定俗成地,处处皆混沌,很少有人把话说满说透,很少有人愿意用清楚的条条框框约束自己,很少有人在为人处世的时候将理性当成自己的第一原则。所以中国人似乎成了理性之于心灵毫无用处论点的某种佐证。这些人悲叹道:你看哪,这绵延几千年的文明,他们祖祖辈辈都离理性那么远,可他们依旧以这既有的方式存在着,所以快乐和痛苦并不是理性所能改变的。笔者粗浅地看,中国人在这种悲叹下是做了一回窦娥。以小见大,还是那盘菜,中国的厨师虽然将调味作为一种感觉与触觉的延伸,但也不过是在一个大的规范下适度地发挥,而且看似任意的添加背后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和思考的。再来看中国的思想,单就我所知道的冰山一角来看,诚然与西方严谨的理性思维是有所不用的,但这并不意味这中国的哲学完全与理性至始至终不沾边,我以为恰恰相反,中国的理性,虽然不像西方那样一步一步走出了体系,却是始终存在的,正如盲目地排除理性之外的一切本身就是非常不理性的,中国的混沌某种意义上也来源于中国人不愿意盲目排除那些看似与理性无关的所有。好像中药,用西药的标准看似乎是添加了很多没有用的糟粕,但却有着西药至今都无法提纯取代的作用。中国人想的太多以致混沌,而想得太多的初衷却是希望更多地思考以确保周全。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含糊是有一个大范围的,范围内的游移似乎没什么逻辑可循,可是范围本身确实由理性规划出来的,就像是那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犯我是客观而标准的,犯我这条标准隔开的是含混的相处模式和明确的自御模式。最后,感性并不是理性的对立面,中国人的文化中对感情的侧重,应该也可以看成是关注心理的世界,用更多的思考去影响“我”的快乐与痛苦,所以这本身也是一种用理性的关注对痛苦的干预。综上而言,这种看似没理性干预心灵的存在本身是不真实的,理性并没有真正远离中国人,这不是理性不能舒痛的例证。
  既然谈及中国人是擅长这种混沌的哲学的,那笔者就试图以一个典型中国式的性格悲剧来作为例证阐述理性在这种黑天白夜中的救赎作用。作为一个文学形象,林黛玉的性格悲剧是千古绝唱,但将她看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时,黛玉一生的痛苦是可怕的,可怕到最终吞噬了她的生命。黛玉的本我在书中是有映射的,正是三生石畔的那一颗绛珠仙草,一心只想还泪报恩,只想释放爱情。黛玉的自我是环境造就的小心小性儿,不少人说黛玉并不在乎世俗规矩,笔者并不认为如此,黛玉头次进贾府的时候就改掉了多年的饮食习惯,唯恐被他人笑了去,长大后的如“风霜刀剑严相逼”等诗文也多次流露出对环境的控诉,所以黛玉始终是在乎环境的,这种在乎也就铸成了她的自我。黛玉的超我释放出最多的负面情绪是自怜猜忌和悲观绝望。不同于“高考不高考”,黛玉的一生几乎没有什么选择的权力,她能做的就是在这种混沌中摸索出属于自己的位置。黛玉痛苦的加剧也一样来源于变化,从两小无猜变化到爱情,这种变化的不容于世也自然更深化了黛玉的痛苦。然则黛玉毕竟是一个文学人物,她的命运在绛珠仙草之时就已经注定悲剧,是以我们很难揣测一个用理性救赎自我的黛玉会有怎样的结局,我们也不会想看到这样一个黛玉。好在书中的黛玉并不是没有任何快乐时光的,所以那种巨大悲剧背景下的快乐就变得那么弥足珍贵,笔者希望从这些快乐中找出理性的影子。
  谈黛玉就绕不开书中的另一位奇女子,宝钗。如果说黛玉是感性的化身,那么宝钗自然对应了理性,不少秉持“钗黛合一”观点的研究者也是认为两者的融合才更接近于现实中的人格。所以自然的,黛玉对宝钗,一直是不认同的。这种不认同在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才得以舒缓。宝钗审黛玉之后,黛玉对宝玉说“谁知他竟是个好人儿,我素日只当他藏奸”。宝钗审黛玉,黛玉并不生气,反而对她敞开了心,可见黛玉并不排斥理性的。且不说封建思想束缚人心的问题,我们单看黛玉的这一转变,黛玉对宝钗解了心结也是主动在自己的人格结构中做理性的调和,荣格的人格结构理论中,自我是真正调节心灵的中枢,也是人可以用理性干预内心的踏板,黛玉正是用理性调节了自我,这种调和显然在往后的一段日子里给她带来了缺失亲情的慰藉,为她减少了痛苦。笔者在前面行文中提到中国人用理性调整混沌边界的想法,在黛玉身上也可见一斑,黛玉理性的调整了对待宝钗的边界,也算是间接的减少了怄自己的因素,这种理性干预,自然会减少痛苦。另一种黛玉对边界的理性可以从黛玉对宝玉和对贾府众仆的差异上看出来。黛玉寄身篱下,加上本身孤高的性格使然,贾府众仆对于这位外姓的主子小姐比不得对其他主子那般殷勤。然而黛玉并不大在意,对于赵姨娘的冒犯都能宽容容忍。书中写黛玉与下人的冲突本就不多,一次送宫花,黛玉的小性儿其实是冲着赠送宫花的主子的,另一次是在薛姨妈处吃茶,黛玉对雪雁的训斥也很容易看出是借讽。倒是书中对黛玉予物于下人的慷慨有不少描写。可见纵然贾府众仆没有对黛玉像宝钗一般殷勤,黛玉也并不挂心的。反观黛玉对宝玉,宝玉几乎是稍有疏忽,黛玉就伤心垂泪。这两种边界的差异是巨大的,笔者以为,这是黛玉对痛苦的一种理性干预,假使黛玉对众仆也处处拿心,恐怕痛苦还要被加倍放大。
  3 小结
  “具有思考的能力,人便得以迈出动物界。”动物性降低,思考变得复杂,人在一步步优化自己的同时,也带来了心灵上的苦楚,幸好这样的思考还带来了理性,幸好理性还可以给痛苦一丝救赎,幸好纵然世界可以漠视个体,个体仍旧有拯救自己的能力。自为的人,无法左右本源的痛苦,然而站在黑天白夜的浑浑边境,那种变化衍生出的痛苦,却不能坐视不理。理性之于人,不光是不断认识自然的工具,更应该是可以救赎衍生痛苦的工具。
  参考文献
  [1] 《荣格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 《为自己的人》 弗洛姆
  [3] 《自我和防御机制》 安娜·弗洛伊德
  [4] 《自我与本我》 弗洛伊德
  [5] 《红楼梦》 曹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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