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安籍老红军张天伟老人，1912年生，1927年即参加黄麻起义，是为数不多的仍健在的土地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西南民族学院（今西南民族大学）领导职务。他是一名革命战士，也是一位教育家。
　　张天伟15岁参加革命，两次长征，三过雪山草地，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始终紧跟中国共产党。他相信，有了坚定的革命信心，就有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就能战胜一切困难。
　　就靠着这样的精神力量，张天伟从鄂豫皖走到川陕，又转战川西，最后到达陕北。1932年，红四方面军率先长征，一到随州，张天伟得了疟疾。当时也有战士不愿意跟着走，开了小差，他没退缩。到了陕南山区，没有道路，战士们在荆棘丛中行军，张天伟只有一双草鞋，脚被划出手指宽的血口，还是没退缩。过雪山，他随身带一块生姜，走一会儿吮一下，就靠这个抗寒；过草地，饿了，就抓鱼，生着吃。张天伟的革命伴侣、老红军杨琴老人，因此一生不再吃鱼。
　　生活的艰苦，是一种人生的磨炼，忍一忍，还可以坚持下来。但如果受到组织和同志的误解，那在精神上将是非常的痛苦。张天伟在长期的革命人生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张天伟一生中三次受到大的不公正待遇。第一次是鄂豫皖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只因他读过7年私塾，当时人们叫他“小秀才”，就把他团籍开除了，还差点儿和堂弟张天恕一起被杀头。长征路上，背着这个精神包袱，思想压力非常大，但他还是坚持跟着红军走，他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第二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是“大跃进”时期。他是农民出身，他主持的西南民族学院农场用了那么多肥料，亩产才400斤，怎么可能会亩产万斤？他提了很多意见，结果受到批判，差点被打成右派。
　　“文化大革命”是最惨的一次，险些家破人亡。文革初期，张天伟的大字报、标语在成都铺天盖地：“打倒张国焘的黑爪牙、揪出张国焘的黑爪牙”，抄家、游街、批斗，他的腰椎都被打断，穿了好几年钢背心。愛人杨琴跟他一样，牙被打掉，跪玻璃渣、炭灰渣，最后被打发去扫厕所。他们的大儿子也因被打，落下了终生残疾。
　　新中国成立后，张天伟本来准备随部队进军西藏。但是，西南局决定办一所民族学院，就找到有丰富办学经验的张天伟。张天伟二话没说，就去办学校。这是他办的第七所学校。
　　然而跟以前不同，办民族教育是一项政策性更强的工作，还没有先例。从选址、基建、师资引进、课堂设置、教材建设，等等，张天伟一切从头开始。每项工作都是硬骨头，他就摸索着学，在干中找经验。和广大师生一起参加劳动搞建设，一边亲自备课、讲课，一心扑在工作上。有一次，劳累过度的他甚至晕倒在了厕所里。
　　本来张天伟办完学校就应回原部队。1951年6月1日，西南民族学院正式开学。应组织要求，张天伟一直在民院干到了离休。
　　西南民族学院刚成立时是省军级单位，调来的都是副军级干部。后来给干部定级，张天伟被落实为七级，当时连他红军时期的部下都是八级。有人就说，当初待在部队，不来办教育，1955年授军衔，当个将军多好啊。但张天伟从来没有想这些，从来没有认为这对他有什么不公。他不计较个人得失，对组织安排从来没有怨言。
　　在他100岁生日的时候，张天伟给四川《关爱明天》杂志题词，写了一个“六字诀”：“艰苦奋斗为本，两袖清风为荣，问心无愧为福，勤俭持家为富，健康锻炼为寿，家庭和睦为安，儿女孝敬为喜，朋友之交为乐，国强民富为先，社会主义为天。”这“六字诀”，可以说是他对自己一生人生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对当代人的期望。
　　（作者系第二批湖北省博士服务团成员，湖北红安干部学院教务处处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