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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济安（一九一六至一九六五）与夏志清（一九二○至二○一三）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两大巨擘。志清先生一九六一年凭《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英文专著，一举开英语世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河。之后的《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 1968）更将视野扩及中国古典叙事。他的批评方法一时海内外风行景从，谓之典范的树立，应非过誉。志清先生治学或论政都有择善固执的一面，也因此往往引起对立声音。但不论赞同或反对，我们都难以忽视他半个世纪以来巨大的影响。
与志清先生相比，济安先生的学术生涯似乎寂寞了些，争议性也较小。这或许与他的际遇以及英年早逝不无关系。他唯一的英文专书《黑暗的闸门》（The Gate of Darkness ，1968）迟至身后三年方才出版。但任何阅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会同意，济安先生的学问和洞见绝不亚于乃弟，而他文学评论的包容力甚至及于他所批判的对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夏济安五十年代曾在台湾大学任教。不仅调教一批最优秀的学生如刘绍铭、白先勇、李欧梵等，也创办《文学杂志》，为日后台湾现代主义运动奠定基础。
夏氏兄弟在学术界享有大名，但他们早期的生涯我们所知不多。 他们生长在充满战乱的三四十年代，日后迁徙海外，种种经历我们仅能从有限数据如济安先生的日记、志清先生的回忆文章等获知。志清先生在二○一三年底去世后，夏师母王洞女士整理先生文件，共得夏氏兄弟通信六百一十二封。这批信件在夏师母监督下，由苏州大学季进教授率领他的团队一一打字编注，并得联经出版公司支持，从二○一五年 —夏济安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开始陆续出版。
不论就内容或数量而言，这批信件的出版都是现代中国学术史料的重要事件。这六百一十二封信起自一九四七年秋夏志清赴美留学，终于夏济安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脑溢血过世前，时间横跨十八年，从未间断。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夏氏兄弟未能身免。但尽管动如参商，他们通信不绝，而且相互珍藏对方来信。一九六五年夏济安骤逝，所有书信文稿由夏志清携回保存。五十年后，他们的信件重新按照原始发送日期编排出版，兄弟两人再次展开纸上对话，不由读者不为之感动。
这批信件的出版至少有三重意义。由于战乱关系，二十世纪中期的信件保存殊为不易。夏氏兄弟一九四七年以后各奔前程，但不论身在何处，总记得互通有无，而且妥为留存。此中深情，不言可喻。他们信件的内容往往极为细密详尽，家庭琐事、感情起伏、研究课题、娱乐新闻无不娓娓道来。在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叙述之外，却是大历史 “惘惘的威胁 ”。
首辑出版的一百二十一封信件自夏志清赴美起，至夏济安一九五○年准备自港赴台止，正是大陆易色的关键时刻，也是夏氏兄弟离散经验的开始。一九四六年，夏志清追随兄长赴北大担任助教，一年以后获得李氏奖学金得以出国深造。夏志清赴美时，国共战争局势已经逆转，北京大学人心浮动。未几夏济安也感觉北平不稳，下一年离校回到上海另觅出路。但时局动荡，夏济安不得已转赴香港担任商职，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上海。
一九四七年的夏氏兄弟正值英年。夏济安在北大任教，课余醉心电影京剧，但让他最魂牵梦萦的却是一桩又一桩的爱情冒险。从他信里的自白我们看出，尽管在学问上自视甚高，他在感情上却腼腆缺乏自信。他渴望爱情，却每每无功而返。他最迷恋的对象竟只有十三四岁 —几乎是洛丽塔 （Lolita）情结！而刚到美国的夏志清一方面求学若渴，一方面难掩人在异乡的寂寞。两人在信中言无不尽，甚至不避讳私密欲望。那样真切的互动不仅洋溢兄弟之情，也有男性之间的信任，应是书信集最珍贵的部分。
读者或许以为既然国难当头，夏氏兄弟的通信必定充满忧患之情，其实不然。时局动荡固然是挥之不去的阴影，但两人谈学问，谈刚看过的好莱坞电影、追求女友的手法、新定做的西装 ……林林总总。夏济安即使逃难到了香港，生活捉襟见肘，但对日常生活的形形色色仍然怀抱兴味。而滞留美国的夏志清在奋斗他的英国文学课程的同时，也不忘到纽约调剂精神。
这也带出了他们书信来往的第二层意义。或有识者要指出，夏氏兄弟出身洋场背景，他们的小资情调、政治立场，无不与 “时代 ”的召唤背道而驰。但这是历史的后见之明。夏氏兄弟所呈现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切片，的确和我们所熟悉的主流 “大叙事 ”有所不同。但唯其如此，他们信件的内容还原了世纪中期平常人感性生活的片断，忠实呈现驳杂的历史面貌。
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政局不稳，但彼时的夏氏兄弟仍未经世变，他们直率地表达对政治的看法，也天真地以为战争局面过后一切总得回归常态。然而时局短短一两年间急转直下，再回首新政权已经建立，夏氏兄弟发现自己 “回不去了 ”。
比起无数的逃难流亡或清算斗争的见证，夏家的经历毕竟是幸运的。从通信中我们得知一九四九年以后兄弟两人迁徙海外，仍与上海家人保持联络。但我们也看出他们心境的改变。他们的信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怀抱，有的是与时俱增的不安。他们关心父亲的事业，家庭的经济，妹妹的教育;汇款回家成为不断出现的话题，何况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十分拮据。改朝换代是一回事，眼前的生计问题才更为恼人。到了一九五○年，夏济安准备离开香港到台湾去，逐渐承认流亡的现实，夏志清也有了在美国长居的打算。他们何尝知道，离散的经验这才刚刚开始。
夏氏兄弟的通信还有第三层意义，那就是在乱世里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志业。国共内战期间知识分子不是心存观望，就是一头栽进革命的风潮中。两人信中时常提到的钱学熙就是个例子。但如果仅就夏氏兄弟信中对共产主义革命的反感就判定他们对政治的好恶，未免小看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抉择也来自学术思想的浸润。
夏氏兄弟倾心西洋文学，并承袭了三十年代以来上海、北平英美现代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到了四十年代因为燕卜荪 （William Empson）先后在西南联大和北大讲学而赓续不断。燕卜荪在一九四九年前夕何去何从，也成为兄弟通信中一个重要的代号。夏志清出国以后，更有机会亲炙 “新批评 ”（New Criticism）的大师如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等。这样的传承使他们对任何煽情的事物 —不论左派与右派 —都有本能的保留。相对的，他们强调文学是文化与社会的精粹。经过语言形式的提炼，文学可以成为批评人生内容，改变社会气质的媒介。他们相信文化，而不是革命，才是改变中国的要项。
在革命席卷中国的时分，夏氏兄弟的论调毋宁显得太不实际。他们出走海外，除了 “避难 ”之外，也代表了一种知识（未必总是政治）立场的选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服膺的英美现代批评与其说是形式主义的操练，更不如说是从文学中再现 —与发现 —充满扞格的生命情境的实验。文学与人生张力是他们念兹在兹的话题。
夏氏兄弟的通信风格多少反映了他们的文学信念。他们畅谈英美佳作大师之际，往往话锋一转，又跳到电影爱情家事国事;字里行间没有陈词高调，穿衣吃饭就是学问。文学形式的思考恰恰来自 “作为方法 ”的现实生活。夏济安分析自己的情场得失犹如小说评论，夏志清对好莱坞电影认真的程度不亚于读书。这里有一种对生活本身的热切拥抱。唯其如此，日后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里，对左翼作家的幽暗面才会有心同此理的描述，而夏志清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中发掘了张爱玲笔下日常生活的政治。
在滞留海外的岁月里，夏氏兄弟在薄薄的航空信纸上以蝇头小字写下生活点滴，欲望心事，还有种种文学课题。这对兄弟志同道合，也是难得的平生知己。我们不禁想到西晋的陆机（二六一至三○三）、陆云 （二六二至三○三 ）兄弟俱有文才;陆机更以《文赋》首开中国文论典范。陆氏兄弟尝以书信谈文论艺，至今仍有陆云《与兄平原书》三十多封书信传世，成为研究二陆与晋康文化的重要资源。千百年后，在另一个紊乱的历史时空里，夏氏兄弟以书信记录生命的吉光片羽，兼论文艺，竟然饶有魏晋风雅。我们的时代电邮与短信泛滥，随起随灭。重读前人手札，天涯万里，尺素寸心，宁不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一、二），中信出版社即出]
与志清先生相比，济安先生的学术生涯似乎寂寞了些，争议性也较小。这或许与他的际遇以及英年早逝不无关系。他唯一的英文专书《黑暗的闸门》（The Gate of Darkness ，1968）迟至身后三年方才出版。但任何阅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会同意，济安先生的学问和洞见绝不亚于乃弟，而他文学评论的包容力甚至及于他所批判的对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夏济安五十年代曾在台湾大学任教。不仅调教一批最优秀的学生如刘绍铭、白先勇、李欧梵等，也创办《文学杂志》，为日后台湾现代主义运动奠定基础。
夏氏兄弟在学术界享有大名，但他们早期的生涯我们所知不多。 他们生长在充满战乱的三四十年代，日后迁徙海外，种种经历我们仅能从有限数据如济安先生的日记、志清先生的回忆文章等获知。志清先生在二○一三年底去世后，夏师母王洞女士整理先生文件，共得夏氏兄弟通信六百一十二封。这批信件在夏师母监督下，由苏州大学季进教授率领他的团队一一打字编注，并得联经出版公司支持，从二○一五年 —夏济安先生逝世五十周年 —开始陆续出版。
不论就内容或数量而言，这批信件的出版都是现代中国学术史料的重要事件。这六百一十二封信起自一九四七年秋夏志清赴美留学，终于夏济安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脑溢血过世前，时间横跨十八年，从未间断。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夏氏兄弟未能身免。但尽管动如参商，他们通信不绝，而且相互珍藏对方来信。一九六五年夏济安骤逝，所有书信文稿由夏志清携回保存。五十年后，他们的信件重新按照原始发送日期编排出版，兄弟两人再次展开纸上对话，不由读者不为之感动。
这批信件的出版至少有三重意义。由于战乱关系，二十世纪中期的信件保存殊为不易。夏氏兄弟一九四七年以后各奔前程，但不论身在何处，总记得互通有无，而且妥为留存。此中深情，不言可喻。他们信件的内容往往极为细密详尽，家庭琐事、感情起伏、研究课题、娱乐新闻无不娓娓道来。在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叙述之外，却是大历史 “惘惘的威胁 ”。
首辑出版的一百二十一封信件自夏志清赴美起，至夏济安一九五○年准备自港赴台止，正是大陆易色的关键时刻，也是夏氏兄弟离散经验的开始。一九四六年，夏志清追随兄长赴北大担任助教，一年以后获得李氏奖学金得以出国深造。夏志清赴美时，国共战争局势已经逆转，北京大学人心浮动。未几夏济安也感觉北平不稳，下一年离校回到上海另觅出路。但时局动荡，夏济安不得已转赴香港担任商职，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上海。
一九四七年的夏氏兄弟正值英年。夏济安在北大任教，课余醉心电影京剧，但让他最魂牵梦萦的却是一桩又一桩的爱情冒险。从他信里的自白我们看出，尽管在学问上自视甚高，他在感情上却腼腆缺乏自信。他渴望爱情，却每每无功而返。他最迷恋的对象竟只有十三四岁 —几乎是洛丽塔 （Lolita）情结！而刚到美国的夏志清一方面求学若渴，一方面难掩人在异乡的寂寞。两人在信中言无不尽，甚至不避讳私密欲望。那样真切的互动不仅洋溢兄弟之情，也有男性之间的信任，应是书信集最珍贵的部分。
读者或许以为既然国难当头，夏氏兄弟的通信必定充满忧患之情，其实不然。时局动荡固然是挥之不去的阴影，但两人谈学问，谈刚看过的好莱坞电影、追求女友的手法、新定做的西装 ……林林总总。夏济安即使逃难到了香港，生活捉襟见肘，但对日常生活的形形色色仍然怀抱兴味。而滞留美国的夏志清在奋斗他的英国文学课程的同时，也不忘到纽约调剂精神。
这也带出了他们书信来往的第二层意义。或有识者要指出，夏氏兄弟出身洋场背景，他们的小资情调、政治立场，无不与 “时代 ”的召唤背道而驰。但这是历史的后见之明。夏氏兄弟所呈现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切片，的确和我们所熟悉的主流 “大叙事 ”有所不同。但唯其如此，他们信件的内容还原了世纪中期平常人感性生活的片断，忠实呈现驳杂的历史面貌。
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政局不稳，但彼时的夏氏兄弟仍未经世变，他们直率地表达对政治的看法，也天真地以为战争局面过后一切总得回归常态。然而时局短短一两年间急转直下，再回首新政权已经建立，夏氏兄弟发现自己 “回不去了 ”。
比起无数的逃难流亡或清算斗争的见证，夏家的经历毕竟是幸运的。从通信中我们得知一九四九年以后兄弟两人迁徙海外，仍与上海家人保持联络。但我们也看出他们心境的改变。他们的信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怀抱，有的是与时俱增的不安。他们关心父亲的事业，家庭的经济，妹妹的教育;汇款回家成为不断出现的话题，何况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十分拮据。改朝换代是一回事，眼前的生计问题才更为恼人。到了一九五○年，夏济安准备离开香港到台湾去，逐渐承认流亡的现实，夏志清也有了在美国长居的打算。他们何尝知道，离散的经验这才刚刚开始。
夏氏兄弟的通信还有第三层意义，那就是在乱世里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志业。国共内战期间知识分子不是心存观望，就是一头栽进革命的风潮中。两人信中时常提到的钱学熙就是个例子。但如果仅就夏氏兄弟信中对共产主义革命的反感就判定他们对政治的好恶，未免小看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抉择也来自学术思想的浸润。
夏氏兄弟倾心西洋文学，并承袭了三十年代以来上海、北平英美现代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传统。这一传统到了四十年代因为燕卜荪 （William Empson）先后在西南联大和北大讲学而赓续不断。燕卜荪在一九四九年前夕何去何从，也成为兄弟通信中一个重要的代号。夏志清出国以后，更有机会亲炙 “新批评 ”（New Criticism）的大师如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等。这样的传承使他们对任何煽情的事物 —不论左派与右派 —都有本能的保留。相对的，他们强调文学是文化与社会的精粹。经过语言形式的提炼，文学可以成为批评人生内容，改变社会气质的媒介。他们相信文化，而不是革命，才是改变中国的要项。
在革命席卷中国的时分，夏氏兄弟的论调毋宁显得太不实际。他们出走海外，除了 “避难 ”之外，也代表了一种知识（未必总是政治）立场的选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服膺的英美现代批评与其说是形式主义的操练，更不如说是从文学中再现 —与发现 —充满扞格的生命情境的实验。文学与人生张力是他们念兹在兹的话题。
夏氏兄弟的通信风格多少反映了他们的文学信念。他们畅谈英美佳作大师之际，往往话锋一转，又跳到电影爱情家事国事;字里行间没有陈词高调，穿衣吃饭就是学问。文学形式的思考恰恰来自 “作为方法 ”的现实生活。夏济安分析自己的情场得失犹如小说评论，夏志清对好莱坞电影认真的程度不亚于读书。这里有一种对生活本身的热切拥抱。唯其如此，日后夏济安在《黑暗的闸门》里，对左翼作家的幽暗面才会有心同此理的描述，而夏志清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中发掘了张爱玲笔下日常生活的政治。
在滞留海外的岁月里，夏氏兄弟在薄薄的航空信纸上以蝇头小字写下生活点滴，欲望心事，还有种种文学课题。这对兄弟志同道合，也是难得的平生知己。我们不禁想到西晋的陆机（二六一至三○三）、陆云 （二六二至三○三 ）兄弟俱有文才;陆机更以《文赋》首开中国文论典范。陆氏兄弟尝以书信谈文论艺，至今仍有陆云《与兄平原书》三十多封书信传世，成为研究二陆与晋康文化的重要资源。千百年后，在另一个紊乱的历史时空里，夏氏兄弟以书信记录生命的吉光片羽，兼论文艺，竟然饶有魏晋风雅。我们的时代电邮与短信泛滥，随起随灭。重读前人手札，天涯万里，尺素寸心，宁不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一、二），中信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