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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进入，中国的工业化缓慢发展，与工业化相伴相生的劳资冲突、工人组织等也相应发展起来，中国工人阶级大部分来源于农民，获得了比农民更高的经济收入和政治地位，却用比农民更加强烈的方式改造社会，最初的自发的寻求更高经济利益的劳资纠纷如何转变为有组织的，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工人运动呢？本文通过考察近代中国著名的工业化先进地区——大冶工矿区的劳资纠纷到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来剖析推动近代社会剧烈变革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工业化 工人运动
一、阶层的分化与工人的形成
据相关学者研究，在大冶铁矿工业化初期，工人的主要成分有三类：一类是来自工业发达地区或海外的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一类是来自附近农村从事低技术含量工作的农民;中间还有一个矿绅阶层。[1]这三类人员的收入差别很大，1917年汉冶萍公司内部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相差达83倍。西方报纸称“……机匠每月辛工自十元至八十元，折中而算，每日约合六角。小工每日仅须二百文，合之美金仅一角……”[4]但是来自附近的农民在初期主要是利用农闲来矿上挣点外快，提高收入的，所以虽然工资不高，但了胜于无，因此这样一种用工模式，惠及地方乡绅和农民，有利于工业在进入农村减少抵触和抵抗。但是随着矿山开采规模的扩大和对产量的追求，农民那种亦农亦工的身份很难满足这种要求。1915年大冶铁矿矿长杨华燕给汉冶萍公司董事会写信，直陈这种用工制度的三大弊端。 “冶属矿工多属农民，初夏乃种麦与各瓜菜时期，至秋间则为收获时期，期内悉自理农事，其肯就工采矿者皆于农隙而来也，窒碍一。且该处向有一种恶习惯，一遇微雨与夫适好收成之矿，稍获工资辄行停工，窒碍二。人力少则出矿自少，欲召集外处工人以承乏之，恐此间民情妒忌，不难酿出争端，窒碍三。”[2]
《大冶铁矿志》中有记载：“民国八年（1919），固定工181人，职工总数约3，000人，在册工人只占职工总数的6%左右，分布在机厂、铁路、码头、采场各修理间。其采矿、运输均为临时工，且人数不稳定，农闲人多，农忙人少。”[3]1915年，大冶铁矿得道湾采矿处的采矿工人反对矿局无理处罚工人，举行了罢工，时任大冶铁矿矿长的王宠佑以本地人熟悉情况（当时矿山采矿工人多为本籍人），动辄以罢工相要挟，对矿山生产不利，决定大量用外地工人，于是派人分赶外地招募。仅得道湾采矿处一地，就使用1000多名外地工人。[4]工人以外籍为主，吃住都在矿上，便于厂方管理，但是也找成了工人对厂方的依赖，对工作的依赖，逐渐形成以厂方意见为主的劳资关系。
在此种制度之下，工人只有拼命干活，才能保住工资和工作，以前那种松散的半农半工的雇佣关系逐渐消失。现代意义上的工人群体出现，他们依靠工作养家糊口，工人对工厂的依赖性、工厂对工人的控制力增强，平衡的劳资关系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厂方因此大受裨益。大冶铁矿代经理王勋直言不讳地说：“如某月份出额超出从前，提高产量5，000吨，则奖金只200两（这是以每吨4分计算，按四分七厘计，也不过235两），而公司所获利益则在8，000两之谱”。[5]
二、冲突的产生和内容
大冶工矿区经过流变形成三个阶层：资方、包头和工人，存在着三种矛盾。首先资方与包头，在工业化之初，由于工业企业在乡村要立足需要征地、拆迁以及地方势力的阻挠，需要包头（包头多为地方乡绅）的帮助，所以资方能够对包头的要求作出妥协，如大冶铁矿第一次罢工就是在1897年，因为工价太低，当时的工头潘岱带领所属工人罢工，致使矿区停产，厂方最后被迫把矿价由220文提高到330文。而且地方势力能够左右资方的用工，矿绅姜达泉，为人仗义，为人介绍进矿务工，矿方不答应，结果矿方从外省招来的工人在矿上没人能干长的，矿方只好道歉。[6]但是随着工厂规模的扩大，再加之时间一长厂方在地方上拥有一定势力，不再受这种要挟。从王宠佑开始大规模使用外地劳工。事实证明，1897年以后，包头再也没有组织过一次罢工成功。包头从厂方能争取的利益逐渐减少，那么对工人的盘剥就日渐加重。起初矿局以每吨矿石若干文钱，付给包工头作为包价，其他一切不管，包工克扣一部分之后，再以更少的价格付给工人。[7]随着工业化规模的扩大和高于农业收入的工资的诱惑，当地的贫苦农民都想进矿工作，甚至讨好包工头，给包工头送礼，在包工头的田地无偿劳动，来取得包工头的好感，谋一份职位。包工制下的工人，想谋得这份工作，只需经过包工头这一关，还“需要工人请铺保或由工人互相出具连环保洁。”[8]包头手中的雇佣权变得炙手可热。工人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工人进矿后，逢年过节，要给包工头送礼，“包工头家若有红白喜事，工人也要送礼。包头有土地，每年插田割谷，工人都要无偿去帮工。”[9]包工头就见缝插针、吃拿卡要来达到中饱私囊，比如故意克扣工人的伙食钱，“利用矿局歇工要扣伙食的规定，有时故意叫工人多歇几个班，接着又连续干几个班，使工人干着同样的活，却被扣除一份伙食钱。”[10]工人对包头的盘剥敢怒不敢言，因为包头承包的都是一些技术含量很低的工作，比如说运土、挑矿等，这些工作可以任意替换工人。
三、政党作用下的劳资纠纷
到18世纪20年代，大冶地区形成了以大冶铁厂、华记水泥厂、电厂、利华煤矿等五大厂矿为核心的工矿区，产业工人达13000多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汉冶萍公司作为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自然受到以工人为核心的中共组织的关注。但是黄石地区的中共组织的从无到有是经历了一段曲折的。1921年林育英化名李福生以汉阳铁厂翻砂工的身份来到黄石港。[11]起初他是借住在同乡大冶钢铁厂工人林家庆的宿舍里。一个陌生人如何在工人中产生影响呢？林育英采取了早期共产党组织经常采用的方式，办学习小组，为工人提供识字指导和免费的革命刊物，如《新青年》、《工人周刊》、《武汉星期评论》，传播革命理论，主要利用两点来发动工人。一是通过宣传资本家与工人的不平等激起工人的反抗情绪;“我们工人的生活太苦了，一年干到头还缺吃少穿，而资本家不劳动都吃鱼肉，住高楼。这个不公平的世道得变一变。”[12]“矿是我们工人开的，铁是我们工人炼的，这世界是我们劳动创造的，没有我们的辛勤劳动，就没有一切。我们才是最高贵的人，我们应做国家的主人。”二是描绘这种斗争的前景，燃起斗争的热情。“德国出了个马克思，讲了工人阶级要革命斗争的道理：俄国出了个列宁，带领工人阶级搞了个‘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工农翻身作了主人。”[13]“俄国工人不是正在管理国家吗？只要挺起腰杆，团结起来，就能推翻旧世界，铲除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人们对中共组织逐渐接纳。最初加入中共组织的只有3人，这三人成为黄石地区第一个中共组织——大冶铁厂党小组，在同一个月（1922年3月）华记水泥厂党小组成立，四月，下陆机修厂、富源煤矿、富华煤矿党小组建立，但是这些党小组人数只有2-3人，到了1923年情况得到改观，1922年5月，大冶工矿区特支成立，到1923年5月的时候，大冶铁厂党支部、华记水泥厂党支部成立，此时已经发展到了10人和8人。[14] 中共组织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迅猛发展深层次的原因是，其组织能够成功为工人争取利益，1923年1月，刚刚成立才3个月的大冶铁矿工人俱乐部就成功领导了一次工人罢工，此次显示了中共组织强大的组织能力，原有意义的劳资冲突被赋予工人运动的内涵，罢工的起因是大冶铁矿运务股工人因工资微薄，物价高涨，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而提出的诉求，要求援汉阳铁厂例，发大礼拜工资（即每月大礼拜休息，工资照发，如上班，发双工资），这种诉求自然遭到强势的矿局运务股股长周楚生的压制，工人非常愤怒，大冶铁矿工人俱乐部挺身而出，组织本企业工人停产罢工。
1月13日中午12点，一辆贴有“罢工”字样的火车头从车库开进车站，机长机器房的工人代表熊少平立刻拉响汽笛，机厂工人顿时停下机器，丢下手里的工作，举着写有“罢工”字样的三角旗，从机器间，火车站，材料房冲出来，高喊着：“罢工了！”像潮水般向俱乐部涌去，铁路上的运输车辆全部停止开动，各处墙壁贴满了“打倒走狗吉林牛”、“坚持斗争到底”、“不增加工资决不复工”的标语，接着得道湾的采矿工人也罢工了。[15]
这则资料显示此次罢工经过精心组织，从发起到配合，从宣传到行动，从口号到要求都有条不紊。工人俱乐部通过上级大冶特支联络周边大冶铁厂、华记水泥厂等工会，并上报汉冶萍总工会寻求支援。中共组织调动其他分部来支持该矿区，当时黄石港，石灰窑地区的厂矿纷纷送钱送物支援罢工。由于汉冶萍总工会的积极呼吁，罢工赢得了全国各地劳工组织的声援，京汉铁路总工会通电全国：“……我们工人，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资，自是正当举动，……凡我工界同胞，均应起为后援，以尽我工界同胞一体互相帮助之责。”[16]汉冶萍总工会还派代表到大冶警告矿方：“如再愆延不决，各处工会势将采取一致行动。”[17]最后，相持半个月之后，矿方终于与工人谈判代表坐在了谈判桌前，答应了工人部分条件，同意增加工人工资。[18]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下陆罢工。
此次罢工一改以前劳资冲突中，工人的弱势地位，中共组织通过严密的组织机构将企业内部工人团结成一个利益整体，又将全国的工人联结成一个利益群体，增加了在劳资对话中的工人的话语权，中共由此得到工人的衷心拥护，于是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随之大规模展开。
四、结语
大冶铁矿的工人群体由无到有，劳资冲突由个别到群体，反映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资本家与劳工之间的关系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由和谐到恶化的过程，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工人在劳资对话中的平等关系被打破，沦为被剥削和压迫的一方，虽偶有反抗，但作用寥寥。中国共产党出现以后，将零星、个别的工人诉求予以整合，将分散、孤立的工人反抗组织化，使得工人在劳资对话中获得了话语权，中共组织也获得了生存发展的土壤，工人的诉求由单纯的经济诉求逐渐转向政治诉求，这也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
注释：
[1]姜迎春.工业化背景下乡村的社会流动—一以大冶铁矿为中心（1890-1937年）[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陈文敏.大冶铁矿工人群体研究（1890-1949年）[D].湖北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2]湖北省档案馆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2.
[3]湖北省档案馆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458.
[4]武钢大冶铁矿矿志办公室编.大冶铁矿志（第一卷）（上册）（内部资料）.第102页.
[5]湖北省黄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王宠佑与大冶铁矿管理体制[M].黄石文史资料第13辑，第27页.
[6]武钢大冶铁矿矿志办公室编.大冶铁矿志（第一卷）（上册），（内部资料），第302页.
[7]政协黄石市委员会黄石文史资料委员会.黄石文史资料[M].1990年版（内部发行）第13辑，第34页.
[8]政协黄石市委员会黄石文史资料委员会.黄石文史资料[M].1990年版（内部发行）第13辑，第34页.
[9]马源.张之洞与大冶铁矿的早期开采.政协湖北省委文史资料委员会.湖北文史资料，1992年第2辑（总第39辑），第143页.
[10]武钢大冶铁矿矿志办公室编.大冶铁矿志（第一卷）（上册），（内部资料），第284页.
[11]武钢大冶铁矿矿志办公室编.大冶铁矿志（第一卷）（上册），（内部资料），第284页.
[12][13][14]张昌满.林育英——来黄石传播革命火种的第一人[M].黄石文史资料第25期，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37.
[15]中共大冶县地方组织初稿[M].武钢大冶铁矿档案室藏，1986.
[16]武钢大冶铁矿矿志办公室编[M].大冶铁矿志（第一卷）（上册）（内部资料），第306页.
[17]晨报.1923年1月23日。
[18]武钢大冶铁矿矿志办公室编[M].大冶铁矿志（第一卷）（上册），（内部资料），第307页.
[19]武钢大冶铁矿矿志办公室编[M].大冶铁矿志（第一卷）（下册），（内部资料），第794页.
关键词：工业化 工人运动
一、阶层的分化与工人的形成
据相关学者研究，在大冶铁矿工业化初期，工人的主要成分有三类：一类是来自工业发达地区或海外的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一类是来自附近农村从事低技术含量工作的农民;中间还有一个矿绅阶层。[1]这三类人员的收入差别很大，1917年汉冶萍公司内部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相差达83倍。西方报纸称“……机匠每月辛工自十元至八十元，折中而算，每日约合六角。小工每日仅须二百文，合之美金仅一角……”[4]但是来自附近的农民在初期主要是利用农闲来矿上挣点外快，提高收入的，所以虽然工资不高，但了胜于无，因此这样一种用工模式，惠及地方乡绅和农民，有利于工业在进入农村减少抵触和抵抗。但是随着矿山开采规模的扩大和对产量的追求，农民那种亦农亦工的身份很难满足这种要求。1915年大冶铁矿矿长杨华燕给汉冶萍公司董事会写信，直陈这种用工制度的三大弊端。 “冶属矿工多属农民，初夏乃种麦与各瓜菜时期，至秋间则为收获时期，期内悉自理农事，其肯就工采矿者皆于农隙而来也，窒碍一。且该处向有一种恶习惯，一遇微雨与夫适好收成之矿，稍获工资辄行停工，窒碍二。人力少则出矿自少，欲召集外处工人以承乏之，恐此间民情妒忌，不难酿出争端，窒碍三。”[2]
《大冶铁矿志》中有记载：“民国八年（1919），固定工181人，职工总数约3，000人，在册工人只占职工总数的6%左右，分布在机厂、铁路、码头、采场各修理间。其采矿、运输均为临时工，且人数不稳定，农闲人多，农忙人少。”[3]1915年，大冶铁矿得道湾采矿处的采矿工人反对矿局无理处罚工人，举行了罢工，时任大冶铁矿矿长的王宠佑以本地人熟悉情况（当时矿山采矿工人多为本籍人），动辄以罢工相要挟，对矿山生产不利，决定大量用外地工人，于是派人分赶外地招募。仅得道湾采矿处一地，就使用1000多名外地工人。[4]工人以外籍为主，吃住都在矿上，便于厂方管理，但是也找成了工人对厂方的依赖，对工作的依赖，逐渐形成以厂方意见为主的劳资关系。
在此种制度之下，工人只有拼命干活，才能保住工资和工作，以前那种松散的半农半工的雇佣关系逐渐消失。现代意义上的工人群体出现，他们依靠工作养家糊口，工人对工厂的依赖性、工厂对工人的控制力增强，平衡的劳资关系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厂方因此大受裨益。大冶铁矿代经理王勋直言不讳地说：“如某月份出额超出从前，提高产量5，000吨，则奖金只200两（这是以每吨4分计算，按四分七厘计，也不过235两），而公司所获利益则在8，000两之谱”。[5]
二、冲突的产生和内容
大冶工矿区经过流变形成三个阶层：资方、包头和工人，存在着三种矛盾。首先资方与包头，在工业化之初，由于工业企业在乡村要立足需要征地、拆迁以及地方势力的阻挠，需要包头（包头多为地方乡绅）的帮助，所以资方能够对包头的要求作出妥协，如大冶铁矿第一次罢工就是在1897年，因为工价太低，当时的工头潘岱带领所属工人罢工，致使矿区停产，厂方最后被迫把矿价由220文提高到330文。而且地方势力能够左右资方的用工，矿绅姜达泉，为人仗义，为人介绍进矿务工，矿方不答应，结果矿方从外省招来的工人在矿上没人能干长的，矿方只好道歉。[6]但是随着工厂规模的扩大，再加之时间一长厂方在地方上拥有一定势力，不再受这种要挟。从王宠佑开始大规模使用外地劳工。事实证明，1897年以后，包头再也没有组织过一次罢工成功。包头从厂方能争取的利益逐渐减少，那么对工人的盘剥就日渐加重。起初矿局以每吨矿石若干文钱，付给包工头作为包价，其他一切不管，包工克扣一部分之后，再以更少的价格付给工人。[7]随着工业化规模的扩大和高于农业收入的工资的诱惑，当地的贫苦农民都想进矿工作，甚至讨好包工头，给包工头送礼，在包工头的田地无偿劳动，来取得包工头的好感，谋一份职位。包工制下的工人，想谋得这份工作，只需经过包工头这一关，还“需要工人请铺保或由工人互相出具连环保洁。”[8]包头手中的雇佣权变得炙手可热。工人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工人进矿后，逢年过节，要给包工头送礼，“包工头家若有红白喜事，工人也要送礼。包头有土地，每年插田割谷，工人都要无偿去帮工。”[9]包工头就见缝插针、吃拿卡要来达到中饱私囊，比如故意克扣工人的伙食钱，“利用矿局歇工要扣伙食的规定，有时故意叫工人多歇几个班，接着又连续干几个班，使工人干着同样的活，却被扣除一份伙食钱。”[10]工人对包头的盘剥敢怒不敢言，因为包头承包的都是一些技术含量很低的工作，比如说运土、挑矿等，这些工作可以任意替换工人。
三、政党作用下的劳资纠纷
到18世纪20年代，大冶地区形成了以大冶铁厂、华记水泥厂、电厂、利华煤矿等五大厂矿为核心的工矿区，产业工人达13000多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汉冶萍公司作为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自然受到以工人为核心的中共组织的关注。但是黄石地区的中共组织的从无到有是经历了一段曲折的。1921年林育英化名李福生以汉阳铁厂翻砂工的身份来到黄石港。[11]起初他是借住在同乡大冶钢铁厂工人林家庆的宿舍里。一个陌生人如何在工人中产生影响呢？林育英采取了早期共产党组织经常采用的方式，办学习小组，为工人提供识字指导和免费的革命刊物，如《新青年》、《工人周刊》、《武汉星期评论》，传播革命理论，主要利用两点来发动工人。一是通过宣传资本家与工人的不平等激起工人的反抗情绪;“我们工人的生活太苦了，一年干到头还缺吃少穿，而资本家不劳动都吃鱼肉，住高楼。这个不公平的世道得变一变。”[12]“矿是我们工人开的，铁是我们工人炼的，这世界是我们劳动创造的，没有我们的辛勤劳动，就没有一切。我们才是最高贵的人，我们应做国家的主人。”二是描绘这种斗争的前景，燃起斗争的热情。“德国出了个马克思，讲了工人阶级要革命斗争的道理：俄国出了个列宁，带领工人阶级搞了个‘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工农翻身作了主人。”[13]“俄国工人不是正在管理国家吗？只要挺起腰杆，团结起来，就能推翻旧世界，铲除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人们对中共组织逐渐接纳。最初加入中共组织的只有3人，这三人成为黄石地区第一个中共组织——大冶铁厂党小组，在同一个月（1922年3月）华记水泥厂党小组成立，四月，下陆机修厂、富源煤矿、富华煤矿党小组建立，但是这些党小组人数只有2-3人，到了1923年情况得到改观，1922年5月，大冶工矿区特支成立，到1923年5月的时候，大冶铁厂党支部、华记水泥厂党支部成立，此时已经发展到了10人和8人。[14] 中共组织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迅猛发展深层次的原因是，其组织能够成功为工人争取利益，1923年1月，刚刚成立才3个月的大冶铁矿工人俱乐部就成功领导了一次工人罢工，此次显示了中共组织强大的组织能力，原有意义的劳资冲突被赋予工人运动的内涵，罢工的起因是大冶铁矿运务股工人因工资微薄，物价高涨，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而提出的诉求，要求援汉阳铁厂例，发大礼拜工资（即每月大礼拜休息，工资照发，如上班，发双工资），这种诉求自然遭到强势的矿局运务股股长周楚生的压制，工人非常愤怒，大冶铁矿工人俱乐部挺身而出，组织本企业工人停产罢工。
1月13日中午12点，一辆贴有“罢工”字样的火车头从车库开进车站，机长机器房的工人代表熊少平立刻拉响汽笛，机厂工人顿时停下机器，丢下手里的工作，举着写有“罢工”字样的三角旗，从机器间，火车站，材料房冲出来，高喊着：“罢工了！”像潮水般向俱乐部涌去，铁路上的运输车辆全部停止开动，各处墙壁贴满了“打倒走狗吉林牛”、“坚持斗争到底”、“不增加工资决不复工”的标语，接着得道湾的采矿工人也罢工了。[15]
这则资料显示此次罢工经过精心组织，从发起到配合，从宣传到行动，从口号到要求都有条不紊。工人俱乐部通过上级大冶特支联络周边大冶铁厂、华记水泥厂等工会，并上报汉冶萍总工会寻求支援。中共组织调动其他分部来支持该矿区，当时黄石港，石灰窑地区的厂矿纷纷送钱送物支援罢工。由于汉冶萍总工会的积极呼吁，罢工赢得了全国各地劳工组织的声援，京汉铁路总工会通电全国：“……我们工人，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资，自是正当举动，……凡我工界同胞，均应起为后援，以尽我工界同胞一体互相帮助之责。”[16]汉冶萍总工会还派代表到大冶警告矿方：“如再愆延不决，各处工会势将采取一致行动。”[17]最后，相持半个月之后，矿方终于与工人谈判代表坐在了谈判桌前，答应了工人部分条件，同意增加工人工资。[18]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下陆罢工。
此次罢工一改以前劳资冲突中，工人的弱势地位，中共组织通过严密的组织机构将企业内部工人团结成一个利益整体，又将全国的工人联结成一个利益群体，增加了在劳资对话中的工人的话语权，中共由此得到工人的衷心拥护，于是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随之大规模展开。
四、结语
大冶铁矿的工人群体由无到有，劳资冲突由个别到群体，反映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资本家与劳工之间的关系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前提下，由和谐到恶化的过程，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工人在劳资对话中的平等关系被打破，沦为被剥削和压迫的一方，虽偶有反抗，但作用寥寥。中国共产党出现以后，将零星、个别的工人诉求予以整合，将分散、孤立的工人反抗组织化，使得工人在劳资对话中获得了话语权，中共组织也获得了生存发展的土壤，工人的诉求由单纯的经济诉求逐渐转向政治诉求，这也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
注释：
[1]姜迎春.工业化背景下乡村的社会流动—一以大冶铁矿为中心（1890-1937年）[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陈文敏.大冶铁矿工人群体研究（1890-1949年）[D].湖北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2]湖北省档案馆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2.
[3]湖北省档案馆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458.
[4]武钢大冶铁矿矿志办公室编.大冶铁矿志（第一卷）（上册）（内部资料）.第102页.
[5]湖北省黄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王宠佑与大冶铁矿管理体制[M].黄石文史资料第13辑，第27页.
[6]武钢大冶铁矿矿志办公室编.大冶铁矿志（第一卷）（上册），（内部资料），第302页.
[7]政协黄石市委员会黄石文史资料委员会.黄石文史资料[M].1990年版（内部发行）第13辑，第34页.
[8]政协黄石市委员会黄石文史资料委员会.黄石文史资料[M].1990年版（内部发行）第13辑，第34页.
[9]马源.张之洞与大冶铁矿的早期开采.政协湖北省委文史资料委员会.湖北文史资料，1992年第2辑（总第39辑），第143页.
[10]武钢大冶铁矿矿志办公室编.大冶铁矿志（第一卷）（上册），（内部资料），第284页.
[11]武钢大冶铁矿矿志办公室编.大冶铁矿志（第一卷）（上册），（内部资料），第284页.
[12][13][14]张昌满.林育英——来黄石传播革命火种的第一人[M].黄石文史资料第25期，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37.
[15]中共大冶县地方组织初稿[M].武钢大冶铁矿档案室藏，1986.
[16]武钢大冶铁矿矿志办公室编[M].大冶铁矿志（第一卷）（上册）（内部资料），第306页.
[17]晨报.1923年1月23日。
[18]武钢大冶铁矿矿志办公室编[M].大冶铁矿志（第一卷）（上册），（内部资料），第307页.
[19]武钢大冶铁矿矿志办公室编[M].大冶铁矿志（第一卷）（下册），（内部资料），第7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