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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是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取得成功的日子。52年前的这一天，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我国氢弹试验取得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中国用了2年8个月。
时间往前推三年，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研制原子弹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难最复杂的工程，只有美苏英法掌握，也是它们最高的国家机密。但在各种严密封锁之下，中国科研人员凭借自己的知识水平、技术积累和不懈努力，完成了这项“不可能的任务”。中国政府于当天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目的在于消灭核武器。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继“两弹”之后，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终于发射成功，从此拉开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
“两弹一星”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奠定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守卫着祖国的安宁与和平。
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们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顽强拼搏、以身许国，形成了“两弹一星”精神一一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两弹一星”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爱国奋斗。
习近平同志2011年1月26日在看望航天科技專家孙家栋院士时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时光飞转至1954年。地质部的一支地质队伍在综合找矿中于广西发现了铀矿床。这年秋，时任地质部常务副部长的刘杰和李四光、钱三强三人，带着产白广西的铀矿石标本，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其间，毛主席问刘杰：“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刘杰回答：“据专家们初步考察，我国南方包括广东、湖南、江西等地，有可能找到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毛主席高兴地说：“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我们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
汇报结束时，毛主席拉着刘杰的手说，“这是决定命运的事，要好好干”！
这块“开业之石”将刘杰带进了核工业，也让我国核工业正式起步。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作出了创建中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
1956年秋，王淦昌作为中国代表来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1960年，他组织并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世界上第一次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为祖国争得了荣誉。1960年底，他谢绝苏方的挽留，回到中科院原子能所，并把在苏联省下的14万卢布全部捐献给正在遭受自然灾害的祖国。
我国核工业刚刚起步，就遭遇了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严冬。有一位苏联专家临别时说：“没关系，我们走了，你们还有王淦昌。”1961年4月3日，王淦昌接到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部长刘杰约见的通知。到了刘杰办公室，对方开门见山地向王淦昌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研制核武器的决定，并请他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迎着刘杰的目光，王淦昌铿锵有力地回答：“我愿以身许国！”第二天他就到二机部九局去报到了。从那时起，王淦昌这个名字从科技界突然销声匿迹了，而在中国核武器研究队伍中，多了一个名叫“王京”的领导者。
如果能够继续在原来的科研领域工作，王淦昌很有可能叩开诺贝尔奖的大门。然而，为了中国能造出原子弹、氢弹，为给中国人争这口气，从1961年到1978年，王淦昌隐姓化名，中断与外界的联系整整17年。在此期间，他参与了我国核武器的原理突破、实验研究和组织领导，在我国原子弹、氢弹研制过程中，指导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多年后，回想当年“愿以身许国”的初心，王淦昌说：“我认为国家的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
1951年，于敏从北大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现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此后的10年，他从头学起，孜孜不倦。功夫不负有心人，没有出国留学经验的他，成为国际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1961年1月，于敏应邀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接受了热核武器原理预先研究的任务，从此隐姓埋名30年，投入到新的神秘研究领域，从一个基础理论研究领域，一下转移到多学科、应用性强的大科学领域。这是于敏职业生涯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为了尽快研制出我国自己的氢弹，他和同事们废寝忘食、昼夜奋战。氢弹原理非常复杂，研究中常常“山重水复疑无路”，但每个人的心头都像燃着一把火，决心赶在法国前头研制出氢弹，为祖国争光。那是理论部的黄金时代，科研大楼的夜晚常如白昼。1965年9月，一场创造历史的上海“百日会战”最终打破僵局。于敏带领的团队终于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的基本完整的物理设计方案。不久，氢弹原理试验获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
1966年10月下旬，在我国本土成功地进行“两弹结合”试验。通过几次重大试验，我们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苏的尖端事业发展新路子。从采矿、冶炼、加工直到最复杂的科学研究工作，都采用了各种因陋就简的办法，该精则精，能简则简，使我国尖端事业在简陋条件下以较短时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两弹事业告一段落，人造卫星研制也提上了日程。在新中国“两弹一星”的计划里，研制人造卫星是最后一个确定下来的。在物质特别贫乏的年代，新中国最早的航天人，开始投身到这个完全没有基础的高科技领域。
孙家栋带领十几个青年人开启了中国人探索太空奥秘的创业之路。1969年底，长征一号火箭第一次发射遭遇了挫折。但很快于1970年1月30日再次发射取得成功。6个地面卫星测控站也建成了，陈芳允等科学家对外国卫星进行跟踪观测，证明中国测控网性能优良。卫星发射时所使用的通信线路全都是靠电线杆架起来的明线。为防止有人破坏，各地动员了数十万民兵，从发射场到各个观测站，在全国数万公里的线路上，保证每一根电线杆下面，日夜有人值守。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从戈壁大漠腾空而起，无数人通过无线电波听到从太空中传回的《东方红》乐曲。这一幕，成为一代中国人不可磨灭的记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也从此拉开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那段无数奉献者竭力创造中国奇迹的历程，成就了“两弹一星”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
时间倒退到50多年前，青海最负盛名的草原一一金银滩。坚强的人们在这里修筑了一座城，名字叫原子城。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华儿女汇聚于此，他们虽然说着不同的方言，却有着共同的心愿：“我愿舍家为国！”他们把青春年华奉献在了这片土地上。之后，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同样也是在这里，中国第一颗氢弹被研制成功。
“两弹一星”事业辉煌而又神秘。它的神秘，需要用无私的精神支撑，用严酷的纪律维护。有一位工程师接到秘密调令，按规定她瞒着丈夫，借口出差，神秘地从家庭中消失，来到遥远的罗布泊，承担起测试技术研究工作。半年多后，在孔雀河边的一棵树下，她与自己的丈夫意外相逢。原来，她丈夫也与她一样，接到秘密调令，并且与她在同一支特种部队里。由于沙漠无垠，他们比邻若天涯。前来罗布泊指挥作战的张爱萍将军听到这个动人的故事后，流着热泪来到那棵树下。他说：“就叫它夫妻树吧，它是一座纪念碑！”这样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原子城”青海金银滩、在大漠罗布泊不知道上演过多少幕。
1966年10月27日，原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参谋长王世成、中队长颜振清、控制系统技术助理员张其彬、加注技师刘启泉、控制台操纵员佟连捷、战士操纵员徐虹7名同志，抱着为国牺牲的信念，下到深8米的地下控制室，执行导弹核武器试验任务。执行任务前，“七勇士”庄严宣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9时0分10秒，随着“点火”口令发出，佟连捷迅速按下发射控制台上的按钮，我国第一枚发射试验的核导弹呼啸而出。9时9分14秒，罗布泊弹着点传来喜讯一一导弹飞行800多公里，成功爆炸！
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简称“中物院”）当了多年办公室主任的胡干达说，院里的工作任务，不是靠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必须是所有人在一起配合，向同一个目标努力。“学术民主、集体攻关”是院里每一个人的工作传统，专家有专家的作用，工人有工人的作用，一般技术人员有技术人员的作用，大家各司其职、默契配合才能取得成功。
“协同攻关、甘于奉献”的“两弹一星”精神不仅体现在中物院系统内部和院地之间，也体现在院军之间、院所之间、院校之间、院厂之间。据统计，全国先后有26个部（院），20个省（市、自治区），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参加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攻关会战。正是这种高度的团结协作，让集体爆发出最大的力量，才使得我国核武器科技事业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突破。
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是邓稼先的至交好友。1971年8月，当邓稼先与挚友杨振宁相逢时，杨振宁曾问起过中国原子弹是不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杨振宁在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的前夕，收到邓稼先写的信，说他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这封短信令杨振宁产生了“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
后来，杨振宁还问过邓稼先“两弹”研制成功后的奖金问题。邓稼先告诉他：“奖金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这还是最高级别的奖励。当年，发给整个“两弹”研究团队的奖金总额是1万元，奖金按照10元、5元、3元等级下发。
1956年至1967年主持中国科学院日常工作的张劲夫曾在回忆“两弹一星”研制工作时说：“他们靠的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一种为了祖国富强而献身的精神，他们是‘两弹一星’的真正功臣。”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指出：“原子弹不是武器，它是一种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国家表彰为“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其中，当时已经不在人世的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被追授了这枚奖章——姚桐斌去世时不满46岁。在世的有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 他们当中，最年轻的孙家栋和周光召生于1929年，戴上这枚奖章时已70岁。
面对各项纷至沓来的极高荣誉，于敏一如既往保持着谦逊。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说。
程开甲则说，“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对于这些崇高的荣誉，程开甲有他自己的诠释：“功勋奖章是对‘两弹一星’精神的肯定，我们的成就是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
继担任我国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总负责人之后，孙家栋带领的中国航天人凭着自力更生、甘于奉献的精神，向着一个个更高的目标迈进。他也先后出任探月工程、北斗导航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很多人不理解，问孙家栋：“您早已功成名就，为什么还要接受一项又一项充满风险的工作？万一失败了，辉煌的航天生涯就有可能蒙上阴影。”但孙家栋没有一丝犹豫。“国家需要，我就去做。”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飞向了38万公里外的月球，当成功的消息传回指挥中心时，所有人欢呼起来，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却背过身子默默抹起了眼泪。
2019年1月16日，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程开甲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至此，中国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仅有98岁的王希季、90岁的孙家栋和90岁的周光召三位在世。
还有太多名字并不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名录里，但他们依然永远值得铭记。核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他们建立的功勋永载史册，他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不断激励后人接续奋斗。
在罗布泊，在我国导弹和核武器两个试验基地，有数千名职工，他们不仅自己在戈壁沙漠工作了一辈子，许多人的第二代、第三代至今仍然留在那里。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是如此。多年来，虽然历经多次编制和体制调整，这里的人也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每逢新人来中心，都要到“两弹结合”试验阵地和“东方红”卫星发射场感悟“两弹一星”精神。
在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长卿山西麓，绿树掩映下有一群红色老楼。如今这里被命名为“两弹城”，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部旧址，是我国继青海之后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总部。在我国总共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这里指挥完成了其中22次，“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等杰出科学家都在此留下了足迹。
这里至今完整保存了大礼堂、办公楼、情报中心、将军楼、邓稼先旧居、王淦昌旧居等20世纪60年代的167栋建筑物及防空洞、国魂碑林等纪念实物。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这些纪念实物被列入全国100大文物新发现之列，2018年又被纳入“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供后人参观学习。
每当有新人进入中物院，他们总会被安排在“两弹一星”元勋的雕像前宣誓，继承“两弹一星”精神。新人的入院第一课，一般都是去基地展览馆参观，“两弹一星”元勋们的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件件简陋的旧设备，让新人仿佛回到大批优秀科技人员走进大漠戈壁创业的峥嵘岁月，重新走进以“两弹一星”元勋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为新中国赢得大国地位鞠躬尽瘁的时光长廊中。
与此同时，时至今日，中物院依旧保留着一个特殊的入职仪式，新来的年轻人，都要走进“两弹城”上一课。课后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一一你为什么选择来中物院。
33岁的刘友江是留学归国博士后。这个看起来文弱的书生，已扛起中物院某研究所创新项目的大旗。刘友江还记得，第一次走进“两弹城”，聆听老一辈故事后的震撼，“心中有一股热流在涌动”。这与其他来中物院的年轻人几乎一样，大家在回答为什么选择这里时，答案总是惊人一致：为了成就伟大事业，为国家安全强盛，也为自己青春无悔。
风雨飘摇的年代，年轻的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放弃国外的优厚科研条件与优越生活，义无反顾选择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斗转星移，选择又一次摆在新时代中物院人面前。刘友江的选择和前辈如出一辙。当时，他的国外导师极力挽留，甚至帮他联系了国外顶尖企业和高校的工作，丰厚的年薪、优渥的生活都在向他招手。但他选择回到中物院。在这里，他一年有大部分时间跑野外，在零下10℃的严寒中搞实验，从破晓时分忙到日薄西山，双手冻得没有知觉。“即便辛苦，却不后悔，”刘友江说，“国庆阅兵式上，看到我们研制的‘国之重器’驶过天安门时，心里别提多激动，那种荣誉感和自豪感估计是做其他工作很难体会得到的。”
“耐不住寂寞，就在这里待不下去。”中物院某研究所某研究室副主任萬敏说。而今，“默默无闻、只做不说”成为中物院年青一代面对的另类艰苦。在这里工作，手机必须锁进办公楼大门口的小柜子，也不能随意参加公开的学术会议、向外界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甚至有可能，一辈子也不能告诉外面的人，自己做了什么，又在做什么。
“70后”陈天江、“80后”鲁燕华是万敏的同事，他们的工作通俗来说就是“造星”。在90公里的高空，发射一束光激发大气中的钠原子，就能在遥远空中看到发出共振荧光的星星。这项颇具浪漫色彩的科学实验引发公众关注。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当其他机构纷纷发布研究成果时，陈天江、鲁燕华和同事却因应用领域的特殊性“只做不说”。业余时间，陈天江喜欢写诗。他们就像前辈们一样，不计个人得失，始终向着国家需要的方向前进。
中物院某研究所原常务副所长陈俊祥，在剑门西沟的丛林里度过了整整20个春秋。而今年过八旬的他，时常受邀为各界讲述“两弹一星”精神。陈俊祥第一次站上演讲台是1999年，上世纪90年代，社会上流传这样一句话：“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他心里打鼓：讲奉献会有人听吗？
令他意外的是，在复旦大学的首场演讲，全场热烈掌声响起17次。“掌声绝对不是对有功之臣的善意捧场，不是对牺牲奉献者的怜悯同情，而是对‘两弹一星’事业辉煌历史的回应，对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的认同。”演讲结束后，不少青年学子到台前询问，如何才能进入中物院工作。
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家加大了各种投入，尤其是国家战略牵引的一系列重大创新科技工程项目上马，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从涌向大都市的人潮中转身逆行，来到深山大漠，甘愿“埋没”自己，当一名“铸剑者”。
今天，在核禁试的时代，过去的核爆走向微观，科研人员转入实验室里探索武器物理规律，在核领域的攀登之路更艰险了。于敏生前常对后辈们说：我们从无到有，很难;你们现在走向微观可控，更难！这是“第二次创业”。一代接一代传承，不断延续伟大的事业，努力突破人类科技极限的巨大挑战，使可控核聚变梦想成真，铸就新时代“两弹一星”新的辉煌，为人类文明进步服务。
纵然时代不同，老一辈“两弹人”成长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他们的选择多数是被动分配。但青年一代不一样，他们在改革开放和繁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出生，在互联网世界长大，喜欢无拘无束，追求个性表达。他们已经无法回避山外的世界，他们有情有欲有血有肉。只是，他们的欲求不止于物质的满足与当下的繁华，他们更追求崇高感，更看重精神层面的价值;他们的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实现了同频共振，相互成就;他们与国家一同站在大国竞技的核心舞台。
责任编辑 王碧清
时间往前推三年，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研制原子弹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难最复杂的工程，只有美苏英法掌握，也是它们最高的国家机密。但在各种严密封锁之下，中国科研人员凭借自己的知识水平、技术积累和不懈努力，完成了这项“不可能的任务”。中国政府于当天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目的在于消灭核武器。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继“两弹”之后，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终于发射成功，从此拉开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
“两弹一星”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奠定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守卫着祖国的安宁与和平。
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前夕，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们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顽强拼搏、以身许国，形成了“两弹一星”精神一一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两弹一星”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爱国奋斗。
习近平同志2011年1月26日在看望航天科技專家孙家栋院士时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两弹元勋”历史不会忘记
时光飞转至1954年。地质部的一支地质队伍在综合找矿中于广西发现了铀矿床。这年秋，时任地质部常务副部长的刘杰和李四光、钱三强三人，带着产白广西的铀矿石标本，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其间，毛主席问刘杰：“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刘杰回答：“据专家们初步考察，我国南方包括广东、湖南、江西等地，有可能找到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毛主席高兴地说：“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我们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
汇报结束时，毛主席拉着刘杰的手说，“这是决定命运的事，要好好干”！
这块“开业之石”将刘杰带进了核工业，也让我国核工业正式起步。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作出了创建中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
1956年秋，王淦昌作为中国代表来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1960年，他组织并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世界上第一次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为祖国争得了荣誉。1960年底，他谢绝苏方的挽留，回到中科院原子能所，并把在苏联省下的14万卢布全部捐献给正在遭受自然灾害的祖国。
我国核工业刚刚起步，就遭遇了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严冬。有一位苏联专家临别时说：“没关系，我们走了，你们还有王淦昌。”1961年4月3日，王淦昌接到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部长刘杰约见的通知。到了刘杰办公室，对方开门见山地向王淦昌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研制核武器的决定，并请他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迎着刘杰的目光，王淦昌铿锵有力地回答：“我愿以身许国！”第二天他就到二机部九局去报到了。从那时起，王淦昌这个名字从科技界突然销声匿迹了，而在中国核武器研究队伍中，多了一个名叫“王京”的领导者。
如果能够继续在原来的科研领域工作，王淦昌很有可能叩开诺贝尔奖的大门。然而，为了中国能造出原子弹、氢弹，为给中国人争这口气，从1961年到1978年，王淦昌隐姓化名，中断与外界的联系整整17年。在此期间，他参与了我国核武器的原理突破、实验研究和组织领导，在我国原子弹、氢弹研制过程中，指导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多年后，回想当年“愿以身许国”的初心，王淦昌说：“我认为国家的强盛才是我真正的追求，那正是我报效国家的时候。”
1951年，于敏从北大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现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此后的10年，他从头学起，孜孜不倦。功夫不负有心人，没有出国留学经验的他，成为国际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1961年1月，于敏应邀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接受了热核武器原理预先研究的任务，从此隐姓埋名30年，投入到新的神秘研究领域，从一个基础理论研究领域，一下转移到多学科、应用性强的大科学领域。这是于敏职业生涯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为了尽快研制出我国自己的氢弹，他和同事们废寝忘食、昼夜奋战。氢弹原理非常复杂，研究中常常“山重水复疑无路”，但每个人的心头都像燃着一把火，决心赶在法国前头研制出氢弹，为祖国争光。那是理论部的黄金时代，科研大楼的夜晚常如白昼。1965年9月，一场创造历史的上海“百日会战”最终打破僵局。于敏带领的团队终于形成了一套从原理、材料到构型的基本完整的物理设计方案。不久，氢弹原理试验获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
1966年10月下旬，在我国本土成功地进行“两弹结合”试验。通过几次重大试验，我们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美苏的尖端事业发展新路子。从采矿、冶炼、加工直到最复杂的科学研究工作，都采用了各种因陋就简的办法，该精则精，能简则简，使我国尖端事业在简陋条件下以较短时间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两弹事业告一段落，人造卫星研制也提上了日程。在新中国“两弹一星”的计划里，研制人造卫星是最后一个确定下来的。在物质特别贫乏的年代，新中国最早的航天人，开始投身到这个完全没有基础的高科技领域。
孙家栋带领十几个青年人开启了中国人探索太空奥秘的创业之路。1969年底，长征一号火箭第一次发射遭遇了挫折。但很快于1970年1月30日再次发射取得成功。6个地面卫星测控站也建成了，陈芳允等科学家对外国卫星进行跟踪观测，证明中国测控网性能优良。卫星发射时所使用的通信线路全都是靠电线杆架起来的明线。为防止有人破坏，各地动员了数十万民兵，从发射场到各个观测站，在全国数万公里的线路上，保证每一根电线杆下面，日夜有人值守。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从戈壁大漠腾空而起，无数人通过无线电波听到从太空中传回的《东方红》乐曲。这一幕，成为一代中国人不可磨灭的记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也从此拉开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那段无数奉献者竭力创造中国奇迹的历程，成就了“两弹一星”事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挺直腰杆站起来的重要标志。
協同攻关“我愿舍家为国”
时间倒退到50多年前，青海最负盛名的草原一一金银滩。坚强的人们在这里修筑了一座城，名字叫原子城。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华儿女汇聚于此，他们虽然说着不同的方言，却有着共同的心愿：“我愿舍家为国！”他们把青春年华奉献在了这片土地上。之后，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同样也是在这里，中国第一颗氢弹被研制成功。
“两弹一星”事业辉煌而又神秘。它的神秘，需要用无私的精神支撑，用严酷的纪律维护。有一位工程师接到秘密调令，按规定她瞒着丈夫，借口出差，神秘地从家庭中消失，来到遥远的罗布泊，承担起测试技术研究工作。半年多后，在孔雀河边的一棵树下，她与自己的丈夫意外相逢。原来，她丈夫也与她一样，接到秘密调令，并且与她在同一支特种部队里。由于沙漠无垠，他们比邻若天涯。前来罗布泊指挥作战的张爱萍将军听到这个动人的故事后，流着热泪来到那棵树下。他说：“就叫它夫妻树吧，它是一座纪念碑！”这样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原子城”青海金银滩、在大漠罗布泊不知道上演过多少幕。
1966年10月27日，原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参谋长王世成、中队长颜振清、控制系统技术助理员张其彬、加注技师刘启泉、控制台操纵员佟连捷、战士操纵员徐虹7名同志，抱着为国牺牲的信念，下到深8米的地下控制室，执行导弹核武器试验任务。执行任务前，“七勇士”庄严宣誓：“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9时0分10秒，随着“点火”口令发出，佟连捷迅速按下发射控制台上的按钮，我国第一枚发射试验的核导弹呼啸而出。9时9分14秒，罗布泊弹着点传来喜讯一一导弹飞行800多公里，成功爆炸！
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简称“中物院”）当了多年办公室主任的胡干达说，院里的工作任务，不是靠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必须是所有人在一起配合，向同一个目标努力。“学术民主、集体攻关”是院里每一个人的工作传统，专家有专家的作用，工人有工人的作用，一般技术人员有技术人员的作用，大家各司其职、默契配合才能取得成功。
“协同攻关、甘于奉献”的“两弹一星”精神不仅体现在中物院系统内部和院地之间，也体现在院军之间、院所之间、院校之间、院厂之间。据统计，全国先后有26个部（院），20个省（市、自治区），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参加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攻关会战。正是这种高度的团结协作，让集体爆发出最大的力量，才使得我国核武器科技事业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突破。
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是邓稼先的至交好友。1971年8月，当邓稼先与挚友杨振宁相逢时，杨振宁曾问起过中国原子弹是不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杨振宁在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的前夕，收到邓稼先写的信，说他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这封短信令杨振宁产生了“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
后来，杨振宁还问过邓稼先“两弹”研制成功后的奖金问题。邓稼先告诉他：“奖金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这还是最高级别的奖励。当年，发给整个“两弹”研究团队的奖金总额是1万元，奖金按照10元、5元、3元等级下发。
1956年至1967年主持中国科学院日常工作的张劲夫曾在回忆“两弹一星”研制工作时说：“他们靠的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一种为了祖国富强而献身的精神，他们是‘两弹一星’的真正功臣。”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总指挥张爱萍将军指出：“原子弹不是武器，它是一种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国家表彰为“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其中，当时已经不在人世的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被追授了这枚奖章——姚桐斌去世时不满46岁。在世的有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 他们当中，最年轻的孙家栋和周光召生于1929年，戴上这枚奖章时已70岁。
面对各项纷至沓来的极高荣誉，于敏一如既往保持着谦逊。他婉拒“氢弹之父”的称谓。于家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于敏说。
程开甲则说，“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对于这些崇高的荣誉，程开甲有他自己的诠释：“功勋奖章是对‘两弹一星’精神的肯定，我们的成就是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们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
继担任我国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总负责人之后，孙家栋带领的中国航天人凭着自力更生、甘于奉献的精神，向着一个个更高的目标迈进。他也先后出任探月工程、北斗导航工程首任总设计师。很多人不理解，问孙家栋：“您早已功成名就，为什么还要接受一项又一项充满风险的工作？万一失败了，辉煌的航天生涯就有可能蒙上阴影。”但孙家栋没有一丝犹豫。“国家需要，我就去做。”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飞向了38万公里外的月球，当成功的消息传回指挥中心时，所有人欢呼起来，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却背过身子默默抹起了眼泪。
2019年1月16日，中国核武器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程开甲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至此，中国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仅有98岁的王希季、90岁的孙家栋和90岁的周光召三位在世。
新青年个人梦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还有太多名字并不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名录里，但他们依然永远值得铭记。核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他们建立的功勋永载史册，他们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不断激励后人接续奋斗。
在罗布泊，在我国导弹和核武器两个试验基地，有数千名职工，他们不仅自己在戈壁沙漠工作了一辈子，许多人的第二代、第三代至今仍然留在那里。
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也是如此。多年来，虽然历经多次编制和体制调整，这里的人也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每逢新人来中心，都要到“两弹结合”试验阵地和“东方红”卫星发射场感悟“两弹一星”精神。
在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长卿山西麓，绿树掩映下有一群红色老楼。如今这里被命名为“两弹城”，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部旧址，是我国继青海之后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总部。在我国总共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这里指挥完成了其中22次，“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等杰出科学家都在此留下了足迹。
这里至今完整保存了大礼堂、办公楼、情报中心、将军楼、邓稼先旧居、王淦昌旧居等20世纪60年代的167栋建筑物及防空洞、国魂碑林等纪念实物。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这些纪念实物被列入全国100大文物新发现之列，2018年又被纳入“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供后人参观学习。
每当有新人进入中物院，他们总会被安排在“两弹一星”元勋的雕像前宣誓，继承“两弹一星”精神。新人的入院第一课，一般都是去基地展览馆参观，“两弹一星”元勋们的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件件简陋的旧设备，让新人仿佛回到大批优秀科技人员走进大漠戈壁创业的峥嵘岁月，重新走进以“两弹一星”元勋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为新中国赢得大国地位鞠躬尽瘁的时光长廊中。
与此同时，时至今日，中物院依旧保留着一个特殊的入职仪式，新来的年轻人，都要走进“两弹城”上一课。课后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一一你为什么选择来中物院。
33岁的刘友江是留学归国博士后。这个看起来文弱的书生，已扛起中物院某研究所创新项目的大旗。刘友江还记得，第一次走进“两弹城”，聆听老一辈故事后的震撼，“心中有一股热流在涌动”。这与其他来中物院的年轻人几乎一样，大家在回答为什么选择这里时，答案总是惊人一致：为了成就伟大事业，为国家安全强盛，也为自己青春无悔。
风雨飘摇的年代，年轻的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放弃国外的优厚科研条件与优越生活，义无反顾选择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斗转星移，选择又一次摆在新时代中物院人面前。刘友江的选择和前辈如出一辙。当时，他的国外导师极力挽留，甚至帮他联系了国外顶尖企业和高校的工作，丰厚的年薪、优渥的生活都在向他招手。但他选择回到中物院。在这里，他一年有大部分时间跑野外，在零下10℃的严寒中搞实验，从破晓时分忙到日薄西山，双手冻得没有知觉。“即便辛苦，却不后悔，”刘友江说，“国庆阅兵式上，看到我们研制的‘国之重器’驶过天安门时，心里别提多激动，那种荣誉感和自豪感估计是做其他工作很难体会得到的。”
“耐不住寂寞，就在这里待不下去。”中物院某研究所某研究室副主任萬敏说。而今，“默默无闻、只做不说”成为中物院年青一代面对的另类艰苦。在这里工作，手机必须锁进办公楼大门口的小柜子，也不能随意参加公开的学术会议、向外界展示自己的科研成果。甚至有可能，一辈子也不能告诉外面的人，自己做了什么，又在做什么。
“70后”陈天江、“80后”鲁燕华是万敏的同事，他们的工作通俗来说就是“造星”。在90公里的高空，发射一束光激发大气中的钠原子，就能在遥远空中看到发出共振荧光的星星。这项颇具浪漫色彩的科学实验引发公众关注。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当其他机构纷纷发布研究成果时，陈天江、鲁燕华和同事却因应用领域的特殊性“只做不说”。业余时间，陈天江喜欢写诗。他们就像前辈们一样，不计个人得失，始终向着国家需要的方向前进。
中物院某研究所原常务副所长陈俊祥，在剑门西沟的丛林里度过了整整20个春秋。而今年过八旬的他，时常受邀为各界讲述“两弹一星”精神。陈俊祥第一次站上演讲台是1999年，上世纪90年代，社会上流传这样一句话：“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他心里打鼓：讲奉献会有人听吗？
令他意外的是，在复旦大学的首场演讲，全场热烈掌声响起17次。“掌声绝对不是对有功之臣的善意捧场，不是对牺牲奉献者的怜悯同情，而是对‘两弹一星’事业辉煌历史的回应，对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的认同。”演讲结束后，不少青年学子到台前询问，如何才能进入中物院工作。
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家加大了各种投入，尤其是国家战略牵引的一系列重大创新科技工程项目上马，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从涌向大都市的人潮中转身逆行，来到深山大漠，甘愿“埋没”自己，当一名“铸剑者”。
今天，在核禁试的时代，过去的核爆走向微观，科研人员转入实验室里探索武器物理规律，在核领域的攀登之路更艰险了。于敏生前常对后辈们说：我们从无到有，很难;你们现在走向微观可控，更难！这是“第二次创业”。一代接一代传承，不断延续伟大的事业，努力突破人类科技极限的巨大挑战，使可控核聚变梦想成真，铸就新时代“两弹一星”新的辉煌，为人类文明进步服务。
纵然时代不同，老一辈“两弹人”成长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他们的选择多数是被动分配。但青年一代不一样，他们在改革开放和繁荣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出生，在互联网世界长大，喜欢无拘无束，追求个性表达。他们已经无法回避山外的世界，他们有情有欲有血有肉。只是，他们的欲求不止于物质的满足与当下的繁华，他们更追求崇高感，更看重精神层面的价值;他们的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实现了同频共振，相互成就;他们与国家一同站在大国竞技的核心舞台。
责任编辑 王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