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郁黎民，1925年出生于浙江富阳，曾用名郁洁民，是郁达夫与原配孙荃所生，为其长女，1950年随丈夫到湖南桂阳第一中学任教，曾任湖南省第五、六届省政协委员。郁黎民曾反复问自己，作为郁达夫之女是幸抑或不幸？
　　我的那篇文章，
　　可能父亲都没有见过
　　在郁黎民的记忆中，父亲给她最初的父爱还是外婆和母亲孙荃反复说给她听的。郁黎民在浙江富阳出生时，孙荃得了疟疾，缺奶，只得将她放在一个奶娘家抚养。1925年10月，郁达夫从外地回到富阳老家，便立马跑到奶娘家里看女儿。奶娘家里有好几个孩子，根本无暇照顾好郁黎民，已经10个月的她瘦得像只小猫。
　　“可能因为我是女孩的缘故，我的境况家人也并未重视。”那天郁黎民在楼上啼哭不止，而奶娘在楼下烧水煮饭，并未理睬。见此情形，郁达夫解开皮袍子把女儿裹起来，在巷口喊了一顶轿子，一口气将郁黎民送至离城30多里的岳母家，还嘱咐岳母另请奶娘。就这样，郁黎民在外婆家待到6岁，上学了才回富阳。“那应该是我最初得到的父爱了。”
　　再次见到父亲，她说不清确切是什么时候，只知道自己高小毕业，父亲正好回家，“我那时候成绩很好，高小毕业就想继续读书，我看到爸爸回来就跟他说了我的想法”。可那时候郁达夫愣了一下道：“女孩子没有必要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你还想读书可以去女子学校学点女孩子应该学的东西。”听了这话，郁黎民也没敢再继续争取。“没想到他骨子里还是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哩！”后来，郁黎民并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她在外婆的鼓励下，考上了浙西一中。
　　郁黎民在浙西一中上学的时候，日军全面侵华，学校搬至天目山，这时候郁达夫已经投身抗战，随后5年都没有他的消息。到了1942年，郁黎民思父心切，又加上家人紧张得不行，她便写了一篇《寻找父亲郁达夫》的文章，在《东南日报》发表。她想着父亲之前很多作品都曾发表在《东南日报》，看到该消息的人应该会给她回复。“我还记得那篇文章的结尾：归来吧，爸爸。故乡何尝没有明媚的湖，故乡也还有您的妻儿啊，富春江上往来的点点白帆，子女们正在等着您呢。”但这篇文章如石沉大海，没有人告诉她，父亲在那个时候已经出国，在新加坡一带联合华侨抗日。
　　直到4年后，胡愈之写了名为《郁达夫的失踪和流亡》的文章，他们一家人才知道，原来这些年郁达夫一直在新加坡，后来又转战印度尼西亚抗日，还化名为赵廉，不幸的是，在抗战即将胜利时，他在苏门答腊岛被日军杀害。“我的那篇文章，可能父亲都没有见过。”
　　母亲默默流泪
　　成了我们最怕的事
　　一开始，郁黎民以为父亲是非常在乎他们的。父亲将她的小名唤作“文儿”，还给她取了学名“郁洁民”，他还给夭折的哥哥“龙儿”写了很多篇文章，但在她3岁那年，父亲跟王映霞同居，之后就更少回来了。
　　“父亲的事大约因我们年纪小，母亲从未跟我们提起，我们在母子相依为命的情况下也不觉得失去父亲很可悲。”她坦言，父亲好像對她有点“无所谓”。只有在看到别人的父亲牵着儿女的手欢乐谈笑时，她和弟弟妹妹才会眼红。
　　谈起母亲的“痴心”，郁黎民说：“母亲内心是痛苦的，即便她不说我们都知道，她是个遵循‘三从四德’的传统女性，父亲即便如此，她从没在我们面前抱怨过半句，而是转为礼佛，每次看到她孤独的背影，我们心里都很不是滋味。”郁黎民记得母亲总是非常执着地在年夜饭桌上多放一副碗筷，象征着父亲也跟他们一起过年。他们谁都不敢说话，只是默默扒饭，既不敢去安慰母亲也不知道如何安慰。“母亲不言不语默默流泪成了我们那时候最怕的一件事，每当这时候，我们3个孩子就围着她一起淌眼泪。”
　　孙荃一直珍藏着郁达夫写给她的信件和一些文章，她最幸福的6年都跟这些“藏品”有关。那是他们刚结婚不久，孙荃跟着郁达夫去北京、安庆等地，一起生活了6年。“母亲时常回忆起那段生活，总是津津乐道，好像要我们分享她的喜悦似的。”郁黎民在母亲的介绍下试着读父亲的文章，如《沉沦》《日记九种》等，她才知道母亲被弃的原因是第三者的介入。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在喧嚣的《日记九种》的背后，有谁会想到我们这被弃的母子4人的痛苦，真是“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从此，我怕人提起父亲的名字，我也不想提起它。因为一个被父亲抛弃的孩子的自尊心已深深地被刺伤了，我感到了“难堪”和“不幸”！
　　历经这些情感波折后，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郁达夫这时候送王映霞和云、飞两个弟弟回家避难，就住在她家前面的春江宾馆。有一天放学回家，郁黎民碰见父亲从对面走来，“那时候我多想喊一声‘爸爸’，可是我不敢，他也似乎认出了我，只深深看了一眼，也没有喊我。”那次见面成了郁黎民心中的又一个伤痛，她觉得父亲是完全陌生的，因此她的心情坏到了极点。
　　母亲寄来父亲稿费，
　　引起大家误会
　　“郁达夫还有后人生活在湖南？简直不可思议。”郁黎民的儿子邹诚说，很多人知道母亲是郁达夫长女时都是如此反应。因为母亲太低调，以至于在湖南多年都少有人知晓她这个身份。1944年，郁黎民高师毕业后嫁给湖南衡阳人邹陔笙。邹陔笙当时是国民党62师师部少校秘书，后来退职，郁黎民跟着他回到衡阳老家。1950年去了郴州桂阳。邹陔笙在桂阳县一中当语文老师，郁黎民则任图书管理员，刚进校时，郁黎民填写档案在“父亲”一栏写上“郁文，以卖文为生。”那时候少有人知道郁达夫就是郁文，“我这样填有两个考虑，我们只是父女关系，平常并没有多少来往，知道郁文就是郁达夫的人一眼就知道，不知道的我也没必要说。另外，父亲的荣誉是父亲的，我也不想靠这个让自己得到照顾。”
　　1952年，郁达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郁黎民成了烈士家属。郁黎民听妹妹说她写信给郭沫若后，已经安排好她在北京读书了。为了能给家里减轻点负担，郁黎民也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不久后，郭沫若回信，表示可以安排工作，但没必要去北京，可就地解决。“我父亲生前跟他是至交，他回信称呼我为世侄，后来我就成了学校的初中语文老师。” 　　1960年，孙荃从浙江富阳给郁黎民寄来一笔钱，是郁达夫的稿费，那时候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郁达夫选集》，孙荃将所得的稿费分成10份，郁达夫的8个子女每人一份，她拿两份。“第一次母亲给我寄了275元，收到了支票同时也收到了她的信件，可母亲没工作，我又将其中的200元寄了回去。”第二次稿费又寄了过来。在那个年代，这两笔钱相当于“巨款”，郁黎民又将钱如数寄给了母亲。这时候学校里有人说这钱是邹陔笙的“特务经费”，甚至有邻居称他们做鸡鸣狗盗之事。领导也找她谈话，她把事情原委说了出来，又将母亲的信件给大家看，学校师生这才知道郁黎民就是郁达夫的女儿。
　　因为父亲是郁达夫，郁黎民也遭遇到很多事。
　　20世纪60年代，有人开始说她是“三十年代反动作家”的女儿，再加上丈夫的历史原因，她的家险些破碎。学校领导找到她，要求她跟丈夫离婚，她坚信自己和丈夫都是清白的，拒绝了。
　　再后来，他们一家人被押回衡阳，跟其他人一起赶工分混口饭吃。郁黎民的小儿子邹敏那时候不过十一二岁，已经成为家中的劳动力。
　　鄒敏直到1978年第二次高考才知道自己的外公是郁达夫。1977年恢复高考，他超过重本线，因父母的问题没有被录取。第二年高考又超过重本线几十分，这时候郁黎民告诉他，他考的是文科，可能填写外公是郁达夫会有所帮助。“我填了后，以为会行个方便，没想到差点再次跟大学无缘。”邹敏当时填报的是湖南师范大学，那时候学校开了几次会讨论了他的问题，最后还是以分数为标准录取了他。
　　我试着理解、原谅、同情他
　　2000年，郁黎民的老伴去世，她开始提笔写自己的一生，试图以长女的身份来理解父亲。
　　在孙荃的回忆中，郁达夫出国前曾回到富阳老家，孙荃做了很多他爱吃的菜，但到了晚上，郁达夫在门口挂上“闲人止步”的牌子。在得知郁达夫遇害时，孙荃捶胸顿足，难受得无以复加，她那时候已经原谅了他，还下决心要将郁达夫的作品结集出版。后来郁达夫和王映霞的二儿子由侄女静民从福建带回家，她去看他，要把他带回来当自己的儿子养。当时郁达夫的二哥体谅她一个妇人带着3个儿女实在艰难，没答应这个请求。
　　郁黎民也从那时候开始原谅、同情父亲，在知道父亲的事迹后，把父亲当成自己的骄傲。郁达夫逝世20周年时，郁黎民第一次以诗歌形式来悼念父亲，后来在“郁达夫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郁黎民作为家属代表发言，她第一次试着用自己的观点来解读父亲。她说：“先父殉难51年了，全国人民没有忘记他，故乡人民怀念他，因为烈士一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入人心。我常常想，纪念烈士最好的办法是学习继承烈士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怕泄露自己的身份和同志们的秘密，为了与敌人斗智斗勇，他戒掉了几十年嗜酒的习惯。每年岁首，例作遗言，随时准备迎接意外而为国捐躯，他的生活是何等严肃，又何等清苦，最后，终于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祖国。”
　　郁达夫留下8个子女，其中孙荃为他生了3个孩子，王映霞生了3个孩子，印尼的何丽有生了2个孩子。在1985年“纪念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烈士遇难四十周年”的大会上，兄弟姐妹8人第一次见面。郁黎民感慨万千：“那时候我最小的妹妹，就是大家知道的那个遗腹子，都已经40岁了。”郁黎民书房的柜子里装满了书籍，很多是父亲的，她喜欢父亲写的《迟桂花》《故都的秋》，她对《茑萝行》里的小脚妇人印象深刻，很多人说这是以她母亲孙荃为原型创作的，她淡淡地回答：“母亲是中国封建传统女性，在婚姻和家庭里她是牺牲者。”
　　〔本刊责任编辑 姚 梅〕
　　〔原载《文史博览》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