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逄先知：《中共党史》第二卷是一部重要的党史著作。学习这段历史，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是怎样从一个四分五裂、极端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除台湾等岛屿以外的空前统一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荡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采取了哪些重大步骤；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取得了哪些辉煌成就和成功经验，又遭受了哪些严重挫折和失败的教训；成功的原因是什么，犯错误、遭受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在复杂多变和严峻的国际环境中，怎样审时度势，从容应对，而始终立于主动地位；为了维护祖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进行了怎样坚定而有理有力的斗争；在严重困难面前，以怎样的姿态和精神面貌去战胜和克服困难；我们党是怎样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任何其他政治力量纠正自己的错误；党的领袖们是怎样殚精竭虑、苦苦思索，通过调查研究去寻找建设社会主义规律；他们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来的智慧、勇气和采取的科学的工作方法是何等地令人钦佩，等等。了解了这29年的历史，就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怎样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不是对29年的否定，它恰恰是在29年所奠定的制度的和物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继承其正确的，改正其错误的，与时俱进地增添了许多全新的东西。
金冲及：《中共党史》二卷写的是党在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的历史，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29年的历史，共和国正是从这里起步。这是一段极其重要而又比较复杂的历史，写好它十分不易。
新中国最初29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是什么？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着手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党在这个时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抓住了这个主题和主线，人们对原来看起来头绪纷繁的事情就能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做到一目了然，对这个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发生的曲折也能作出中肯而恰当的分析。
随着时光的流逝，经历过这段历史全过程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人今天只能靠阅读书籍和报刊中的记载来了解这段历史。令人担忧的是：现在有一些书刊似乎只津津乐道这段历史中的消极方面，仿佛那些年只充满一片黑暗，而对当年举国上下热气腾腾地建设新社会和新国家那些激动人心的往事却抱着奇怪的冷漠态度，以为那都是“老一套”，不值得再多说。有的人还把一些道听途说以至任意编造的“故事”当做信史,加以渲染。它留给人一种印象：共产党在这段时期内所做的，无非只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整了一批人又整了一批人，别的就没有做什么好事。这种误导积以时日可能造成的恶果,从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悲剧中已可以看到不少惊心动魄的事例，值得深思。还有一些作者出于好心，要宣传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绩，常常拿改革开放以前物质条件的贫穷作为反衬，有点像“忆苦思甜”的样子。但它“忆”的是新中国早年的“苦”，看不到像老舍《龙须沟》等作品中描写的新中国的“甜”。这种对比方法抛开当时的历史条件，不作具体分析，很难说是科学的态度。有如一个原来贫困的家庭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终于逐步富裕起来，子弟们能不能因为今天的富足而嘲笑父兄当年的“寒酸相”？那能说是“实事求是”吗？
《中共党史》二卷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开卷的第一篇，就以浓重的笔墨在读者面前重新展现出新中国最初几年那幅令人振奋的历史图景，旗帜鲜明地指出当时在短短七年内实现的两个“历史性转变”：“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两个历史性转变。”在我们这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发展很不平衡、旧社会留下满目疮痍的国度里，要在不长的时间内有条不紊地实现这两个“历史性转变”是何等艰难的事情。书中不是以空话而是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刻画出中国共产党怎样领导全国人民在艰难的环境下迅速建立起一整套全新的国家制度，在广大农村和城市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荡涤旧社会留下的种种污泥浊水，展开中国大地上从来不曾出现过的热火朝天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有步骤地以和平手段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书中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些叙述和论断是公正的,符合实际的。
张启华：《中共党史》二卷客观评价党的领袖人物的功过，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二卷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客观分析其对所犯错误承担的责任及成因。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并取得辉煌成就，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毛泽东作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在中国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进行了最初的艰辛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愧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理论的开创者。对于毛泽东在这一历史进程的缺点错误，二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一方面指出他应负的个人责任，另一方面着重从历史根源、社会背景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指出这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二卷遵循邓小平在评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时所提出的原则：(一)“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二)“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三)“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二卷的分析和阐述，是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
二卷对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及邓小平等领导人也做了相应评价，特别是对于这些领导人在某一个阶段发挥的重要作用分别予以突出和再现。
（摘编自2011年1月20日至24日《光明日报》）
金冲及：《中共党史》二卷写的是党在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的历史，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29年的历史，共和国正是从这里起步。这是一段极其重要而又比较复杂的历史，写好它十分不易。
新中国最初29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是什么？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着手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党在这个时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抓住了这个主题和主线，人们对原来看起来头绪纷繁的事情就能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做到一目了然，对这个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发生的曲折也能作出中肯而恰当的分析。
随着时光的流逝，经历过这段历史全过程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人今天只能靠阅读书籍和报刊中的记载来了解这段历史。令人担忧的是：现在有一些书刊似乎只津津乐道这段历史中的消极方面，仿佛那些年只充满一片黑暗，而对当年举国上下热气腾腾地建设新社会和新国家那些激动人心的往事却抱着奇怪的冷漠态度，以为那都是“老一套”，不值得再多说。有的人还把一些道听途说以至任意编造的“故事”当做信史,加以渲染。它留给人一种印象：共产党在这段时期内所做的，无非只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整了一批人又整了一批人，别的就没有做什么好事。这种误导积以时日可能造成的恶果,从苏联、东欧剧变的历史悲剧中已可以看到不少惊心动魄的事例，值得深思。还有一些作者出于好心，要宣传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成绩，常常拿改革开放以前物质条件的贫穷作为反衬，有点像“忆苦思甜”的样子。但它“忆”的是新中国早年的“苦”，看不到像老舍《龙须沟》等作品中描写的新中国的“甜”。这种对比方法抛开当时的历史条件，不作具体分析，很难说是科学的态度。有如一个原来贫困的家庭节衣缩食、艰苦奋斗，终于逐步富裕起来，子弟们能不能因为今天的富足而嘲笑父兄当年的“寒酸相”？那能说是“实事求是”吗？
《中共党史》二卷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开卷的第一篇，就以浓重的笔墨在读者面前重新展现出新中国最初几年那幅令人振奋的历史图景，旗帜鲜明地指出当时在短短七年内实现的两个“历史性转变”：“相继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两个历史性转变。”在我们这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发展很不平衡、旧社会留下满目疮痍的国度里，要在不长的时间内有条不紊地实现这两个“历史性转变”是何等艰难的事情。书中不是以空话而是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刻画出中国共产党怎样领导全国人民在艰难的环境下迅速建立起一整套全新的国家制度，在广大农村和城市进行全面的社会改革,荡涤旧社会留下的种种污泥浊水，展开中国大地上从来不曾出现过的热火朝天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有步骤地以和平手段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书中指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些叙述和论断是公正的,符合实际的。
张启华：《中共党史》二卷客观评价党的领袖人物的功过，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二卷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客观分析其对所犯错误承担的责任及成因。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并取得辉煌成就，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毛泽东作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在中国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进行了最初的艰辛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愧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理论的开创者。对于毛泽东在这一历史进程的缺点错误，二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一方面指出他应负的个人责任，另一方面着重从历史根源、社会背景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指出这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二卷遵循邓小平在评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时所提出的原则：(一)“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二)“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三)“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二卷的分析和阐述，是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
二卷对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及邓小平等领导人也做了相应评价，特别是对于这些领导人在某一个阶段发挥的重要作用分别予以突出和再现。
（摘编自2011年1月20日至24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