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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以越窑青瓷为重点收藏与展示的越国文化博物馆在绍兴开馆，展品中一组兵马俑激发了专家的极大兴趣。同时，人们纷纷猜测：馆主孙海芳的收藏成果与他的特殊经历有无必然联系？
千峰翠色和“雪拉同”
记者赶到绍兴后，在离鲁迅故居一箭之遥的路口看到了这个由民间资本打造的越国文化博物馆。粉墙黛瓦的江南风格建筑与鲁迅故居景区低调呼应，外墙上镶着巨大的电视屏幕，不断播放开馆仪式的盛况。
馆主孙海芳在门口迎接记者，这个中年男人瘦削，精干，目光炯炯，眉宇间似乎蓄着些许英气，开馆那天铺在天井里的红地毯在夕阳下鲜艳夺目。
越国文化博物馆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共有四层，陈列品分越窑青瓷、青铜兵器、金银器和玉石器四大类，当然，这里的越窑青瓷是“当家品种”，日常展出300多件，超过了同样以青瓷收藏傲视群雄的浙江博物馆。
越窑青瓷是中国烧造历史最久远的瓷器之一，是世界公认的“瓷母”，越窑窑址就在今天的浙江省绍兴、慈溪、上虞、余姚一带，春秋时为越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唐代时称为越州。唐代通常以所在州命名瓷窑——长沙窑、寿州窑等，产于越州的瓷器也就称为越州窑，简称越窑。慈溪上林湖越窑遗址至今还保留着丰厚的陶瓷遗存。
越窑的烧造历史从西周原始瓷开始，一直到唐宋瓷达到高峰，从未间断。隋唐五代时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窑场扩大、作坊激增，仅上虞就有28处。官府设立贡窑，其产品地位空前提高，大大促进了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并跻身于社会上层的生活领域。由于越窑产品与金银、宝器、丝绸、珍品并列，使越窑成为全国六大青瓷名窑之首。越窑青瓷中的精品，釉色清澈碧绿，泛出一种如冰似玉的光泽，被誉为秘色瓷。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中出土13件唐代越窑青瓷，专家考证后认为就是典籍中记载的秘色瓷。
18世纪后，越窑青瓷传到了法国，法国上流社会为这种精妙的青瓷所倾倒，当时巴黎剧场正在上演都尔费的歌剧《牧羊女》，这是一个关于牧羊女爱司泰来和牧童雪拉同的爱情故事，牧童雪拉同身穿的衣服与青瓷相似，法国人干脆就将中国的越窑青瓷译作“雪拉同”，表明他们对青瓷的青睐。
外转内的唐代越窑青瓷兵马俑
据孙海芳考证，唐代的瓷窑有70％在烧造青瓷，唯有越窑烧造的青瓷最佳，从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和文化遗存看，也证实了这一点。记者在越国文化博物馆里看到，陈列中有西晋貔貅、东晋晚期竹节荷花鸡头壶、五代贴荷叶莲瓣粉盒、北宋秘色瓷海棠盖双系瓜棱执壶、五代秘色瓷蔓枝纹粉盒、五代雕塑双凤粉盒、五代柴窑海棠耳杯、五代柴窑穿带壶等在国家级博物馆也难得一见的精品。当孙海芳将记者引到四楼国粹馆，一组（33件）唐代早期的青瓷兵马俑整齐地展现在记者眼前，令人不能不为之发出一声惊叹。
在唐早期，唐皇虽然统一了全国，但带有地方割据势力性质的诸侯远未消除，这些势力大至一省致数省，称雄一方，并敢于按照中央宫廷礼仪行使行政权力，这套兵马俑可以说就是一个实证。排列的阵容中，最大的一件是一个身披盔甲双手握拳于腹并挺立的西部少数民族将军俑，伺立两侧的俑都要矮小一半，有迦陵频伽图腾、将军、武士、文臣、内侍、歌妓、乐俑、门卫俑、执法俑、骑马信使俑和少数民族文臣俑，更为奇特的还有一身异族服饰、腰悬香囊、短剑的东洋使节俑，内政外交一应俱全。越国当时与近邻日本交往频繁，贸易颇忙，日本的遣唐使就是在浙江天目山一带学习中国茶艺，传回去演绎为日本的茶道。所以，这套唐兵马俑中出现日本使节俑并不奇怪。
孙海芳对记者说：“开馆那天，浙江省政府和省博物馆举办了一次越窑青瓷高峰论坛，由我们越国文化博物馆承办，专家们一致对这套兵马俑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至今为止数量最多、品种最全、工艺最精的越窑青瓷兵马俑，是越窑俑类中的极品，对研究唐代的政治制度与越地风俗也有很高的价值。”
刑警出身的收藏家
上世纪80年代初，孙海芳从省警校毕业后就回到家乡绍兴县公安局当了一名警察，先后担任侦查员、预审员和派出所所长。他身披警服的那段时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也是浙江经济腾飞的时候，与经济相关的刑事案件也开始多起来。“在一线干了7年，我参与侦破的案子不下千件。”他说。1985年初，堪称全国最大的经济诈骗案在柯桥轻纺试样厂发生，孙海芳带了一队人马赶到湖南湘潭蓄电池厂，几番曲折后将5名案犯抓获。人还没有回到绍兴，县委县政府的贺电已经飞到那边的招待所。这一年的年底，柯桥汽配厂发生一起凶杀案，两个女孩一被电击致死，一被麻醉强奸后残暴地绝杀，一时古城老百姓人心惶恐，公安部列为全国特大案件，命县公安局每天两次汇报，孙海芳此时已经调到绍兴县公安局任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他带队破案，一直忙到大年三十晚上，凶手在当地浮出水面，被一举擒获。次日大年初一上午，孙海芳亲自提审嫌犯，几个回合后嫌犯供认不讳，案件正式告破。春节街头的声声爆竹，给了年轻的警官莫大的安慰和奖励。至此，他和队友们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当时，我们局里刑案的破案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总破案率达到98％，在省里名列第一。”孙海芳对自己的成绩还是相当自豪的。
一个干过公安的人，转身搞起了民间收藏，是不是在抓人的同时也顺便搜罗点散落于民间的珍宝？这对身穿警服的他来说，小菜一碟啦！
这可能是读者此时会产生的疑问，记者的脑子里也“这么一闪”，于是将此问题毫不客气地抛给了这位长相很帅的“孙馆长”。
痛失珍宝的遗憾
到底是干过公安的，他表现得相当从容，回答也是合情合理的。“1987年，我调到市局当后勤处长，这也是我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后组织上对我的关怀吧。长期的侦察工作，我浑身毛病都出来了，胃病就是我们这一行的职业病。再则孩子大了，我想送出去留学，这也需要钱。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我已经爱上了收藏，干我们这一行的，搞收藏肯定会被老百姓认为是动用某种特权达到目的，最简单的是，几个买家都想要一件东西，那个古董老板就不敢不卖给你，是不是啊？他怕你日后找他麻烦。当时，文物交易的环境还不像今天这么宽松。为了避嫌，也为了多赚点钱，我干脆辞了公职，下海。”
孙海芳是在80年代初迷上收藏的，一开始看到有关方面处理的明清字画摊在地上出售，价格还能承受，就买几张玩玩。“上海人很看重的任伯年，一幅中堂1600元就可到手了，梁同书的条幅只要八角钱。我当时的工资也就50元，有余钱就收一点。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越窑青瓷，古人做的器物居然如此精美，是我想象不到的。我在惊叹之余就开始了收藏越窑青瓷，第一件收藏品就是青瓷‘太阳工’大罐，在附近砖窑厂出土，被人转了几次手，所以花了6000元才买下，当时我快倾家荡产了。”
买来出土的越窑青瓷罐，还不敢放在家里，父母嫌这种墓里的东西阴气太重，只得在车库里堆着。朋友跑来一看，都说是好东西，这就坚定了他的信心。
1986年的某一天，一枚东汉的会稽铜镜呈现在他眼前。越州在东汉时期也是铸造铜镜和兵器的“重镇”，凡出于越地的铜镜都习惯于叫会稽镜，质量全国一流。这枚铜镜直径22厘米，铸有十三匹英姿勃发的奔马，还有姿态婀娜的东西王母，包浆呈现黑漆古的经典效果。于是倾囊而出，以5000元拿下。
但收藏这档事，一靠眼力，二靠机遇，三靠实力。那个时候孙海芳最缺的就是钱，不少好东西就在他眼皮底下溜走。这个时候，有100多个来自广东饶平的古董商人长期“驻扎”在大文豪鲁迅的故乡，晚上，他们头枕着一叠叠人民币睡觉，白天，红血血的眼睛专门寻找青铜器、越窑青瓷。他们出手大方，看到好東西就毫不犹豫拿下。其实他们并不是收藏家，而是香港甚至大洋彼岸古董商的代理人，得手后迅速出境。文物界专家估计，改革开放后的流至海外的文物超过建国后40年流散的总和，这是确实有事实依据的。
让孙海芳深受刺激的是一枚直径足足超过60厘米的东汉车马镜，纹饰铸得完美无缺，东西王母的形象惟妙惟肖，连奔马竖起的耳朵也铸得异常尖锐。文物贩子骄矜地开出10万元的高价。孙海芳如何拿得出，当时就吃瘪了。但回家后一直坐卧不安，于是出门找朋友借足钱，第二天再找那个贩子，早已人去楼空，“后来我得知被卖到香港去了，这20年里，我一直关注它的下落，但它一直没有露面，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如此精美、如此硕大的铜镜了。这不是一般的台镜，肯定是皇宫里的落地大镜，一辈子也看不到几次。现在它若露面，我当了家产都要买它回来。”
“我眼看不少好东西流出去了，心里急得要命。但以我的实力，鸡蛋如何撞得破石头呢？”孙海芳意识到自己犯了收藏病，治愈须靠一帖猛药：钱。
追踪下家到宾馆
1993年，孙海芳下海了，先与几个朋友一起承包了铁道部行包专列，将绍兴轻纺城及周边的货物集中起来，然后以专列的形式发到全国各地。“铁道部组织不到货源，不敢发专列，而我们跟当地人比较熟，慢慢编织起了人脉网络，这也是全国第一个行包承包。开通那天，铁道部的正副部长都来剪彩，干了半年，掘到了第一桶金。”
接下来，孙海芳开了一家药业公司，专门生产消炎药的原料，向全国各大药厂供货，并为他自己提供每年2000万元的利润。有了钱，孙海芳放开手脚搞收藏了。
“我为自己收藏品的定位是：体现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体现那个时期的最高艺术成就，体现绍兴地区的风貌特点。事实证明，我的定位是正确的。”有了钱，孙海芳就敢为自己定方向。
1997年，孙海芳得知有一个朋友收到两件好东西，但转手卖给了广东人。他估计那人还在浙江，就驱车赶到杭州，在华侨饭店的大堂里足足等了两个小时，那人总算出来见他一面。“他是有顾虑的，怕再买给我后，暴露了他所赚的差价，其实我是有意让他赚钱的。”孙海芳说，“进了客房，他拿出两件东西给我看，一件是越国开国国君允常使用的青铜戈，上面有十二个铭文，另一件是拳头大小的青铜鼎，属于春秋晚期。最终我以96万元购得，就让他赚数倍的钱。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朋友跟我说的‘两件’是绍兴人通常所指的‘几件’，是一个约数，并非只有两件，他手里还有一件允常的戈，铭文更多，最后流到了澳门。”为此，孙海芳至今耿耿于怀。
后来他拿这两年宝贝给浙江省考古所的曹锦炎和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鉴定，两位专家一致认为，允常的戈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代表王权；
那只青铜鼎的则记载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价值极高。
唐兵马俑终于回归故里
最让孙海芳得意的是购藏那套唐代兵马俑。那是在2001年，绍兴某工地上，推土机将一座唐墓推翻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很快“鸟兽散”了，孙海芳得知消息后马上赶到现场，得知有一批越窑青瓷兵马俑已经被人卖到了香港。听人简单地描述一下器物，他就知道这批东西的价值不同凡响，于是立志要买回来。他通过关系与那个香港文物商人通了电话，真诚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几番商量之后，香港商人就将其中18个瓷俑出让给他，但要求他严守秘密，不得将此消息透露出去。因为像他这样身价的古玩商人，将到手的东西再转让给大陆的同行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孙海芳表示理解，遂以250万元成交。此后，孙海芳经常与那人保持联系，增益感情。直至今年越国文化博物馆开馆在即，孙海芳向他摊牌：一定要将另一部分兵马俑购回，让它们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在孙海芳晓以民族大义后，那个商人才同意转让剩余的15件，为此，孙海芳为这组唐代兵马俑耗去了500万元。
“有了这套兵马俑，整座博物馆就有了压得住的分量。”孙海芳还说，“来看过的专家一致认为，国家级的博物馆还没有这样的东西。耿宝昌就说了，这远远不是500万的事。过去，国家博物馆将关注点放在宋、元、明、清的官窑上，而事实上，古代陶瓷是极具价值的，现在他们也注意征集和研究了。”
现行《文物法》滞后了吗？
据記者了解，随着浙江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浙江省境内的民间收藏也方兴未艾，民间收藏家至少有10万之众，而其中最具购买力的就是民营企业家。照孙海芳的话说，每年能投入一两千万元的至少有100人，累计资金投入超过一个亿的至少有50人。每年抠个几十万玩玩，根本就不敢说出来。他建博物馆的这块地是竞标买来的，面积13亩，加上基建，一共花去1．6亿，几乎将药业公司的近年利润全投了进去，还向银行抵押贷了钱。
越国文化博物馆每个月的开销要十几万，但记者在馆内几乎看不到一个观众，毕竟40元一张的门票不是小数目，上海博物馆的门票也只有20元。孙海芳寄希望于旅游团队和学校团体，“目前我们还没有专职讲解员，但马上会有的。博物馆的另一个功能就是研究，目前也只有我一个人在搞，将来也会请一些大学教授来参与。”
最近，孙海芳编著的《中国越窑青瓷》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他收藏的305件越窑青瓷精品，无论数量与质量，是迄今为止所有中国出版物中前所未有的。
博物馆沿马路两边的门面房，一处已经在装修，要开一家饭店。另一处正在招商，准备建一个绍兴档次最高的古玩城，观众参观了博物馆后就可以通过天桥转到古玩城。“这两部分的收入可以维持博物馆的运转。我藏有越窑青瓷1000多件，每年一轮换，可以展出四五年。”孙海芳对博物馆的前景很乐观。
记者问：“这些东西都是地下文物，照现行的文物法，应该属于国家。你是否担心它的归属权转移？”
孙海芳微微一笑：“我的这个馆是经省文物局批准注册的，开馆那天，省里的领导和专家都来了，他们给了我很大支持和高度评价。我这里向你透露一个信息，国家文物局最近拨了60万元专项资金，委托浙江省文物局作一个关于民间收藏和流通现状的调研，我估计在下一届全国人大上，现行《文物法》可能会有较大的修改，以适应当前的形势发展。”他紧接着说：“过去我们只注意对文物交易进行打击，导致许多文物流到海外。文物在建筑工地一旦出现，农民工们知道不能买卖后，就干脆砸烂，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难道我们就不能给发现文物的农民工一点实惠吗？难道我们就不能允许文物在国内流通吗？现在地方政府是鼓励民间收藏的，藏宝于民总比文物流散好吧。再说我这套兵马俑，如果政府不鼓励文物回流的话，我还会花重金买回来吗？坦率说吧，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一个人收藏的文物的生命可以是无限的，它使人的生命在文物的价值认识中得到延长和肯定。纵观中国各个时期的大收藏家，在身后都将文物无偿捐给社会，我们不是唐太宗啊，我们的觉悟比他高多了。这些藏品，我现在只是暂时保管而已，它们的最终归宿当然是社会，它们是民族、人类的共同财富。”
千峰翠色和“雪拉同”
记者赶到绍兴后，在离鲁迅故居一箭之遥的路口看到了这个由民间资本打造的越国文化博物馆。粉墙黛瓦的江南风格建筑与鲁迅故居景区低调呼应，外墙上镶着巨大的电视屏幕，不断播放开馆仪式的盛况。
馆主孙海芳在门口迎接记者，这个中年男人瘦削，精干，目光炯炯，眉宇间似乎蓄着些许英气，开馆那天铺在天井里的红地毯在夕阳下鲜艳夺目。
越国文化博物馆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共有四层，陈列品分越窑青瓷、青铜兵器、金银器和玉石器四大类，当然，这里的越窑青瓷是“当家品种”，日常展出300多件，超过了同样以青瓷收藏傲视群雄的浙江博物馆。
越窑青瓷是中国烧造历史最久远的瓷器之一，是世界公认的“瓷母”，越窑窑址就在今天的浙江省绍兴、慈溪、上虞、余姚一带，春秋时为越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唐代时称为越州。唐代通常以所在州命名瓷窑——长沙窑、寿州窑等，产于越州的瓷器也就称为越州窑，简称越窑。慈溪上林湖越窑遗址至今还保留着丰厚的陶瓷遗存。
越窑的烧造历史从西周原始瓷开始，一直到唐宋瓷达到高峰，从未间断。隋唐五代时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窑场扩大、作坊激增，仅上虞就有28处。官府设立贡窑，其产品地位空前提高，大大促进了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并跻身于社会上层的生活领域。由于越窑产品与金银、宝器、丝绸、珍品并列，使越窑成为全国六大青瓷名窑之首。越窑青瓷中的精品，釉色清澈碧绿，泛出一种如冰似玉的光泽，被誉为秘色瓷。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中出土13件唐代越窑青瓷，专家考证后认为就是典籍中记载的秘色瓷。
18世纪后，越窑青瓷传到了法国，法国上流社会为这种精妙的青瓷所倾倒，当时巴黎剧场正在上演都尔费的歌剧《牧羊女》，这是一个关于牧羊女爱司泰来和牧童雪拉同的爱情故事，牧童雪拉同身穿的衣服与青瓷相似，法国人干脆就将中国的越窑青瓷译作“雪拉同”，表明他们对青瓷的青睐。
外转内的唐代越窑青瓷兵马俑
据孙海芳考证，唐代的瓷窑有70％在烧造青瓷，唯有越窑烧造的青瓷最佳，从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和文化遗存看，也证实了这一点。记者在越国文化博物馆里看到，陈列中有西晋貔貅、东晋晚期竹节荷花鸡头壶、五代贴荷叶莲瓣粉盒、北宋秘色瓷海棠盖双系瓜棱执壶、五代秘色瓷蔓枝纹粉盒、五代雕塑双凤粉盒、五代柴窑海棠耳杯、五代柴窑穿带壶等在国家级博物馆也难得一见的精品。当孙海芳将记者引到四楼国粹馆，一组（33件）唐代早期的青瓷兵马俑整齐地展现在记者眼前，令人不能不为之发出一声惊叹。
在唐早期，唐皇虽然统一了全国，但带有地方割据势力性质的诸侯远未消除，这些势力大至一省致数省，称雄一方，并敢于按照中央宫廷礼仪行使行政权力，这套兵马俑可以说就是一个实证。排列的阵容中，最大的一件是一个身披盔甲双手握拳于腹并挺立的西部少数民族将军俑，伺立两侧的俑都要矮小一半，有迦陵频伽图腾、将军、武士、文臣、内侍、歌妓、乐俑、门卫俑、执法俑、骑马信使俑和少数民族文臣俑，更为奇特的还有一身异族服饰、腰悬香囊、短剑的东洋使节俑，内政外交一应俱全。越国当时与近邻日本交往频繁，贸易颇忙，日本的遣唐使就是在浙江天目山一带学习中国茶艺，传回去演绎为日本的茶道。所以，这套唐兵马俑中出现日本使节俑并不奇怪。
孙海芳对记者说：“开馆那天，浙江省政府和省博物馆举办了一次越窑青瓷高峰论坛，由我们越国文化博物馆承办，专家们一致对这套兵马俑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至今为止数量最多、品种最全、工艺最精的越窑青瓷兵马俑，是越窑俑类中的极品，对研究唐代的政治制度与越地风俗也有很高的价值。”
刑警出身的收藏家
上世纪80年代初，孙海芳从省警校毕业后就回到家乡绍兴县公安局当了一名警察，先后担任侦查员、预审员和派出所所长。他身披警服的那段时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也是浙江经济腾飞的时候，与经济相关的刑事案件也开始多起来。“在一线干了7年，我参与侦破的案子不下千件。”他说。1985年初，堪称全国最大的经济诈骗案在柯桥轻纺试样厂发生，孙海芳带了一队人马赶到湖南湘潭蓄电池厂，几番曲折后将5名案犯抓获。人还没有回到绍兴，县委县政府的贺电已经飞到那边的招待所。这一年的年底，柯桥汽配厂发生一起凶杀案，两个女孩一被电击致死，一被麻醉强奸后残暴地绝杀，一时古城老百姓人心惶恐，公安部列为全国特大案件，命县公安局每天两次汇报，孙海芳此时已经调到绍兴县公安局任分管刑侦的副局长，他带队破案，一直忙到大年三十晚上，凶手在当地浮出水面，被一举擒获。次日大年初一上午，孙海芳亲自提审嫌犯，几个回合后嫌犯供认不讳，案件正式告破。春节街头的声声爆竹，给了年轻的警官莫大的安慰和奖励。至此，他和队友们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当时，我们局里刑案的破案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总破案率达到98％，在省里名列第一。”孙海芳对自己的成绩还是相当自豪的。
一个干过公安的人，转身搞起了民间收藏，是不是在抓人的同时也顺便搜罗点散落于民间的珍宝？这对身穿警服的他来说，小菜一碟啦！
这可能是读者此时会产生的疑问，记者的脑子里也“这么一闪”，于是将此问题毫不客气地抛给了这位长相很帅的“孙馆长”。
痛失珍宝的遗憾
到底是干过公安的，他表现得相当从容，回答也是合情合理的。“1987年，我调到市局当后勤处长，这也是我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后组织上对我的关怀吧。长期的侦察工作，我浑身毛病都出来了，胃病就是我们这一行的职业病。再则孩子大了，我想送出去留学，这也需要钱。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我已经爱上了收藏，干我们这一行的，搞收藏肯定会被老百姓认为是动用某种特权达到目的，最简单的是，几个买家都想要一件东西，那个古董老板就不敢不卖给你，是不是啊？他怕你日后找他麻烦。当时，文物交易的环境还不像今天这么宽松。为了避嫌，也为了多赚点钱，我干脆辞了公职，下海。”
孙海芳是在80年代初迷上收藏的，一开始看到有关方面处理的明清字画摊在地上出售，价格还能承受，就买几张玩玩。“上海人很看重的任伯年，一幅中堂1600元就可到手了，梁同书的条幅只要八角钱。我当时的工资也就50元，有余钱就收一点。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越窑青瓷，古人做的器物居然如此精美，是我想象不到的。我在惊叹之余就开始了收藏越窑青瓷，第一件收藏品就是青瓷‘太阳工’大罐，在附近砖窑厂出土，被人转了几次手，所以花了6000元才买下，当时我快倾家荡产了。”
买来出土的越窑青瓷罐，还不敢放在家里，父母嫌这种墓里的东西阴气太重，只得在车库里堆着。朋友跑来一看，都说是好东西，这就坚定了他的信心。
1986年的某一天，一枚东汉的会稽铜镜呈现在他眼前。越州在东汉时期也是铸造铜镜和兵器的“重镇”，凡出于越地的铜镜都习惯于叫会稽镜，质量全国一流。这枚铜镜直径22厘米，铸有十三匹英姿勃发的奔马，还有姿态婀娜的东西王母，包浆呈现黑漆古的经典效果。于是倾囊而出，以5000元拿下。
但收藏这档事，一靠眼力，二靠机遇，三靠实力。那个时候孙海芳最缺的就是钱，不少好东西就在他眼皮底下溜走。这个时候，有100多个来自广东饶平的古董商人长期“驻扎”在大文豪鲁迅的故乡，晚上，他们头枕着一叠叠人民币睡觉，白天，红血血的眼睛专门寻找青铜器、越窑青瓷。他们出手大方，看到好東西就毫不犹豫拿下。其实他们并不是收藏家，而是香港甚至大洋彼岸古董商的代理人，得手后迅速出境。文物界专家估计，改革开放后的流至海外的文物超过建国后40年流散的总和，这是确实有事实依据的。
让孙海芳深受刺激的是一枚直径足足超过60厘米的东汉车马镜，纹饰铸得完美无缺，东西王母的形象惟妙惟肖，连奔马竖起的耳朵也铸得异常尖锐。文物贩子骄矜地开出10万元的高价。孙海芳如何拿得出，当时就吃瘪了。但回家后一直坐卧不安，于是出门找朋友借足钱，第二天再找那个贩子，早已人去楼空，“后来我得知被卖到香港去了，这20年里，我一直关注它的下落，但它一直没有露面，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如此精美、如此硕大的铜镜了。这不是一般的台镜，肯定是皇宫里的落地大镜，一辈子也看不到几次。现在它若露面，我当了家产都要买它回来。”
“我眼看不少好东西流出去了，心里急得要命。但以我的实力，鸡蛋如何撞得破石头呢？”孙海芳意识到自己犯了收藏病，治愈须靠一帖猛药：钱。
追踪下家到宾馆
1993年，孙海芳下海了，先与几个朋友一起承包了铁道部行包专列，将绍兴轻纺城及周边的货物集中起来，然后以专列的形式发到全国各地。“铁道部组织不到货源，不敢发专列，而我们跟当地人比较熟，慢慢编织起了人脉网络，这也是全国第一个行包承包。开通那天，铁道部的正副部长都来剪彩，干了半年，掘到了第一桶金。”
接下来，孙海芳开了一家药业公司，专门生产消炎药的原料，向全国各大药厂供货，并为他自己提供每年2000万元的利润。有了钱，孙海芳放开手脚搞收藏了。
“我为自己收藏品的定位是：体现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体现那个时期的最高艺术成就，体现绍兴地区的风貌特点。事实证明，我的定位是正确的。”有了钱，孙海芳就敢为自己定方向。
1997年，孙海芳得知有一个朋友收到两件好东西，但转手卖给了广东人。他估计那人还在浙江，就驱车赶到杭州，在华侨饭店的大堂里足足等了两个小时，那人总算出来见他一面。“他是有顾虑的，怕再买给我后，暴露了他所赚的差价，其实我是有意让他赚钱的。”孙海芳说，“进了客房，他拿出两件东西给我看，一件是越国开国国君允常使用的青铜戈，上面有十二个铭文，另一件是拳头大小的青铜鼎，属于春秋晚期。最终我以96万元购得，就让他赚数倍的钱。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朋友跟我说的‘两件’是绍兴人通常所指的‘几件’，是一个约数，并非只有两件，他手里还有一件允常的戈，铭文更多，最后流到了澳门。”为此，孙海芳至今耿耿于怀。
后来他拿这两年宝贝给浙江省考古所的曹锦炎和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鉴定，两位专家一致认为，允常的戈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代表王权；
那只青铜鼎的则记载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价值极高。
唐兵马俑终于回归故里
最让孙海芳得意的是购藏那套唐代兵马俑。那是在2001年，绍兴某工地上，推土机将一座唐墓推翻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很快“鸟兽散”了，孙海芳得知消息后马上赶到现场，得知有一批越窑青瓷兵马俑已经被人卖到了香港。听人简单地描述一下器物，他就知道这批东西的价值不同凡响，于是立志要买回来。他通过关系与那个香港文物商人通了电话，真诚表达了自己的心愿。几番商量之后，香港商人就将其中18个瓷俑出让给他，但要求他严守秘密，不得将此消息透露出去。因为像他这样身价的古玩商人，将到手的东西再转让给大陆的同行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孙海芳表示理解，遂以250万元成交。此后，孙海芳经常与那人保持联系，增益感情。直至今年越国文化博物馆开馆在即，孙海芳向他摊牌：一定要将另一部分兵马俑购回，让它们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在孙海芳晓以民族大义后，那个商人才同意转让剩余的15件，为此，孙海芳为这组唐代兵马俑耗去了500万元。
“有了这套兵马俑，整座博物馆就有了压得住的分量。”孙海芳还说，“来看过的专家一致认为，国家级的博物馆还没有这样的东西。耿宝昌就说了，这远远不是500万的事。过去，国家博物馆将关注点放在宋、元、明、清的官窑上，而事实上，古代陶瓷是极具价值的，现在他们也注意征集和研究了。”
现行《文物法》滞后了吗？
据記者了解，随着浙江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浙江省境内的民间收藏也方兴未艾，民间收藏家至少有10万之众，而其中最具购买力的就是民营企业家。照孙海芳的话说，每年能投入一两千万元的至少有100人，累计资金投入超过一个亿的至少有50人。每年抠个几十万玩玩，根本就不敢说出来。他建博物馆的这块地是竞标买来的，面积13亩，加上基建，一共花去1．6亿，几乎将药业公司的近年利润全投了进去，还向银行抵押贷了钱。
越国文化博物馆每个月的开销要十几万，但记者在馆内几乎看不到一个观众，毕竟40元一张的门票不是小数目，上海博物馆的门票也只有20元。孙海芳寄希望于旅游团队和学校团体，“目前我们还没有专职讲解员，但马上会有的。博物馆的另一个功能就是研究，目前也只有我一个人在搞，将来也会请一些大学教授来参与。”
最近，孙海芳编著的《中国越窑青瓷》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录了他收藏的305件越窑青瓷精品，无论数量与质量，是迄今为止所有中国出版物中前所未有的。
博物馆沿马路两边的门面房，一处已经在装修，要开一家饭店。另一处正在招商，准备建一个绍兴档次最高的古玩城，观众参观了博物馆后就可以通过天桥转到古玩城。“这两部分的收入可以维持博物馆的运转。我藏有越窑青瓷1000多件，每年一轮换，可以展出四五年。”孙海芳对博物馆的前景很乐观。
记者问：“这些东西都是地下文物，照现行的文物法，应该属于国家。你是否担心它的归属权转移？”
孙海芳微微一笑：“我的这个馆是经省文物局批准注册的，开馆那天，省里的领导和专家都来了，他们给了我很大支持和高度评价。我这里向你透露一个信息，国家文物局最近拨了60万元专项资金，委托浙江省文物局作一个关于民间收藏和流通现状的调研，我估计在下一届全国人大上，现行《文物法》可能会有较大的修改，以适应当前的形势发展。”他紧接着说：“过去我们只注意对文物交易进行打击，导致许多文物流到海外。文物在建筑工地一旦出现，农民工们知道不能买卖后，就干脆砸烂，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难道我们就不能给发现文物的农民工一点实惠吗？难道我们就不能允许文物在国内流通吗？现在地方政府是鼓励民间收藏的，藏宝于民总比文物流散好吧。再说我这套兵马俑，如果政府不鼓励文物回流的话，我还会花重金买回来吗？坦率说吧，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一个人收藏的文物的生命可以是无限的，它使人的生命在文物的价值认识中得到延长和肯定。纵观中国各个时期的大收藏家，在身后都将文物无偿捐给社会，我们不是唐太宗啊，我们的觉悟比他高多了。这些藏品，我现在只是暂时保管而已，它们的最终归宿当然是社会，它们是民族、人类的共同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