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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冕先生今年83岁了。
先生老了，亲友们总是劝他好好保养，要活到一百岁。听到这些善意的祝愿，先生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是惧老，而是他越来越感觉到“寿”字背后的空虚与乏味。如果精神与肉体能够同步衰老，那是一种值得欣慰的和谐，而先生不是这样。
颐养天年的日子谢先生过不来。养花养草玩鸟遛狗他不感兴趣，下棋打牌更不会，甚至不办寿，过节、过年均从简。
在《我的西郊生活》里，先生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平生不甚用功，做文章也是随心所欲，不忍过于苦了自己。唯有这夜阑人静之后的这种写作才是惬意的，也说得上是‘认真’的。”
写作：做诗歌的“孩子”
读过谢先生的诗歌与评论，我总觉得他是孤独的，冒昧地这样想。
谢冕自少年时代喜欢诗，喜古典诗，也喜新诗。古典诗，它站在高处，他是仰望的;新诗就在他身边，很亲切。古典诗好像一座高山在那儿，谢冕很向往，但是心向往之而不能及;新诗是身边的，好像就是朋友，对新诗有一种很亲近的感受。“我从少年时代就是诗歌少年，很喜欢诗，而且也学着写。年纪大了对成熟的人生回顾起来，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幼稚，那么天真，居然写了那么多。”但感情很淳朴，谢冕从新诗中懂得了一个道理，即诗歌和人的情感、和人的内心世界是有关系的，特别是和自由的内心世界、一种无拘束的情感是有关系的。倘若离开了自由的表达，谢冕认为可以不要诗。正是因为诗歌是和心灵非常接近的一个文体，所以大家很喜欢诗，热爱诗。受到“五四”新文学、“五四”新诗革命的一些前辈的影响，谢冕看到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表达得那么充分，那么无拘无束，便萌发了“这个境界实在是太美好了，我也要学”的想法。那时，谢冕知道胡适，知道郭沫若，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些新的诗人，何其芳、卞之琳、林庚等，“我觉得他们的表达更契合我，和我更加靠近，我就是这样接近了诗，学习诗，梦想做诗人。”
20世纪50年代，谢冕与其他5位作者共同写成《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那是很复杂的一个产物，也可以说是少年无知，受到一种号召，那对诗歌历史是歪曲的写作、歪曲的表达。那也是历史的产物，曲折、同时充满了内心矛盾的产物，现在我把它保留下来了。”当时隐隐地感觉到这是错的，但又不敢说不对，好像应该是对的。
谢冕一直盼望着新诗走出绝路，让青年看到希望（希望即新诗能够和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内心世界结合得很好，从而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于是到了十年动乱结束、政治的狂热过去以后，到了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前，遇到了现在的朦胧诗，后来又遇到了被流放的那些诗人的“地下写作”，谢冕觉得他看到了希望：“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这就是当时的心情。我当时能够毫不犹豫地站在新诗潮的潮流当中，来表达我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我所盼望的诗歌，我所想念的诗歌，终于回来了。”
为师：尊重其自由发展
“尽量不要打扰我的学生吧，他们太忙。”在我提出要侧面采访先生学生时，他特意叮嘱我。
谢冕的学生，大多活跃在当今学术界。学生张志忠说，谢先生尤为可贵的是他对青年诗人的着意扶持。30余年间，他为青年诗人写序作评，不遗余力，在当代诗评家中可以说是为数最多用心最多的。收在《阅读一生》中的《女性的天空》全辑，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早些年间和先生交谈，我曾经劝他说，不用这样来者不拒地接待和支持每一个来访者、来信者的作序作评的恳求，这样的杂事太多，沉不下心来，会妨碍了做更重要的学术研究。”但先生对曰：不能把青年人挡在门外啊。那些来自远方的访客和书信，在先生这里得到了热情的回响。不管是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还是诗人们自己印刷的作品集;不管是有过一面之缘，还是素不相识，在先生这里都不会碰壁。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形，一位不知名的青年人已经去世，他的哥哥为了满足亡者的心愿，将他的诗歌编成集子，到先生这里求序，他欣然允诺。在先生这里，与青年诗人的交流，并无等级差序，首先是一种情感和诗性的撞击。就像鲁迅当年，为那么多的青年作家写序，称赞青年人的生命热力，被鲁迅评价过的青年作家，有许多今日已经湮没无闻，反而是鲁迅的文字成为评论文体的典范。但是，文学评论，毕竟不是选择“绩优股”和“潜力股”进行投资，扶植新人、推荐新作，以“新松恨不高千尺”的迫切，为新人新作推波助澜，又在这种推助中，为当下文坛留下参差错落的风景，才是这些真正有见识有热情的大家风范。谢先生惜才，张志忠上学时常在先生家吃饭，受到很大关照。毕业时被分配到总政文化部工作，但他一心想做学问，一日晚上，谢冕把张志忠叫到自己的家中，主动帮他介绍工作。
也有风趣者“老孟”，这是谢冕对学生孟繁华的称呼，二人相识32年。多年前，在北大有个批评家周末，谢先生随意自如，谈笑风生，学生们自在率性，书生意气，师生们海阔天空地谈话，正式开始的时间已经到了，到了？顿时安静。“老孟还没来？等等老孟，他说来的。”先生的话刚落，老孟就气喘吁吁地进来了，一副庄严而厚重的样子。谢先生笑着说：“老孟来了，大师来了，我们开始吧！”老孟朗朗大笑，算是对先生的回答。谢先生一向宽厚温和待学生，但也有发火之时。1992年，谢先生让孟繁华第二天陪他一起买《新青年》杂志影印版，但当天从意大利使馆来了位学习当代文学的学生，孟繁华便把谢先生交代的事情忘了。“先生当时很生气，教育我要对他人的事情言而有信，要有时间观念。”事后，孟繁华骑车又去买了一套杂志，从此再没爽约过。先生为学生作了榜样，凡是答应别人的事，都要兑现。
性情：珍惜自由
我一直困惑：为什么那么多有思想的人在某个历史时期，曾经集体地发生了那么大的人格变化？“历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群体宗教感情而非孤立的个人意志的结果，被带入群体的个人总是受无意识人格的支配。”——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给出了仿佛合理的解释。热情又单纯的人，很难不被卷入集体情感，况且那曾经是一种“幸福感”。
每年年初的“谢门馅饼大赛”吸引了谢冕各界学生。昌平太阳城里的馅饼店，是每次固定的“比赛地点”，馅饼的馅儿料就是普通的猪肉大葱馅，活动迄今已办3年。谢冕一人能吃七八个，但有个女学生能吃10个;今年改成的包子大赛，更是有学生能吃下6个大包子。“在那个氛围下，有什么比吃馅饼更重要的事呢？”谢冕侧着头，笑眯眯地问我。先生尤喜欢用粗糙的生活方式表现鲜活的生命力，年纪越来越大，他却越来越馋酒，常常，饭桌上，觥筹相错，杯中的红酒白酒啤酒混着喝。
每逢大年初六或初七，学生张颐武会到谢先生家拜年，聊过之后，便会把先生和师母从昌平的家中接出，先去北大理发，再去中国人民大学西门的维兰西餐厅吃饭，“谢先生对牛排和咖啡等西餐情有独钟。”80年代中期，张颐武还是学生时，谢先生就曾多次带他去吃西餐，“现在是颠倒过来了。”
在认真与随和中，在自由与原则里，在悲观与乐观间，谢冕保持了很好的平衡。除去写作，先生还喜欢吃，到任何地方的餐馆习惯抄菜谱。在北大东门的红辣子饭馆，每逢谢冕就餐，服务员总会甜甜地喊一声：谢爷爷来了。先生很高兴，邀请其坐过来一起聊聊。往往，这种既温暖又有人情味儿的生活让谢冕很是陶醉。
（编辑·韩旭）
hanxu716@126.com
先生老了，亲友们总是劝他好好保养，要活到一百岁。听到这些善意的祝愿，先生心里很不是滋味。
不是惧老，而是他越来越感觉到“寿”字背后的空虚与乏味。如果精神与肉体能够同步衰老，那是一种值得欣慰的和谐，而先生不是这样。
颐养天年的日子谢先生过不来。养花养草玩鸟遛狗他不感兴趣，下棋打牌更不会，甚至不办寿，过节、过年均从简。
在《我的西郊生活》里，先生写下这样一段话：“我平生不甚用功，做文章也是随心所欲，不忍过于苦了自己。唯有这夜阑人静之后的这种写作才是惬意的，也说得上是‘认真’的。”
写作：做诗歌的“孩子”
读过谢先生的诗歌与评论，我总觉得他是孤独的，冒昧地这样想。
谢冕自少年时代喜欢诗，喜古典诗，也喜新诗。古典诗，它站在高处，他是仰望的;新诗就在他身边，很亲切。古典诗好像一座高山在那儿，谢冕很向往，但是心向往之而不能及;新诗是身边的，好像就是朋友，对新诗有一种很亲近的感受。“我从少年时代就是诗歌少年，很喜欢诗，而且也学着写。年纪大了对成熟的人生回顾起来，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幼稚，那么天真，居然写了那么多。”但感情很淳朴，谢冕从新诗中懂得了一个道理，即诗歌和人的情感、和人的内心世界是有关系的，特别是和自由的内心世界、一种无拘束的情感是有关系的。倘若离开了自由的表达，谢冕认为可以不要诗。正是因为诗歌是和心灵非常接近的一个文体，所以大家很喜欢诗，热爱诗。受到“五四”新文学、“五四”新诗革命的一些前辈的影响，谢冕看到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内心世界表达得那么充分，那么无拘无束，便萌发了“这个境界实在是太美好了，我也要学”的想法。那时，谢冕知道胡适，知道郭沫若，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些新的诗人，何其芳、卞之琳、林庚等，“我觉得他们的表达更契合我，和我更加靠近，我就是这样接近了诗，学习诗，梦想做诗人。”
20世纪50年代，谢冕与其他5位作者共同写成《回顾一次写作——新诗发展概况》，“那是很复杂的一个产物，也可以说是少年无知，受到一种号召，那对诗歌历史是歪曲的写作、歪曲的表达。那也是历史的产物，曲折、同时充满了内心矛盾的产物，现在我把它保留下来了。”当时隐隐地感觉到这是错的，但又不敢说不对，好像应该是对的。
谢冕一直盼望着新诗走出绝路，让青年看到希望（希望即新诗能够和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内心世界结合得很好，从而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于是到了十年动乱结束、政治的狂热过去以后，到了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前，遇到了现在的朦胧诗，后来又遇到了被流放的那些诗人的“地下写作”，谢冕觉得他看到了希望：“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这就是当时的心情。我当时能够毫不犹豫地站在新诗潮的潮流当中，来表达我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我所盼望的诗歌，我所想念的诗歌，终于回来了。”
为师：尊重其自由发展
“尽量不要打扰我的学生吧，他们太忙。”在我提出要侧面采访先生学生时，他特意叮嘱我。
谢冕的学生，大多活跃在当今学术界。学生张志忠说，谢先生尤为可贵的是他对青年诗人的着意扶持。30余年间，他为青年诗人写序作评，不遗余力，在当代诗评家中可以说是为数最多用心最多的。收在《阅读一生》中的《女性的天空》全辑，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早些年间和先生交谈，我曾经劝他说，不用这样来者不拒地接待和支持每一个来访者、来信者的作序作评的恳求，这样的杂事太多，沉不下心来，会妨碍了做更重要的学术研究。”但先生对曰：不能把青年人挡在门外啊。那些来自远方的访客和书信，在先生这里得到了热情的回响。不管是出版社的正式出版物，还是诗人们自己印刷的作品集;不管是有过一面之缘，还是素不相识，在先生这里都不会碰壁。甚至还有这样的情形，一位不知名的青年人已经去世，他的哥哥为了满足亡者的心愿，将他的诗歌编成集子，到先生这里求序，他欣然允诺。在先生这里，与青年诗人的交流，并无等级差序，首先是一种情感和诗性的撞击。就像鲁迅当年，为那么多的青年作家写序，称赞青年人的生命热力，被鲁迅评价过的青年作家，有许多今日已经湮没无闻，反而是鲁迅的文字成为评论文体的典范。但是，文学评论，毕竟不是选择“绩优股”和“潜力股”进行投资，扶植新人、推荐新作，以“新松恨不高千尺”的迫切，为新人新作推波助澜，又在这种推助中，为当下文坛留下参差错落的风景，才是这些真正有见识有热情的大家风范。谢先生惜才，张志忠上学时常在先生家吃饭，受到很大关照。毕业时被分配到总政文化部工作，但他一心想做学问，一日晚上，谢冕把张志忠叫到自己的家中，主动帮他介绍工作。
也有风趣者“老孟”，这是谢冕对学生孟繁华的称呼，二人相识32年。多年前，在北大有个批评家周末，谢先生随意自如，谈笑风生，学生们自在率性，书生意气，师生们海阔天空地谈话，正式开始的时间已经到了，到了？顿时安静。“老孟还没来？等等老孟，他说来的。”先生的话刚落，老孟就气喘吁吁地进来了，一副庄严而厚重的样子。谢先生笑着说：“老孟来了，大师来了，我们开始吧！”老孟朗朗大笑，算是对先生的回答。谢先生一向宽厚温和待学生，但也有发火之时。1992年，谢先生让孟繁华第二天陪他一起买《新青年》杂志影印版，但当天从意大利使馆来了位学习当代文学的学生，孟繁华便把谢先生交代的事情忘了。“先生当时很生气，教育我要对他人的事情言而有信，要有时间观念。”事后，孟繁华骑车又去买了一套杂志，从此再没爽约过。先生为学生作了榜样，凡是答应别人的事，都要兑现。
性情：珍惜自由
我一直困惑：为什么那么多有思想的人在某个历史时期，曾经集体地发生了那么大的人格变化？“历史上的大事件都是群体宗教感情而非孤立的个人意志的结果，被带入群体的个人总是受无意识人格的支配。”——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给出了仿佛合理的解释。热情又单纯的人，很难不被卷入集体情感，况且那曾经是一种“幸福感”。
每年年初的“谢门馅饼大赛”吸引了谢冕各界学生。昌平太阳城里的馅饼店，是每次固定的“比赛地点”，馅饼的馅儿料就是普通的猪肉大葱馅，活动迄今已办3年。谢冕一人能吃七八个，但有个女学生能吃10个;今年改成的包子大赛，更是有学生能吃下6个大包子。“在那个氛围下，有什么比吃馅饼更重要的事呢？”谢冕侧着头，笑眯眯地问我。先生尤喜欢用粗糙的生活方式表现鲜活的生命力，年纪越来越大，他却越来越馋酒，常常，饭桌上，觥筹相错，杯中的红酒白酒啤酒混着喝。
每逢大年初六或初七，学生张颐武会到谢先生家拜年，聊过之后，便会把先生和师母从昌平的家中接出，先去北大理发，再去中国人民大学西门的维兰西餐厅吃饭，“谢先生对牛排和咖啡等西餐情有独钟。”80年代中期，张颐武还是学生时，谢先生就曾多次带他去吃西餐，“现在是颠倒过来了。”
在认真与随和中，在自由与原则里，在悲观与乐观间，谢冕保持了很好的平衡。除去写作，先生还喜欢吃，到任何地方的餐馆习惯抄菜谱。在北大东门的红辣子饭馆，每逢谢冕就餐，服务员总会甜甜地喊一声：谢爷爷来了。先生很高兴，邀请其坐过来一起聊聊。往往，这种既温暖又有人情味儿的生活让谢冕很是陶醉。
（编辑·韩旭）
hanxu71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