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民族依恋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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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老舍不仅是描绘市民生活的艺术大师,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满族作家。尽管老舍在建国前的创作中从不明确人物的民族身份,也从不指明小说的民族定位,但是,小说里多处展现满族文化,也隐藏着许多旗人形象,具有鲜明的满文化色彩。在清末民初激烈的反满情绪下,老舍依旧难以割舍民族情结,怀着“头朝下”的心理,创作出“隐式满族文学”,以追寻和反思满族文化的盛衰得失。
  关键词: 老舍 “头朝下”心理 “隐式满族文学”
  
  “老舍(1899—1966),北京人,满族(正红旗),原名舒庆春,字舍予”①是朱栋霖先生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对老舍满族身份的唯一介绍,除此之外,书中再无提及任何与满族、满人、满文化有关的信息。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诸多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文学史对老舍满族作家身份和其作品中满族文化的忽略不可不说是一大缺陷。老舍是满族作家中不应被忽视的一员大将,他心系自己的民族,将满文化风情和满式幽默巧妙融入创作中,将满人的趣味和弊病“不虚美,不隐恶”地展现在作品中,带着他对满族的追忆和反思,怀着一腔难以压抑的民族情结,在反满情绪高涨的年代里,创造了“隐式满族文学”。②本文从若干角度,对老舍建国前小说中隐蔽的满人、满文化加以挖掘和归纳,考察老舍隐晦地表现满族文化的原因,并探究老舍对待满族文化的态度和思考。
  一、曲艺文化
  满族先民世代生活在东北的高寒地带,在渔猎和耕种的生产中,逐渐形成了喜好说唱艺术的文化心理。满人入主中原后,其文化情趣随之进入北京,与北京的民间文艺相遇融合,发展了与满族文化心灵相通的民间说唱艺术,形成了在满文化推动和主导下的文化气质和欣赏格调,京戏被尊为国粹便与之有关。戏园子、茶馆、说书场、卖艺场等是满人文化生活中的乐园。清末,普通满人多少都会唱两句京戏或牌子曲,会玩一两种乐器。许多满族家庭中都有八角鼓、三弦等乐器。“戏曲和曲艺成为满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他们不但爱听,而且喜欢自己粉墨登场。他们也创作大量的快板、鼓词,等等”,③满族对戏曲的嗜好在数百年历史里形成了稳定深厚的文化心理。民国初年,旗署被裁撤后,大部分满人失去了“铁杆庄稼”,其中不少人成为专业戏曲艺人,以艺谋生。
  在老舍建国前的多部小说中,都能找到“满人好戏曲,戏曲伴满人”的细节。如《二马》中,自幼生活在北京的老马,离开故土亲友,和儿子到伦敦继承遗产做生意。他在温都太太母女去歇夏的那天,“心中莫名其妙地涌出种说不上来的难过”,忽然觉得:“哎!活着有什么意味!”可是,在“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文化环境中长大的老马,怀着末世满人常有的自慰心理,转而想到:“可是活着,说回来了,也不错!”“好歹活着吧!混吧!混过一天是一天,心中好似……他差点没哼哼出几句西皮快板来。”④老马在感伤、沮丧、无聊的心境下,并没有像汉家男子“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那样借酒浇愁,而是想到哼哼几句西皮快板聊以自慰。“这种表达麻木心态的方式,是老舍式的,也是满族式的,是清末民初的没落满人无可奈何情绪的自然宣泄方式”。⑤再如《赵子曰》中,追求新潮又萎靡懒怠的大学生赵子曰,在决定为国民牺牲一切而做点什么时,唯一想到的就是“牺牲色相,唱戏募捐”,唯一希图的是听戏的人喊几声“迎头好”。不难看出,赵子曰也是个戏性十足的满人。唱戏图个好,是典型的旗人文化情趣。《末一块钱》中的林乃久可谓是戏迷和情迷的混合体。他对伶人史莲霞的迷恋最初是由于史莲霞的曲艺打动了他,而后,林乃久由喜爱史莲霞的戏到迷恋史莲霞的人。林乃久為了见史莲霞,为了听她的戏,挣扎在金钱和人格上。像林乃久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戏园子里的男女老少,大多数是每天光临,他们对戏曲的痴迷体现了北平满人爱戏的文化情趣。
  老马、赵子曰、林乃久都没有明确的旗人身份,但他们自然流露出的对戏曲的爱好和依赖,让人不难发现他们身上隐藏着满人的“影子”。这些没落满人,虽然受过一定的教育,有较好的生活修养,懂礼貌、知礼节、重体面,但残酷的社会变革将他们从高堂打入地狱,在物质和精神上剥夺了他们的一切。他们过惯了的体面生活,蒙受惯了的与皇家同族的尊贵身份,却在顷刻间化为乌有,他们遭遇贫穷、迷茫,受到歧视和嘲骂。“他们精神萎靡,已经提不起精神去做任何有意义或无意义的挣扎和上进,甚至懒得为稻梁谋了(如林乃久)”。⑥他们无力反抗,成了“窝囊废”,这与社会变化是分不开的,也和满人从贵入贱的巨大心理落差和现实遭遇密切相关。他们所能做的是在低迷中依赖本民族文化中还能带给他们快乐和安慰的事物而生存下去。他们是一群值得人同情和悲哀的满人。
  二、满族风俗
  满人入关前已经形成自己的风俗传统。入关后,满人占据北京内城,至清朝中期,内外城的界定逐渐被打破,有满人出城,有汉人进城,满汉文化开始真正地交融。但是,满汉交融并不意味着满文化被汉文化完全同化,而是在满族文化心理主导下对汉文化的吸收、组合,融入了满人的个性和情趣。老舍建国前的小说中多处展示满族风俗,或是满汉文化交融的产物,或是满族人独有的。
  1.婚俗
  满族初期(尤其在清入关前后)尚早婚,娶长妇,“男子结婚多在十岁内,过则以为晚”⑦。满人“凡隶属旗者,皆可以为兵”⑧,所以,入伍前就结婚生子,实现人口繁衍,保证血脉传承。康乾后,战争减少,满族男子的适婚年龄逐渐延迟。到20世纪初,黑龙江瑷珲地区满人“当儿子满21岁时,家里必须为他们完婚,通常满族所有的青年男子都在达到这个年龄前结了婚”。⑨尚早婚的风俗渐渐不明显了,但娶长妇的风俗一直延承至20世纪中叶。福建长乐琴江满族村的一位满族老者告知,五六十年前村里的姑娘嫁人的年纪一般比周边汉族姑娘的适婚年纪大,通常二十来岁才结婚。在老舍的作品中,就有不少“姐弟夫妻式”的小丈夫大媳妇。在《骆驼祥子》中,虎妞与祥子结婚时,虎妞三十七八岁,祥子二十三岁,为此经常有人指责虎妞不只丑,还“老牛吃嫩草”。实际上,这是人们不了解满族婚俗而误会了。满族女子本来就比男子晚结婚,清末女子随着男子适婚年龄的推延而推延,未婚女子年龄大在当时是很平常的。虎妞三十多岁才结婚一是受其父亲的控制,二受是满族风俗的影响。现代人嫌弃虎妞高龄结婚,责怪她年龄比祥子大确是有失公允。在《老张的哲学中》中,“赵姑母比赵姑父永远大十来岁”,十九岁的王德“娶的妻二十七岁”,也是这一风俗的体现。虽然在现实生活中,老舍的婚姻不再遵循这种俗制,但老舍把满族传统的婚俗写进小说,是他自然流露出的对本民族文化的再现与寻拾,并无抱有否定或讽刺的态度。老舍最初介绍虎妞,只针对她的相貌和习性,“她长得虎头虎脑,因此吓得住男人”,“她什么都和男人一样,连骂人也有男人的爽快,有时候更多一些花样”,⑩后来又通过高妈之口,强化了她不漂亮的面相,“她像个大黑塔,怪吓人的”。{11}然而,在小说中老舍从未对虎妞年龄发表任何意见,没有讽刺嘲笑她比祥子大十五岁的婚姻,对虎妞也没有用“老姑娘”的称呼,可见,祥子虎妞的年龄差距在老舍和满族风俗文化看来是正常的现象,指责虎妞“老牛吃嫩草”是有失妥当的。
  满族婚俗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讲究场面、排场。在《骆驼祥子》中,虎妞与父亲闹翻后,和天顺煤厂的冯先生说:“告诉你,我出回门子,还是非坐花轿不出这个门!”{12}虎妞此时已经失去刘四爷这座经济靠山,只拿着五百来块钱,本应该好好节省,为日后生活打算。可是,她仍然租轿,裱糊新房,置办婚嫁衣裳,请人抬轿敲锣,走繁华地段,买东西,不计本钱地撑起结婚场面,“那些锣鼓在新年后的街上响得很热闹,花轿稳稳的走过西安门,西四牌楼,也惹起穿新衣的人们——特别是铺户中的伙计——一些羡慕,一些感触”。{13}两天不到,她就花去了家产的五分之一。满人婚丧嫁娶,有钱则真讲究,没钱则穷讲究,无非为了排场,赚足面子。虎妞的讲究,正符合了满人婚嫁的心理特点。
  2.“当家姑娘”
  满族入关后,受汉文化影响,满族妇女的地位略有下降,但未出嫁的姑娘在家中的地位仍然很高,有“当家姑娘”{14}之说。满族家庭希望女儿通过选秀女制度成为贵族夫人,未嫁女子自然被家人捧在手心里,指望有一天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骆驼祥子》中,虎妞凭她那“大黑塔”似的长相,就无缘中秀女这种幸事了,更不用说她所处的时代已经不选秀女了,但是,虎妞在家中的地位还是很明显的。她出嫁前帮助父亲把车厂“治理得铁筒一般”,每天谁都得老老实实交车份,逃不出她的火眼金睛;她为父亲大寿忙里忙外,招呼客人,一副女主人的做派;她掌握车厂的财政,若不是虎妞管着钱,刘四爷非把钱“填给野娘们才怪”;{15}她不用得到父亲允许就把祥子存在他那儿的三十多块钱给祥子;她甚至不把那个流氓出身的爸爸放在眼里,她是刘家的半个主人。虎妞这些典型的“当家姑娘”的做派,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汉家女子是截然相反的。
  3.丧葬礼俗
  虽然历朝历代人对丧葬都格外重视,但满族人的丧葬比汉族人有更多礼节和程序,如立幡、停床、接三(包括供盒子、烧活、放焰口等)、供饽饽席等风俗,这些风俗在汉族丧葬礼俗中是没有的。满族丧葬礼俗不仅程序多,而且都讲究排场,“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富人穷人都尽其所能花钱讲排场买面子。在《二马》中,马夫人年纪轻轻就一命呜呼了,然而,她的丧事“接三、放焰口、出殡,办得比马威的满月又热闹多了”。{16}《四世同堂》中,无头、无后、无执事的小崔也要请几个人吹吹打打地给个好发送。在《骆驼祥子》中,虎妞死后,祥子的手已经拦不住了,“钱就和流水似的”,“死人总得抬出去,连开张殃榜也得花钱”,本来就没几个钱,还要“买一打儿纸,沿路撒给那拦路鬼”,还把虎妞的首饰和好一点的衣服都放入棺材。祥子并不爱虎妞,虎妞死后祥子更不为虎妞而伤心,对待虎妞的丧事本可以一切从简,但穷途末路的祥子还是要讲究。当然,虎妞丧事的排场明显比不上马夫人的那样“有头有脸”,但是,在末世的贫穷满人身上依旧讲究传统的丧葬风俗和排场,远比我们从马夫人热闹的丧事上看到的更为可悲。
  4.产育礼俗
  老舍前、中期作品在产育礼俗上表现最明显的是“洗三”。“洗三”是中国古代诞生礼中非常重要而传统的仪式,并非满族独有。在苏东坡《贺子由生孙》中,“昨闻万里孙,已振三日浴”就足以反映出“洗三”悠久的历史。满人入关后,接受了“洗三”、“满月”、“抓周”等汉族传统的产育礼俗。北京雍和宫法轮殿前的“鱼龙变化盆”又称“洗三盆”,乾隆皇帝出生三天后曾用它洗过澡。“洗三”在清朝皇室都已受重视,更不用说在满族庶民人家了。经过满汉文化习俗的交融,“洗三”也成为满族习俗,并且融入了满人好排场、好讲究的民族心理。在《抱孙》中,王老太太叫看护“把孩子给我,我们家去。还得赶紧去预备洗三请客呢!”大夫不答应母子出院,王老太太急了:“医院洗不洗三?要是洗的话,我把亲友全请到这儿来;要是不洗的话,再叫我抱走;头大的孙子,洗三不请客办事,还有什么脸得活着?”王老太太确是把“办三天比人命更要紧”。{17}王老太太执着于办“洗三”,似乎并不在乎这是对孙子初到人间的祝福,而是她向亲友炫耀她有孙子的面子工程。她好讲究、爱面子、守旧礼,的确有末世满人的影子,但以此断定她是一个满族老妇的形象是不充足的。能够表现王家是满族家庭的迹象是,王家媳妇的娘家对女儿的看重,并不惜与亲家争吵。在小说中,王老太太与亲家母之间为媳妇(女儿)争吵的事在汉族家庭是少有的。汉族女子在家中的地位远比满族女子低,出嫁后基本脱离娘家,只在年初回娘家一趟,娘家人也很少过问女儿在婆家的状况,正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而满族家庭对出嫁女是十分尊待的,因此娘家人对出嫁女有“姑奶奶”{18}的称呼。如果王家和媳妇的娘家都是汉族家庭,或一满一汉,是不大可能出现娘家人天天送补品,为女儿生育和亲家大吵一架的现象。
  在《二马》中,马威出生后的第三十天,老马大宴亲戚朋友,“吃了个‘泰山不下土’;连街坊家的四眼狗也跟着啃了回猪脚鱼骨头”。{19}满月和“洗三”一样,非得大办一场不可。
  5.饮食风俗
  最能代表满人饮食喜好的是“饽饽”,满人几乎将所有的面食都称作“饽饽”,如包子、馒头,把饺子叫“煮饽饽”。在作品中,老舍通过让某些人物带上满族的吃食习惯,来隐晦地透露人物的旗人身份。在《二马》中,老马到伦敦温都太太家的第一天早晨,唯一想吃的是北京的“饽饽”,“北京什么样儿也有点记不清了,虽然才离开了四五十天的工夫。到底四牌楼南边有个饽饽铺没有?想不起来了!哎呀,北京的饽饽也吃不着了,这是怎话说的!这么一来,想家的心更重了,把别的事全忘了。咳!——北京的饽饽!”{20}一个远离故乡的人在想家的时候,想到的食物,是最平常、最习惯、最亲切的食物。老马无疑是老舍无意书写而有意透露的满人形象。
  满族饮食又一大招牌是火锅。逢年过节,满人一定要吃火锅,招待客人也是如此。在《骆驼祥子》中,刘四爷过大寿,招待人和车厂的车夫们“六大碗,俩七寸,四个便碟,一个锅子”,招待亲友们“三个海碗,六个冷荤,六个炒菜,四大碗,一个锅子”。{21}“锅子”是满式汉语(满人入关后,逐渐开始与汉人交往,将满语与汉语结合,形成满式汉语),即火锅,在刘四爷的寿宴上是必不可少的。满人失去“铁杆庄稼”后,许多无才无艺的满族男子成为拉车夫,挣扎在社会底层。从刘四爷直截了当地对车夫们报菜单,不做特别说明,就可以看出,刘四及其女虎妞,还有这群车夫们,都是习惯了吃火锅,带有满族饮食习惯的旗人。
  老舍对这些满族传统风俗的描写,既寄托了老舍对本民族文化的寻忆,又体现了老舍对满文化的合理性、满族衰败与不合理文化的关系的反思。老舍写王老太太的守旧思想、用“洗三”来挣面子;写婚丧寿诞的排场和讲究;写一群不知进取的“窝囊废”,都是用含蓄幽默的方式批评满人生活的过于散漫,追求排场讲究体面,爱慕虚荣,不知进取的民族弱点。“两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忘记了子谴,也忘了自励”。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民族出身和文化归属,也深刻明白民族弱性对民族发展的阻碍和走向衰败的命运。老舍并不是一味展示满族的好,而是辩证地看待满族文化。
  三、为何要隐
  这么多满人、满文化在老舍建国前作品中潜隐着,让人寻觅。既然老舍有意识地融入这么多满人的习性爱好和满族文化,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指明人物的旗人身份呢?不仅如此,在建国前,老舍也从不主动说出自己的旗人身份。这些都是受老舍主观情感的驱使和客观环境的制约。
  老舍的好友吴组缃先生曾说:“他羞于说自己是满人,因为他觉得耻辱。”这句话不难体会。清末统治者腐败无能,丧权辱国;末代皇帝溥仪做了满洲国皇帝,成为汉奸,这两大罪行对爱满族、爱中国的老舍来说是个耻辱。同样身为满人,他在精神上负担起满族统治者对中国人民、中国历史带来灾难的愧疚和负罪感,在这种愧疚和羞耻中产生了“头朝下”心理,就像一个孩子做错了事,不敢抬起头一样,老舍作为满人,不敢抬起头面对其他民族的人们,面对曾经在满人的“铁蹄”下挣扎的中国人。这种“头朝下”心理是老舍对民族历史文化深切体悟后产生的痛苦的情感。正因为这样,老舍在生活中,竭力對外隐瞒旗人身份,在创作中也始终不曾“一语道破”,直至建国以后。
  除了主观上的影响,社会现实状况是老舍创作“隐式满族文学”的又一重要原因。清朝灭亡后,社会上反满情绪很重,人们把在前朝积郁的苦痛和压迫全部推向满人,他们仇恨满人,责难满人,不管是满族贵族,还是满族贫民。当时,许多满人被打骂和嘲笑是很常见的现象。在这种社会压力下,为了避免受到歧视和伤害,旗人们不敢在公开场合暴露自己的族籍,多数旗人很不情愿地改用汉姓。长此以往,社会上旗族姓氏就渐渐消失了。这种反满情绪尽管没有在文坛上泛滥,但老舍也遵从现实,不言明作品的民族色彩。然而,老舍身为满人,既为清末满族统治阶级感到羞耻,更为满族的没落和满族同胞遭受不公平的歧视和虐待而痛心。他在作品中书写满人、满文化来为那些处在社会底层、心灵高贵、爱民族爱国家的满人鸣不平。他不能不写,因为他也是这样一个被社会欺负的心灵高尚的满人。好在建国后,党和政府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确立各民族平等自由,让满族不再被视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一次全国人大会的休息时间,毛主席和老舍大谈起满族来,说满族是个优秀的民族,康熙是他最崇拜的皇帝,康熙打下了现在这块国家版图,建议老舍多写写康熙等许多以前不曾听到的对自己民族的赞许,这令老舍大为吃惊,并深受鼓舞。{22}此后,老舍抛开民族的羞耻和约束,开始大胆创作满族文学。从1962年起,老舍开始创作长篇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这是他首次全面反映清末满人全景式生活的作品,让满族文学正大光明地走进新中国的文坛。可惜,《正红旗下》还没写完,老舍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留下一个鸿篇巨制的开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老舍作为满人,既为满族历史上的丰功伟业而骄傲,又难忘清末满族统治者的昏庸腐败给广大人民带来的屈辱和伤痛。在老舍心中,满族是他的母亲,让他难以割舍对满人和满族文化的爱,而社会的动荡和百姓的艰辛又让他羞愧。在反满情绪高涨的民国,老舍并没有抛弃自己的民族,相反,他难抵压抑的民族情结,将生命中对民族的爱投入创作中,将满人的善良和悲苦、可悲和无奈,将传统的满文化和不合适宜的旧礼数写进作品,将自己对底层善良的满人的同情、对中华民族的同情、对满族文化的寻拾和思考写进作品,他投入了他的爱与恨,用幽默和婉曲表现出来。老舍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也是一个爱满族的旗人。老舍以一颗民族心,创作了伟大的民族作品,尽管这些民族特性在建国前作品中潜隐,但化作一股浓烈的风情、特有的韵味,让老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朽的人物。
  
  注 释:
  ①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80.
  ②舒乙.老舍和少数民族文学.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1:24.
  ③老舍.关于业余曲艺创作的几个问题.老舍文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423.
  ④老舍.二马.老舍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525.
  ⑤崔明芬.老舍·文化之桥.北京:中华书局,2005:18.
  ⑥崔明芬.老舍·文化之桥.北京:中华书局,2005:88.
  ⑦⑧张佳生主编.满族文化史.辽宁: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517.
  ⑨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7.
  ⑩老舍.骆驼祥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33.
  {11}老舍.骆驼祥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73.
  {12}老舍.骆驼祥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128.
  {13}老舍.骆驼祥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130.
  {14}张佳生主编.满族文化史.辽宁: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534.
  {15}老舍.骆驼祥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127.
  {16}{19}老舍.二马.中国现代文学百家——老舍(上).上海:上海人间书屋,1939:10.
  {17}老舍.抱孙.老舍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01-102.
  {18}周虹.满族妇女生活与民族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17.
  {20}老舍.二马.中国现代文学百家——老舍(上).上海:上海人间书屋,1939:23.
  {21}老舍.骆驼祥子.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117.
  {22}舒乙.老舍與少数民族文学.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
  1:25.
  
  参考文献:
  [1]崔明芬.老舍·文化之桥.北京:中华书局,2005.
  [2]舒乙.老舍和少数民族文学.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1.
  [3]周虹.满族妇女生活与民族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张佳生主编.满族文化史.辽宁: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
  [5]史禄国.满族的社会组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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