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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笔者的观察，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李登辉心中，有三股滚烫的暗流翻腾不息，时时发作。
第一股暗流是台独情结，它的颜色是黑的，它代表“深深的悲哀”。李登辉常常提起“身为台湾人的悲哀”，欲“独立”而不敢、不能，却又朝思暮想，这种内心的煎熬已经在李登辉先生心中转化为极黑极黑的怨毒。
第二股暗流是摩西情结，它的颜色是红的，它代表公牛般的“勇气”。李登辉在权力之巅坐稳之后，屡屡以旧约圣经《出埃及记》中率领犹太人穿越红海，回到故土重建家园的摩西自诩，仿佛自己就是那位圣人转世，有无穷的神力和感召力，能够率领台湾人“走出埃及”，建立“台湾人的国家”。
第三股暗流是日本情结，它的颜色是金黄色的，它代表日本殖民文化的“无限美好”和李登辉对自己曾经是“日本人”的无限留恋。李登辉已经不太知道自己是汉民族的后代了。他过去做过“日本人”，现在则是与汉民族“完全没有关系”的“台湾人”。有必要一提的是，李登辉在“台独”问题上从隐忍低姿态到倔强死硬，完全是地地道道的日本“忍者”风格。
所以这篇文章，就从李登辉的日本情结说起。
“22岁以前是日本人”
李登辉祖籍福建永定，1923年出生于台北三芝乡的一个乡绅家庭，父亲曾任日本殖民当局的刑警，属于正宗的“皇民”家庭和乡村的中产阶级，在地方上小有头面，这些人对日本当局有一种感恩戴德的心态，他们的子女受日化教育的程度也最深。这些日据时期出生的台湾“皇民”子女从未受过汉学训练，第一说写语文是日语，读的是日本书，并以日本人的眼光看世界。
虽然在农村长大，但李登辉的家境不错，小时候得以学小提琴，喜欢集邮。李登辉自幼深受日本“皇民化”教育，毕业于当时被称为“贵族学校”的淡水中学。18岁考入台北高等学校，毕业后就读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他作为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对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受到的深重苦难不仅无动于衷，还洋洋自得地称曾做过22年的日本“国民”。
二战期间，他还当过日本军队的炮兵军官。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他是这样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在名古屋担任日本陆军的少尉军官。”在他心目中，日本人是最优秀的，并以自己曾经是“日本人”而沾沾自喜。
李登辉的思想言行均有深深的日本印记，对日本，李登辉有一种“母国情结”。他在言谈中经常引用一些日本俚语，如骂中共是“控固力”（日本语意为混凝土）；在知识结构上，他自称“只懂日本学问和农业问题”；他对日据时期的殖民地教育崇拜有加：“因为内人受过日本教育，善于记家计簿，所以我可以安心工作。”台湾《远见》杂志分析说：李登辉有多少中国人的成份？从血缘上讲，他是个地道的中国人，然而从文化上，他的中国化远远低于日本化的程度。尽管他在别人为他准备好的讲稿中经常念出诸如“国父孙中山遗训”、“中国传统道德”之类的话，但在即兴谈话中，显示的文化营养主要还是来自圣经（李曾赴美做研究和留学）和日本人写的书籍，他几乎无法独立地引述某一中国圣贤的思想体系或名言来解释他的政治理念。
正因为李登辉有这样的文化背景，所以当上“总统”后，往往是以日本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与历史。他从来未就中国抗战历史说过一句话，当“总统”以来从未参加抗日战争的纪念活动。1994年9月17日台湾《联合报》披露，5年前李登辉曾对某日本作家说，他对裕仁天皇（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之一）的去世“衷心表示哀悼”，他还说：“在近邻的国家中，像我们国民表示深深哀悼之意、与日本国民抱有共感的民族，实在没有其例。”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大庆，李登辉更是“倔强”地以沉默来表达他的立场。难怪日本《邮报周刊》说：“李（登辉）总统比现在的日本人还更有日本人的心情。”台湾前“外长”钱复也对日本人说，李在“日本统治时代接受过日本教育，其兄是作为帝国陆军士兵战死的，李内心比现在的日本人更加日本”。
顺便提一下，李登辉的夫人曾文惠，在台湾光复之前只会说日本话，不会说国语，国语是光复后学的，她的英语也是日本腔。
日本情结与台独情结共生共长
李登辉对日本“造福”台湾一直感佩不已，1994年他在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对谈时，提到日本当局在侵台初期对台湾人采取“去留自由”、“不没收财产”，对此他大加赞赏，说“殖民地时代日本人留下的东西很多，在批评的同时，如果不用更科学的观点来评价就无法了解历史”。台独分子王育德在其《苦闷的台湾》一书中，也认为日据时期台湾人民享受到了“近代化的恩惠”。
李登辉为什么把日据时代的台湾描写成理想社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可以从中导出“台湾应该独立”的结论。早在50年代，日本政府某些官员就提出：台湾经过日本50年的统治，文化已受日本同化，不再是中国文化的分支，而且台湾人怀念日本人的统治甚于喜欢中国人。1963年，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公然宣称：“为什么台湾人喜欢日本人而不像韩国人那样反对日本人？这是因为我们在台湾有较好的殖民政策的缘故。”
日本曾对台湾实行了长达50年的统治。战后以来，日本一直有一股雄厚的对台活动势力，日本政界一些人至今仍未放弃“台湾归属未定论”，这其中自然有他们的阴谋与算计，而台独分子听之如饮甘霖，引为知己。在美国之外，日本是台独势力的另一个重要的海外基地。 对于一心谋求台湾“独立”的李登辉来说，来自日本方面的帮助是其台独战略的重要环节。他一直鼓动日本充当亚洲的领导者，对抗中国大陆，从而为台独创造有利的条件。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对日本保持警惕的时候，李登辉以曾经是“日本人”的身份，凑上去充当日本的“知己”。1994年李登辉对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岛岭雄说：“村山首相为何要对50年前的战争之类的事道歉呢？已经没有这种必要了。与此相比，对日本而言，更重要的应该是拥有作为亚洲的领导者面向未来的明确视野吧！”同年李登辉在接受日本产经新闻社社长羽佐间重彰的独家访问时形容自己是“会说日本话、亲日本的总统”，并声称“台湾是日本真正的友人”，“在亚洲，乃至全世界，没有其他国家像台湾这样重视日本”。
在经济方面日台关系也非常密切：日本是台湾的第一大进口国和第二大出口对象国，也是最大的外资来源国。经济上，日台经贸关系日益加深，据日方统计，1993年日本对台出口221亿美元，是对大陆出口的1.27倍。在台湾的经济生活中，日本的印记比比皆是。
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李登辉给日本戴了许多高帽，他说：“直到今天，我仍然用功不辍，而我阅读得最多的还是日本出版的书籍。原因何在？就是因为日本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国家！”同时他又作出了别有居心的怂恿：“依我之见，日本人（现在）过于丧失信心，以致具有举世稀有的优越条件而不自知。如果能稍加冷静地环顾周围环境，然后重新评估自己的实力，相信必将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如此，不但是日本之福，对亚洲甚至世界各国都有益。”（《台湾的主张》第200页）
以上事实充分表明，李登辉的日本情结，与他的台独情结有着非常密切的内在关系，二者共生共长：
第一，他对曾经是“日本人”的无限留恋，表明他骨子里缺乏中国人的自觉意识。
第二，他感谢日本对台湾的“造福”。在李登辉心目中，台湾是“无主之岛”，却确确实实曾经是日本的“领土”，日本人推动了台湾的“近代化”，日本人走后，台湾没有理由不独立。
第三，日本可为台独助一臂之力，他鼓励日本在亚洲称霸，无非是要挟日自重，增加与大陆对抗的本钱。
有必要指出的是，李登辉把日据时代描写成一个金黄色的时代，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台湾人民并不欢迎日本的占领，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割让台湾，史书记载：“台人骤闻之，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田野。”台湾全岛“哭声震天”，台湾人民发出“我君可欺，我民不可欺”的怒吼。从1895年6月到10月的5个多月里，台湾军民和日军共打了100多仗，杀死日军4600多人，伤3.2万多人，日近卫师团长、陆军中将北川宫能久亲王和第二旅团长、陆军少将山根信成也被击毙。
割台消息传出后，在大陆的台籍进士、举人也联名上书，痛陈“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
日本为了能够长期统治台湾，在台强行推广日本话，传播日本信仰，乃至推广日本饮食、服饰，企图从文化上征服、同化台湾人民，也遭到了台湾人民的抵抗。1921年，一批台湾知识分子在台北医生蒋渭水的领导下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该协会针对日本在台湾的“皇民化”统治，提出“谋台湾文化之向上”的宗旨，宣传和传播中华民族语言文化，以“唤起汉民族的自觉，反对日本的民族压迫”。吴浊流先生写了《亚细亚的孤儿》，道出台湾人的真实处境。
可见虽然李登辉觉得做“日本人”很舒服很光荣，但多数台湾人并没有他那种怪诞的感觉。
李登辉“已经出发了”
1994年李登辉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对谈时多次提到《出埃及记》，后者问道：“提到《出埃及记》，是否就是意味着：台湾已迈向‘新时代’呢？”对此，李登辉情绪激昂地宣称：“是的，已经出发了！摩西以及人民今后都有得拼的。总而言之，已经出发了。”
李登辉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却对“中华民国”不感兴趣，指其为外来政权，其意图已昭然于天下，那就是他要走出“一个中国”，当“台湾国”的摩西。李登辉的这番谈话引起了岛内台独分子的共鸣，他们称它是“率领台湾人独立建国的宣言”，并立刻公开征集“台湾的国号、国旗、国歌”。
李登辉执政以来，反复声称“一个中国是将来的目标，现在不存在”，“两岸没有统一的条件存在”，“应尽量忘记一个中国、两个中国这类字眼”，“台湾必须是台湾人的”。“中国这个词是含糊不清的”，“台湾必须是台湾人的东西，这是最根本的想法”。
他私下对台独分子交底说：“统一只是说说的，其实，我心里想的和你们一样。”他在接见民进党人士时，附和台独主张，并对更改国号之事，答以“不要急，慢慢来”。在台湾当局的纵容下，1995年，台独分子大肆举行《马关条约》签定100周年的纪念活动，宣称“台湾自《马关条约》起已脱离中国100年了”。一些台独团体还在台北举行了“告别中国大游行”。
1999年5月李登辉在他出版的新书《台湾的主张》第七章中还主张进一步分裂中国：“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会更安定。”
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更提出了令海峡两岸震惊的“主张”，称台湾自“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8月10日他又说，围绕“两岸是国与国关系”的风波“越闹越大”更好，可以让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知道“中华民国在台湾困难的情况”，了解中华民国“被迫到房子里的一个角落，没有办法生存”，必须走出去，以后台湾就“好做事情”。
李登辉说出了他心里的真实想法：“明年这个时候，我可能不是总统，不过，我想把国家定位的问题说出来以后，什么人来做总统，都非常好做事情的。”可见，李登辉对充当“摩西”，完成“独立大业”是越来越焦急了，他试图通过国民党的文件乃至“宪法”来确认他胸中的“宏图”，从而确立他自己作为台独精神之父和行动之父的地位，从而保证今后的台湾领导人不会偏离台独的轨道。
台独情结中的“日本性格”
“悲哀”的暗流穿过了死硬的李登辉的胸膛，他胸中自诩的“坚毅”、“不屈”、“悲哀”乃至“孤愤”，若是放在历史的天平上，不过是可笑的愚顽罢了。他若真为台湾人民着想，就应该回到一个中国的立场，回到和平处理两岸关系的立场。
然而李登辉看来是不会回头了，因为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摩西，当成了为台湾“独立”而不惜粉身碎骨的“圣人”，他已经被这种爆发得越来越厉害的狂热所支配。1995年6月9日，李登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欧林讲座发表演讲，以“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圣人自诩，要“全力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写照。
因为李登辉已经等了很久，已经被从日本人离开台湾后就萌发的台独念头折磨了许多年。今天的狂躁不过是昔日所受折磨的反弹。在蒋家父子时代，李登辉不仅在仕途中谨小慎微，一副谦恭书生模样，而且在台湾前途问题上也是紧紧追随蒋家父子的“一个中国”的立场。在蒋经国眼里，李登辉言辞不多、性格内向、“政治野心”和“权力欲”不强，既没有自己班底也没有派系背景。然而李登辉绝非温驯之辈，不过是像宋江在浔阳城中所说的暂时“潜伏爪牙忍受”罢了。
李登辉的忍耐功夫和苦等之后的一鸣惊人，连他自己也不由得佩服自己起来。1994年他在与司马辽太郎对谈时表露心迹：“蒋经国先生是否真的希望我做他的继任者并不清楚”，“在那种政治情况下，假如蒋经国先生稍稍露了一点声色的话，说不定我就已经被摧毁了吧！”
此人看上去像一介书生，有“农经专家”的背景，但其内心阴鸷狡诈，立场死硬，并且善于等待时机，似乎已得日本忍者功夫的十足真传。而一旦登上权力顶峰，便大肆为所欲为，过去“不善言辞”，今日则滔滔不绝；过去注意和台独朋友保持距离，现在简直要取彼而代之；过去不敢以曾经是“日本人”为荣，现在不仅追认了自己的“皇民”身份，而且要做“摩西”了。
这就是我们所见的一个非常危险的李登辉。□
(编辑：翁宝)
第一股暗流是台独情结，它的颜色是黑的，它代表“深深的悲哀”。李登辉常常提起“身为台湾人的悲哀”，欲“独立”而不敢、不能，却又朝思暮想，这种内心的煎熬已经在李登辉先生心中转化为极黑极黑的怨毒。
第二股暗流是摩西情结，它的颜色是红的，它代表公牛般的“勇气”。李登辉在权力之巅坐稳之后，屡屡以旧约圣经《出埃及记》中率领犹太人穿越红海，回到故土重建家园的摩西自诩，仿佛自己就是那位圣人转世，有无穷的神力和感召力，能够率领台湾人“走出埃及”，建立“台湾人的国家”。
第三股暗流是日本情结，它的颜色是金黄色的，它代表日本殖民文化的“无限美好”和李登辉对自己曾经是“日本人”的无限留恋。李登辉已经不太知道自己是汉民族的后代了。他过去做过“日本人”，现在则是与汉民族“完全没有关系”的“台湾人”。有必要一提的是，李登辉在“台独”问题上从隐忍低姿态到倔强死硬，完全是地地道道的日本“忍者”风格。
所以这篇文章，就从李登辉的日本情结说起。
“22岁以前是日本人”
李登辉祖籍福建永定，1923年出生于台北三芝乡的一个乡绅家庭，父亲曾任日本殖民当局的刑警，属于正宗的“皇民”家庭和乡村的中产阶级，在地方上小有头面，这些人对日本当局有一种感恩戴德的心态，他们的子女受日化教育的程度也最深。这些日据时期出生的台湾“皇民”子女从未受过汉学训练，第一说写语文是日语，读的是日本书，并以日本人的眼光看世界。
虽然在农村长大，但李登辉的家境不错，小时候得以学小提琴，喜欢集邮。李登辉自幼深受日本“皇民化”教育，毕业于当时被称为“贵族学校”的淡水中学。18岁考入台北高等学校，毕业后就读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他作为台湾的最高领导人，对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受到的深重苦难不仅无动于衷，还洋洋自得地称曾做过22年的日本“国民”。
二战期间，他还当过日本军队的炮兵军官。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他是这样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在名古屋担任日本陆军的少尉军官。”在他心目中，日本人是最优秀的，并以自己曾经是“日本人”而沾沾自喜。
李登辉的思想言行均有深深的日本印记，对日本，李登辉有一种“母国情结”。他在言谈中经常引用一些日本俚语，如骂中共是“控固力”（日本语意为混凝土）；在知识结构上，他自称“只懂日本学问和农业问题”；他对日据时期的殖民地教育崇拜有加：“因为内人受过日本教育，善于记家计簿，所以我可以安心工作。”台湾《远见》杂志分析说：李登辉有多少中国人的成份？从血缘上讲，他是个地道的中国人，然而从文化上，他的中国化远远低于日本化的程度。尽管他在别人为他准备好的讲稿中经常念出诸如“国父孙中山遗训”、“中国传统道德”之类的话，但在即兴谈话中，显示的文化营养主要还是来自圣经（李曾赴美做研究和留学）和日本人写的书籍，他几乎无法独立地引述某一中国圣贤的思想体系或名言来解释他的政治理念。
正因为李登辉有这样的文化背景，所以当上“总统”后，往往是以日本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与历史。他从来未就中国抗战历史说过一句话，当“总统”以来从未参加抗日战争的纪念活动。1994年9月17日台湾《联合报》披露，5年前李登辉曾对某日本作家说，他对裕仁天皇（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之一）的去世“衷心表示哀悼”，他还说：“在近邻的国家中，像我们国民表示深深哀悼之意、与日本国民抱有共感的民族，实在没有其例。”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大庆，李登辉更是“倔强”地以沉默来表达他的立场。难怪日本《邮报周刊》说：“李（登辉）总统比现在的日本人还更有日本人的心情。”台湾前“外长”钱复也对日本人说，李在“日本统治时代接受过日本教育，其兄是作为帝国陆军士兵战死的，李内心比现在的日本人更加日本”。
顺便提一下，李登辉的夫人曾文惠，在台湾光复之前只会说日本话，不会说国语，国语是光复后学的，她的英语也是日本腔。
日本情结与台独情结共生共长
李登辉对日本“造福”台湾一直感佩不已，1994年他在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对谈时，提到日本当局在侵台初期对台湾人采取“去留自由”、“不没收财产”，对此他大加赞赏，说“殖民地时代日本人留下的东西很多，在批评的同时，如果不用更科学的观点来评价就无法了解历史”。台独分子王育德在其《苦闷的台湾》一书中，也认为日据时期台湾人民享受到了“近代化的恩惠”。
李登辉为什么把日据时代的台湾描写成理想社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可以从中导出“台湾应该独立”的结论。早在50年代，日本政府某些官员就提出：台湾经过日本50年的统治，文化已受日本同化，不再是中国文化的分支，而且台湾人怀念日本人的统治甚于喜欢中国人。1963年，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公然宣称：“为什么台湾人喜欢日本人而不像韩国人那样反对日本人？这是因为我们在台湾有较好的殖民政策的缘故。”
日本曾对台湾实行了长达50年的统治。战后以来，日本一直有一股雄厚的对台活动势力，日本政界一些人至今仍未放弃“台湾归属未定论”，这其中自然有他们的阴谋与算计，而台独分子听之如饮甘霖，引为知己。在美国之外，日本是台独势力的另一个重要的海外基地。 对于一心谋求台湾“独立”的李登辉来说，来自日本方面的帮助是其台独战略的重要环节。他一直鼓动日本充当亚洲的领导者，对抗中国大陆，从而为台独创造有利的条件。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对日本保持警惕的时候，李登辉以曾经是“日本人”的身份，凑上去充当日本的“知己”。1994年李登辉对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岛岭雄说：“村山首相为何要对50年前的战争之类的事道歉呢？已经没有这种必要了。与此相比，对日本而言，更重要的应该是拥有作为亚洲的领导者面向未来的明确视野吧！”同年李登辉在接受日本产经新闻社社长羽佐间重彰的独家访问时形容自己是“会说日本话、亲日本的总统”，并声称“台湾是日本真正的友人”，“在亚洲，乃至全世界，没有其他国家像台湾这样重视日本”。
在经济方面日台关系也非常密切：日本是台湾的第一大进口国和第二大出口对象国，也是最大的外资来源国。经济上，日台经贸关系日益加深，据日方统计，1993年日本对台出口221亿美元，是对大陆出口的1.27倍。在台湾的经济生活中，日本的印记比比皆是。
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李登辉给日本戴了许多高帽，他说：“直到今天，我仍然用功不辍，而我阅读得最多的还是日本出版的书籍。原因何在？就是因为日本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国家！”同时他又作出了别有居心的怂恿：“依我之见，日本人（现在）过于丧失信心，以致具有举世稀有的优越条件而不自知。如果能稍加冷静地环顾周围环境，然后重新评估自己的实力，相信必将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如此，不但是日本之福，对亚洲甚至世界各国都有益。”（《台湾的主张》第200页）
以上事实充分表明，李登辉的日本情结，与他的台独情结有着非常密切的内在关系，二者共生共长：
第一，他对曾经是“日本人”的无限留恋，表明他骨子里缺乏中国人的自觉意识。
第二，他感谢日本对台湾的“造福”。在李登辉心目中，台湾是“无主之岛”，却确确实实曾经是日本的“领土”，日本人推动了台湾的“近代化”，日本人走后，台湾没有理由不独立。
第三，日本可为台独助一臂之力，他鼓励日本在亚洲称霸，无非是要挟日自重，增加与大陆对抗的本钱。
有必要指出的是，李登辉把日据时代描写成一个金黄色的时代，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台湾人民并不欢迎日本的占领，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割让台湾，史书记载：“台人骤闻之，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田野。”台湾全岛“哭声震天”，台湾人民发出“我君可欺，我民不可欺”的怒吼。从1895年6月到10月的5个多月里，台湾军民和日军共打了100多仗，杀死日军4600多人，伤3.2万多人，日近卫师团长、陆军中将北川宫能久亲王和第二旅团长、陆军少将山根信成也被击毙。
割台消息传出后，在大陆的台籍进士、举人也联名上书，痛陈“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
日本为了能够长期统治台湾，在台强行推广日本话，传播日本信仰，乃至推广日本饮食、服饰，企图从文化上征服、同化台湾人民，也遭到了台湾人民的抵抗。1921年，一批台湾知识分子在台北医生蒋渭水的领导下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该协会针对日本在台湾的“皇民化”统治，提出“谋台湾文化之向上”的宗旨，宣传和传播中华民族语言文化，以“唤起汉民族的自觉，反对日本的民族压迫”。吴浊流先生写了《亚细亚的孤儿》，道出台湾人的真实处境。
可见虽然李登辉觉得做“日本人”很舒服很光荣，但多数台湾人并没有他那种怪诞的感觉。
李登辉“已经出发了”
1994年李登辉与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对谈时多次提到《出埃及记》，后者问道：“提到《出埃及记》，是否就是意味着：台湾已迈向‘新时代’呢？”对此，李登辉情绪激昂地宣称：“是的，已经出发了！摩西以及人民今后都有得拼的。总而言之，已经出发了。”
李登辉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却对“中华民国”不感兴趣，指其为外来政权，其意图已昭然于天下，那就是他要走出“一个中国”，当“台湾国”的摩西。李登辉的这番谈话引起了岛内台独分子的共鸣，他们称它是“率领台湾人独立建国的宣言”，并立刻公开征集“台湾的国号、国旗、国歌”。
李登辉执政以来，反复声称“一个中国是将来的目标，现在不存在”，“两岸没有统一的条件存在”，“应尽量忘记一个中国、两个中国这类字眼”，“台湾必须是台湾人的”。“中国这个词是含糊不清的”，“台湾必须是台湾人的东西，这是最根本的想法”。
他私下对台独分子交底说：“统一只是说说的，其实，我心里想的和你们一样。”他在接见民进党人士时，附和台独主张，并对更改国号之事，答以“不要急，慢慢来”。在台湾当局的纵容下，1995年，台独分子大肆举行《马关条约》签定100周年的纪念活动，宣称“台湾自《马关条约》起已脱离中国100年了”。一些台独团体还在台北举行了“告别中国大游行”。
1999年5月李登辉在他出版的新书《台湾的主张》第七章中还主张进一步分裂中国：“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会更安定。”
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更提出了令海峡两岸震惊的“主张”，称台湾自“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8月10日他又说，围绕“两岸是国与国关系”的风波“越闹越大”更好，可以让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知道“中华民国在台湾困难的情况”，了解中华民国“被迫到房子里的一个角落，没有办法生存”，必须走出去，以后台湾就“好做事情”。
李登辉说出了他心里的真实想法：“明年这个时候，我可能不是总统，不过，我想把国家定位的问题说出来以后，什么人来做总统，都非常好做事情的。”可见，李登辉对充当“摩西”，完成“独立大业”是越来越焦急了，他试图通过国民党的文件乃至“宪法”来确认他胸中的“宏图”，从而确立他自己作为台独精神之父和行动之父的地位，从而保证今后的台湾领导人不会偏离台独的轨道。
台独情结中的“日本性格”
“悲哀”的暗流穿过了死硬的李登辉的胸膛，他胸中自诩的“坚毅”、“不屈”、“悲哀”乃至“孤愤”，若是放在历史的天平上，不过是可笑的愚顽罢了。他若真为台湾人民着想，就应该回到一个中国的立场，回到和平处理两岸关系的立场。
然而李登辉看来是不会回头了，因为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摩西，当成了为台湾“独立”而不惜粉身碎骨的“圣人”，他已经被这种爆发得越来越厉害的狂热所支配。1995年6月9日，李登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欧林讲座发表演讲，以“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圣人自诩，要“全力向不可能的事物挑战”，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写照。
因为李登辉已经等了很久，已经被从日本人离开台湾后就萌发的台独念头折磨了许多年。今天的狂躁不过是昔日所受折磨的反弹。在蒋家父子时代，李登辉不仅在仕途中谨小慎微，一副谦恭书生模样，而且在台湾前途问题上也是紧紧追随蒋家父子的“一个中国”的立场。在蒋经国眼里，李登辉言辞不多、性格内向、“政治野心”和“权力欲”不强，既没有自己班底也没有派系背景。然而李登辉绝非温驯之辈，不过是像宋江在浔阳城中所说的暂时“潜伏爪牙忍受”罢了。
李登辉的忍耐功夫和苦等之后的一鸣惊人，连他自己也不由得佩服自己起来。1994年他在与司马辽太郎对谈时表露心迹：“蒋经国先生是否真的希望我做他的继任者并不清楚”，“在那种政治情况下，假如蒋经国先生稍稍露了一点声色的话，说不定我就已经被摧毁了吧！”
此人看上去像一介书生，有“农经专家”的背景，但其内心阴鸷狡诈，立场死硬，并且善于等待时机，似乎已得日本忍者功夫的十足真传。而一旦登上权力顶峰，便大肆为所欲为，过去“不善言辞”，今日则滔滔不绝；过去注意和台独朋友保持距离，现在简直要取彼而代之；过去不敢以曾经是“日本人”为荣，现在不仅追认了自己的“皇民”身份，而且要做“摩西”了。
这就是我们所见的一个非常危险的李登辉。□
(编辑：翁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