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商务印书馆新近出版的《战国七雄》，除折服于作者李山先生立意的高远、驾驭史料的举重若轻、剪裁题材的巧妙得当，以及叙事方式的深入浅出、语言表达的通俗幽默外，笔者还有一大收获：见识了一批性格极端的人。
　　人的性格千差万别，性格极端的体现也多种多样，其中之一是嫉妒，可以庞涓为代表。
　　庞涓与孙膑，本是同门师兄弟，同窗加好友。然而，嫉妒从来都是从身边的人嫉妒起，因为这样的关系才相互了解得深，才易生嫉妒。庞涓在军事史上也算个二三流人才吧，但却固执地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而唯一可与他一争高下的是老同学孙膑。于是，为了保住天下第一的地位，他竟派手下砍去了孙膑的两只脚，还在他脸上刺墨——不但残害你的肢体，还戕害你的自尊——心理何其阴暗！可最后呢，他还是没能逃脱真正的军事家孙膑的妙算，兵败马陵，无奈拔剑自刎。临死，他还从喉咙里冒出句“遂使竖子成名”的狂妄狼言。真是死不觉悟啊！还是认为自己比孙膑强。无能而嫉妒，庞涓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
　　如果说庞涓还称不上军事家，那么秦国大将白起可是历史上绝对一流的将军。白起为秦国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仅长平一战，便坑杀降卒40万。这哪里还是将军？他早把自己沦为宰杀牲口的屠夫了。有学者研究，认为坑杀的人中很大一部分是当地百姓，即给赵军做后勤工作的上党之民。果真如此，这就是白起的嫉恨心理在作怪了，他不是说上党人“不乐为秦”吗？嫉恨之情一生，杀人之意遂起，野兽之性大发。
　　按照杀人将军白起的行事风格，也许秦统一天下会更快些，然而，他也碰到了强有力的对手：秦相范雎。
　　范雎，乃秦国历史上的一代名相，他提出的“远交近攻”策略，对秦国最终兼并六国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乏大智慧的人，却因党派之争，因功名心作怪，因心胸太狭隘，而不惜陷害同僚。范雎是一饭之恩必报、睚眦之怨必偿的人，做事全凭“恩怨”。为了报仇，为了要当年伤害他的仇人的脑袋，居然惊扰了四大公子中的平原君和信陵君，甚至把秦昭王都卷了进来，这就是公报私仇了。报恩呢，也同样以公报私，将国家的官职授予两位无法胜任的恩人。如此报恩，最终让他死在了恩人手里——恩人不但无才无能，还渎职，甚至通敌，被治罪，范雎受株连，一起被杀。这样极端的性格就造成了这样既出乎预料却又在情理中的人生结局。
　　说到“性格即命运”，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商鞅。
　　商鞅未发迹时，似乎很灵活，一点也不偏执。你看，他不在乎出处之道，依靠一介六根不全的太监来接近秦孝公。他怀揣三套主张，先大谈“帝道”，继而是“王道”，最后端出“霸道”，终于感动了秦孝公，决定重用他变法。这时，商鞅像个朝秦暮楚的策士，你要什么我就拿什么，心眼儿活泛得很，没有自己的主张。其实说到底，这就是实用主义者的嘴脸：用我，能建立功名，就是人生的最大目的。表面的灵活，其实是为了骨子里的强硬，后来商鞅变法，强硬到极点，也血腥到极点，轻罪重刑，以刑去刑，一丁点儿错就施以重刑，反对变法的人，他一天可以杀数百！他完全忠于自己的理想，完全执行自己的理想，最后被继位的秦惠王五马分尸——活得热烈，死得也惨烈。为了功名，为了理想，不是五鼎食，就是五马分，真是极端到了极点！不过都是轰轰烈烈，倒也不枉此生。
　　说到商鞅的实用主义嘴脸，其实，将实用主义发挥得最淋漓尽致的是战国策士。李山先生在书中这样精彩地概括策士这一群体：“论智力，他们都是一顶一，但是论德行，那就不是他们所思所想的了。于是，他们只有游说的嘴脸，没有政治的面目、德行的立场。说到底，他们都是实用主义者。”
　　看200多年的战国史，崇尚暴力，崇尚权诈，充斥着血与火，整天打打杀杀，死人无数，人类文明的激流至此似乎遇到了巨大阻遏，而不得不停滞，甚或倒退。在血火纷飞的沙场逐鹿中，在你死我活的政治博弈上，人性中所有的“恶”以及平时貌似还不太“恶”的东西，都成倍放大，被激发并尽情释放出来。于是，和平环境下、正常生活中不可想象的事与人，因着特异的时代而大量涌现了。所以说，这极端特殊的时代，产生性格极端的人，也就没什么特别奇怪了。
　　（摘自2012年11月7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