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时间：1942年春 / 地点：昆明
解说：还是在那年，还是在昆明，一条耗费30万人血泪的铁路最终功亏一篑，成为一大历史悲剧。这条于1938年动工的滇缅铁路，起点设在昆明，1942年因滇西失守而停工，始终未能达到目的地——中缅边界的术达。不得不说的是，参与修建的人员中有万名工程技术人员，本文作者的父亲即是其中一位。
真不知道，家父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曾两度冒死参建滇缅铁路。
小时候，曾听父亲讲过他修建滇缅公路的事，家中还有一些当时的照片。由于照片中有与美国参建人员的合影，“文革”时期都被毁掉了。后来才知道，那条路后来成为抗战时期中国与外界联系的惟一运输通道，曾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抗战生命线”，它的建成改变了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史迪威公路”。
最近翻看父亲生前所写的回忆《萍踪》，才发现父亲与滇缅铁路也有着那样紧密的联系，并由此认识了中国抗战史上那段尘封多年并鲜为人知的悲壮历史。
1938年，抗日战争的形势日益危急，在大片国土丧失、人民颠沛流离、生产停顿、百业凋零之时，为打破日寇封锁，保障抗战军需物资的运输，在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曾养甫的建议下，决定修建一条从西南向外与国际联系的铁路通道。
家父1938年于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同年11月就被国民政府交通部分配到了滇缅铁路工程局。一个月后，滇缅铁路动工，线路由昆明直达中缅边界的术达。整个工程分为东西两段，东段由昆明至祥云的清华洞，长410公里；西段由清华洞抵术达，长470公里，全线均为“米轨”，便于与缅甸的铁路衔接。
滇缅铁路的兴建正是国难深重的1938年冬至1942年春，参与修建的有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和30多万滇西南民工。当时工程技术人员十分缺乏，由于青壮年很多都去参军抗日，民工中也加入了很多妇女、老人甚至儿童。正是这些人以深厚的爱国热情，克服了山高路险、瘴疠横行、缺医少药、经费不足、蚊虫叮咬、供应短缺等重重困难，用肩挑手挖的原始方式，在横断山脉两侧一寸寸地挖开大山，完成了这场世界铁路史上最艰巨的建设工程。但由于饥饿、疾病和沉重的劳动，10余万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
那时的滇缅铁路，聚集了一大批中国铁路工程的优秀人才，其中包括当时的滇缅铁路工程局局长、一代铁路巨擘杜镇远，副局长王节尧，曾经接待过家父的公务课正工程师汪菊潜，以及当时家父的上司、二总段的总段长龚继成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龚继成先生，他不但铁路工程经验丰富，而且思想开放。自滇缅铁路东段后，家父先后跟随他修建了西祥公路、滇缅铁路西段、云南呈贡机场、滇缅公路等。抗战胜利前，他在多条铁路、公路、机场任职并做出了巨大贡献，后因脑溢血不幸于1945年病逝。此后，国民政府为缅怀他的功绩，遂把中印公路腾冲境内的一座横跨澜沧江的大桥命名为“继成桥”。家父于1983年开始，多方搜集并核实他的史料，写了《龚继成先生传略》，登载于交通部《公路交通编史研究》1986年第5期中。遗憾的是，国民政府褒奖龚继成立桥命名之事竟被删去，可见当年治史的态度。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美国政府还特别向早已辞世的龚继成先生颁发了一枚功勋奖章，足见其影响力之大。
家父于1938年11月至1940年11月在滇缅铁路东段整整干了两年，其所在的二总段四分段距昆明72公里，驻地在安宁县寨脚村，虽每天往返爬山，在深山沟里修路，但条件尚不算十分恶劣。只是山中常有劫匪，因此很多人都购枪自卫，当时一只进口的“勃朗宁”手枪要卖到400多元，以家父每月70元的工资相比，也是十分昂贵的了。
1941年11月，国民政府加快了滇缅铁路西段的建设，家父因此重返滇缅铁路。滇缅铁路西段工程局设在云县，家父所在的老闸河桥工所则在距县城较远的山沟里。当时的云县是瘴气（恶性疟疾）最厉害的地方，据有关资料记载，其新城坝永胜村全村2000余人因疟疾流行死了四分之三。24个村子有3个村子全部死光，3个村子基本死光，剩下的男人不能劳动，妇女不能生育，100多个妇女一年只生了5胎。家父所在时，云县不过5万多人，其中约三分之一参加了滇缅铁路的建设。
据家父回忆，在云县的日子生活异常艰苦，附近没有村庄，吃蔬菜都要到几十里外的集市购买。特别是疟疾流行严重，早晚要严防疟蚊叮咬，晚上只能在蚊帐内点灯工作，进山的民工也常因疟疾感染而死亡。与家父在一起的一位重庆大学的实习生，一次在路上也突发恶性疟疾，因痛苦挣扎，4个男人都无法将他按住，最后还是打针吃药及时才保住了性命。
在云县时，工程技术人员身边都常备一些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当时首推德国拜耳公司生产的“ATABRIN”，人们都叫它“黄药片”，大家作为宝贝保存。家父在云南时也一直将它保存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即使后来留学美国也没有扔掉，并一直保留到了上世纪的50年代。我猜想，可能这些药片依旧保存着当年的记忆吧。1942年5月至6月间，正当铁路全线贯通正待铺轨时，日军侵占了缅甸。之后又陆续攻陷了滇西重镇腾冲、龙陵、畹町等地，为防止日军利用滇缅铁路，国民政府在“以免资敌”的战略思考下，只好下决心自建自毁，忍痛将滇缅铁路西部已建好的全部工程在爆破声中化为了一片烟尘。
这段曾经恢弘、惨烈并悲壮的历史，就这样镌刻在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丰碑上，也定格在了西南边陲很多人的记忆中。
由于家父之前被调去参加呈贡机场的建设，那段悲壮的毁路历程没有亲身经历。
今天，滇缅铁路已不复存在。昔日的路基除一部分为后来的公路利用外，多数已经淹没于荒烟杂草之中。如今，我们只能在不多的地方找到当年残破的隧道、桥墩和依稀可见的路基的遗迹，人们渐渐把这条本可以横贯中缅边界、联结太平洋口岸的国际通道忘却了，同时忘却的还有千百万人民为抗战胜利蕴含在这一伟大工程中的精神力量。
在我们家中，父亲保存着一本“滇缅铁路公务第二总段工程摄影”集，集子用蓝色的油墨印刷，所有照片都是直接粘贴在页面上，并线装成册。那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四月底，滇缅铁路行将结束之前，一位田姓同事赠与父亲的。泛黄的页面和照片，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施工状况。在今天，滇缅铁路早已消失于滇西的崇山峻岭之中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照片尤其显得珍贵。
链接 中国远征军
1938年8月，由20万名中国民工修筑而成的滇缅公路全线通车，所有国际援华物资几乎都通过滇缅公路进入中国。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缅甸，企图切断滇缅公路。
为了保卫滇缅公路，1942年3月，国民政府抽调了10万名精兵组成远征军奔赴缅甸，和英美盟军携手抗日。中国远征军千里扬戈，浴血奋战，屡挫敌锋，使日军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后来因为盟军配合不力，战斗失利，远征军不得不撤退。可残忍的日军欲置远征军于死地，切断了远征军的归国通道。在撤退路线中，野人山路线最为凶险。远征军的将士们跟随杜聿明将军选择了这条路线。然而，由于森林里野兽肆虐，瘴气弥漫，疾病流行，缺医少食，3万多名远征军战土丧命于此。
这里展示的藏品是西泠印社2012年春拍中一份国民党总统蒋介石签发的与中国远征军有关的手令。手令内容为：中国远征军于1942年2月入缅对日作战，甘丽初第6军下辖的暂编55师陈勉吾在乐可战败，腊戌失守，溃不成军，55师陈勉吾部队全线败退。蒋介石据报，手令何应钦将陈勉吾撤职押解到重庆审办，未成，于是又再批示，限一个月内押解来办。
解说：还是在那年，还是在昆明，一条耗费30万人血泪的铁路最终功亏一篑，成为一大历史悲剧。这条于1938年动工的滇缅铁路，起点设在昆明，1942年因滇西失守而停工，始终未能达到目的地——中缅边界的术达。不得不说的是，参与修建的人员中有万名工程技术人员，本文作者的父亲即是其中一位。
真不知道，家父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曾两度冒死参建滇缅铁路。
小时候，曾听父亲讲过他修建滇缅公路的事，家中还有一些当时的照片。由于照片中有与美国参建人员的合影，“文革”时期都被毁掉了。后来才知道，那条路后来成为抗战时期中国与外界联系的惟一运输通道，曾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抗战生命线”，它的建成改变了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史迪威公路”。
最近翻看父亲生前所写的回忆《萍踪》，才发现父亲与滇缅铁路也有着那样紧密的联系，并由此认识了中国抗战史上那段尘封多年并鲜为人知的悲壮历史。
1938年，抗日战争的形势日益危急，在大片国土丧失、人民颠沛流离、生产停顿、百业凋零之时，为打破日寇封锁，保障抗战军需物资的运输，在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曾养甫的建议下，决定修建一条从西南向外与国际联系的铁路通道。
家父1938年于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同年11月就被国民政府交通部分配到了滇缅铁路工程局。一个月后，滇缅铁路动工，线路由昆明直达中缅边界的术达。整个工程分为东西两段，东段由昆明至祥云的清华洞，长410公里；西段由清华洞抵术达，长470公里，全线均为“米轨”，便于与缅甸的铁路衔接。
滇缅铁路的兴建正是国难深重的1938年冬至1942年春，参与修建的有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和30多万滇西南民工。当时工程技术人员十分缺乏，由于青壮年很多都去参军抗日，民工中也加入了很多妇女、老人甚至儿童。正是这些人以深厚的爱国热情，克服了山高路险、瘴疠横行、缺医少药、经费不足、蚊虫叮咬、供应短缺等重重困难，用肩挑手挖的原始方式，在横断山脉两侧一寸寸地挖开大山，完成了这场世界铁路史上最艰巨的建设工程。但由于饥饿、疾病和沉重的劳动，10余万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生命代价。
那时的滇缅铁路，聚集了一大批中国铁路工程的优秀人才，其中包括当时的滇缅铁路工程局局长、一代铁路巨擘杜镇远，副局长王节尧，曾经接待过家父的公务课正工程师汪菊潜，以及当时家父的上司、二总段的总段长龚继成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龚继成先生，他不但铁路工程经验丰富，而且思想开放。自滇缅铁路东段后，家父先后跟随他修建了西祥公路、滇缅铁路西段、云南呈贡机场、滇缅公路等。抗战胜利前，他在多条铁路、公路、机场任职并做出了巨大贡献，后因脑溢血不幸于1945年病逝。此后，国民政府为缅怀他的功绩，遂把中印公路腾冲境内的一座横跨澜沧江的大桥命名为“继成桥”。家父于1983年开始，多方搜集并核实他的史料，写了《龚继成先生传略》，登载于交通部《公路交通编史研究》1986年第5期中。遗憾的是，国民政府褒奖龚继成立桥命名之事竟被删去，可见当年治史的态度。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美国政府还特别向早已辞世的龚继成先生颁发了一枚功勋奖章，足见其影响力之大。
家父于1938年11月至1940年11月在滇缅铁路东段整整干了两年，其所在的二总段四分段距昆明72公里，驻地在安宁县寨脚村，虽每天往返爬山，在深山沟里修路，但条件尚不算十分恶劣。只是山中常有劫匪，因此很多人都购枪自卫，当时一只进口的“勃朗宁”手枪要卖到400多元，以家父每月70元的工资相比，也是十分昂贵的了。
1941年11月，国民政府加快了滇缅铁路西段的建设，家父因此重返滇缅铁路。滇缅铁路西段工程局设在云县，家父所在的老闸河桥工所则在距县城较远的山沟里。当时的云县是瘴气（恶性疟疾）最厉害的地方，据有关资料记载，其新城坝永胜村全村2000余人因疟疾流行死了四分之三。24个村子有3个村子全部死光，3个村子基本死光，剩下的男人不能劳动，妇女不能生育，100多个妇女一年只生了5胎。家父所在时，云县不过5万多人，其中约三分之一参加了滇缅铁路的建设。
据家父回忆，在云县的日子生活异常艰苦，附近没有村庄，吃蔬菜都要到几十里外的集市购买。特别是疟疾流行严重，早晚要严防疟蚊叮咬，晚上只能在蚊帐内点灯工作，进山的民工也常因疟疾感染而死亡。与家父在一起的一位重庆大学的实习生，一次在路上也突发恶性疟疾，因痛苦挣扎，4个男人都无法将他按住，最后还是打针吃药及时才保住了性命。
在云县时，工程技术人员身边都常备一些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当时首推德国拜耳公司生产的“ATABRIN”，人们都叫它“黄药片”，大家作为宝贝保存。家父在云南时也一直将它保存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即使后来留学美国也没有扔掉，并一直保留到了上世纪的50年代。我猜想，可能这些药片依旧保存着当年的记忆吧。1942年5月至6月间，正当铁路全线贯通正待铺轨时，日军侵占了缅甸。之后又陆续攻陷了滇西重镇腾冲、龙陵、畹町等地，为防止日军利用滇缅铁路，国民政府在“以免资敌”的战略思考下，只好下决心自建自毁，忍痛将滇缅铁路西部已建好的全部工程在爆破声中化为了一片烟尘。
这段曾经恢弘、惨烈并悲壮的历史，就这样镌刻在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丰碑上，也定格在了西南边陲很多人的记忆中。
由于家父之前被调去参加呈贡机场的建设，那段悲壮的毁路历程没有亲身经历。
今天，滇缅铁路已不复存在。昔日的路基除一部分为后来的公路利用外，多数已经淹没于荒烟杂草之中。如今，我们只能在不多的地方找到当年残破的隧道、桥墩和依稀可见的路基的遗迹，人们渐渐把这条本可以横贯中缅边界、联结太平洋口岸的国际通道忘却了，同时忘却的还有千百万人民为抗战胜利蕴含在这一伟大工程中的精神力量。
在我们家中，父亲保存着一本“滇缅铁路公务第二总段工程摄影”集，集子用蓝色的油墨印刷，所有照片都是直接粘贴在页面上，并线装成册。那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四月底，滇缅铁路行将结束之前，一位田姓同事赠与父亲的。泛黄的页面和照片，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施工状况。在今天，滇缅铁路早已消失于滇西的崇山峻岭之中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照片尤其显得珍贵。
链接 中国远征军
1938年8月，由20万名中国民工修筑而成的滇缅公路全线通车，所有国际援华物资几乎都通过滇缅公路进入中国。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缅甸，企图切断滇缅公路。
为了保卫滇缅公路，1942年3月，国民政府抽调了10万名精兵组成远征军奔赴缅甸，和英美盟军携手抗日。中国远征军千里扬戈，浴血奋战，屡挫敌锋，使日军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后来因为盟军配合不力，战斗失利，远征军不得不撤退。可残忍的日军欲置远征军于死地，切断了远征军的归国通道。在撤退路线中，野人山路线最为凶险。远征军的将士们跟随杜聿明将军选择了这条路线。然而，由于森林里野兽肆虐，瘴气弥漫，疾病流行，缺医少食，3万多名远征军战土丧命于此。
这里展示的藏品是西泠印社2012年春拍中一份国民党总统蒋介石签发的与中国远征军有关的手令。手令内容为：中国远征军于1942年2月入缅对日作战，甘丽初第6军下辖的暂编55师陈勉吾在乐可战败，腊戌失守，溃不成军，55师陈勉吾部队全线败退。蒋介石据报，手令何应钦将陈勉吾撤职押解到重庆审办，未成，于是又再批示，限一个月内押解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