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来情形看，宋教仁之死触动了民初脆弱的政治联盟；孙中山、黄兴等由此发难，似乎也找错了机会；袁世凯得理得势而不让人，缺少君子风度，并隐然露出了独裁倾向；袁世凯隐而不显的倾向被那些心腹幕僚捕捉到了，于是这些幕僚出于一种特殊心理予以迎合，遂使民初政治越走越邪乎。
　　筹组政治会议
　　国民党籍议员被逐出议会，就“二次革命”那种特殊情形而言，并非不可理解。问题是，此后正当选择，应该是按照相关法律程序，补选议员，让国会在民初政治建构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然而遗憾的是，袁世凯没有这样做，而是以“政治会议”替代国会。
　　在袁世凯民元设想中，国会、国务院之外，总统府还应有一个“行政咨询院”，由各省派员组成，以沟通内外，协调政策，但后来因为“各代表性质不明，主张歧出，良法美意，致成具文”，甚为可惜。
　　现在内阁总理熊希龄既然准备召集地方行政会议，所以，11月5日，袁世凯就搭个便车，建议将这个会议改为政治会议，由各省长官选派“其有年在三十五岁以上，于行政界经验十年以上，明于世界大势，品学兼优者，应即遴派两员到京。如该省向有驻京人员合格者，亦可派充，以期早日齐集，会议要政。总之，祛内外隔阂之弊，成集思广益之功，戮力一心，固我邦本”。
　　在国会瘫痪，宪法起草中止背景下，召集一个协商会议，寻找对策，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但这个办法应以补选议员，维持国会为终极目标，无论如何不能动摇国基。11月7日，梁启超、张謇谒袁世凯，当面表达这个意思，“筹论维持国会之法。总统以事属整治内乱，无与国会，已电各省速集候补议员云。”换言之，袁世凯此时并没有解散国会的意思，政治会议只是一个协商机构，并不是为了取代国会。
　　依据这个思路，袁世凯11月26日特颁明令，派员筹组政治会议。12月12日，袁世凯特任李经羲为政治会议议长；14日，据副总统黎元洪建议，任张国淦为副议长。据张说，黎元洪之所以推荐他加入政治会议并出任副议长，主要是“希望多少有点补救”。言下之意，黎元洪已觉得袁世凯溢出“共和常轨”了。
　　平等、自由、共和“正解”
　　12月15日，政治会议在北海承光殿开会。袁世凯于会议委员觐见时发表了一篇“开会训词”。这是民国史上一份重要文件，也是袁世凯思想转折一大关键。在这篇训词中，袁世凯结合民初政治实际谈了对平等、自由和共和的认识，以为政治困境的根本原因，就是国人错误理解了这三个美好的概念。关于平等，袁世凯说：
　　共和政治，为宪政之极轨，本大总统固欣然慕之。然初何敢谓招牌一改，国力即随之充足。即以目今之内政而论，紊乱何堪设想。一般人民以国体既改，国民均属平等，于是乎子抗其父，妻抗其夫，属员抵抗长官，军士抵抗统帅，以抵抗命令为平等，以服从命令为奇辱，而政治遂不能收统一之效。不知所谓平等者，系在国法上之平等，即无所谓贵族平民等阶级是也，非谓一讲平等，即无权力服从之关系也。此误认平等二字，为内政紊乱之原因一。
　　再论自由，袁世凯说：
　　国民既属自由为神圣不可侵犯，于是乎攘权可以自由；争利可以自由；假结社自由之名，而谋乱可以自由；借言论自由之说，而造谣亦可以自由。种种违法举动，无不可以自由二字为卸责之地。则强有力者，遂可以自由于弱无力者生命财产之范围内，而大乱遂起。不知所谓自由者，在法律范围内之自由，非谓一讲自由，即可任意自由于法律范围之外也。此误认自由二字，为内政紊乱之原因二。
　　三论共和，袁世凯说：
　　欧美人所谓共和者，为多数人图谋幸福之谓也。在昔专制时代，政权操之一姓，强则为一姓之家业盛，弱则为一姓之家业衰。强弱盛衰，无与于大多数之人民。厥后民权渐次发达，群知国家为人民之国家，非一人一姓之国家。于是推倒专制，改建共和，主权公之亿兆，而大多数人之幸福，遂不令一姓享受。然亦非一讲共和二字，而天下遂无不可共和之物也。乃一般人民，将共和二字错认。而自辛亥革命以来，共产共妻之说，腾诸国人之口，则抢掠人之财产，奸淫人之妻妾，及其他种种强贼行为，几视为法律所许，而莫敢过问者也。此误认共和二字，为内政紊乱之原因三。
　　应该承认，袁世凯“训词”对平等、自由、共和真精神的辨析是对的。中国在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确实被激进主义误导过，只是作为那时中国最高政治领袖，袁世凯的重新解读，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人在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及民国初年动荡后需要秩序、稳定，另一方面政治领袖如此强调秩序、稳定，则势必遏止自由、民主、平等、共和，让政治倒退。好像辛亥后一切乱象，均因“革命伟人”鼓吹平等、自由、共和而起。
　　由以上之种种原因，而内政遂成一极不稳固之现象。而所谓革命之伟人巨子者，挟其手造民国之功，更觉睥睨一切。
　　很显然，袁世凯这段话的隐含指向，就是孙中山、黄兴等发动“二次革命”的国民党人。
　　在袁世凯看来，平等、自由、共和，都被孙中山、黄兴等人曲解了，这是民初政治动荡的根源。拨乱反正，就是要剔除对平等、自由、共和的误解误读，重建社会秩序、人伦纲常。袁世凯对孙黄的指责不必过于计较，但其对当时内政外交棘手交织的分析，很值得注意。
　　他认为，民国建立以来，外交乏力，中俄交涉困难重重，库伦独立尚未取消；西藏交涉也不容易，英人至今不肯让步。其他各国虎视眈眈，欲利用中国政治易代这一特殊时期向亚东大陆染指问鼎。在此种背景下，中国决不可以共和成立而高枕无忧，更不可陷入内部纷争削弱政府能力。苟内政修明，则列强之对我自必亲睦。否则，我先自伐，又何怪人。
　　再创造法机关
　　袁世凯在政治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训词，是他对两年来民国政治乱象的反思，也是他出任正式大总统后发表的政治见解。这个发言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民主政治基本原则开始产生不信任，不再认为政治纷争都应在民主政治框架内解决。他此时并没有明白表示要解散国会，另设造法机关；但他也不再为绝对的民主共和背书，不再否认解散国会的可能性。 　　据张国淦记录，政治会议开幕式结束后，“总统特派”杨士琦来到李经羲议长室，李、杨烟榻对躺长谈。杨一再暗示袁世凯对李经羲推崇之意，提示将来总揆一席非李莫属。李经羲谦让一番，以为国民党暴烈，进步党如梁启超、汤化龙等都为总统帮忙，想必可以合作。杨说：“党人终不可靠，总统对梁、汤等，亦不过一时利用而已。”杨还说：“国会应当解散，拟以政治会议为立法机关，另订宪法。”
　　解散国会，以政治会议为立法机关。此事关涉国家体制改变，李经羲当然不敢轻易表态，他问张国淦的意见。张列举国会不当解散的理由，建议袁总统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安排递补，无论如何不能以政治会议作为立法机关。张国淦还说，补选议员，重开国会，是总统的意思。但杨不以为然，他说：解散国会也是大总统的意思。
　　可以相信，解散国会；补选议员，重开国会；这两层意思，袁世凯都说过，张国淦、杨士琦所说都有依据。这一方面表明袁世凯此时并无一定之见；另一方面意味着随着形势发展，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
　　第二天（12月16日），各省都督黎元洪等联名致电袁世凯，以为国会开会已七个月了，靡费数百万，立法毫无成绩，建议大总统对那些还留在北京的“稳健”议员“给资回籍”，予以遣散，并请大总统咨询政治会议以救国大计及增修约法程序。
　　各省都督的意思非常简单：解散第一届国会，另组由各省代表构成的制宪会议，仿美国往事，为民国制良法。
　　袁世凯没有轻率答应解散国会的要求，而是将这个建议提交政治会议讨论答复。12月29日，政治会议第一次会议以为此议委实重大，根据会议规则，指定蔡锷、饶汉祥、许鼎霖、朱文劭、顾鳌、孙毓筠等为审查员，提交报告。
　　各审查员对解散国会、另组造法机关的建议进行了审慎讨论，1914年1月6日向政治会议提出报告书。9日，政治会议通过议决，以为各省都督黎元洪等解散国会、另组造法机关的建议不无可采。在他们看来，就国会本体而论，其组织法生于约法，选举法发生于组织法，种种不良之点，既经一度试验，已暴露无遗，实事求是，寻求改正，已属无可讳言。民国国会正式开会，始自二年四月，至今已逾九月，延期倍过正期。立法机关终岁常设，即使人数过半有余，亦非政治良轨。何况议员实存少数，更无庸再拥延会之虚名。所以，解散这个名存实亡的国会，另开宪政新路，在政治会议委员看来，并不违和。政治会议建议：
　　今日即循各省地方长官之请，明白宣布，使济济贤能议员，暂结残局，而养朝气以待将来之结合，实亦无戾于救国之精神，且可以促国会之再造，此原电之可采者一也。
　　至就议员个人而论，自国民党议员悉经解散后，其余稳健明达之士，留则无职可就，去则弃职为嫌，进退两难，身心俱苦，为国家爱重人才，岂宜如此，此原电可采者二也。
　　政治会议认为，各省都督原电所请另候召集一节，系属度势审时正当办法。解散国会，并不意味着永远不要国会，而是在解散后，修法造法，然后再寻找机会，重新开张。
　　约法确实需要增修，需要再造；议员确实需要补选，需要重选。政治会议的结论、建议，有其正当性，合乎政治逻辑。大总统袁世凯遂于第二天下令停止国会“残留”议员职务，内阁总理熊希龄等全体阁员为之副署。
　　一个并不在约法框架内的政治会议，解散了约法框架内的国会。“不讲政治”的政治会议，必将为自己的鲁莽付出代价。
　　作者为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