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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郭沫若早期的小说创作中，由于受到外来文化思潮和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的影响，使他的早期小说创作带有明显的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观念，如强烈的忏悔意识、受难牺牲的救世精神、博爱的人道主义情怀，是其早期小说创作的一个明显特征。
关键词：基督教 忏悔意识 救世精神 博爱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一方面猛烈抨击中国旧文化，另一方面，大力引进西方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两大支柱之一的基督教文化又一次在中国的文学舞台上大放异彩，《圣经》里的题材、语言及结构等都成为很多中国作家创作的取法之处，显示了基督教文化的强大影响力。闻一多在说中国文学所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时说：
“第一度外来影响刚刚扎根，现在又来了第二度。第一度佛教带来的印度影响是小说戏剧，第二度基督教带来的欧洲影响又是小说戏剧（小说戏剧是欧洲文学的主干，至少是特色），你说这是碰巧吗？”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多元化复杂化的文化背景中兼容并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为新文化运动巨匠之一的郭沫若，不可能不注意到基督教文化对新文化运动影响的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但是他对基督教文化显示出了非常复杂的情感态度，既没有冰心和许地山虔诚的宗教情感，也没有萧乾坚定的反基督教精神，而是吸取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如“忏悔”、“爱人”、“牺牲”等观念，并融汇到自身所受的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伦理影响之中，两者合而为一。这种思想文化观念影响了他的早期小说创作，使他的小说流露出基督教的教义观念，又有作家自身的独特感受和生发，既回应了时代大潮对外来文化的引进，又显示了自己作品中的独特艺术魅力。
在郭沫若早期创作的小说中，如《圣者》、《落叶》、《喀尔美萝姑娘》、《漂流三部曲》、《行路难》等，都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基督教的思想和教义，尤其是他的自传体小说《漂流三步曲》，即《歧路》、《炼狱》、《十字架》，在题目和行文构思都有对但丁《神曲》和《圣经》的模仿和追寻。郭沫若的基督教的宗教意识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寄居异乡的孤寂和痛苦、彷徨不定，苦恼国家和自己的前途。他说：
“宗教意识，我觉得是从人的孤寂和痛苦中出来的。寄居异乡，同时又蕴含着失意的结婚悲苦的我，把少年人的心机无形中倾向在玄之又玄的探讨上去了。民国五六年的时候，正是我最彷徨不定而且最危险的时候，有时候想去自杀，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每天只把庄子和王阳明和《新旧约全书》当做日课诵读，清早和晚上又要静坐。我时常问我自己，还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来执着这个世界呢？还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个世界？”
二是基督徒佐藤富子的影响。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东京圣路加病院与护士佐藤富子（即安娜)相识，安娜的父亲是位牧师，安娜自己则是美国人办的传教士学校的毕业生，安娜的理想主义和对基督教的虔诚信仰对郭沫若产生了重要影响，郭沫若在小说创作中多次把安娜比作圣母，而且他很多作品的主人公都有安娜的影子。以上两个方面，都促使郭沫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和思想，与基督教发生了一定的联系，受其影响并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所表现：
第一，强烈的忏悔意识。基督教认为：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由于偷吃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从此以后，人类的子孙都背负着沉重的原罪，只有通过自己的真诚忏悔，才能得到上帝的救赎。五四时期，由于个性解放和对人的重新发现，高扬起一种忏悔意识，鲁迅对“吃人历史”的忏悔，郁达夫对人生罪恶的忏悔，一时都成为风气。忏悔，对于中国作家则是一种自我更新的欲望。1920年1月26日，郭沫若在给宗白华信中说，“忏悔是为了抖脱我裹着的阴云而开展希望。”郭沫若的忏悔是对基督教观念的改造和发展，吸取了它的基本内涵，同时也融进了自己的人生体验。郭沫若在其早期小说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忏悔意识，正如宗白华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
“你有忏悔的直忱，向上的猛进，你的罪过也不过是你心中的Mephistopheles，适所以砥砺你的人格底向上的创造罢了！你从西洋文艺……卢梭、托尔斯泰等……中养成一种真诚底精神，忏悔的勇气，很是可善。”
基督教的忏悔是依据人的沉沦和原罪，向上帝进行忏悔，表明了人的不完善性和向善进取之心。郭沫若吸取了沉沦和原罪感，又融入了我国传统伦理的修身养性和注重良心道德观念来进行忏悔。在他创作的小说中，主人公或因自己的性格粗暴，对妻儿大发脾气而忏悔；或因暗中喜欢别的女子，对自己妻子的不忠而忏悔；或因自己的软弱无力，连儿子坐车看月亮的许诺不能满足而忏悔……这一篇篇忏悔的文章，有的其实就是作者自己的内心独白，尤其是在《落叶》这部自传式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作者的忏悔意识的表露，请看第四信：
“自己想到了自己是罪恶深重的女子，便有着不可名状的恐怖袭迫我的身躯，我自己不能不把身子跪了下去，向上帝祈祷。啊，哥哥！我向着上帝祈祷了。我流着眼泪正在祈祷着的时候，我心中所浮上来的是有名的《圣经》上写着的一段话。耶稣基督是怎样慈悲深厚，怎样富于同情的人，在那段话中表现得万分尽致。……无论是什么罪过，假如我们以由赤心发出的悲叹和眼泪，没有丝毫隐蔽地认真忏悔的时候，我们可以玩味到完全的得救，完全得被容赦的恩泽上去，我真正由衷感谢了。我们应该把过去忘记了罢。我们从今是新生了。我们要不愧为人，认真地诚实地对于我的新生努力。”
《落叶》的女主人菊子姑娘为了获得男女之爱，却被自己的父母所抛弃，为自己不孝的罪行一直在忏悔；另一方面，她为了获得一份纯洁的爱情，为了能够与自己心爱的人结合，她不断地向上帝忏悔，希望能够被赦免、能够被恩泽，希望在忏悔中求得一种安慰，但对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来说只是暂时的。在基督教文化中，只有通过忏悔才能进入天国，而在作者的思想观念中并不想进入什么样的天国，只是以忏悔求发展，求新生，目的大多是为了国家和民族。郭沫若的忏悔意识中，不仅带有作家自己本身的一种原罪感，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历史和个人之罪，沉重的历史、黑暗的现实，以及作家自身出身的那个阶级、对国家和时代的忧虑，使他更富有忧患意识和忏悔之心，希望通过自己的忏悔，使广大人民获得新生，这是忏悔的真实目的之所在。
第二，受难牺牲的救世精神。《圣经》中的耶稣为了挽救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一个受难者的永恒形象，他的牺牲救世的观念成为基督教文化精神的特征之一。这种精神对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作品中经常出现耶稣、十字架等意象，还融合了受难牺牲的救世精神，追求个人和社会的双重解放。郭沫若以耶稣自比，如耶稣被上十字架：“火车向着南行/我的心思和他成个十字/我一心念着我西蜀的娘/我一心又念着我东过国的儿/我才好象个受着磔刑的耶稣哟/”。这种思想还渗透到其他的作品之中，《漂流三部曲·歧路》中的爱牟忍受着一家人的贫穷，不愿做医治广大人民的医生，放弃了优裕的红十字会院长一职，而专心致志搞自己希望的文艺事业，以期唤起广大人民的觉醒，“他在学生时代就是漫泛于文学的人，回到上海来，只和些趣味相投的友人，刊行了一两种关于文学的杂志，在他自己虽是借此以消浇几多烦愁，并在无形之间或许也可以转移社会，但在文学是不值一钱的中国，他的物质上的生涯也就如象一粒种子落生石田，完全没有生根茁叶的希望了。”
五四时期是一个历史的转型期，现实的、历史的沉重苦难与个体的屈辱体验，形成了郭沫若像耶稣般的牺牲救世精神，牺牲自己来拯救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来唤起广大民众的觉醒，积极入世，背上十字架艰难跋涉，只希望后代人有新的生活。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很多具有这种牺牲救世精神，如自传《黑猫》、《羔羊》、《漂流三部曲》就是作者自己对自身受难和牺牲的艺术表达。在《圣者》一文中，作者以孩子比喻圣者，孩子们漂洋过海来到上海，得不到可口的美食和精神娱乐，仍然快乐地生活，如本文最后一段描述的那样：
“一种虔敬的心绪支配着爱牟的全身，使他感谢得想流泪。爱牟对着他的孩子，就好象瞻仰着许多舍身成仁的圣者。”
在基督教文化中，孩子就是天使，也代表了未来的希望，作者希望通过自己的救世牺牲而使孩子们能够快乐幸福地生活，真正地成为快乐的天使。作者的牺牲救世精神，在这里也得到升华和体现了。
第三，博爱的人道主义情怀。耶稣具有伟大的人格力量，其中之一就是具有平等的博爱精神，博爱也成为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倡导人与人之间要互爱，以慈爱之心帮助弱小，以慈爱回报无情。五四时期，博爱的精神与人道主义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很难把两者割裂开来。在郭沫若的小说创作中流淌着爱的情感，用爱去面对人生，拯救世界与自我。在郭沫若的思想中，基督教文化观念中的博爱与人道主义的爱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有相同之处，如都要求爱人如己、互爱；但也有不同之处，人道主义的爱主要是人类至上，以人为中心，以促进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而基督教的爱要求人类互爱，其终点指向上帝，指向终极关怀的“神”。郭沫若融合自己的人生体检，表现了人道主义者的博爱精神，使其作品中爱的内涵更加丰富多彩，更有意义。
在《湖心亭》一文中，丈夫与妻子为居住在自己家中避战乱的客人发生了争吵，丈夫对妻子说：“人不是那么容易丢命的！亏你也是基督教徒，你怎么不害羞哟？”丈夫面对妻子的埋怨，说了这么一通话，显示了丈夫的博爱之心，对他人的关心，正是基督教爱的精神体现。在郭沫若的笔下，爱被作者融入了更多的情感创造，表达了对一种纯洁神圣爱情的渴望。在《喀尔美萝姑娘》一文中，面对着自己喜欢的姑娘喀尔美萝，“我”想千方百计接近她，想与她说话，“朋友，我终竟是人，我不是拿撒勒的耶稣，我也不是阿育王的王子，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爱欲的追求，你已不能说我是没有这个权力。”面对自己的姑娘，“我”不顾已有妻儿、不顾世俗的压力，仍然想与喀尔美萝结合，朝思暮想，最后，“我”想跳海自杀以求解脱。作者对喀尔美萝姑娘给予了热情的礼赞，“我对于她是只有礼赞的念头，就如象我礼赞圣母玛利亚一样。但是要我做她的丈夫，我是太卑下了呀！太卑下了！她时常是在一种圣洁的光中生活着的人，她那种光辉便是苛责我的刑罚。”这就寄托了作者对圣洁爱情的追求，谱写了一曲纯洁而神圣的爱的音乐，这其中也有作者自己情感的寄托和流露。
正如艾略特所说：“我们的一切思想也正是由于有了基督教的背景才具有了意义。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实性，然而他的言谈举止却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必须依赖于那种文化才具有意义。只有基督教文化，才能造就伏尔泰和尼采。”郭沫若对基督教的借鉴和吸收，对其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对同时期的诗歌和以后的历史剧的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女神》中的死而复生的复活观念，还有《屈原》、《虎符》、《高渐离》等主人公的受难者的悲剧境地，如耶稣似的受难，承担拯救民族、国家的重任，最后以牺牲表现的价值意义，都是有基督教受难牺牲的救世精神特征。
总之，在郭沫若早期的小说创作中，由于自身所处的独特境域和当时的情感经历，使其与基督教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具有强烈的忏悔意识、受难牺牲的救世精神、博爱的人道主义情怀，使其早期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明显的基督教观念，这是郭沫若早期小说创作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具有独特的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1] 张党伯、袁謇正：《闻一多全集》（第一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3] 郭沫若、田汉、宗白华：《三叶集》，东亚图书馆，1920年版。
[4]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5]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6] 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作者简介：刘海洲，男，1980—，河南商丘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工作单位：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
关键词：基督教 忏悔意识 救世精神 博爱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一方面猛烈抨击中国旧文化，另一方面，大力引进西方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两大支柱之一的基督教文化又一次在中国的文学舞台上大放异彩，《圣经》里的题材、语言及结构等都成为很多中国作家创作的取法之处，显示了基督教文化的强大影响力。闻一多在说中国文学所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时说：
“第一度外来影响刚刚扎根，现在又来了第二度。第一度佛教带来的印度影响是小说戏剧，第二度基督教带来的欧洲影响又是小说戏剧（小说戏剧是欧洲文学的主干，至少是特色），你说这是碰巧吗？”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多元化复杂化的文化背景中兼容并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为新文化运动巨匠之一的郭沫若，不可能不注意到基督教文化对新文化运动影响的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但是他对基督教文化显示出了非常复杂的情感态度，既没有冰心和许地山虔诚的宗教情感，也没有萧乾坚定的反基督教精神，而是吸取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如“忏悔”、“爱人”、“牺牲”等观念，并融汇到自身所受的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道德伦理影响之中，两者合而为一。这种思想文化观念影响了他的早期小说创作，使他的小说流露出基督教的教义观念，又有作家自身的独特感受和生发，既回应了时代大潮对外来文化的引进，又显示了自己作品中的独特艺术魅力。
在郭沫若早期创作的小说中，如《圣者》、《落叶》、《喀尔美萝姑娘》、《漂流三部曲》、《行路难》等，都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基督教的思想和教义，尤其是他的自传体小说《漂流三步曲》，即《歧路》、《炼狱》、《十字架》，在题目和行文构思都有对但丁《神曲》和《圣经》的模仿和追寻。郭沫若的基督教的宗教意识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寄居异乡的孤寂和痛苦、彷徨不定，苦恼国家和自己的前途。他说：
“宗教意识，我觉得是从人的孤寂和痛苦中出来的。寄居异乡，同时又蕴含着失意的结婚悲苦的我，把少年人的心机无形中倾向在玄之又玄的探讨上去了。民国五六年的时候，正是我最彷徨不定而且最危险的时候，有时候想去自杀，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每天只把庄子和王阳明和《新旧约全书》当做日课诵读，清早和晚上又要静坐。我时常问我自己，还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来执着这个世界呢？还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个世界？”
二是基督徒佐藤富子的影响。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东京圣路加病院与护士佐藤富子（即安娜)相识，安娜的父亲是位牧师，安娜自己则是美国人办的传教士学校的毕业生，安娜的理想主义和对基督教的虔诚信仰对郭沫若产生了重要影响，郭沫若在小说创作中多次把安娜比作圣母，而且他很多作品的主人公都有安娜的影子。以上两个方面，都促使郭沫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基督教的教义和思想，与基督教发生了一定的联系，受其影响并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所表现：
第一，强烈的忏悔意识。基督教认为：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由于偷吃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从此以后，人类的子孙都背负着沉重的原罪，只有通过自己的真诚忏悔，才能得到上帝的救赎。五四时期，由于个性解放和对人的重新发现，高扬起一种忏悔意识，鲁迅对“吃人历史”的忏悔，郁达夫对人生罪恶的忏悔，一时都成为风气。忏悔，对于中国作家则是一种自我更新的欲望。1920年1月26日，郭沫若在给宗白华信中说，“忏悔是为了抖脱我裹着的阴云而开展希望。”郭沫若的忏悔是对基督教观念的改造和发展，吸取了它的基本内涵，同时也融进了自己的人生体验。郭沫若在其早期小说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忏悔意识，正如宗白华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
“你有忏悔的直忱，向上的猛进，你的罪过也不过是你心中的Mephistopheles，适所以砥砺你的人格底向上的创造罢了！你从西洋文艺……卢梭、托尔斯泰等……中养成一种真诚底精神，忏悔的勇气，很是可善。”
基督教的忏悔是依据人的沉沦和原罪，向上帝进行忏悔，表明了人的不完善性和向善进取之心。郭沫若吸取了沉沦和原罪感，又融入了我国传统伦理的修身养性和注重良心道德观念来进行忏悔。在他创作的小说中，主人公或因自己的性格粗暴，对妻儿大发脾气而忏悔；或因暗中喜欢别的女子，对自己妻子的不忠而忏悔；或因自己的软弱无力，连儿子坐车看月亮的许诺不能满足而忏悔……这一篇篇忏悔的文章，有的其实就是作者自己的内心独白，尤其是在《落叶》这部自传式的小说中，可以看到作者的忏悔意识的表露，请看第四信：
“自己想到了自己是罪恶深重的女子，便有着不可名状的恐怖袭迫我的身躯，我自己不能不把身子跪了下去，向上帝祈祷。啊，哥哥！我向着上帝祈祷了。我流着眼泪正在祈祷着的时候，我心中所浮上来的是有名的《圣经》上写着的一段话。耶稣基督是怎样慈悲深厚，怎样富于同情的人，在那段话中表现得万分尽致。……无论是什么罪过，假如我们以由赤心发出的悲叹和眼泪，没有丝毫隐蔽地认真忏悔的时候，我们可以玩味到完全的得救，完全得被容赦的恩泽上去，我真正由衷感谢了。我们应该把过去忘记了罢。我们从今是新生了。我们要不愧为人，认真地诚实地对于我的新生努力。”
《落叶》的女主人菊子姑娘为了获得男女之爱，却被自己的父母所抛弃，为自己不孝的罪行一直在忏悔；另一方面，她为了获得一份纯洁的爱情，为了能够与自己心爱的人结合，她不断地向上帝忏悔，希望能够被赦免、能够被恩泽，希望在忏悔中求得一种安慰，但对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来说只是暂时的。在基督教文化中，只有通过忏悔才能进入天国，而在作者的思想观念中并不想进入什么样的天国，只是以忏悔求发展，求新生，目的大多是为了国家和民族。郭沫若的忏悔意识中，不仅带有作家自己本身的一种原罪感，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历史和个人之罪，沉重的历史、黑暗的现实，以及作家自身出身的那个阶级、对国家和时代的忧虑，使他更富有忧患意识和忏悔之心，希望通过自己的忏悔，使广大人民获得新生，这是忏悔的真实目的之所在。
第二，受难牺牲的救世精神。《圣经》中的耶稣为了挽救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一个受难者的永恒形象，他的牺牲救世的观念成为基督教文化精神的特征之一。这种精神对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作品中经常出现耶稣、十字架等意象，还融合了受难牺牲的救世精神，追求个人和社会的双重解放。郭沫若以耶稣自比，如耶稣被上十字架：“火车向着南行/我的心思和他成个十字/我一心念着我西蜀的娘/我一心又念着我东过国的儿/我才好象个受着磔刑的耶稣哟/”。这种思想还渗透到其他的作品之中，《漂流三部曲·歧路》中的爱牟忍受着一家人的贫穷，不愿做医治广大人民的医生，放弃了优裕的红十字会院长一职，而专心致志搞自己希望的文艺事业，以期唤起广大人民的觉醒，“他在学生时代就是漫泛于文学的人，回到上海来，只和些趣味相投的友人，刊行了一两种关于文学的杂志，在他自己虽是借此以消浇几多烦愁，并在无形之间或许也可以转移社会，但在文学是不值一钱的中国，他的物质上的生涯也就如象一粒种子落生石田，完全没有生根茁叶的希望了。”
五四时期是一个历史的转型期，现实的、历史的沉重苦难与个体的屈辱体验，形成了郭沫若像耶稣般的牺牲救世精神，牺牲自己来拯救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来唤起广大民众的觉醒，积极入世，背上十字架艰难跋涉，只希望后代人有新的生活。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很多具有这种牺牲救世精神，如自传《黑猫》、《羔羊》、《漂流三部曲》就是作者自己对自身受难和牺牲的艺术表达。在《圣者》一文中，作者以孩子比喻圣者，孩子们漂洋过海来到上海，得不到可口的美食和精神娱乐，仍然快乐地生活，如本文最后一段描述的那样：
“一种虔敬的心绪支配着爱牟的全身，使他感谢得想流泪。爱牟对着他的孩子，就好象瞻仰着许多舍身成仁的圣者。”
在基督教文化中，孩子就是天使，也代表了未来的希望，作者希望通过自己的救世牺牲而使孩子们能够快乐幸福地生活，真正地成为快乐的天使。作者的牺牲救世精神，在这里也得到升华和体现了。
第三，博爱的人道主义情怀。耶稣具有伟大的人格力量，其中之一就是具有平等的博爱精神，博爱也成为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倡导人与人之间要互爱，以慈爱之心帮助弱小，以慈爱回报无情。五四时期，博爱的精神与人道主义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很难把两者割裂开来。在郭沫若的小说创作中流淌着爱的情感，用爱去面对人生，拯救世界与自我。在郭沫若的思想中，基督教文化观念中的博爱与人道主义的爱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有相同之处，如都要求爱人如己、互爱；但也有不同之处，人道主义的爱主要是人类至上，以人为中心，以促进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而基督教的爱要求人类互爱，其终点指向上帝，指向终极关怀的“神”。郭沫若融合自己的人生体检，表现了人道主义者的博爱精神，使其作品中爱的内涵更加丰富多彩，更有意义。
在《湖心亭》一文中，丈夫与妻子为居住在自己家中避战乱的客人发生了争吵，丈夫对妻子说：“人不是那么容易丢命的！亏你也是基督教徒，你怎么不害羞哟？”丈夫面对妻子的埋怨，说了这么一通话，显示了丈夫的博爱之心，对他人的关心，正是基督教爱的精神体现。在郭沫若的笔下，爱被作者融入了更多的情感创造，表达了对一种纯洁神圣爱情的渴望。在《喀尔美萝姑娘》一文中，面对着自己喜欢的姑娘喀尔美萝，“我”想千方百计接近她，想与她说话，“朋友，我终竟是人，我不是拿撒勒的耶稣，我也不是阿育王的王子，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爱欲的追求，你已不能说我是没有这个权力。”面对自己的姑娘，“我”不顾已有妻儿、不顾世俗的压力，仍然想与喀尔美萝结合，朝思暮想，最后，“我”想跳海自杀以求解脱。作者对喀尔美萝姑娘给予了热情的礼赞，“我对于她是只有礼赞的念头，就如象我礼赞圣母玛利亚一样。但是要我做她的丈夫，我是太卑下了呀！太卑下了！她时常是在一种圣洁的光中生活着的人，她那种光辉便是苛责我的刑罚。”这就寄托了作者对圣洁爱情的追求，谱写了一曲纯洁而神圣的爱的音乐，这其中也有作者自己情感的寄托和流露。
正如艾略特所说：“我们的一切思想也正是由于有了基督教的背景才具有了意义。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实性，然而他的言谈举止却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必须依赖于那种文化才具有意义。只有基督教文化，才能造就伏尔泰和尼采。”郭沫若对基督教的借鉴和吸收，对其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对同时期的诗歌和以后的历史剧的创作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女神》中的死而复生的复活观念，还有《屈原》、《虎符》、《高渐离》等主人公的受难者的悲剧境地，如耶稣似的受难，承担拯救民族、国家的重任，最后以牺牲表现的价值意义，都是有基督教受难牺牲的救世精神特征。
总之，在郭沫若早期的小说创作中，由于自身所处的独特境域和当时的情感经历，使其与基督教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具有强烈的忏悔意识、受难牺牲的救世精神、博爱的人道主义情怀，使其早期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明显的基督教观念，这是郭沫若早期小说创作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具有独特的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1] 张党伯、袁謇正：《闻一多全集》（第一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3] 郭沫若、田汉、宗白华：《三叶集》，东亚图书馆，1920年版。
[4]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5]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6] 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作者简介：刘海洲，男，1980—，河南商丘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工作单位：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