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近代以来,铁路、轮船、电信邮政等新式交通工具的兴起,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转型乃至对外交流的开展,都具有重大的推动意义,无疑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往,对此方面的研究较少,近年来,中国近代交通社会史的研究异军突起,方兴未艾。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展及方法论的变革,在坚持强调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掠夺、主权侵略的前提下,强调现代技术与经贸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根本动力的基本理念,注重对现代交通体系引入中国后引发的以工业化、城市化、管理体制现代化及社会变动为特征的社会变迁研究,具有细化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学术价值,也具有方法论的启
【机 构】
: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代以来,铁路、轮船、电信邮政等新式交通工具的兴起,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转型乃至对外交流的开展,都具有重大的推动意义,无疑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往,对此方面的研究较少,近年来,中国近代交通社会史的研究异军突起,方兴未艾。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展及方法论的变革,在坚持强调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掠夺、主权侵略的前提下,强调现代技术与经贸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根本动力的基本理念,注重对现代交通体系引入中国后引发的以工业化、城市化、管理体制现代化及社会变动为特征的社会变迁研究,具有细化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学术价值,也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专栏约稿四篇,既有思考开展中国近代交通社会史研究意义的宏观之论,也有以国际航运为切入点讨论清末中日往来的细致考察,还有交通与邮政关系的分析,也有交通体系变革与近代江南交通格局变革关系的研究。作者分别来自中国、英国和日本,在中国近代交通社会史的专业方向上,体现了不同的兴趣点和学术风格。此组笔谈之组织,得江沛教授助力尤多,在此笔谈刊发之际,谨表谢忱。我们期望通过本期笔谈,进一步推动学界对交通社会史的关注,以推动交通社会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和深入,并加强对近代以来社会变迁与转型的多角度理解。
其他文献
从1905年年底留学日本到1908年,钱玄同受到鶭利彦、大杉荣、吴稚晖、刘师培、章太炎等中日学者无政府主义的交错影响。同时,他对章太炎、刘师培等人提倡的国粹思想也多有吸收。最后,钱玄同由无政府主义转向国粹思想,影响其思想变化最深的是章太炎。章太炎齐物哲学与无政府主义、国粹思想的相通性,对钱玄同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在当代俄罗斯社会史学界,米罗洛夫首次将人体测量学资料——身高和体重数据,作为研究俄国居民福利状况的历史文献基础,取得重大的学术突破。他通过自己的独到研究,证明19世纪60年代的大改革提升了俄国居民的福利水平,男女平均身高明显增长,俄国的现代化基本上是成功的;俄国社会的危机是成长与发展危机,并非必然导致革命,仅仅为革命创造了前提条件和可能性。米氏观点一经问世,引起了俄罗斯乃至国际史学界的大讨论,褒贬不一。支持者认为,他颠覆了苏联时期史学界关于俄国人民生活贫困、社会极端不平等的僵化认识;他对长时段俄国社会史所
今年是《史学月刊》(原名《新史学通讯》)创刊65周年。自创刊伊始,刊物即树立起“新史学”的大旗,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后,《史学月刊》坚持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的办刊方针,在发展中不断追求卓越,根据时代需求,进一步突出刊物的学术性、实证性、理论性和思想性特色,在全国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本刊从最初只有16页篇幅的“四小刊物”,到今天位居史学界发稿最为宏富的学术大刊。它在体现历史使命感的社会责任、引领学术发展的历史担当和培养史学新人方面的努力,使其雄
我认为,创建在系统阐释中国历史进程方面更具说服力的新型中国历史理论,是中国学术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学术回顾应当主要看成绩,学术展望应当主要看问题。看成绩,可以学习他人之长,增强学术自信,避免虚无主义和妄自菲薄;看问题,才能认清努力方向,拓展研究思路,避免夜郎自大和固步自封。这里想讲一点个人的感觉、判断和展望,主要分析中国学术目前存在的若干重大问题。1.创造新型中国历史理论的必要性及其主要理据我的几本代表作获得同行的肯定,也都获得好的奖项。然而,
在美韩同盟关系的历史进程中,卡特政府的对韩政策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卡特政府积极推行人权外交,首次把推动韩国的政治民主建设提高到空前的高度,并首次明确提出从朝鲜半岛完全撤出美国地面部队。然而,由于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及韩国方面的抵制,卡特政府的这两项对韩政策最终黯然收场。卡特政府的对韩政策结局,说明即使是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卡特政府,也难以摆脱美韩安全关系为核心的同盟关系束缚;而美国对韩国的政治民主建设目标的实现,则也需要假以时日。
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对国民党政权的覆灭起到了巨大的催化作用。自1947年2月黄金风潮始,国统区在这一年中遭遇了数次物价上涨。它不仅成为国民政府军事、政治危机在经济上的表现,同时又酿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危机,侵蚀着国民政府的政治权威。以经济学人为主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聚焦经济危机问题,就其原因以及解决方案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文重点关注经济学人在不同阶段对经济危机的思考和讨论,由此反观国民政府权威的衰落以及在此过程中他们政治态度的转变。
"瓯脱"是匈奴游牧社会一项特有的名物制度,但关于其语义,目前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注意到,耶律铸《双溪醉隐集》释"瓯脱"为"帐幕",此与草原游猎制度有着密切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北族政权统辖的社会基层游牧组织所遵循的游牧分封秩序乃是一个很少谈及的话题。在解决"瓯脱"问题的基础上,便可进一步阐释"分地而居"制度的另一种政治内涵。
大革命时期,宋子文既是国民党人联俄政策的受惠者,又是后期重要的参与者,甚得苏俄顾问的信赖和支持。宋凭借其身上的"左派"亲苏光环和与苏方的良性互动,得以在政治舞台上快速崛起。北伐军兴,受命执掌财政大权,成为国民党内举足轻重的政治新贵。他一度在若干问题上秉持左翼立场,并试图化解蒋介石与鲍罗廷的矛盾。但随着革命危机的日益严重和内部分歧的加剧,宋子文的认知和心态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产生了抵牾和怀疑,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打下了他其后在政治上剧烈反转的伏笔。
天津沦陷后,日本占领当局迅即组建治安维持会,同步开始实施物资管制和物价管控。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及天津市政府发布系列控价法令,均赋予商人团体以重要职责,而经历人事改组的商人团体,对此亦无由推脱。在日伪构建的物价协力体制中,商人团体在"价格协定""价格自肃"方面担当重要角色。所谓协定,即官方与同业公会合议定价,商家须按此售卖不得私行加价;自肃是要求同业公会主动领悟政策精神,自励自控。决策程序有别,而控价目的一致,早期以协定为主,后期因物价全面上涨,协定难以坚持,逐步向自肃过渡。但如结合物价上涨之大势而论,日伪天
因战后国民政府对全国各省分批豁免赋税和"二五减租"一年的政策未能真正在包括四川在内的大部分地区践行,随着局势的变化,1949年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决定在四川省实施永久性的"农地减租"。在农复会的补助之下四川省开始实施减租,并选定了华西实验区在内的五个行政区为重点实施区域,期间取得了一定成果。在这次减租中国家与乡建社团的配合得到了较好的展现,同时,通观整个战后减租活动,也可以从中看出国民政府在战后减租问题上的坚持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