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笔者在撰文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首任军长时，有一位政治委员的名字让我非常感兴趣。他既是解放军第五十三军首任政治委员，又是解放军第五十五军首任政治委员。我脑海里曾冒出“难道是同名同姓”的疑问，觉得一个人不可能首任两个军的政治委员。但调阅档案资料后，发现原来确是同一个人，他就是半生光阴都在和起义部队打交道的将军王振乾。
入东北军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王振乾，曾用名王维平，1914年12月出生，辽宁省沈阳市人。1933年7月考入东北大学，负责东北大学学生抗日救亡工作委员会的事务。1936年初转为中共党员。
王振乾与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是北平汇文中学的同学。通过张学思，王振乾与张学良有过一段不寻常的交往。因此，王振乾后来得以走进东北军做地下党的工作。
东北军是地方性的武装集团。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下令“不抵抗”“力避冲突”，张学良则幻想“依靠中央”和通过国际干涉来解决日军入侵问题，最后导致东北军拱手让出东北，忍痛退入山海关。
1936年11月初，燕京大学的王汝梅（即黄华，中共党员）到东北大学找到王振乾，分配给他一个任务：陪爱国教授顾颉刚去西安参加陕西考古年会。王汝梅说：“组织上决定派你陪同前往是名义，顾先生此行有劝说张学良抗日的打算，把他介绍给张学良是你的主要任务。”
事后，王振乾回忆了组织上派他去西安的原因：“张学良将军是我们东北大学的校长；我的原籍是东北，说起来和张学良将军算是同乡；再加上这年（1936年）2月宋哲元镇压东北大学生运动时，我是被张学良将军保释出来的被捕‘要犯’之一，因此，我到西安可以比较方便地见到张学良。由于这三层原因，党组织决定派我去西安完成这个任务。”在回忆中，王振乾没有讲他和张学思是同学因而能“比较方便地见到张学良”这一最根本的原因。
11月13日，顾颉刚、徐炳昶、李书华等人从北平上火车前往西安。为了不引人注意，王振乾虽和他们乘同一次列车，但没有坐在同一节车厢里。王振乾回忆说：“15日到西安。顾先生他们在考古会下榻。到西安后，我主要把顾颉刚、徐炳昶、李书华三位先生介绍给张学良将军，着重介绍了顾先生的为人和抗日热情。我说：顾先生是燕大教授，燕大师生因感时局危急，组织了抗日会。顾先生在教师抗日会中做宣传工作。为了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顾先生利用通俗文艺的形式，主持出版了《宋哲元大战喜峰口》等大鼓书词的小册子。我的介绍使张将军加深了对顾先生的了解。”
王振乾还回忆了顾颉刚在西安的一些活动情况：“他们（指顾颉刚等人）听说张学良那时正学宋史，就以讲宋史为名，向张灌输‘捉蒋抗日’的思想。他们劝说张要学民族英雄岳飞，要吸取岳飞抗金失败的教训，争取全面的团结抗日，不要孤军奋战；力量要集中，不要抵消；准备要充分，不要轻举妄动；争取当成功的民族英雄，不要甘做失败的民族英雄。”
在中共北方局和东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等多方努力下，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援绥。蒋介石严词拒绝，同时下令调集嫡系部队约30个师进入陕甘，企图全歼红军并迫使张学良、杨虎城就范。12月4日，蒋介石坐镇西安威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忍无可忍，扣押了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之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东北军开赴抗日前线。王振乾被派往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一师，开展中共地下工作，任一一一师中共地下工委宣传委员。
在罗荣桓的指导下，改造东北军第一一一师
1937年7月12日，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从河南周口出发，于8月26日到达长江北岸重镇南通。其中，一一一师在江苏南通、启东、海门、靖江一线驻守布防，师长是常恩多。
9月，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一一二师移驻江苏淮阴。经王振乾密约，第一一二师六七二团团长万毅见到了常恩多。这一次密见，为万毅后来到一一一师三三三旅任旅长打下了基础。
12月1日，日军占领江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南京沦陷后，一一一师中共地下工委与上级联系中断。王振乾从宝应出发到武汉找东北救亡总会，又到八路军办事处与长江局接上关系，并受命留在敌后打游击。据王振乾事后回忆：“长江局同意我们的意见，把五十七军工委就地改为一一一师工委；并同意我们提出的吸收万毅为我党特别党员的意见，另在一一二师新建工委，两师工委分别由长江局直接领导。据此，我在徐州失守前赶回苏北传达贯彻。从此，我们集中力量继续抓紧抗战、统战和党的建设工作。”
1940年9月22日，一一一师中共地下工委在滨海区驻地发动“九二二锄奸”运动，一举除掉了秘密勾结日军的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率部锄奸的领导人是中共地下特别党员、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和旅长万毅。王振乾积极参与了这次锄奸运动。后因东北军内部的反共派串联反扑，万毅在1941年2月被扣押，移交国民党鲁苏战区总部“归案法办”。八路军山东分局为了王振乾等人的安全，主动把王振乾等中共地下工委人员撤出一一一师。王振乾回到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任联络科科长。
1942年8月2日，万毅越狱成功，来到八路军山东分局。8月3日，常恩多率一一一师脱离国民党军，宣布使用“东北挺进军”番号，归八路军山东分局指挥。
罗荣桓指示山东分局紧急行动，从各方面支持一一一师“八三义举”。八路军山东分局决定，派出万毅、王振乾和曹成镒等人去一一一师，掌握、稳定部队。
在出发前，王振乾对罗荣桓说，一一一师在“八三义举”宣言中，仍沿用西安事变中张、杨“八大主张”口号，以及“进步的国民党”“革命的东北军”等不妥提法。
罗荣桓说：“应该以‘团结抗战’代替‘八大主张’，但须与事变领导人磋商解决。”
事后，王振乾回忆说：“后来，更换了宣传口号，拨正了事变的方向，安定了人心。”
罗荣桓对王振乾说：“这次是党公开以八路军政工人员身份去工作，首先是打通干部思想，向他们宣布我党我军对他们的欢迎，不是歧视、编并、监视、削弱他们。” 罗荣桓还以自身经历传授王振乾如何改造旧军队：“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从那时起，确立了我们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这支部队的旧军队习气，农民自由散漫作风，都是不可能得到改造的，其结果不是被强大的敌人消灭，就是变成流寇。彻底改造旧军队的根本问题，是建立党的各级组织，连以上各级单位都必须建立党的领导组织，把整个部队完全置于我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古田会议决议，使红军肃清了一切旧军队的影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确立了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即政治工作的基本路线。当时，红军特别抓了部队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领导制定了许多加强政治工作的制度和措施，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各个党支部经常上党课和政治课，讲解党内的错误思想，讲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部队面貌才焕然一新。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以阶级教育为基本内容；要提高群众的觉悟以达到党的政策水平。”
8月9日，王振乾等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和罗荣桓的教导，到一一一师开展工作。他建议取消“东北挺进军”番号，恢复一一一师番号，以“团结抗日”口号代替“八大主张”。万毅担任新一一一师副师长。不久，常恩多病逝，万毅担任师长。
在彻底改造新一一一师、整军建党过程中，王振乾定期把遇到的最突出的矛盾向罗荣桓汇报，得到了罗荣桓的有力指导。刚进新一一一师不久，王振乾便向罗荣桓汇报：“最突出的矛盾是长期集中供养该师和平改造，根据地群众实难承担。”
罗荣桓说：“贯彻精兵简政。必须使部队机构适应战争，避免一身臃肿，头重脚轻。”
王振乾说：“我担心他们从旧军队刚过来，好讲排场，铺摊子，拉架子，不愿意精简。”
罗荣桓说：“他们既然拉过来了，就会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准备。”
王振乾按照罗荣桓的指示，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摸清了底数：原师部里的勤杂人员基本上都被叛军裹胁去了；原旅部本来就小，又没全过来；团部半数已淘汰，旧习惯的束缚已有所改变。
有了底数，王振乾就有了解决问题的设想：贯彻精兵简政，师部、旅部、团部只要反复进行教育，他们就会懂得精简是有利的。重点应放在拉过来的2700名指战员身上，让他们酝酿讨论，把所属27个战斗连改编为若干加强连，充实基层，提高战斗力，去掉营一级，团部直接指挥到加强连，团部亦自行改编精简。
罗荣桓听了王振乾对新一一一师改造的设想后，表示满意，并明确指示：“实现党军化。要全面建设这个师，把司、政、后机关业务，纳入山东军区建制序列。”
1943年3月，新一一一师成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由万毅、王振乾分别任总支委员会正、副书记。山东分局还将在原东北军五十七军工作过的中共地下党员70多人，派到新一一一师工作。同时抽调抗大一分校、山东毛泽东青年干校、山东军区宣传队及各野战军部队等一批政治干部，充实到新一一一师各级党的组织机构去工作。
5月，在万毅、王振乾的领导下，新一一一师又把旅部一级也减去了，把两个旅部分到师部去管后勤和干部训练；为了培训干部，组建了干校，分别轮训军官和军士；把旧军队带来的薪金制改为供给制，组织生产自给，解决物资供应，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
率东北挺进纵队进军东北
1944年10月20日，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专程参加了新一一一师举行的改称誓师大会。在会上，萧华宣读了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命令：新一一一师改称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滨海军区副司令员万毅兼任支队长，王振乾任支队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彭景文任副支队长，管松涛任支队参谋长，李欣任政治部副主任。滨海支队下辖二十五团（原独立团）、二十六团（原六六六团）、二十七团（原六六二团）。
誓师大会结束后，指战员们高兴地说：“这下子可好了，从‘七路半’改成了正牌的‘八路’，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万毅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山东分局指示，由王振乾以滨海支队政委身份传达这一喜讯。王振乾立即举行了隆重的传达仪式，支队全体指战员听后，欢欣鼓舞，高呼共产党万岁，表示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945年8月12日，罗荣桓急电万毅和王振乾，要求日夜兼程赶往山东军区驻地大店，接受重要任务。
万毅和王振乾两人马不停蹄，及时赶到了大店。罗荣桓向万毅和王振乾宣读了朱德签发的四道命令，其中第三道命令是：“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山东军区决定，以滨海支队为基础，编为一支队，再由胶东、鲁中、滨海军区各抽一部增编为二支队，合编成东北挺进纵队。万毅任纵队司令员，王振乾任政治部主任。
萧华交代万毅和王振乾：“我们正在把在山东的东北籍同志或在东北工作过的干部都集中起来，立即回高密县铺上村扩编，开往黄县集结。你们把人带走，把全部武器、马匹留下，到东北装备新式装备。你们还要在‘八三（义举）’过来的高干中，多发展些党员。”
万毅和王振乾接受任务后，立即赶回滨海支队驻地，组建东北挺进纵队的司、政、后机关和两个支队，并很快率部进入东北，与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组建了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挺进纵队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七纵队兼辽吉军区，万毅任司令员，周赤萍任政治委员，王振乾任政治部主任。王振乾任七纵党务委员会书记，万毅和周赤萍为委员。
受命改造整编国民党军第六十军
1946年8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和山东解放军第一师组建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万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王振乾任第一纵队政治部副主任。
第一纵队与兄弟部队一道，“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给国民党军以重创，把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一军打成了“残废”，将国民党军七十一军八十八师、十三军八十九师全部歼灭，共歼国民党军4万余人。后来，王振乾专门撰写了《回忆“三下江南”作战中的政治工作》一文。文章从“适时进行时事形势和阶级教育，提高官兵的求战积极性和树立必胜的信心；大力开展立功运动，激发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及时开展战场鼓动工作，鼓舞士气；积极开展战场喊话，从政治上瓦解敌军；严格群众纪律，密切军民关系；根据各种情况下的部队思想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等六个方面列举数十个实战中的政治工作事例进行了总结，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战时政治工作经验。 “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的连续获胜，为东北民主联军进行大反攻创造了有利形势。1947年12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冬季攻势。这时，王振乾被调到辽吉军区主持政治部工作。
沈阳解放后，罗荣桓找王振乾谈话：“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将迅速入关作战，解放全中国。中央考虑，国民党六十军绝大多数是云南人，将来解放云南他们能起很大作用。所以中央军委决定将长春起义的国民党六十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由原军长曾泽生任军长，准备派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徐文烈任政治委员，徐文烈是云南人。现在这支部队，虽然穿上了解放军的服装，但很多人的立场、思想观点、作风还是旧的，不少人有思想顾虑，对我们还不放心，加上少数极端反动分子的破坏捣乱，思想比较混乱。军区考虑你在山东时，做过团结改造原东北军一一一师起义部队的工作，有改造旧军队的经验，决定派你去这个军任政治部主任，协助徐文烈同志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团结好起义将领和全体官兵，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
王振乾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并请罗荣桓对整编改造国民党军第六十军作具体指示。
王振乾受领任务后，于1948年底赶到九台，正式开始对国民党军第六十军起义部队进行改造工作。通过解放军原谈判代表刘浩的介绍，以及与曾泽生军长等高级将领的接触，王振乾逐渐形成了“对下级军官和士兵，要进行正确教育，讲清道理；对中上层军官，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多做疏通引导工作，务使他们心情舒畅”的改造这支旧军队的工作思路。
1949年1月2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对该部队改编和军、师领导任职的命令。命令是由中央军委授权新华社发布的。
后来，王振乾对改造国民党军第六十军有一个书面回忆。他在回忆中说：“改造的第一步工作，本着精简机构的原则，按照解放军的编制，进行机构人员调整，把思想较好、工作积极的，一部分留下来维持工作，一部分作为在职干部送军大学习培养；对于政治思想较差的，给予专门离职学习的机会；对于少数顽固反动的特务、奸细、土匪、警察、宪兵和逃亡地主等进行了清洗，按照有关政策进行处理；对老弱病残，不能在部队工作者，给予合理安置。这些做法，虽然是当时稳定和改造部队的需要，但是现在看来，是有些过急过左了，特别是对有些人的处理不够妥当，给以后的部队工作造成了一些麻烦。”
王振乾回忆说：“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我们把迅速壮大党员队伍、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作为彻底改造旧部队的根本来抓。”“在阶级教育中，利用典型引路，召开各种会议，参观访问等多种形式的群众路线的方法，结合群众的切身利益，根据战士本身及其家庭经历的被压迫剥削的事实材料，通过算账、对比、挖根，进行通俗易懂的革命道理教育。为了增强教育效果，军、师文工团队演出《白毛女》《血泪仇》等剧作；（在）《革命报》上出教育专刊，搞典型报道，发到连队，对启发战士的阶级觉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整编改造过程中，困难最大、工作最难做的还是一些上层人物。”王振乾回忆说。有个师长在旧军队时能够通“天”，权力很大，说一不二。当了解放军的师长就不行了，不能大事小事都一个人说了算，大事要经过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开始这位师长很不习惯，说有职无权。王振乾就主动与这位师长交朋友，在政治上信任他，在工作上支持他，经常给他讲两种军队的根本区别，讲党的绝对领导与解放军发展壮大的关系，慢慢地，这位师长的思想观念才转变过来，才习惯解放军的工作制度和方法。
担任由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两个军的首任政治委员
1949年11月，由长沙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一部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三军。因王振乾有改造长春起义的国民党军第六十军的成功经验，中央军委命令王振乾担任第五十三军政治委员。第五十三军军长是彭杰如。王振乾成了解放军第五十三军首任政治委员。
第五十三军经过整训后于1950年2月移驻安仁。12月，中南军区决定第二十一兵团进驻广西，担任剿匪任务。1951年9月，第五十三军番号被撤销，彭杰如转入地方工作，王振乾转入广东军区广东武装工作部（1954年8月改称中南军区公安部队）政治部任主任。
1952年6月，王振乾调任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四军副政治委员。1952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五军。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是由长沙起义的国民党军改编而成的。中央军委综合考虑王振乾的工作经历，再次把他调入起义部队工作，任命他为解放军第五十五军政治委员。五十五军军长由陈明仁担任。这样一来，王振乾又成了解放军第五十五军的首任政治委员。
两个军的首任政治委员都让王振乾担任，这在人民解放军史册上是独一无二的。1953年2月，陈明仁和王振乾率第五十五军从广西桂林移防至广东湛江，担负雷州半岛的守卫任务。1955年10月，王振乾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7年6月，王振乾主持召开五十五军起义人员座谈会，邀请42位参加长沙起义的军官谈安置使用、军衔级别、功过奖惩等问题。座谈会连续开了五天，到会的每个人都发了言。
在座谈会上，就起义军官安置使用是否得当问题，营建大队队长彭承巨说：“起义军官留在部队的太少了。比如自己所在团里原来的几个营长各方面条件还适合部队工作，但都复员回家了。”王振乾解释说：“复员转业是形势发展的需要，起义人员复员了，老干部（老红军、老八路）复员的也不少。”
对于起义军官在部队中是否有职有权问题，营建分会技术科原科长龙启光上校叙述了他起义后的工作情况。他被任命为技术科长时，一方面是不懂技术，一方面是说了不算，得不到工程师的尊重，甚至有的测绘图也看不到。龙启光说：“领导上这样做是与团结改造起义人员的方针相违背的。”
军长陈明仁接话说：“今天团结的主导方面在于党组织，有些同志入党后自认为比别人高一头，你去找他，他不大理你。如果不首先从党员方面解决问题，那就不易搞好团结。但是同时，我们起义军官也应该加强自我改造。如果认为自己改造好了，不需要再改造了，那是错误的。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感觉。第二点感觉是对起义人员的安置问题。除1952年湖南军政大学资遣了一批起义人员不当外，其他处理的我都没有意见；就是湖南军大资遣的这一批（人员），后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后，中央指定我负责重新处理了。现在有些人员要求太过分，想当官，那就不能处理了。起义是有功的，但是这个功仅仅是赎罪而已，并不是对党对国家有了多大的贡献。第三点就是对军衔的看法。国务院授予我上将军衔，这荣誉太高了，自己不相称。有些起义军官认为自己军衔低了；我认为自己军衔高了，希望能降低一点，使工作和荣誉更相称些。”
在座谈会期间，有几名起义的医务工作人员提出长期得不到进修机会。王振乾本着“能解决问题马上设法解决”的思想，立即与第三十七预备医院负责人商讨，安排起义医务工作人员的进修时间。对起义军官提的职权问题，王振乾在会上提出了几项具体措施。后来，这些措施经过党委会研究，下发部队各级党组织执行。
1961年6月，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成立，隶属国防部建制，执行兵团级权限。12月，王振乾被任命为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政治委员。1964年12月，第六研究院归三机部建制领导，改称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六研究院，王振乾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1981年，王振乾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顾问。
1982年，王振乾离休。
王振乾半生光阴都是在改造旧军队中度过的。他是个老地下党员，相继做过东北军、滇军、湘军的工作。搜集和整理这方面的材料，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都很有益。后来，王振乾写出了《甲子山下正气歌》《战斗在长江两岸》《回忆“三下江南”作战中的政治工作》《回顾沈阳解放》等诸多回忆录。
2005年2月13日，王振乾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作者声明：本文由《党史博览》独家编发，未经允许，不准选编、摘编、上网等。）
入东北军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王振乾，曾用名王维平，1914年12月出生，辽宁省沈阳市人。1933年7月考入东北大学，负责东北大学学生抗日救亡工作委员会的事务。1936年初转为中共党员。
王振乾与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是北平汇文中学的同学。通过张学思，王振乾与张学良有过一段不寻常的交往。因此，王振乾后来得以走进东北军做地下党的工作。
东北军是地方性的武装集团。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下令“不抵抗”“力避冲突”，张学良则幻想“依靠中央”和通过国际干涉来解决日军入侵问题，最后导致东北军拱手让出东北，忍痛退入山海关。
1936年11月初，燕京大学的王汝梅（即黄华，中共党员）到东北大学找到王振乾，分配给他一个任务：陪爱国教授顾颉刚去西安参加陕西考古年会。王汝梅说：“组织上决定派你陪同前往是名义，顾先生此行有劝说张学良抗日的打算，把他介绍给张学良是你的主要任务。”
事后，王振乾回忆了组织上派他去西安的原因：“张学良将军是我们东北大学的校长；我的原籍是东北，说起来和张学良将军算是同乡；再加上这年（1936年）2月宋哲元镇压东北大学生运动时，我是被张学良将军保释出来的被捕‘要犯’之一，因此，我到西安可以比较方便地见到张学良。由于这三层原因，党组织决定派我去西安完成这个任务。”在回忆中，王振乾没有讲他和张学思是同学因而能“比较方便地见到张学良”这一最根本的原因。
11月13日，顾颉刚、徐炳昶、李书华等人从北平上火车前往西安。为了不引人注意，王振乾虽和他们乘同一次列车，但没有坐在同一节车厢里。王振乾回忆说：“15日到西安。顾先生他们在考古会下榻。到西安后，我主要把顾颉刚、徐炳昶、李书华三位先生介绍给张学良将军，着重介绍了顾先生的为人和抗日热情。我说：顾先生是燕大教授，燕大师生因感时局危急，组织了抗日会。顾先生在教师抗日会中做宣传工作。为了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顾先生利用通俗文艺的形式，主持出版了《宋哲元大战喜峰口》等大鼓书词的小册子。我的介绍使张将军加深了对顾先生的了解。”
王振乾还回忆了顾颉刚在西安的一些活动情况：“他们（指顾颉刚等人）听说张学良那时正学宋史，就以讲宋史为名，向张灌输‘捉蒋抗日’的思想。他们劝说张要学民族英雄岳飞，要吸取岳飞抗金失败的教训，争取全面的团结抗日，不要孤军奋战；力量要集中，不要抵消；准备要充分，不要轻举妄动；争取当成功的民族英雄，不要甘做失败的民族英雄。”
在中共北方局和东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等多方努力下，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援绥。蒋介石严词拒绝，同时下令调集嫡系部队约30个师进入陕甘，企图全歼红军并迫使张学良、杨虎城就范。12月4日，蒋介石坐镇西安威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忍无可忍，扣押了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之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东北军开赴抗日前线。王振乾被派往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一师，开展中共地下工作，任一一一师中共地下工委宣传委员。
在罗荣桓的指导下，改造东北军第一一一师
1937年7月12日，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从河南周口出发，于8月26日到达长江北岸重镇南通。其中，一一一师在江苏南通、启东、海门、靖江一线驻守布防，师长是常恩多。
9月，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一一二师移驻江苏淮阴。经王振乾密约，第一一二师六七二团团长万毅见到了常恩多。这一次密见，为万毅后来到一一一师三三三旅任旅长打下了基础。
12月1日，日军占领江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南京沦陷后，一一一师中共地下工委与上级联系中断。王振乾从宝应出发到武汉找东北救亡总会，又到八路军办事处与长江局接上关系，并受命留在敌后打游击。据王振乾事后回忆：“长江局同意我们的意见，把五十七军工委就地改为一一一师工委；并同意我们提出的吸收万毅为我党特别党员的意见，另在一一二师新建工委，两师工委分别由长江局直接领导。据此，我在徐州失守前赶回苏北传达贯彻。从此，我们集中力量继续抓紧抗战、统战和党的建设工作。”
1940年9月22日，一一一师中共地下工委在滨海区驻地发动“九二二锄奸”运动，一举除掉了秘密勾结日军的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率部锄奸的领导人是中共地下特别党员、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和旅长万毅。王振乾积极参与了这次锄奸运动。后因东北军内部的反共派串联反扑，万毅在1941年2月被扣押，移交国民党鲁苏战区总部“归案法办”。八路军山东分局为了王振乾等人的安全，主动把王振乾等中共地下工委人员撤出一一一师。王振乾回到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任联络科科长。
1942年8月2日，万毅越狱成功，来到八路军山东分局。8月3日，常恩多率一一一师脱离国民党军，宣布使用“东北挺进军”番号，归八路军山东分局指挥。
罗荣桓指示山东分局紧急行动，从各方面支持一一一师“八三义举”。八路军山东分局决定，派出万毅、王振乾和曹成镒等人去一一一师，掌握、稳定部队。
在出发前，王振乾对罗荣桓说，一一一师在“八三义举”宣言中，仍沿用西安事变中张、杨“八大主张”口号，以及“进步的国民党”“革命的东北军”等不妥提法。
罗荣桓说：“应该以‘团结抗战’代替‘八大主张’，但须与事变领导人磋商解决。”
事后，王振乾回忆说：“后来，更换了宣传口号，拨正了事变的方向，安定了人心。”
罗荣桓对王振乾说：“这次是党公开以八路军政工人员身份去工作，首先是打通干部思想，向他们宣布我党我军对他们的欢迎，不是歧视、编并、监视、削弱他们。” 罗荣桓还以自身经历传授王振乾如何改造旧军队：“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从那时起，确立了我们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这支部队的旧军队习气，农民自由散漫作风，都是不可能得到改造的，其结果不是被强大的敌人消灭，就是变成流寇。彻底改造旧军队的根本问题，是建立党的各级组织，连以上各级单位都必须建立党的领导组织，把整个部队完全置于我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古田会议决议，使红军肃清了一切旧军队的影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确立了人民军队中党的工作即政治工作的基本路线。当时，红军特别抓了部队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领导制定了许多加强政治工作的制度和措施，反对各种不良倾向。各个党支部经常上党课和政治课，讲解党内的错误思想，讲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部队面貌才焕然一新。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以阶级教育为基本内容；要提高群众的觉悟以达到党的政策水平。”
8月9日，王振乾等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和罗荣桓的教导，到一一一师开展工作。他建议取消“东北挺进军”番号，恢复一一一师番号，以“团结抗日”口号代替“八大主张”。万毅担任新一一一师副师长。不久，常恩多病逝，万毅担任师长。
在彻底改造新一一一师、整军建党过程中，王振乾定期把遇到的最突出的矛盾向罗荣桓汇报，得到了罗荣桓的有力指导。刚进新一一一师不久，王振乾便向罗荣桓汇报：“最突出的矛盾是长期集中供养该师和平改造，根据地群众实难承担。”
罗荣桓说：“贯彻精兵简政。必须使部队机构适应战争，避免一身臃肿，头重脚轻。”
王振乾说：“我担心他们从旧军队刚过来，好讲排场，铺摊子，拉架子，不愿意精简。”
罗荣桓说：“他们既然拉过来了，就会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准备。”
王振乾按照罗荣桓的指示，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摸清了底数：原师部里的勤杂人员基本上都被叛军裹胁去了；原旅部本来就小，又没全过来；团部半数已淘汰，旧习惯的束缚已有所改变。
有了底数，王振乾就有了解决问题的设想：贯彻精兵简政，师部、旅部、团部只要反复进行教育，他们就会懂得精简是有利的。重点应放在拉过来的2700名指战员身上，让他们酝酿讨论，把所属27个战斗连改编为若干加强连，充实基层，提高战斗力，去掉营一级，团部直接指挥到加强连，团部亦自行改编精简。
罗荣桓听了王振乾对新一一一师改造的设想后，表示满意，并明确指示：“实现党军化。要全面建设这个师，把司、政、后机关业务，纳入山东军区建制序列。”
1943年3月，新一一一师成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由万毅、王振乾分别任总支委员会正、副书记。山东分局还将在原东北军五十七军工作过的中共地下党员70多人，派到新一一一师工作。同时抽调抗大一分校、山东毛泽东青年干校、山东军区宣传队及各野战军部队等一批政治干部，充实到新一一一师各级党的组织机构去工作。
5月，在万毅、王振乾的领导下，新一一一师又把旅部一级也减去了，把两个旅部分到师部去管后勤和干部训练；为了培训干部，组建了干校，分别轮训军官和军士；把旧军队带来的薪金制改为供给制，组织生产自给，解决物资供应，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
率东北挺进纵队进军东北
1944年10月20日，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专程参加了新一一一师举行的改称誓师大会。在会上，萧华宣读了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命令：新一一一师改称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滨海军区副司令员万毅兼任支队长，王振乾任支队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彭景文任副支队长，管松涛任支队参谋长，李欣任政治部副主任。滨海支队下辖二十五团（原独立团）、二十六团（原六六六团）、二十七团（原六六二团）。
誓师大会结束后，指战员们高兴地说：“这下子可好了，从‘七路半’改成了正牌的‘八路’，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万毅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山东分局指示，由王振乾以滨海支队政委身份传达这一喜讯。王振乾立即举行了隆重的传达仪式，支队全体指战员听后，欢欣鼓舞，高呼共产党万岁，表示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945年8月12日，罗荣桓急电万毅和王振乾，要求日夜兼程赶往山东军区驻地大店，接受重要任务。
万毅和王振乾两人马不停蹄，及时赶到了大店。罗荣桓向万毅和王振乾宣读了朱德签发的四道命令，其中第三道命令是：“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山东军区决定，以滨海支队为基础，编为一支队，再由胶东、鲁中、滨海军区各抽一部增编为二支队，合编成东北挺进纵队。万毅任纵队司令员，王振乾任政治部主任。
萧华交代万毅和王振乾：“我们正在把在山东的东北籍同志或在东北工作过的干部都集中起来，立即回高密县铺上村扩编，开往黄县集结。你们把人带走，把全部武器、马匹留下，到东北装备新式装备。你们还要在‘八三（义举）’过来的高干中，多发展些党员。”
万毅和王振乾接受任务后，立即赶回滨海支队驻地，组建东北挺进纵队的司、政、后机关和两个支队，并很快率部进入东北，与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组建了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挺进纵队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七纵队兼辽吉军区，万毅任司令员，周赤萍任政治委员，王振乾任政治部主任。王振乾任七纵党务委员会书记，万毅和周赤萍为委员。
受命改造整编国民党军第六十军
1946年8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和山东解放军第一师组建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万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王振乾任第一纵队政治部副主任。
第一纵队与兄弟部队一道，“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给国民党军以重创，把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一军打成了“残废”，将国民党军七十一军八十八师、十三军八十九师全部歼灭，共歼国民党军4万余人。后来，王振乾专门撰写了《回忆“三下江南”作战中的政治工作》一文。文章从“适时进行时事形势和阶级教育，提高官兵的求战积极性和树立必胜的信心；大力开展立功运动，激发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及时开展战场鼓动工作，鼓舞士气；积极开展战场喊话，从政治上瓦解敌军；严格群众纪律，密切军民关系；根据各种情况下的部队思想特点，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等六个方面列举数十个实战中的政治工作事例进行了总结，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战时政治工作经验。 “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的连续获胜，为东北民主联军进行大反攻创造了有利形势。1947年12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冬季攻势。这时，王振乾被调到辽吉军区主持政治部工作。
沈阳解放后，罗荣桓找王振乾谈话：“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将迅速入关作战，解放全中国。中央考虑，国民党六十军绝大多数是云南人，将来解放云南他们能起很大作用。所以中央军委决定将长春起义的国民党六十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由原军长曾泽生任军长，准备派东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徐文烈任政治委员，徐文烈是云南人。现在这支部队，虽然穿上了解放军的服装，但很多人的立场、思想观点、作风还是旧的，不少人有思想顾虑，对我们还不放心，加上少数极端反动分子的破坏捣乱，思想比较混乱。军区考虑你在山东时，做过团结改造原东北军一一一师起义部队的工作，有改造旧军队的经验，决定派你去这个军任政治部主任，协助徐文烈同志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团结好起义将领和全体官兵，把这支旧军队改造成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
王振乾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并请罗荣桓对整编改造国民党军第六十军作具体指示。
王振乾受领任务后，于1948年底赶到九台，正式开始对国民党军第六十军起义部队进行改造工作。通过解放军原谈判代表刘浩的介绍，以及与曾泽生军长等高级将领的接触，王振乾逐渐形成了“对下级军官和士兵，要进行正确教育，讲清道理；对中上层军官，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多做疏通引导工作，务使他们心情舒畅”的改造这支旧军队的工作思路。
1949年1月2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对该部队改编和军、师领导任职的命令。命令是由中央军委授权新华社发布的。
后来，王振乾对改造国民党军第六十军有一个书面回忆。他在回忆中说：“改造的第一步工作，本着精简机构的原则，按照解放军的编制，进行机构人员调整，把思想较好、工作积极的，一部分留下来维持工作，一部分作为在职干部送军大学习培养；对于政治思想较差的，给予专门离职学习的机会；对于少数顽固反动的特务、奸细、土匪、警察、宪兵和逃亡地主等进行了清洗，按照有关政策进行处理；对老弱病残，不能在部队工作者，给予合理安置。这些做法，虽然是当时稳定和改造部队的需要，但是现在看来，是有些过急过左了，特别是对有些人的处理不够妥当，给以后的部队工作造成了一些麻烦。”
王振乾回忆说：“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我们把迅速壮大党员队伍、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作为彻底改造旧部队的根本来抓。”“在阶级教育中，利用典型引路，召开各种会议，参观访问等多种形式的群众路线的方法，结合群众的切身利益，根据战士本身及其家庭经历的被压迫剥削的事实材料，通过算账、对比、挖根，进行通俗易懂的革命道理教育。为了增强教育效果，军、师文工团队演出《白毛女》《血泪仇》等剧作；（在）《革命报》上出教育专刊，搞典型报道，发到连队，对启发战士的阶级觉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整编改造过程中，困难最大、工作最难做的还是一些上层人物。”王振乾回忆说。有个师长在旧军队时能够通“天”，权力很大，说一不二。当了解放军的师长就不行了，不能大事小事都一个人说了算，大事要经过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开始这位师长很不习惯，说有职无权。王振乾就主动与这位师长交朋友，在政治上信任他，在工作上支持他，经常给他讲两种军队的根本区别，讲党的绝对领导与解放军发展壮大的关系，慢慢地，这位师长的思想观念才转变过来，才习惯解放军的工作制度和方法。
担任由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两个军的首任政治委员
1949年11月，由长沙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一部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三军。因王振乾有改造长春起义的国民党军第六十军的成功经验，中央军委命令王振乾担任第五十三军政治委员。第五十三军军长是彭杰如。王振乾成了解放军第五十三军首任政治委员。
第五十三军经过整训后于1950年2月移驻安仁。12月，中南军区决定第二十一兵团进驻广西，担任剿匪任务。1951年9月，第五十三军番号被撤销，彭杰如转入地方工作，王振乾转入广东军区广东武装工作部（1954年8月改称中南军区公安部队）政治部任主任。
1952年6月，王振乾调任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四军副政治委员。1952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五军。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是由长沙起义的国民党军改编而成的。中央军委综合考虑王振乾的工作经历，再次把他调入起义部队工作，任命他为解放军第五十五军政治委员。五十五军军长由陈明仁担任。这样一来，王振乾又成了解放军第五十五军的首任政治委员。
两个军的首任政治委员都让王振乾担任，这在人民解放军史册上是独一无二的。1953年2月，陈明仁和王振乾率第五十五军从广西桂林移防至广东湛江，担负雷州半岛的守卫任务。1955年10月，王振乾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7年6月，王振乾主持召开五十五军起义人员座谈会，邀请42位参加长沙起义的军官谈安置使用、军衔级别、功过奖惩等问题。座谈会连续开了五天，到会的每个人都发了言。
在座谈会上，就起义军官安置使用是否得当问题，营建大队队长彭承巨说：“起义军官留在部队的太少了。比如自己所在团里原来的几个营长各方面条件还适合部队工作，但都复员回家了。”王振乾解释说：“复员转业是形势发展的需要，起义人员复员了，老干部（老红军、老八路）复员的也不少。”
对于起义军官在部队中是否有职有权问题，营建分会技术科原科长龙启光上校叙述了他起义后的工作情况。他被任命为技术科长时，一方面是不懂技术，一方面是说了不算，得不到工程师的尊重，甚至有的测绘图也看不到。龙启光说：“领导上这样做是与团结改造起义人员的方针相违背的。”
军长陈明仁接话说：“今天团结的主导方面在于党组织，有些同志入党后自认为比别人高一头，你去找他，他不大理你。如果不首先从党员方面解决问题，那就不易搞好团结。但是同时，我们起义军官也应该加强自我改造。如果认为自己改造好了，不需要再改造了，那是错误的。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感觉。第二点感觉是对起义人员的安置问题。除1952年湖南军政大学资遣了一批起义人员不当外，其他处理的我都没有意见；就是湖南军大资遣的这一批（人员），后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后，中央指定我负责重新处理了。现在有些人员要求太过分，想当官，那就不能处理了。起义是有功的，但是这个功仅仅是赎罪而已，并不是对党对国家有了多大的贡献。第三点就是对军衔的看法。国务院授予我上将军衔，这荣誉太高了，自己不相称。有些起义军官认为自己军衔低了；我认为自己军衔高了，希望能降低一点，使工作和荣誉更相称些。”
在座谈会期间，有几名起义的医务工作人员提出长期得不到进修机会。王振乾本着“能解决问题马上设法解决”的思想，立即与第三十七预备医院负责人商讨，安排起义医务工作人员的进修时间。对起义军官提的职权问题，王振乾在会上提出了几项具体措施。后来，这些措施经过党委会研究，下发部队各级党组织执行。
1961年6月，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成立，隶属国防部建制，执行兵团级权限。12月，王振乾被任命为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政治委员。1964年12月，第六研究院归三机部建制领导，改称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六研究院，王振乾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1981年，王振乾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顾问。
1982年，王振乾离休。
王振乾半生光阴都是在改造旧军队中度过的。他是个老地下党员，相继做过东北军、滇军、湘军的工作。搜集和整理这方面的材料，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都很有益。后来，王振乾写出了《甲子山下正气歌》《战斗在长江两岸》《回忆“三下江南”作战中的政治工作》《回顾沈阳解放》等诸多回忆录。
2005年2月13日，王振乾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作者声明：本文由《党史博览》独家编发，未经允许，不准选编、摘编、上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