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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扣下我们的羊子？
羊子就在院子边的空地上。
不是一只，是一群，头羊拴在桌子的一条腿上，其余的羊散漫地站着卧着，有的还高昂着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放在院子一旁的桌子是旧的，很旧了，桌面上的横七竖八的木纹都泛黑了，浸满时光的刻度。
拴好羊子，满头大汗的白志刚站起身来，伸手去抓桌上的大茶碗，却是个空，没人给他倒水，空洞的茶碗冷淡地对着他。白志刚擦擦手上的汗，板着脸在桌后坐下，从他那总是随身的半旧的黑手提袋里拿出一个密封挺好的塑料夹，打开，拿出几张文件纸，排放在桌面上。
冷冷地对着他的还有好多张脸：围着桌子一圈站在他对面的村民们，都是风霜雨雪打磨过的粗糙的脸，他都认识——因为如果细细论起来，他们中排站在前头的这几位不老不少的哥儿们他还应该叫做二表叔或者大侄子、表外甥的，但此刻他们一张张脸都黑着，一律用冷而且生气的眼神瞪着他。
桌面上放着的文件是白纸黑字，第一页上写着：延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延安市封山禁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上面醒目地盖着大红的印章：延安市人民政府。
看到没有，封山禁牧，山上不准放羊子，这是政府的规定。文件在这里，你们过来看，好好看！
文件是真的，我们知道，可是我们想不通。领头的一个村民说。
怎么想不通？白志刚说。
上头让退耕还林，我们退了，田退了，再不让放羊子，那我们想挣一个钱也没有办法了。
人家别的地方的政府領导都想着法子让农民变富，为啥你偏偏不让我们种庄稼，偏偏不让我们放羊？偏偏不让我们多赚钱？
坡上不叫种庄稼，改种苗子。苗子是种了，可是苗子再好，能当饭吃吗？
自古农民都是种地的，不种地，不放牧，我们吃的穿的从哪里来？
众人七嘴八舌一连串地诘问，令白志刚无睱应接。
白志刚站了起来。
立刻有两个大男人上前按住他说：不能走，这样走可是不能行。你得把这羊子的事理给咱说清楚。
白志刚站着，心平气和地说，你们莫急，也莫气，我今天不走呢，不管理论到多晚，我听你们说事情，把话说完。
说事情归说事情，我这一大早出来，跑了几十里地过来，到这会儿了，还没吃上饭，干粮我带着呢，老少爷儿乡亲们，能不能先给碗水喝？
白志刚端起空碗，笑着说。
白志刚向我描述的上述这一幕，发生在2002年的春天。
2019年9月，各大新闻媒体都报导：延安退耕还林2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自20世纪末国家启动退耕还林工程以来，延安共完成退耕还林1077.46万亩，完成营造林2134.6万亩，植被覆盖度从2000年的46%提高到目前的80%以上，在卫星遥感图上清晰可见一条绿色的分界线，与延安的行政边界相吻合，标志着“绿色延安”已经形成。
而在此之前，新华社5月7日的报道称：陕西省政府5月7日宣布，延安市延川、宜川两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这标志着革命圣地延安的贫困县全部“摘帽”，从此告别绝对贫困，226万老区人民开启奔向全面小康的新生活。
这个9月，我来到延安，这是我第2次来到延安，上一次是在1991年的秋天，差不多近29年时间过去了。在飞机上，看到黄河的乾坤湾那个巨大优美的“U”字形，我知道延安到了，可是，几分钟后机翼下的一片山形起伏的青绿又让我怀疑飞机是不是改变航线了。当飞机落地，坐上进城的车时，我的眼睛不够用了，延安，真的是变了——当年沟壑纵横，秃岭荒山，漫天风沙的景象，已经彻底消失了。这此后连日的驱车，从窗外放眼望去，满目尽绿，从宝塔山到南泥湾，从胜利山到乾坤湾，无处不是触目青翠，郁郁葱葱。内心的感慨与激动，油然而生，绵绵不绝。
20年，整整一代人的努力，这其中有多少难忘的酸辛和无言的艰苦。此刻头发冒出白花的白志刚坐在我的面前，沉静良久，说了句：我对延安的退耕还林事业做了一点事情。
媒体上关于延安退耕还林的诸多报道中，有许多令人拍案的标题：比如：《红色土地上的绿色崛起》《胜利山下党旗红》;又比如《退耕还林20年延安处处是江南》;还比如《荒山绿，河水清，百姓富》。作为退耕办副主任的白志刚，延安退耕还林工作的实践者之一，从头到尾亲历了整个过程。20年的奋斗，他要说的太多太多了，而此次采访给我的时间却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
那就讲讲我和羊子的斗争史吧。白志刚说。
我为什么要给你说这个呢？说这个是为了说，延安为什么要搞退耕还林、封山放牧。这听起来不是一个事情，其实就是同一个事情。
白志刚的简历里，出生地一栏写的是：陕西宜川县阁楼镇人。再具体来说，他是阁楼镇柴寸村人。宜川是陕西最后一批脱贫的县之一，在陕西广大的农村中，这个叫做柴寸的小村子实在是名不见经传。白志刚上面三个哥哥三个姐姐，但是七兄妹中只有年纪最小的他，上学上到了高中，其余的六位兄长姐姐，都只上到初中就缀学了。
原因很简单，对于父母都是普通农民的家庭来说，孩子这么多，负担实在是太重了。尽管白志刚是家中众人最疼爱的老小，但是懂事的他从上小学起，每天放学后，都要跟着年长些的哥哥姐姐一起，上山种庄稼，采草药。
小的时候白志刚也上山放过羊子。退耕还林前，山上草很少，要让羊儿吃饱，得早早出去，到了晚上天都黑了才回来。羊子上山，人也要上山，找柴火，这样一直从开春忙到秋收。到了11月底，庄稼收完了，还得上山备柴火，没办法，柴火是吃饭要用的东西，天天都需要。延安那时候山上没有树，山上光秃秃的，没有柴，找柴火太不容易了。
小小的白志刚永远记得，自己背着个小破竹筐，腹中空空地在荒凉的山峁间爬坡下坎寻找柴禾的凄凉景象。他常常望着光秃秃的山坡沟坎欲哭无泪。
村里的人也大多数如此，几乎一年到头都在山上忙碌，却温饱不易。 “山是和尚头，沟是千丘丘，三年两头旱，十种九难收。”当时土地的水土流失，农业生产力很弱，“春种一面坡，秋收一袋粮。”这是当时农业生产的一个真实写照。
地理意义上的黄土高原横跨青、甘、宁、陕、晋、豫、内蒙古七省区，总面积高达42万平方千米，它集中了地球上70%的黄土，是世界上最大、最厚、最连续的黄土覆盖区。地质结构决定了它遇水便会崩解。千百年来，流经高原的数百条河流的侵蚀，加上年复一年暴雨的侵蚀，这块地球上最大的黄土高原变得千沟万壑、支离破碎。
黄土高原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黄土赤裸。从已经出土的仰韶文化可以看出，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前，人类已经在黄土高原上展开活动。史学的研究证明，那个时期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比今天要宜居得多。《诗经·小雅·鹿鸣》中有这样的描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意思是：野鹿在山野中跳跃呦鸣，在原野吃艾蒿，人们弹琴吹笙，在地宴待宾客，一幅丰美快乐的景象。
秦汉以后，随着农耕文明的进步，人类在这片黄土高原上放牧垦殖，森林草原逐渐变为农田。几乎每一轮农耕王朝的兴起，就会导致新一轮黄土高原植被的大破坏。秦代蒙恬“将三十万众”北修长城、屯田开荒时，吃喝取暖烧砖，需要砍伐掉多少树木！唐宋时期营建宫室、城市，又是大规模采伐木材，“广长几千里，皆流沙。（《全唐文》卷737）”。
到了明代，朱元璋命徐达等人修筑居庸关，彻底拉开了明朝修筑长城（起初称边墙）的序幕。在长达270多年的享国时间里，朝廷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建，并发动军民屯垦，此后长城沿线再也找不到成片的森林。明代許纶的《九边总论》中说：“四望黄沙，不产五谷，不通货贿，一切草粮仰给腹里矣。”
到了清代，由于推行奖励垦荒制度，森林覆盖率降到历史极低，有的地方甚至到了无水无柴的地步。这一点，在前人留下的清《延绥镇志》中有记载：
“城中无泉，山中无薪，颇有水火不足之虑”
由于森林植被大量消失，水土流失日益严重，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看似距离不远的地方，却必须上梁下坎翻越多次，交通的障碍带来的是交流、经济一系列的困难。这一点在陕北民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羊啦肚子手巾呦三道道蓝
咱们见个面面容易呀——拉话话的难
一个在那山上呦——一个在那沟
咱们拉不上个话话哎呀——招一招个手
瞭的见那村村呦——瞭不见个人
我泪格蛋蛋抛在哎呀——沙蒿蒿林
黄土本身结构松散，使得水土流失渐趋严重;而水土的严重流失，又使得绿色植被失去了攀附，从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光山秃岭，粮食亩产极低，因此人们必须尽量多开垦土地，以求更多收成。结果开垦越多，环境越是恶化。
生态环境恶化之后，自然灾害频发。从公元7世纪到20世纪前半叶，有记载的大旱灾就达236次，平均每6年发生一次。自公元1303年到现在，中国大陆发生的17次8级以上地震，发生在黄土高原的就有6次。
黄土高原农牧交错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战略地位，历朝皇帝在此修建长城就是一个最好的佐证。长期以来天灾人祸频繁上映，黄土高原生灵涂炭。
近代后，延安作为中国革命圣地，曾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包括生态贡献。近代以来，延安有过两次大的开荒，一次是“大生产”运动、一次是“大炼钢铁”、以及后来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毁林开荒、超载放牧，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对植被造成严重破坏。据陕西旅游出版社《圣地风云录》一书记载，《陕甘宁边区生产发展统计表》1938年耕地面积899.45万亩。1942年耕地面积1248.69万亩，期间新开垦耕地面积349.24万亩。陕西人民出版社《延安地区地理志》（1982年）记载全市土地面积5769万亩，其中农业用地面积581.6万亩，农业用地面积中山、坡草地占耕地面积的64.8%。
延安就是这样一块贫瘠的土地，身在黄土高原千沟万壑中的157万老百姓就是在这种瘠薄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三年两头旱，十种九难收”。退耕前的199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356元，群众生活十分贫困。
清代曾有官员不无辛酸地在奏疏中写到：
“天下之民莫穷于延（延为延州，即延安）。”
1973年周恩来总理回延安，为当时延安百姓的贫困落了泪。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专家考察延安后，也曾断言：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白志刚说起那时的贫困，差点掉了泪。
白志刚作为家中唯一一个没有辍学的孩子，他学习很努力，初中毕业后，不负众望地考上了云岩高中，这个学校在宜川县云岩镇，距他的家阁楼镇有差不多90华里远。当然，他住校。可是住校的生活是贫困窘迫的，做为全村唯一一个高中生，母亲想尽办法装点他的行装，也只能给他做一件不打补丁的背心。
第一个假期，他回家，他必须回家，要带咸菜，要带入冬的衣服。放假那天离校，学校不开伙，他肚子里没有一点食物，身上也没有一分钱。他在路上走了大约30公里后，再也走不动了，浑身无力地坐在路边，身上发虚头上冒汗，他是饿的。
不知过了多久，一辆拉煤车路过，好心的司机发现了这个孤零零坐在路边的孩子，让他搭车，他手脚并用地爬上车厢，在黑乎乎的煤堆中，随着摇晃的车子睡着了。总算到了家。下车的时候，手脚都软了。很多年过去了，白志刚一直不知道，那位好心的让他搭车的司机到底姓甚名谁，因为那天他一上车就昏沉沉地睡了，他想，如果不是这位司机的善举，他会不会饿昏在路上？
白志刚是退耕还林工作坚定的支持着和积极的践行者，很大程度上因为贫困年代饥饿的痛楚，多少年里都深深地影响着他。
1980年，白志刚以3分半的微小差距，与大学失之交臂，他进了延安林业学校，这是一所林业专科学校，在这里，白志刚系统地学习了林业知识。他是个勤奋踏实的孩子，十分珍惜能够上学的机会。林业学校的老师能敬业，除了教课本，还经常带着学生们实地参观学习，白志刚认识了各种林木，生长条件，对环境的要求等等。 此时他并不知道，这几年的专业系统学习，在不久的将来，将对他的人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1982年7月，19岁的白志刚中专毕业，分到黄陵县桥山林业局。这是一个地处偏远的地方，自1963年以后，再也没有学生分进来过。白志刚是差不多20年来第一个有学历的专业毕业生。局里对他很重视，白志刚自己也努力，他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他一头扎进林场，忙得没有周末节假日，一年只回一趟家。第二年，他就当上了主管业务的生产办主任。转过年，他被调入局机关。1985年，白志刚因为表现突出，被延安农委任命为桥山林业局双龙林场副场长，这是延安最大的林场。这年年底，白志刚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
林业部门的工作是专业性特别强的，工作几年后，白志刚深感知识的重要性，1987年，他进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边工作，边修业。毕业后，他被任命为桥山林业局大岔林场场长。命令一下，他就带着简单的铺盖上任，日夜扑在岗位上。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他用公正公平的付出，让这个林场改变了面貌，成为桥山林业局所有林场中利润最高的单位。
白志刚的优秀表现获得了上级部门的重视，1992年被调任桥山林业局柳芽林场场长，经过他的倾心努力，1994年他经营的柳芽林场被陕西省林业厅确定为陕西省标准化林场。1999年春天，白志刚被一纸命令借调到延安市林业局工作。
在白志刚的生命中，有一些日子是他永远都会记得的。比如他被借调到“到市里”（延安市林业局）的这一天，是1999年4月26日。
不久，又一个值得记忆的日子来了。
1999年8月5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来延安视察。第二天，总理在宝塔区燕沟流域的山上，向全国人民作出了“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的重要指示，要求延安率先实施退耕还林工程。
退耕还林是以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为目的，将一部分坡耕地有计划、有步骤地退下来，停止耕种，按照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植树造林，恢复植被。
在朱总理到延安之前，白志刚正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这四个月里，白志刚已经熟悉了工作岗位和工作内容，并且，他熟悉业务、技术全面、懂管理、有经验又会写材料的本事也渐露头角。随着借调期限将近，他已经意识到，只要他同意，自己是比较有可能“留在市里的”。但主观上，白志刚很迟疑，甚至并不是很情愿，因为，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还留在黄陵，想一同调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孩子6岁，马上要上小学了，在哪里安家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父母年事已高，自已这样远离家人，为人夫为人子都不能尽责尽孝。白志刚很纠结，他准备干到借调期满就回去。
朱镕基总理视察延安的传达提纲，几天后就开始传达。白志刚是从1999年8月20日拿到提纲开始，进入退耕还林工作的。这个日子，距白志刚到市林业局工作差不多是四个月左右。
白志刚毫不犹豫地留下来。
朱总理的指示一出，延安人迅速行动起来，两个月后，也就是1999年10月16日，延安市委、市政府就印发《关于实行封山绿化、舍饲养畜的决定》。
退耕还林的战役，在延安正式全面拉开。
与动员农民退耕还林相比，封山禁牧的难度要大得多。
在陕北，放羊具有悠久的历史。几乎每一首信天游，都与“羊”搭着边儿，著名的陕北名歌《五哥放羊》中有这样的唱词：
六月里来二十三
五哥那个放羊在草滩
头戴那个草帽那个身披蓑衣
怀来中又抱着那个放羊的铲
又比如《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
精脚片子地塄塄上站。
荞面疙坨羊腥汤，
死死活活相跟上。
牛走大路羊走畔，
知心的话儿拉不完。
山羊绵羊一搭里卧，
我和妹妹一搭里过……
延安的贫穷，现象上是土地和气候的贫穷，根子上是生态和环境的贫穷。在所有造成生态恶化的因素中，乱垦乱种和漫山放牧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而这两个因素中，放牧又是祸首。乱垦乱种虽然极大地破坏了生态，但还不至于造成生态的全面覆灭。但是放牧就不行了。在所有的牲畜中，羊对植被的破坏是最严重的。无论多么陡峭的地势，羊都能攀爬上去。漫山遍野的羊分布在沟沟岔岔，日复一日地蚕食着延安的山山峁峁。在当地，羊的四个蹄子和嘴巴被称为“四把铲，一把刀”，可见其对植被的杀伤力。由于延安及周边的草场严重退化，正常畜养一只羊至少需要18亩地。以吴起一县为例，当时，平均每个吴起人都养了两只羊，整个吴起县羊子存栏数约为23万只。这样一来，需要草场的面积达到400万亩。显然，疲惫之极的土地根本无力承载。
白志刚说，延安退耕还林最困难的是头三年。
由于农作物收成不好，牧羊成为延安百姓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退耕还林要求封山禁牧，最开始的几年，在相当一部分延安百姓的心里，这种要求是难以接受的。
其实，白志刚对牧羊这件事是很精通而且很有感情的。因为早些年的时候，父亲在壮年时，就是一把牧羊的好手。白志刚曾经在回忆父亲时说：
“那年生产队买回三群羊，考虑父亲心细，其中一群让父亲放养。我小时候每遇星期天就缠着要跟父亲去，父亲不怕路远坡陡总是把羊赶到草场最好的地方。父亲爱羊，羊好像很通人性，在父亲面前显得很温顺。父亲还常常念念有词的和羊交流着什么。母羊产了羔，父亲便细心呵護，我还多次帮小羊喂过奶呢！由于父亲精心饲养，羊群在不断繁殖壮大，父亲放羊竟持续了七、八年。”
父亲为村里勤恳牧羊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过了好些年后白志刚才明白的。由于父亲的勤劳，村里人对他印象很好，“文革”划分家庭成份时，因为他家有些许田产，以当时的政策，按照地亩多少他们白家应该会划为“富农”，但乡村领导说父亲老实本分为人好，就只划成了“中农”。在当年，家庭出身的影响太大了。因此，“文革”期间，白志刚上学和他三哥的当兵都没有受到家庭成份的影响。 时过境迁，搞林业出身的白志刚太明白禁牧对退耕还林的重要性，做为退耕还林办的工作人员，禁牧也就成为他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越垦越荒、越荒越穷、越穷越荒”的恶性循环，让延安人终于明白，“靠山吃山”的日子过不长久。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祖祖辈辈生活在这沟峁纵横的土地上，种地、放羊，已是当地农民沿袭千百年的生活习惯。
穷则思变，但改變又谈何容易？
舍饲养畜，简单地说，就是要把牲畜关在圈舍里饲养，而不允许在野外放养。陕北的群众，主要的饲养牲畜就是羊。普通群众，特别是一些贫困家庭的群众，放羊几乎是他们生活的唯一来源，政府一声令下禁牧，他们实在是想不通。本文开头的一幕，是那段时间，白志刚下去检查工作时，不止一次发生的事。
为了彻底禁牧，延安市各级退耕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开展广泛宣传通告，然后开展检查工作。检查后发现情况并不如意，于是，发现了问题的，书面通报对方各单位，指出必须按要求限期整改，在指定的时间接受再一次检查，一旦发现农民上山放羊，将实施处罚。
限定的时间到了，他们按照程序，退耕办的全体工作人员，除了必要的留守外，都轮流深入下到各区县乡，加大检查力度。
那段时间，白志刚经常下乡检查，但从来不提前吱声，既不说去哪，也不说什么时间。
这一天，延安市退耕办再一次兵分几路到基层检查工作。白志刚去的是甘泉县，上了路他还多了个心眼，不走寻常道，专拣些人迹罕至的山间小道走。他走的是清泉沟。
才进得沟来，看到这条山沟水草较为丰茂，白志刚心里还比较欢喜，他想，禁牧是有成效的。
但是，再往里走了一段后，他看见了：一群羊。
他的心沉了一下，继续向里走，又看到了，羊群。这回不是一群，目力所及处，四下里散布着好几群羊。
越往里走，羊子越多，放羊的却看不见。他明白，一定是看见有人来，放羊的躲起来了。
白志刚不动声色地转身往回走，走不多远，他停下，蹲在一个低洼处藏起来。果然，过了一会儿，他看见一个放羊的老乡出现了。待老乡走近，白志刚才一下子跑出来站在他面前。
老乡看见象是突然从地里长出来一样的白志刚，吃了一惊。
白志刚直截了当地问：老乡，这羊子是你的我知道，可这么多羊子肯定不会都是你的。你给咱说说，咱们这沟里到底有多少羊子？
老乡看着被抓了现行，不得不老老实实地说：估摸着怎么着也得有200多吧！
白志刚讲到这里时停了一下，他看着我说：你知道不知道，老乡说的这200多，是什么？
我笑笑说，你的延安话我还是能听懂的，200多只羊子嘛。
白志刚忧伤地叹了口气说：我就说是不对头呢，你没有听明白咱的意思，老乡说的200多不是羊只，是羊群！
白志刚说：这些羊子，就按每群50只计算，200群是多少只？
差不多有1万只呢！按每只羊子10亩的面积算，不要半年，现在看着的这两片有绿色的山就被啃光秃了。我深有感觉地回答道。
你说得对，但不仅如此，还有一点你没有想到，羊子不光这1万只，每个月每天，羊子都还在继续繁殖——大羊生下小羊，小羊长大了又生小羊——这些山眼看着植被不存，清泉沟也不会再有清泉。
这么多的羊群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些羊群大多是北部县区禁牧后，牧羊人赶过来的。
1999年10月16日，延安市委、市政府一开始进行退耕还林时，印发的《关于实行封山绿化、舍饲养畜的决定》，文件中的要求是：对全市禁牧工作分三种情况稳步推进，具体为：北部8县区到2000年底;南部5县区到2001年底全面实行封山禁牧;次生林区林草较好的区域，可采取轮牧方式，适度发展养羊业。
也就是说，一开始，考虑到不同区域农民的具体情况，封山禁牧是逐步进行的。
退耕还林工作一开始，退耕没大的问题，农民非常欢迎，但是禁牧农民们就想不通了——一些人解读了文件后，从文件的文字中领会到了“灵活”性，他们人熟地熟，在行动上采取了一些与本地政府“打游击”的策略。
北部禁牧，南边还没有彻底禁牧，他们就把北部的羊群赶到南边。
一些老乡，觉得每天长途赶羊不现实也不可能，就打“时间差”。听说上边退耕办有人要来检查了，那就白天把羊群关在圈舍里，等天快黑了，检查人员离开后，再把羊群放出来。更有甚者，还不辞劳苦地等天快黑时候把羊赶出来放牧，黑乎乎的羊群散在黑乎乎的坡沟里，的确不容易被发现。到后来这些羊百炼成钢，即使在漆黑的夜里也能辨识草棵，于是农民又进了一步，把天快黑时放牧干脆改为天黑定了再放牧。
发现了这一条后，退耕办的同志工作就不分白天和黑夜，可以说见漏就堵，见缝就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这样斗争了一段时间，白志刚们不得不承认，农民们的智慧是超常的，和退耕办打“游击战”轻车熟路，总是处于主动地位。于是他们改变策略，比如去子长县检查禁牧，为了防止农民早早得知消息，他们不从延安通向子长的公路走，而是绕个大弯，先直奔榆林市的横山县。横山县紧挨着子长县，他们把车谨慎地停放在横山县境内，之后步行走进子长。
白志刚讲了他的同事的一个故事：
有一回，延安退耕办工程科副科长高振中带着几个人走进子长县，进村去检查时，发现村里不仅没有一户放羊的，甚至没有一户养羊的。
同伴很高兴，认为这个村子贯彻上级的要求工作做得好，高振中却觉得心中存疑，凭着多年农村生活的经验，他在空气中嗅出了羊的味道。于是他向路遇的一个农民打听，村里有没有养羊的。
这个农民停下脚，上下打量他们说：你们是啥人？问羊子的事情干啥？
高振中策略地回避道：我们是外地的，想来这村里想买几只羊。
高振中觉得这个回答很严密，同行的工作人员也插嘴说：搞油的。我们在横山搞石油。 没想到农民表情生硬地一口回绝了：不要骗人了，你们不是搞石油的。你们是退耕办的！
一句话把高振中等人惊得目瞪口呆。
他是怎么看出你们是退耕办的人呢？我问白志刚。
白志刚当时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后来我在一份材料上发现了这样的文字：
“延安有3.7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这3.7万平方公里不是一马平川，而是起伏的溝壑。每一条沟壑又可以分出无数条子沟壑。对退耕办的工作人员来说，延安市13个县区的所有村庄，20年了，村村基本都走遍了。”
这种走到不是一次性的，仅以种树为例：土地测量要去一次。树苗下地要去一次。几个月后存活情况检查至少要去一次。以粮代赈的发放情况公示要去一次、检查至少要去一次。今年去了，明年还要去。树苗的存活情况验收，几年之内都要检查。这样算来，他们的走路量有多大！
白志刚说，一年里，他至少有一半时间都在山上，而县区退耕办的同志一年至少有200多天在路上。
在乡下，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靠两条腿行走。遇到天气不好，或者道路情况不好的地方，他们吃干粮，喝凉水，睡大通铺，有时候，整整一个星期没法换衣服。
春夏秋冬，日晒雨淋，人的形象会是什么样的？
有一回退耕办的一位干部到一个深山区的村庄去，村长见到他，很礼貌的端茶倒水，又恭敬地问他：你今年50几了？
这位干部苦笑着说：52。
其实，他只有33岁。
延安有一句不太上台面的话：远看是要饭的，近看是烧炭的，细问是退耕办的。
对，我就是退耕办的。羊子是我拴起来的，有啥事，你们找我白志刚说。
那一天，白志刚喝了几大碗水后，这样高声大气地说。
“各位乡亲老哥，咱们老几辈子都在下苦种庄稼，都在风吹日晒地放羊子，我爹放过多少年羊？你们是看到了的。可是，咱们这样这样种庄稼种出来富裕没有？这样放羊子放出来好日子没有？”
围在他身边的乡亲们停止了喧嚷。白志刚的话，他们听进去了，确实有理。
白志刚从水土流失对黄河下游地区造成的危害，说过到全国这盘大棋。他说，党中央和政府的政策，是想让老百姓能够生活得好一点儿，让咱们咋样也能够像其他地方的农民一样能够富裕起来！我们不能眼睛只盯着面前几只羊子这一点利益，咱们得有长远眼光，再不能这样穷下去了！”
退耕还林工作牵涉到的单位很多：有林业局、农业局、水利局、畜牧局等，一开始，由于是各个局都在管，遇到问题时，又都管不及时更不彻底，因为涉及的部门多，每个部门都会很谨慎，很迟疑，问题也就总在打转转。随着退耕还林工作越来越深入，延安市的主要领导们开始意识到，缺少一个管理这项工作的主体部门。这一点，白志刚也意识到了。
白志刚进入到市林业局搞退耕还林工作以后，经常陪同上级领导下乡做调查研究，两年多下来，他发现，工作天天在做，但总是缺少人手，缺少人手。
经过反复思考，2002年4月，白志刚提交了一份工作建议。建议中，他以朱镕基“绝对不能搞浮夸”为核心，谈到了延安市退耕还林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尽管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退耕还林工作，但每次会议开过之后，由于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这就使得退耕还林的责任难以具体地落实。白志刚建议成立市一级退耕还林办公室，同时，鉴于退耕还林工作将长期实施，市县宜同期成立退耕办，明确项目管理责任人，将其权力、任务、责任用责任状形式明确下来，并逐级落实工作设备和经费，使其正常开展工作。
2002年12月31日，市委书记王侠主持召开了市委第46次常委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正式成立延安市退耕还林工程管理办公室。退耕办为独立机构。正县级。编制32人。在编工作人员是林业局的近两倍。
为退耕还林拨出专门的编制、成立起专门的机构，延安是全国第一家，也是独一家。
退耕办成立后，不久即出台了针对退耕办工作人员的《工作纪律》。这一规定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出。文件中对考核人员的各项要求规定的非常具体。除过必须掌握退耕还林政策，熟悉考核方法，熟悉考核内容以及考核评分标准外，还做出了许多具体的规定。
考核期间不准请假，不准脱岗。
坚持公平公正，不准弄虚作假。
坚持随机抽样检查，不听汇报，不凭感觉;也不得以任何借口减少检查内容和变更随机抽取的考核样本。
考核要直接进村入户，到田头地块。
要查宿分离、食宿自理。
不得接受被考核县区、乡镇、村组和农户的宴请和礼品。
考核完成，要现场填表，现场签字，不许随意涂改考核资料。
考核结束，考核资料统一带回市上汇总评分。
不允许向县区反馈考核情况。
……
《工作纪律》中最后一条规定是：
以上若有违反，将根据情节做出罚款、取消考评资格、待岗、借调人员退回原单位等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要建议或移交有关部门依据《退耕还林条例》和有关法规严肃查处。抽调、借调人员违纪的要把违纪事实以文件形式送达原单位和组织人事部门。
在退耕还林开始的七、八年里，每年延安的“两会”结束后，第一个召开的全市工作会议都是“全市退耕还林工作会”。
这个会议最重要的内容是两项。一是通报上一年退耕还林工作的考核结果，对各县退耕还林工作进行表彰。二是主要领导讲话，安排新一年退耕还林工作。
随着一把手负总责的落实，考核的作用不仅空前地得到体现，也空前地得到了重视。
考核是检查，也是验收;是对退耕还林数量与质量的肯定和否定，更是对领导干部政绩的肯定与否定。
当一把手负总责与考核结合在一起时，考核就具有了两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它是对国家、对陕西省、包括对延安市负责。如果延安的考核工作大而化之，马马虎虎;一旦出现庇漏，马上就会影响到延安在国家和省上的诚信度，进而影响到国家兑现政策的力度。农民不会天然先进。如果不进行严格的考核，弄虚作假就会滋生，投机取巧就会泛滥，真到那时候，延安市的退耕还林工作就成了空的和虚的，让延安变绿的伟大目标就成了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 另一方面，考核是对一把手重视退耕还林工作的有效推动。如果说此前有些县乡的一把手对退耕还林工作还没有充分重视起来的话，那么如今，各县乡的主要领导不仅高度重视退耕还林，而且高度重视考核审验。
退耕还林初期，为了确保荒山绿起来，25度以上的坡耕地退下来，有人建议选择易成活，见效快的沙棘作为首选树种，但退耕办认为要做长久的打算，优选了多样树种按比例混交栽植，构成多树种的天然次生林自然生态模式，实行乔、灌、草混交复合造林模式，符合林业生态学的要求。
封山禁牧是延安能否变绿的关键，在关键问题上，延安市拿出了最大的决心，他们全力以赴，咬紧牙关，
2004年3月，延安市人民政府再次下发了《延安市封山禁牧管理暂行办法》。《办法》除了继续重申和强调全面封山禁牧的原则外，还进一步具体规定：凡放牧的，每只羊罚款10元，每头大家畜罚款30元。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情面，白志刚说。宁要“乌纱帽”落地，也不让羊群上山。
2002年7月的一天，白志刚接到去市委参加紧急会议的通知，说是有中央领导要来，需要他们提前准备汇报材料。
1999年朱镕基来延安考察时，除过给政策，除过告诫程安东、王侠以及其他各级领导务必把退耕还林工作搞好外，还当着众人说了一句：三年后我还要再来看一看。
朱镕基总理当时对市长王侠说：你首先把延安郊区绿化起来。先改变周边这些秃头秃脑的地方。三年以后我再来——
说到这里，总理停顿了一下，突然直接点了王侠的名字——王侠，你这个延安市长说，能不能保证周边先绿起来？
女市长王侠回答：三年以后，请总理再来。
果然来的是朱镕基。
和上一次不同在于：这一回朱镕基不是直接从北京来，而是从甘肃沿路过来的。
2002年的延安，由于退耕全面，禁牧彻底，满坡上都呈现出一片翠绿。正是树茂草肥的7月，那些栽种三年的刺槐已经蓬勃挺立，所有坡梁上的花草树木都在伸展身姿，绽放容颜。一行人走在坡峁上，只见蓝天如洗，白云似练，高原起伏，盎然蓬勃。
朱镕基不动声色地看着，看了好久，终于点点头，说：延安的工作做到这样，不错！不容易！
站在人群中的白志刚，眼睛湿了。
这是一纸情况通告，也是一封特殊的信。
落款是2018年1月30日。查查日历就知道，这个时间已经是春节前夕。忙碌一年的人们，家家开始准备年货，政府和乡镇工作人员，也要放假了。
信是用红色纸张打印的。
信中说：
2017年封山禁牧局部反弹的情形比较严重，在全市组织的8次明察暗访中，其中4次发现子长有野外放牧现象。
在史家畔乡的史家畔、冯家岔、高家岔、金盆湾、白杨河、旧庄焉、老庄;马家砭镇的东沟村、西沟村、陈家河、景家河;南沟岔镇的李家山、十支墕、薛家渠;涧峪岔镇的白家河、政府畔山;涧峪岔镇高台便民服务中心的张家湾、高坪、双井河、安驿、高家峁、李家圪崂;发现4个乡镇21个村组放牧羊子51群、2790余只，其中涧峪岔镇政府脑畔山先后两次发现羊子放牧现象。
21个村子的51群羊，数字准确到了个位数，是“2790余只”！
这就是退耕办人的工作作风。
信的最后说：
（一）封山禁牧仍是头等大事
二十年的实践证明，封山禁牧既保护了退耕还林成果，又促进了植被的自然修复，这是我们退耕还林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现在放牧反弹比较严重，已极大地引起社会反响。要研究几个问题：
第一，解决认识问题
一是植被刚刚恢复，林子没长起来，林分很不稳定，经不起破坏，群众说“放羊是生态的第一杀手”。
二是放羊是少数人和大多数人的利益冲突，是局部和整体地利益的冲突，是个人和国家利益的冲突，老百姓普遍反对放羊。
三是放羊对新造林地破坏十分严重，现在已经造成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大面积不合格。有的因牧禁不住而不愿意再在自己的造林地块补植，有的甚至要求退掉自己的退耕还林工程地块，不要国家补助了。也由此引发了农村矛盾。
所以封山禁牧必须坚定不移、坚持不懈。
跟着车子在山道上行驶，窗外连绵的青山扑面而至，白志刚感慨地说：延安人民很伟大，很了不起，这满山满坡的树，都是我们延安人一棵一棵栽起来的。延安这样干旱缺水的地方，种树很难一次成活，死了再补种，一个树坑往往需要经过两到三年、五到六次的补种才能长起来。一片林子往往是“爷爷孙子五辈树”。为了种树，延安人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在春、秋两季种树的季节，延安的天气还很冷。农民们把树苗放在背后的背篓中，匍匐着身子，手脚并用地在寒风吹颊的山坡上爬上爬下，挖坑、种树。渴了喝口凉水，饿了啃个干馍。
白志刚说，这二十年来，我干退耕还林工程，没包过一亩工程，没卖买过一株苗木，我白志刚走到哪里都腰杆挺直。
退耕還林带来的“绿水青山”不仅彻底扭转了这片黄土地上的生态和人居环境，还改变了广大群众“面朝黄土背朝天，广种薄收难温饱”的生活状况。
自20世纪末国家启动退耕还林工程以来，经过二十年艰辛的努力，延安共完成退耕还林1077.46万亩，完成营造林2134.6万亩，植被覆盖度从2000年的46%提高到目前的80%以上，陕西绿色版图向北推移400公里。在延安市退耕还林工程管理办公室提供的4张卫星遥感植被覆盖度图像中，从2000年的“半黄半绿”到2010年的“一片碧绿”，再到2015年的“整片深绿”，时间的刻度显示出黄土高原生态恢复的艰辛历程。卫星遥感图上清晰可见一条绿色的分界线，与行政边界相吻合，标志着“绿色延安”已经形成。
山青了，天蓝了，水也清了。气象资料显示，如今延安沙尘天气明显减少。城区空气优良天数从2001年的238天增加到2018年的315天，入黄泥沙量从退耕前的每年2.58亿吨降为0.31亿吨。
2016年，国家林业部原副部长刘广运带着几个人到延安来。他们不是来调查，不是来考核，是来怀旧。延安方面很重视，除过他们自由行走的地方，还专门选了几个植树造林的点，想请他们去看一看，顺便做些指导。谁知他们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根本不用去看。我们都是老林业，一路上飞机看，汽车看，心里有数着呢。
那天中午，刘广运午饭后没有休息，他兴致勃勃地铺开笔墨，当场写下了一首诗：
荒山秃岭都不见，疑是置身在江南。
只缘退耕还林好，一路青山到延安。
如今的延安，人们到处传唱着一曲新的民歌：
阳坡上的糜子背畔上的枣，
如今的政策实在好。
锣敲鼓响人吼叫，
延安的山峁变绿了。
告别的时候，白志刚与我握手道别，见我盯着他的头发，他笑笑说，20年，我的头发花白了。他指着窗外的满山青色说：我把青春献给了延安的青山。
羊子就在院子边的空地上。
不是一只，是一群，头羊拴在桌子的一条腿上，其余的羊散漫地站着卧着，有的还高昂着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放在院子一旁的桌子是旧的，很旧了，桌面上的横七竖八的木纹都泛黑了，浸满时光的刻度。
拴好羊子，满头大汗的白志刚站起身来，伸手去抓桌上的大茶碗，却是个空，没人给他倒水，空洞的茶碗冷淡地对着他。白志刚擦擦手上的汗，板着脸在桌后坐下，从他那总是随身的半旧的黑手提袋里拿出一个密封挺好的塑料夹，打开，拿出几张文件纸，排放在桌面上。
冷冷地对着他的还有好多张脸：围着桌子一圈站在他对面的村民们，都是风霜雨雪打磨过的粗糙的脸，他都认识——因为如果细细论起来，他们中排站在前头的这几位不老不少的哥儿们他还应该叫做二表叔或者大侄子、表外甥的，但此刻他们一张张脸都黑着，一律用冷而且生气的眼神瞪着他。
桌面上放着的文件是白纸黑字，第一页上写着：延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延安市封山禁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上面醒目地盖着大红的印章：延安市人民政府。
看到没有，封山禁牧，山上不准放羊子，这是政府的规定。文件在这里，你们过来看，好好看！
文件是真的，我们知道，可是我们想不通。领头的一个村民说。
怎么想不通？白志刚说。
上头让退耕还林，我们退了，田退了，再不让放羊子，那我们想挣一个钱也没有办法了。
人家别的地方的政府領导都想着法子让农民变富，为啥你偏偏不让我们种庄稼，偏偏不让我们放羊？偏偏不让我们多赚钱？
坡上不叫种庄稼，改种苗子。苗子是种了，可是苗子再好，能当饭吃吗？
自古农民都是种地的，不种地，不放牧，我们吃的穿的从哪里来？
众人七嘴八舌一连串地诘问，令白志刚无睱应接。
白志刚站了起来。
立刻有两个大男人上前按住他说：不能走，这样走可是不能行。你得把这羊子的事理给咱说清楚。
白志刚站着，心平气和地说，你们莫急，也莫气，我今天不走呢，不管理论到多晚，我听你们说事情，把话说完。
说事情归说事情，我这一大早出来，跑了几十里地过来，到这会儿了，还没吃上饭，干粮我带着呢，老少爷儿乡亲们，能不能先给碗水喝？
白志刚端起空碗，笑着说。
白志刚向我描述的上述这一幕，发生在2002年的春天。
2019年9月，各大新闻媒体都报导：延安退耕还林2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果。自20世纪末国家启动退耕还林工程以来，延安共完成退耕还林1077.46万亩，完成营造林2134.6万亩，植被覆盖度从2000年的46%提高到目前的80%以上，在卫星遥感图上清晰可见一条绿色的分界线，与延安的行政边界相吻合，标志着“绿色延安”已经形成。
而在此之前，新华社5月7日的报道称：陕西省政府5月7日宣布，延安市延川、宜川两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这标志着革命圣地延安的贫困县全部“摘帽”，从此告别绝对贫困，226万老区人民开启奔向全面小康的新生活。
这个9月，我来到延安，这是我第2次来到延安，上一次是在1991年的秋天，差不多近29年时间过去了。在飞机上，看到黄河的乾坤湾那个巨大优美的“U”字形，我知道延安到了，可是，几分钟后机翼下的一片山形起伏的青绿又让我怀疑飞机是不是改变航线了。当飞机落地，坐上进城的车时，我的眼睛不够用了，延安，真的是变了——当年沟壑纵横，秃岭荒山，漫天风沙的景象，已经彻底消失了。这此后连日的驱车，从窗外放眼望去，满目尽绿，从宝塔山到南泥湾，从胜利山到乾坤湾，无处不是触目青翠，郁郁葱葱。内心的感慨与激动，油然而生，绵绵不绝。
20年，整整一代人的努力，这其中有多少难忘的酸辛和无言的艰苦。此刻头发冒出白花的白志刚坐在我的面前，沉静良久，说了句：我对延安的退耕还林事业做了一点事情。
媒体上关于延安退耕还林的诸多报道中，有许多令人拍案的标题：比如：《红色土地上的绿色崛起》《胜利山下党旗红》;又比如《退耕还林20年延安处处是江南》;还比如《荒山绿，河水清，百姓富》。作为退耕办副主任的白志刚，延安退耕还林工作的实践者之一，从头到尾亲历了整个过程。20年的奋斗，他要说的太多太多了，而此次采访给我的时间却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
那就讲讲我和羊子的斗争史吧。白志刚说。
我为什么要给你说这个呢？说这个是为了说，延安为什么要搞退耕还林、封山放牧。这听起来不是一个事情，其实就是同一个事情。
白志刚的简历里，出生地一栏写的是：陕西宜川县阁楼镇人。再具体来说，他是阁楼镇柴寸村人。宜川是陕西最后一批脱贫的县之一，在陕西广大的农村中，这个叫做柴寸的小村子实在是名不见经传。白志刚上面三个哥哥三个姐姐，但是七兄妹中只有年纪最小的他，上学上到了高中，其余的六位兄长姐姐，都只上到初中就缀学了。
原因很简单，对于父母都是普通农民的家庭来说，孩子这么多，负担实在是太重了。尽管白志刚是家中众人最疼爱的老小，但是懂事的他从上小学起，每天放学后，都要跟着年长些的哥哥姐姐一起，上山种庄稼，采草药。
小的时候白志刚也上山放过羊子。退耕还林前，山上草很少，要让羊儿吃饱，得早早出去，到了晚上天都黑了才回来。羊子上山，人也要上山，找柴火，这样一直从开春忙到秋收。到了11月底，庄稼收完了，还得上山备柴火，没办法，柴火是吃饭要用的东西，天天都需要。延安那时候山上没有树，山上光秃秃的，没有柴，找柴火太不容易了。
小小的白志刚永远记得，自己背着个小破竹筐，腹中空空地在荒凉的山峁间爬坡下坎寻找柴禾的凄凉景象。他常常望着光秃秃的山坡沟坎欲哭无泪。
村里的人也大多数如此，几乎一年到头都在山上忙碌，却温饱不易。 “山是和尚头，沟是千丘丘，三年两头旱，十种九难收。”当时土地的水土流失，农业生产力很弱，“春种一面坡，秋收一袋粮。”这是当时农业生产的一个真实写照。
地理意义上的黄土高原横跨青、甘、宁、陕、晋、豫、内蒙古七省区，总面积高达42万平方千米，它集中了地球上70%的黄土，是世界上最大、最厚、最连续的黄土覆盖区。地质结构决定了它遇水便会崩解。千百年来，流经高原的数百条河流的侵蚀，加上年复一年暴雨的侵蚀，这块地球上最大的黄土高原变得千沟万壑、支离破碎。
黄土高原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黄土赤裸。从已经出土的仰韶文化可以看出，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前，人类已经在黄土高原上展开活动。史学的研究证明，那个时期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比今天要宜居得多。《诗经·小雅·鹿鸣》中有这样的描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意思是：野鹿在山野中跳跃呦鸣，在原野吃艾蒿，人们弹琴吹笙，在地宴待宾客，一幅丰美快乐的景象。
秦汉以后，随着农耕文明的进步，人类在这片黄土高原上放牧垦殖，森林草原逐渐变为农田。几乎每一轮农耕王朝的兴起，就会导致新一轮黄土高原植被的大破坏。秦代蒙恬“将三十万众”北修长城、屯田开荒时，吃喝取暖烧砖，需要砍伐掉多少树木！唐宋时期营建宫室、城市，又是大规模采伐木材，“广长几千里，皆流沙。（《全唐文》卷737）”。
到了明代，朱元璋命徐达等人修筑居庸关，彻底拉开了明朝修筑长城（起初称边墙）的序幕。在长达270多年的享国时间里，朝廷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长城的修建，并发动军民屯垦，此后长城沿线再也找不到成片的森林。明代許纶的《九边总论》中说：“四望黄沙，不产五谷，不通货贿，一切草粮仰给腹里矣。”
到了清代，由于推行奖励垦荒制度，森林覆盖率降到历史极低，有的地方甚至到了无水无柴的地步。这一点，在前人留下的清《延绥镇志》中有记载：
“城中无泉，山中无薪，颇有水火不足之虑”
由于森林植被大量消失，水土流失日益严重，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看似距离不远的地方，却必须上梁下坎翻越多次，交通的障碍带来的是交流、经济一系列的困难。这一点在陕北民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羊啦肚子手巾呦三道道蓝
咱们见个面面容易呀——拉话话的难
一个在那山上呦——一个在那沟
咱们拉不上个话话哎呀——招一招个手
瞭的见那村村呦——瞭不见个人
我泪格蛋蛋抛在哎呀——沙蒿蒿林
黄土本身结构松散，使得水土流失渐趋严重;而水土的严重流失，又使得绿色植被失去了攀附，从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光山秃岭，粮食亩产极低，因此人们必须尽量多开垦土地，以求更多收成。结果开垦越多，环境越是恶化。
生态环境恶化之后，自然灾害频发。从公元7世纪到20世纪前半叶，有记载的大旱灾就达236次，平均每6年发生一次。自公元1303年到现在，中国大陆发生的17次8级以上地震，发生在黄土高原的就有6次。
黄土高原农牧交错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战略地位，历朝皇帝在此修建长城就是一个最好的佐证。长期以来天灾人祸频繁上映，黄土高原生灵涂炭。
近代后，延安作为中国革命圣地，曾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包括生态贡献。近代以来，延安有过两次大的开荒，一次是“大生产”运动、一次是“大炼钢铁”、以及后来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毁林开荒、超载放牧，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对植被造成严重破坏。据陕西旅游出版社《圣地风云录》一书记载，《陕甘宁边区生产发展统计表》1938年耕地面积899.45万亩。1942年耕地面积1248.69万亩，期间新开垦耕地面积349.24万亩。陕西人民出版社《延安地区地理志》（1982年）记载全市土地面积5769万亩，其中农业用地面积581.6万亩，农业用地面积中山、坡草地占耕地面积的64.8%。
延安就是这样一块贫瘠的土地，身在黄土高原千沟万壑中的157万老百姓就是在这种瘠薄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三年两头旱，十种九难收”。退耕前的199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356元，群众生活十分贫困。
清代曾有官员不无辛酸地在奏疏中写到：
“天下之民莫穷于延（延为延州，即延安）。”
1973年周恩来总理回延安，为当时延安百姓的贫困落了泪。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专家考察延安后，也曾断言：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白志刚说起那时的贫困，差点掉了泪。
白志刚作为家中唯一一个没有辍学的孩子，他学习很努力，初中毕业后，不负众望地考上了云岩高中，这个学校在宜川县云岩镇，距他的家阁楼镇有差不多90华里远。当然，他住校。可是住校的生活是贫困窘迫的，做为全村唯一一个高中生，母亲想尽办法装点他的行装，也只能给他做一件不打补丁的背心。
第一个假期，他回家，他必须回家，要带咸菜，要带入冬的衣服。放假那天离校，学校不开伙，他肚子里没有一点食物，身上也没有一分钱。他在路上走了大约30公里后，再也走不动了，浑身无力地坐在路边，身上发虚头上冒汗，他是饿的。
不知过了多久，一辆拉煤车路过，好心的司机发现了这个孤零零坐在路边的孩子，让他搭车，他手脚并用地爬上车厢，在黑乎乎的煤堆中，随着摇晃的车子睡着了。总算到了家。下车的时候，手脚都软了。很多年过去了，白志刚一直不知道，那位好心的让他搭车的司机到底姓甚名谁，因为那天他一上车就昏沉沉地睡了，他想，如果不是这位司机的善举，他会不会饿昏在路上？
白志刚是退耕还林工作坚定的支持着和积极的践行者，很大程度上因为贫困年代饥饿的痛楚，多少年里都深深地影响着他。
1980年，白志刚以3分半的微小差距，与大学失之交臂，他进了延安林业学校，这是一所林业专科学校，在这里，白志刚系统地学习了林业知识。他是个勤奋踏实的孩子，十分珍惜能够上学的机会。林业学校的老师能敬业，除了教课本，还经常带着学生们实地参观学习，白志刚认识了各种林木，生长条件，对环境的要求等等。 此时他并不知道，这几年的专业系统学习，在不久的将来，将对他的人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1982年7月，19岁的白志刚中专毕业，分到黄陵县桥山林业局。这是一个地处偏远的地方，自1963年以后，再也没有学生分进来过。白志刚是差不多20年来第一个有学历的专业毕业生。局里对他很重视，白志刚自己也努力，他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他一头扎进林场，忙得没有周末节假日，一年只回一趟家。第二年，他就当上了主管业务的生产办主任。转过年，他被调入局机关。1985年，白志刚因为表现突出，被延安农委任命为桥山林业局双龙林场副场长，这是延安最大的林场。这年年底，白志刚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
林业部门的工作是专业性特别强的，工作几年后，白志刚深感知识的重要性，1987年，他进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边工作，边修业。毕业后，他被任命为桥山林业局大岔林场场长。命令一下，他就带着简单的铺盖上任，日夜扑在岗位上。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他用公正公平的付出，让这个林场改变了面貌，成为桥山林业局所有林场中利润最高的单位。
白志刚的优秀表现获得了上级部门的重视，1992年被调任桥山林业局柳芽林场场长，经过他的倾心努力，1994年他经营的柳芽林场被陕西省林业厅确定为陕西省标准化林场。1999年春天，白志刚被一纸命令借调到延安市林业局工作。
在白志刚的生命中，有一些日子是他永远都会记得的。比如他被借调到“到市里”（延安市林业局）的这一天，是1999年4月26日。
不久，又一个值得记忆的日子来了。
1999年8月5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来延安视察。第二天，总理在宝塔区燕沟流域的山上，向全国人民作出了“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的重要指示，要求延安率先实施退耕还林工程。
退耕还林是以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为目的，将一部分坡耕地有计划、有步骤地退下来，停止耕种，按照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植树造林，恢复植被。
在朱总理到延安之前，白志刚正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这四个月里，白志刚已经熟悉了工作岗位和工作内容，并且，他熟悉业务、技术全面、懂管理、有经验又会写材料的本事也渐露头角。随着借调期限将近，他已经意识到，只要他同意，自己是比较有可能“留在市里的”。但主观上，白志刚很迟疑，甚至并不是很情愿，因为，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还留在黄陵，想一同调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孩子6岁，马上要上小学了，在哪里安家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父母年事已高，自已这样远离家人，为人夫为人子都不能尽责尽孝。白志刚很纠结，他准备干到借调期满就回去。
朱镕基总理视察延安的传达提纲，几天后就开始传达。白志刚是从1999年8月20日拿到提纲开始，进入退耕还林工作的。这个日子，距白志刚到市林业局工作差不多是四个月左右。
白志刚毫不犹豫地留下来。
朱总理的指示一出，延安人迅速行动起来，两个月后，也就是1999年10月16日，延安市委、市政府就印发《关于实行封山绿化、舍饲养畜的决定》。
退耕还林的战役，在延安正式全面拉开。
与动员农民退耕还林相比，封山禁牧的难度要大得多。
在陕北，放羊具有悠久的历史。几乎每一首信天游，都与“羊”搭着边儿，著名的陕北名歌《五哥放羊》中有这样的唱词：
六月里来二十三
五哥那个放羊在草滩
头戴那个草帽那个身披蓑衣
怀来中又抱着那个放羊的铲
又比如《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
精脚片子地塄塄上站。
荞面疙坨羊腥汤，
死死活活相跟上。
牛走大路羊走畔，
知心的话儿拉不完。
山羊绵羊一搭里卧，
我和妹妹一搭里过……
延安的贫穷，现象上是土地和气候的贫穷，根子上是生态和环境的贫穷。在所有造成生态恶化的因素中，乱垦乱种和漫山放牧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而这两个因素中，放牧又是祸首。乱垦乱种虽然极大地破坏了生态，但还不至于造成生态的全面覆灭。但是放牧就不行了。在所有的牲畜中，羊对植被的破坏是最严重的。无论多么陡峭的地势，羊都能攀爬上去。漫山遍野的羊分布在沟沟岔岔，日复一日地蚕食着延安的山山峁峁。在当地，羊的四个蹄子和嘴巴被称为“四把铲，一把刀”，可见其对植被的杀伤力。由于延安及周边的草场严重退化，正常畜养一只羊至少需要18亩地。以吴起一县为例，当时，平均每个吴起人都养了两只羊，整个吴起县羊子存栏数约为23万只。这样一来，需要草场的面积达到400万亩。显然，疲惫之极的土地根本无力承载。
白志刚说，延安退耕还林最困难的是头三年。
由于农作物收成不好，牧羊成为延安百姓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退耕还林要求封山禁牧，最开始的几年，在相当一部分延安百姓的心里，这种要求是难以接受的。
其实，白志刚对牧羊这件事是很精通而且很有感情的。因为早些年的时候，父亲在壮年时，就是一把牧羊的好手。白志刚曾经在回忆父亲时说：
“那年生产队买回三群羊，考虑父亲心细，其中一群让父亲放养。我小时候每遇星期天就缠着要跟父亲去，父亲不怕路远坡陡总是把羊赶到草场最好的地方。父亲爱羊，羊好像很通人性，在父亲面前显得很温顺。父亲还常常念念有词的和羊交流着什么。母羊产了羔，父亲便细心呵護，我还多次帮小羊喂过奶呢！由于父亲精心饲养，羊群在不断繁殖壮大，父亲放羊竟持续了七、八年。”
父亲为村里勤恳牧羊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过了好些年后白志刚才明白的。由于父亲的勤劳，村里人对他印象很好，“文革”划分家庭成份时，因为他家有些许田产，以当时的政策，按照地亩多少他们白家应该会划为“富农”，但乡村领导说父亲老实本分为人好，就只划成了“中农”。在当年，家庭出身的影响太大了。因此，“文革”期间，白志刚上学和他三哥的当兵都没有受到家庭成份的影响。 时过境迁，搞林业出身的白志刚太明白禁牧对退耕还林的重要性，做为退耕还林办的工作人员，禁牧也就成为他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越垦越荒、越荒越穷、越穷越荒”的恶性循环，让延安人终于明白，“靠山吃山”的日子过不长久。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祖祖辈辈生活在这沟峁纵横的土地上，种地、放羊，已是当地农民沿袭千百年的生活习惯。
穷则思变，但改變又谈何容易？
舍饲养畜，简单地说，就是要把牲畜关在圈舍里饲养，而不允许在野外放养。陕北的群众，主要的饲养牲畜就是羊。普通群众，特别是一些贫困家庭的群众，放羊几乎是他们生活的唯一来源，政府一声令下禁牧，他们实在是想不通。本文开头的一幕，是那段时间，白志刚下去检查工作时，不止一次发生的事。
为了彻底禁牧，延安市各级退耕办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开展广泛宣传通告，然后开展检查工作。检查后发现情况并不如意，于是，发现了问题的，书面通报对方各单位，指出必须按要求限期整改，在指定的时间接受再一次检查，一旦发现农民上山放羊，将实施处罚。
限定的时间到了，他们按照程序，退耕办的全体工作人员，除了必要的留守外，都轮流深入下到各区县乡，加大检查力度。
那段时间，白志刚经常下乡检查，但从来不提前吱声，既不说去哪，也不说什么时间。
这一天，延安市退耕办再一次兵分几路到基层检查工作。白志刚去的是甘泉县，上了路他还多了个心眼，不走寻常道，专拣些人迹罕至的山间小道走。他走的是清泉沟。
才进得沟来，看到这条山沟水草较为丰茂，白志刚心里还比较欢喜，他想，禁牧是有成效的。
但是，再往里走了一段后，他看见了：一群羊。
他的心沉了一下，继续向里走，又看到了，羊群。这回不是一群，目力所及处，四下里散布着好几群羊。
越往里走，羊子越多，放羊的却看不见。他明白，一定是看见有人来，放羊的躲起来了。
白志刚不动声色地转身往回走，走不多远，他停下，蹲在一个低洼处藏起来。果然，过了一会儿，他看见一个放羊的老乡出现了。待老乡走近，白志刚才一下子跑出来站在他面前。
老乡看见象是突然从地里长出来一样的白志刚，吃了一惊。
白志刚直截了当地问：老乡，这羊子是你的我知道，可这么多羊子肯定不会都是你的。你给咱说说，咱们这沟里到底有多少羊子？
老乡看着被抓了现行，不得不老老实实地说：估摸着怎么着也得有200多吧！
白志刚讲到这里时停了一下，他看着我说：你知道不知道，老乡说的这200多，是什么？
我笑笑说，你的延安话我还是能听懂的，200多只羊子嘛。
白志刚忧伤地叹了口气说：我就说是不对头呢，你没有听明白咱的意思，老乡说的200多不是羊只，是羊群！
白志刚说：这些羊子，就按每群50只计算，200群是多少只？
差不多有1万只呢！按每只羊子10亩的面积算，不要半年，现在看着的这两片有绿色的山就被啃光秃了。我深有感觉地回答道。
你说得对，但不仅如此，还有一点你没有想到，羊子不光这1万只，每个月每天，羊子都还在继续繁殖——大羊生下小羊，小羊长大了又生小羊——这些山眼看着植被不存，清泉沟也不会再有清泉。
这么多的羊群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些羊群大多是北部县区禁牧后，牧羊人赶过来的。
1999年10月16日，延安市委、市政府一开始进行退耕还林时，印发的《关于实行封山绿化、舍饲养畜的决定》，文件中的要求是：对全市禁牧工作分三种情况稳步推进，具体为：北部8县区到2000年底;南部5县区到2001年底全面实行封山禁牧;次生林区林草较好的区域，可采取轮牧方式，适度发展养羊业。
也就是说，一开始，考虑到不同区域农民的具体情况，封山禁牧是逐步进行的。
退耕还林工作一开始，退耕没大的问题，农民非常欢迎，但是禁牧农民们就想不通了——一些人解读了文件后，从文件的文字中领会到了“灵活”性，他们人熟地熟，在行动上采取了一些与本地政府“打游击”的策略。
北部禁牧，南边还没有彻底禁牧，他们就把北部的羊群赶到南边。
一些老乡，觉得每天长途赶羊不现实也不可能，就打“时间差”。听说上边退耕办有人要来检查了，那就白天把羊群关在圈舍里，等天快黑了，检查人员离开后，再把羊群放出来。更有甚者，还不辞劳苦地等天快黑时候把羊赶出来放牧，黑乎乎的羊群散在黑乎乎的坡沟里，的确不容易被发现。到后来这些羊百炼成钢，即使在漆黑的夜里也能辨识草棵，于是农民又进了一步，把天快黑时放牧干脆改为天黑定了再放牧。
发现了这一条后，退耕办的同志工作就不分白天和黑夜，可以说见漏就堵，见缝就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这样斗争了一段时间，白志刚们不得不承认，农民们的智慧是超常的，和退耕办打“游击战”轻车熟路，总是处于主动地位。于是他们改变策略，比如去子长县检查禁牧，为了防止农民早早得知消息，他们不从延安通向子长的公路走，而是绕个大弯，先直奔榆林市的横山县。横山县紧挨着子长县，他们把车谨慎地停放在横山县境内，之后步行走进子长。
白志刚讲了他的同事的一个故事：
有一回，延安退耕办工程科副科长高振中带着几个人走进子长县，进村去检查时，发现村里不仅没有一户放羊的，甚至没有一户养羊的。
同伴很高兴，认为这个村子贯彻上级的要求工作做得好，高振中却觉得心中存疑，凭着多年农村生活的经验，他在空气中嗅出了羊的味道。于是他向路遇的一个农民打听，村里有没有养羊的。
这个农民停下脚，上下打量他们说：你们是啥人？问羊子的事情干啥？
高振中策略地回避道：我们是外地的，想来这村里想买几只羊。
高振中觉得这个回答很严密，同行的工作人员也插嘴说：搞油的。我们在横山搞石油。 没想到农民表情生硬地一口回绝了：不要骗人了，你们不是搞石油的。你们是退耕办的！
一句话把高振中等人惊得目瞪口呆。
他是怎么看出你们是退耕办的人呢？我问白志刚。
白志刚当时只是笑了笑，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后来我在一份材料上发现了这样的文字：
“延安有3.7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这3.7万平方公里不是一马平川，而是起伏的溝壑。每一条沟壑又可以分出无数条子沟壑。对退耕办的工作人员来说，延安市13个县区的所有村庄，20年了，村村基本都走遍了。”
这种走到不是一次性的，仅以种树为例：土地测量要去一次。树苗下地要去一次。几个月后存活情况检查至少要去一次。以粮代赈的发放情况公示要去一次、检查至少要去一次。今年去了，明年还要去。树苗的存活情况验收，几年之内都要检查。这样算来，他们的走路量有多大！
白志刚说，一年里，他至少有一半时间都在山上，而县区退耕办的同志一年至少有200多天在路上。
在乡下，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靠两条腿行走。遇到天气不好，或者道路情况不好的地方，他们吃干粮，喝凉水，睡大通铺，有时候，整整一个星期没法换衣服。
春夏秋冬，日晒雨淋，人的形象会是什么样的？
有一回退耕办的一位干部到一个深山区的村庄去，村长见到他，很礼貌的端茶倒水，又恭敬地问他：你今年50几了？
这位干部苦笑着说：52。
其实，他只有33岁。
延安有一句不太上台面的话：远看是要饭的，近看是烧炭的，细问是退耕办的。
对，我就是退耕办的。羊子是我拴起来的，有啥事，你们找我白志刚说。
那一天，白志刚喝了几大碗水后，这样高声大气地说。
“各位乡亲老哥，咱们老几辈子都在下苦种庄稼，都在风吹日晒地放羊子，我爹放过多少年羊？你们是看到了的。可是，咱们这样这样种庄稼种出来富裕没有？这样放羊子放出来好日子没有？”
围在他身边的乡亲们停止了喧嚷。白志刚的话，他们听进去了，确实有理。
白志刚从水土流失对黄河下游地区造成的危害，说过到全国这盘大棋。他说，党中央和政府的政策，是想让老百姓能够生活得好一点儿，让咱们咋样也能够像其他地方的农民一样能够富裕起来！我们不能眼睛只盯着面前几只羊子这一点利益，咱们得有长远眼光，再不能这样穷下去了！”
退耕还林工作牵涉到的单位很多：有林业局、农业局、水利局、畜牧局等，一开始，由于是各个局都在管，遇到问题时，又都管不及时更不彻底，因为涉及的部门多，每个部门都会很谨慎，很迟疑，问题也就总在打转转。随着退耕还林工作越来越深入，延安市的主要领导们开始意识到，缺少一个管理这项工作的主体部门。这一点，白志刚也意识到了。
白志刚进入到市林业局搞退耕还林工作以后，经常陪同上级领导下乡做调查研究，两年多下来，他发现，工作天天在做，但总是缺少人手，缺少人手。
经过反复思考，2002年4月，白志刚提交了一份工作建议。建议中，他以朱镕基“绝对不能搞浮夸”为核心，谈到了延安市退耕还林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尽管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退耕还林工作，但每次会议开过之后，由于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这就使得退耕还林的责任难以具体地落实。白志刚建议成立市一级退耕还林办公室，同时，鉴于退耕还林工作将长期实施，市县宜同期成立退耕办，明确项目管理责任人，将其权力、任务、责任用责任状形式明确下来，并逐级落实工作设备和经费，使其正常开展工作。
2002年12月31日，市委书记王侠主持召开了市委第46次常委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正式成立延安市退耕还林工程管理办公室。退耕办为独立机构。正县级。编制32人。在编工作人员是林业局的近两倍。
为退耕还林拨出专门的编制、成立起专门的机构，延安是全国第一家，也是独一家。
退耕办成立后，不久即出台了针对退耕办工作人员的《工作纪律》。这一规定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出。文件中对考核人员的各项要求规定的非常具体。除过必须掌握退耕还林政策，熟悉考核方法，熟悉考核内容以及考核评分标准外，还做出了许多具体的规定。
考核期间不准请假，不准脱岗。
坚持公平公正，不准弄虚作假。
坚持随机抽样检查，不听汇报，不凭感觉;也不得以任何借口减少检查内容和变更随机抽取的考核样本。
考核要直接进村入户，到田头地块。
要查宿分离、食宿自理。
不得接受被考核县区、乡镇、村组和农户的宴请和礼品。
考核完成，要现场填表，现场签字，不许随意涂改考核资料。
考核结束，考核资料统一带回市上汇总评分。
不允许向县区反馈考核情况。
……
《工作纪律》中最后一条规定是：
以上若有违反，将根据情节做出罚款、取消考评资格、待岗、借调人员退回原单位等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要建议或移交有关部门依据《退耕还林条例》和有关法规严肃查处。抽调、借调人员违纪的要把违纪事实以文件形式送达原单位和组织人事部门。
在退耕还林开始的七、八年里，每年延安的“两会”结束后，第一个召开的全市工作会议都是“全市退耕还林工作会”。
这个会议最重要的内容是两项。一是通报上一年退耕还林工作的考核结果，对各县退耕还林工作进行表彰。二是主要领导讲话，安排新一年退耕还林工作。
随着一把手负总责的落实，考核的作用不仅空前地得到体现，也空前地得到了重视。
考核是检查，也是验收;是对退耕还林数量与质量的肯定和否定，更是对领导干部政绩的肯定与否定。
当一把手负总责与考核结合在一起时，考核就具有了两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它是对国家、对陕西省、包括对延安市负责。如果延安的考核工作大而化之，马马虎虎;一旦出现庇漏，马上就会影响到延安在国家和省上的诚信度，进而影响到国家兑现政策的力度。农民不会天然先进。如果不进行严格的考核，弄虚作假就会滋生，投机取巧就会泛滥，真到那时候，延安市的退耕还林工作就成了空的和虚的，让延安变绿的伟大目标就成了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 另一方面，考核是对一把手重视退耕还林工作的有效推动。如果说此前有些县乡的一把手对退耕还林工作还没有充分重视起来的话，那么如今，各县乡的主要领导不仅高度重视退耕还林，而且高度重视考核审验。
退耕还林初期，为了确保荒山绿起来，25度以上的坡耕地退下来，有人建议选择易成活，见效快的沙棘作为首选树种，但退耕办认为要做长久的打算，优选了多样树种按比例混交栽植，构成多树种的天然次生林自然生态模式，实行乔、灌、草混交复合造林模式，符合林业生态学的要求。
封山禁牧是延安能否变绿的关键，在关键问题上，延安市拿出了最大的决心，他们全力以赴，咬紧牙关，
2004年3月，延安市人民政府再次下发了《延安市封山禁牧管理暂行办法》。《办法》除了继续重申和强调全面封山禁牧的原则外，还进一步具体规定：凡放牧的，每只羊罚款10元，每头大家畜罚款30元。
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情面，白志刚说。宁要“乌纱帽”落地，也不让羊群上山。
2002年7月的一天，白志刚接到去市委参加紧急会议的通知，说是有中央领导要来，需要他们提前准备汇报材料。
1999年朱镕基来延安考察时，除过给政策，除过告诫程安东、王侠以及其他各级领导务必把退耕还林工作搞好外，还当着众人说了一句：三年后我还要再来看一看。
朱镕基总理当时对市长王侠说：你首先把延安郊区绿化起来。先改变周边这些秃头秃脑的地方。三年以后我再来——
说到这里，总理停顿了一下，突然直接点了王侠的名字——王侠，你这个延安市长说，能不能保证周边先绿起来？
女市长王侠回答：三年以后，请总理再来。
果然来的是朱镕基。
和上一次不同在于：这一回朱镕基不是直接从北京来，而是从甘肃沿路过来的。
2002年的延安，由于退耕全面，禁牧彻底，满坡上都呈现出一片翠绿。正是树茂草肥的7月，那些栽种三年的刺槐已经蓬勃挺立，所有坡梁上的花草树木都在伸展身姿，绽放容颜。一行人走在坡峁上，只见蓝天如洗，白云似练，高原起伏，盎然蓬勃。
朱镕基不动声色地看着，看了好久，终于点点头，说：延安的工作做到这样，不错！不容易！
站在人群中的白志刚，眼睛湿了。
这是一纸情况通告，也是一封特殊的信。
落款是2018年1月30日。查查日历就知道，这个时间已经是春节前夕。忙碌一年的人们，家家开始准备年货，政府和乡镇工作人员，也要放假了。
信是用红色纸张打印的。
信中说：
2017年封山禁牧局部反弹的情形比较严重，在全市组织的8次明察暗访中，其中4次发现子长有野外放牧现象。
在史家畔乡的史家畔、冯家岔、高家岔、金盆湾、白杨河、旧庄焉、老庄;马家砭镇的东沟村、西沟村、陈家河、景家河;南沟岔镇的李家山、十支墕、薛家渠;涧峪岔镇的白家河、政府畔山;涧峪岔镇高台便民服务中心的张家湾、高坪、双井河、安驿、高家峁、李家圪崂;发现4个乡镇21个村组放牧羊子51群、2790余只，其中涧峪岔镇政府脑畔山先后两次发现羊子放牧现象。
21个村子的51群羊，数字准确到了个位数，是“2790余只”！
这就是退耕办人的工作作风。
信的最后说：
（一）封山禁牧仍是头等大事
二十年的实践证明，封山禁牧既保护了退耕还林成果，又促进了植被的自然修复，这是我们退耕还林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现在放牧反弹比较严重，已极大地引起社会反响。要研究几个问题：
第一，解决认识问题
一是植被刚刚恢复，林子没长起来，林分很不稳定，经不起破坏，群众说“放羊是生态的第一杀手”。
二是放羊是少数人和大多数人的利益冲突，是局部和整体地利益的冲突，是个人和国家利益的冲突，老百姓普遍反对放羊。
三是放羊对新造林地破坏十分严重，现在已经造成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大面积不合格。有的因牧禁不住而不愿意再在自己的造林地块补植，有的甚至要求退掉自己的退耕还林工程地块，不要国家补助了。也由此引发了农村矛盾。
所以封山禁牧必须坚定不移、坚持不懈。
跟着车子在山道上行驶，窗外连绵的青山扑面而至，白志刚感慨地说：延安人民很伟大，很了不起，这满山满坡的树，都是我们延安人一棵一棵栽起来的。延安这样干旱缺水的地方，种树很难一次成活，死了再补种，一个树坑往往需要经过两到三年、五到六次的补种才能长起来。一片林子往往是“爷爷孙子五辈树”。为了种树，延安人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在春、秋两季种树的季节，延安的天气还很冷。农民们把树苗放在背后的背篓中，匍匐着身子，手脚并用地在寒风吹颊的山坡上爬上爬下，挖坑、种树。渴了喝口凉水，饿了啃个干馍。
白志刚说，这二十年来，我干退耕还林工程，没包过一亩工程，没卖买过一株苗木，我白志刚走到哪里都腰杆挺直。
退耕還林带来的“绿水青山”不仅彻底扭转了这片黄土地上的生态和人居环境，还改变了广大群众“面朝黄土背朝天，广种薄收难温饱”的生活状况。
自20世纪末国家启动退耕还林工程以来，经过二十年艰辛的努力，延安共完成退耕还林1077.46万亩，完成营造林2134.6万亩，植被覆盖度从2000年的46%提高到目前的80%以上，陕西绿色版图向北推移400公里。在延安市退耕还林工程管理办公室提供的4张卫星遥感植被覆盖度图像中，从2000年的“半黄半绿”到2010年的“一片碧绿”，再到2015年的“整片深绿”，时间的刻度显示出黄土高原生态恢复的艰辛历程。卫星遥感图上清晰可见一条绿色的分界线，与行政边界相吻合，标志着“绿色延安”已经形成。
山青了，天蓝了，水也清了。气象资料显示，如今延安沙尘天气明显减少。城区空气优良天数从2001年的238天增加到2018年的315天，入黄泥沙量从退耕前的每年2.58亿吨降为0.31亿吨。
2016年，国家林业部原副部长刘广运带着几个人到延安来。他们不是来调查，不是来考核，是来怀旧。延安方面很重视，除过他们自由行走的地方，还专门选了几个植树造林的点，想请他们去看一看，顺便做些指导。谁知他们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根本不用去看。我们都是老林业，一路上飞机看，汽车看，心里有数着呢。
那天中午，刘广运午饭后没有休息，他兴致勃勃地铺开笔墨，当场写下了一首诗：
荒山秃岭都不见，疑是置身在江南。
只缘退耕还林好，一路青山到延安。
如今的延安，人们到处传唱着一曲新的民歌：
阳坡上的糜子背畔上的枣，
如今的政策实在好。
锣敲鼓响人吼叫，
延安的山峁变绿了。
告别的时候，白志刚与我握手道别，见我盯着他的头发，他笑笑说，20年，我的头发花白了。他指着窗外的满山青色说：我把青春献给了延安的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