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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殷勇调任北京市政府副市长，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直辖市政府都有了金融出身的副市长。在此之前，农行副行长康义已经被任命为天津市副市长，上交所理事长吴清则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
这让人想到重庆市，有金融市长之称的黄奇帆退居二线之后，现在还没有听说哪位金融专业的副省级官员去接管重庆“金融副市长”。但就在1月21日，现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黄奇帆，突然返回重庆。媒体报道称，重庆政协会议的名单当中出现了黄奇帆的名字。黄奇帆作为重庆市前市长、正部级官员，此次入重庆市政协委员名单，不少人对此产生了好奇。
比好奇更重要的是，在党中央、国务院把对金融的重视程度提到了最高级别的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的定位之后，也面临着党内、体制内金融人才非常稀缺，尤其是高级金融管理人才稀缺的现状。
近两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求：提高领导干部金融工作能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努力学习金融知识，熟悉金融业务，把握金融规律。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
据了解，现在北京、上海等金融高级人才聚集的部门已经变成了各地方政府的“金融人才输出库”。银监会主席、证监会前主席郭树清，此前任山东省省长时，从他所任职过的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调用大量局处级干部，至少以地、市、县级“副手”的位置安排，使得山东金融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不是有了专家型的金融市长、副市长，就可以确保地方金融安全，或金融业健康发展？在笔者看来，未必。
实际上，过去5年就发生过一些问题。有一些金融专家转型地方金融主管领导后，不是着力去“管理金融”，而是以“金融创新”名义去“玩金融”。
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增加值高速增长，2016年底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到中国GDP的8.4%。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際货币基金组织（IMF）专门发布报告称，一个国家的金融业增加值若在其GDP中占比过大，金融给经济带来的好处将远远抵不过金融给经济带来的风险和破坏力。该报告专门指出，美国和日本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但我们要知道：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在内，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均低于7%，远远低于中国今天的水平。
为何说金融增加值过高不是好事？其背后是金融乱象丛生、脱实向虚。比如，2014年之后，中国金融增加值增长最快的两三年里，冒出来近5000家互联网金融公司、2000多家地方级金融或类金融交易所、2万多家各式各样的私募金融机构。在此期间，中国金融空转严重，“三套利”“四违反”问题日益突出。
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原因在于金融和类金融机构成立后都必须解决一个核心问题：钱从哪儿来？市场上各式各样的集资行为随之出现。即便是没打算骗人，并希望认真经营的这些金融和类金融机构，它们也面临资金成本过高、如何获得“安全差价收益”的问题。激烈的“揽储大战”，不仅拉高了中国金融市场整体成本，而且使金融机构为了降低风险，倾向于更加短期的金融服务，脱离了实体经济对金融期限要求较长的特质，部分地区因此出现“脱实向虚”的现象。
在上述现象尚未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外界关心的是，新上任、对金融有着无比情怀的这些副市长们会干什么？应该怎么干？
无论他们采用什么样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措施，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即他们应坚决杜绝和遏制继续拉高金融业投资、打击地方金融增加值恶性攀比的势头，让金融尽快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源。
重庆市的金融风险管控一直为外界津津乐道。重庆前市长黄奇帆的金融观朴实，在他看来，把金融搞得极其复杂的人都是“骗子”。他当市长期间，拒绝一切“P2P”公司在重庆落户，严格约束金融业发展方向，控制房地产市场供求平衡和按揭信贷规则，坚持金融红线思维。与此同时，重庆与新兴产业相关的实体经济快速成长，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社会各界对新任的金融市长们充满期待。事实上，高度的信息化早已让金融资本进入“布朗运动”（编者注：原意为物理学现象，即被分子撞击的悬浮微粒做无规则运动的现象，在其他行业可引申为无规则的运动）时代。在此背景下，让金融资本长期聚集于某个地方的唯一方式就是拥有强大而健康的实体经济，让金融资本在为实体经济、产业资本服务的同时获得与风险相匹配的真实收益，而不是为它们提供短期套利的机会。
也许，在有些职业金融家眼中，黄奇帆不过是个“土包子”，完全没有金融学者那样的理论资历和学术学问。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每一个金融管理者都应把自己辖内的金融小环境搞得更扎实、更安全、更有效、更活跃，让本地实体经济实实在在获益，这才是正道。
京津沪三直辖市的三位金融副市长简介
北京市副市长卢彦就市政府对殷勇的推荐意见进行说明时表示，殷勇熟悉外汇储备经营管理工作，专业理论功底扎实，业务能力突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较好实现了外汇储备的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坚持将风险防范放在首要位置，强化投资经营部门的责任意识，取得了较好效果。在欧债危机等重大市场波动中，及时启动危机应对机制，适时收紧风险政策，加大灵活应对力度，守住了资产安全的底线。
吴清具有深厚的证监系统背景。2005年，吴清任证监会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办公室主任，专事问题券商的风险处置。任职期间处置了包括南方证券、闽发证券、“德隆系”券商在内的31家违规证券公司。2009年吴清出任证监会基金部主任，任职期间严打“老鼠仓”，如融通基金“张野案”“刘海案”“涂强案”等。2010年吴清转任上海市虹口区委副书记，力推虹口区成为上海金融业重要的聚集地之一，并于2013年升任区委书记。2016年吴清任上证所理事会理事长、党委书记（副部长级）。
康义长期在中国建设银行工作，2016年11月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主要分管农行对公业务。公开资料显示，康义的职业生涯集中于金融系统，无从政经历。他从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项目评估处科员一步步做到农业银行副行长，是一位“老银行人”。
他曾表示，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普惠金融发展之路，要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考核激励约束机制是指挥棒，只有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激发银行服务三农、小微内生动力和经营活力。
这让人想到重庆市，有金融市长之称的黄奇帆退居二线之后，现在还没有听说哪位金融专业的副省级官员去接管重庆“金融副市长”。但就在1月21日，现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黄奇帆，突然返回重庆。媒体报道称，重庆政协会议的名单当中出现了黄奇帆的名字。黄奇帆作为重庆市前市长、正部级官员，此次入重庆市政协委员名单，不少人对此产生了好奇。
比好奇更重要的是，在党中央、国务院把对金融的重视程度提到了最高级别的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的定位之后，也面临着党内、体制内金融人才非常稀缺，尤其是高级金融管理人才稀缺的现状。
近两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求：提高领导干部金融工作能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努力学习金融知识，熟悉金融业务，把握金融规律。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
据了解，现在北京、上海等金融高级人才聚集的部门已经变成了各地方政府的“金融人才输出库”。银监会主席、证监会前主席郭树清，此前任山东省省长时，从他所任职过的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调用大量局处级干部，至少以地、市、县级“副手”的位置安排，使得山东金融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不是有了专家型的金融市长、副市长，就可以确保地方金融安全，或金融业健康发展？在笔者看来，未必。
实际上，过去5年就发生过一些问题。有一些金融专家转型地方金融主管领导后，不是着力去“管理金融”，而是以“金融创新”名义去“玩金融”。
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增加值高速增长，2016年底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到中国GDP的8.4%。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際货币基金组织（IMF）专门发布报告称，一个国家的金融业增加值若在其GDP中占比过大，金融给经济带来的好处将远远抵不过金融给经济带来的风险和破坏力。该报告专门指出，美国和日本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但我们要知道：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在内，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均低于7%，远远低于中国今天的水平。
为何说金融增加值过高不是好事？其背后是金融乱象丛生、脱实向虚。比如，2014年之后，中国金融增加值增长最快的两三年里，冒出来近5000家互联网金融公司、2000多家地方级金融或类金融交易所、2万多家各式各样的私募金融机构。在此期间，中国金融空转严重，“三套利”“四违反”问题日益突出。
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原因在于金融和类金融机构成立后都必须解决一个核心问题：钱从哪儿来？市场上各式各样的集资行为随之出现。即便是没打算骗人，并希望认真经营的这些金融和类金融机构，它们也面临资金成本过高、如何获得“安全差价收益”的问题。激烈的“揽储大战”，不仅拉高了中国金融市场整体成本，而且使金融机构为了降低风险，倾向于更加短期的金融服务，脱离了实体经济对金融期限要求较长的特质，部分地区因此出现“脱实向虚”的现象。
在上述现象尚未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外界关心的是，新上任、对金融有着无比情怀的这些副市长们会干什么？应该怎么干？
无论他们采用什么样的工作思路和方法措施，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即他们应坚决杜绝和遏制继续拉高金融业投资、打击地方金融增加值恶性攀比的势头，让金融尽快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源。
重庆市的金融风险管控一直为外界津津乐道。重庆前市长黄奇帆的金融观朴实，在他看来，把金融搞得极其复杂的人都是“骗子”。他当市长期间，拒绝一切“P2P”公司在重庆落户，严格约束金融业发展方向，控制房地产市场供求平衡和按揭信贷规则，坚持金融红线思维。与此同时，重庆与新兴产业相关的实体经济快速成长，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社会各界对新任的金融市长们充满期待。事实上，高度的信息化早已让金融资本进入“布朗运动”（编者注：原意为物理学现象，即被分子撞击的悬浮微粒做无规则运动的现象，在其他行业可引申为无规则的运动）时代。在此背景下，让金融资本长期聚集于某个地方的唯一方式就是拥有强大而健康的实体经济，让金融资本在为实体经济、产业资本服务的同时获得与风险相匹配的真实收益，而不是为它们提供短期套利的机会。
也许，在有些职业金融家眼中，黄奇帆不过是个“土包子”，完全没有金融学者那样的理论资历和学术学问。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每一个金融管理者都应把自己辖内的金融小环境搞得更扎实、更安全、更有效、更活跃，让本地实体经济实实在在获益，这才是正道。
京津沪三直辖市的三位金融副市长简介
北京市副市长卢彦就市政府对殷勇的推荐意见进行说明时表示，殷勇熟悉外汇储备经营管理工作，专业理论功底扎实，业务能力突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较好实现了外汇储备的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坚持将风险防范放在首要位置，强化投资经营部门的责任意识，取得了较好效果。在欧债危机等重大市场波动中，及时启动危机应对机制，适时收紧风险政策，加大灵活应对力度，守住了资产安全的底线。
吴清具有深厚的证监系统背景。2005年，吴清任证监会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办公室主任，专事问题券商的风险处置。任职期间处置了包括南方证券、闽发证券、“德隆系”券商在内的31家违规证券公司。2009年吴清出任证监会基金部主任，任职期间严打“老鼠仓”，如融通基金“张野案”“刘海案”“涂强案”等。2010年吴清转任上海市虹口区委副书记，力推虹口区成为上海金融业重要的聚集地之一，并于2013年升任区委书记。2016年吴清任上证所理事会理事长、党委书记（副部长级）。
康义长期在中国建设银行工作，2016年11月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主要分管农行对公业务。公开资料显示，康义的职业生涯集中于金融系统，无从政经历。他从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项目评估处科员一步步做到农业银行副行长，是一位“老银行人”。
他曾表示，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普惠金融发展之路，要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考核激励约束机制是指挥棒，只有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激发银行服务三农、小微内生动力和经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