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2年11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调到陶铸身边工作，1966年春节后离开。三年半的时间里，我深深体会到陶铸是既有革命理想、干劲，又特别务实、讲究实事求是的领导干部。他关心群众疾苦，关心知识分子命运，在广东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陶铸是一个坐不住的人，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下乡，了解第一手情况，据以指导工作。我调来不久，就陪他去肇庆、湛江，跑了5个县，重点考察林业。看到林场工人衣服破烂，他当即指示每年给工人发一套工作服。有人说陶铸是个“工作狂”，确实不假。他每天工作到夜晚12点，关上房门后我们秘书才下班回家；节假日也不休息，正业办完了还有“副业”。
　　“大跃进”开始时，广东还是比较低调的。随着全国浮夸风的兴起，陶铸的头腩也热了起来，曾公开号召农村放开肚皮吃3顿干饭。但很快，人们开始吃不饱饭，出现浮肿现象，他发现问题后感到很内疚。1959年在汕头的会议上，陶铸公开检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并把检讨写成《总路线与工作方法》的文章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为此他在北京七千人大会上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在全国省委书记中，广东是最早检讨的一个。
　　在全国经济生活紧张的状况下，他听说毛主席带头不吃猪肉，便也不吃猪肉了。“文革”中，湖南造反派来找我，说陶铸是“反革命两面派”，他宣布不吃猪肉，县委书记却在他碗里塞鸡蛋，要我证明此事。我说，我一路陪他吃饭，没有看到过这个。他们说我“包庇”，批了我一顿。
　　为了猪肉问题，陶铸还和曾志吵了一架。1962年春节，中南局机关杀猪，那时经济生活紧张，机关人员每人分3斤猪肉过年。陶铸、两个秘书、司机、警卫员、公务员，6个人共18斤，拿到陶家一大堆。陶从外面回来一看就发火了：“谁送的猪肉?”“中南局机关送来过春节的”，“你不知道我不吃猪肉吗?为什么不送回去”，“曾志大姐让先放在这里的”，“啊?她怎么敢这样。曾志怎么搞的?”陶发了脾气，曾志出来说话了：“是我的意见，暂时放在这里，因为不仅有你的，还有司机、警卫员的。”陶说：“我不要，他们也不要，都送回去。”曾志说：“你不吃猪肉，是你领导风格高，人家司机、警卫员工资低，也吃不上猪肉呀，机关过年每人一份，应该给他们。”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声音很大，最后陶还是接受了曾志的意见，说：“我的猪肉送回去，他们的留下来过年吧。”我在旁边听着不敢插嘴，两个人都在气头上。我觉得陶铸风格高，曾大姐也有道理。
　　我刚当秘书不久，一个外贸企业送来一盒糕点，请陶书记尝尝新产品。我打开盒子一看是糕点，就放在陶的桌子上。陶回来一看就问我，这盒子里是什么，我说是糕点。他说你为什么打开，“我不打开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打开才知道是糕点”，“那你吃了没有”，“我没有吃”，“岂有此理，给领导干部送糕点，特殊化嘛，给他退回去”。他自己写了封信给那个外企负责人，说你们好好搞出口，给领导品尝是不对的。他还要我挂电话给办公厅，问中南局其他领导有没有收到，如收到一律退回。他出差经常提醒我：“你要注意，别人送礼物一律挡回。不能搞特殊化。”当年在陶铸的带动下，中南局、广东省委都很廉洁，风气很正，大家一心一意操持老百姓的生活。
　　一次去越南访问，我请示陶铸要不要做服装，他说“不要，马秘书你也不要做。”(当时上边规定干部出国一个人发300元的服装费)我就和办公厅主任关相生商量，说我刚转业一年，穿的衣服还是一套染的军装，这样出去行吗?关相生说：“要做，但不做西装，做一身卡其布的中山装，你和警卫各做一套。”就这样出的国。听原来的警卫张福新说，他和陶去参加苏共二十二大，也是不做服装。到了苏联，人家每个外宾发600卢布，随从人员发400卢布，统一规定都得收。这个钱做什么用呢?陶也考虑过给女儿买一件大衣，那时莫斯科很流行，但后来他没有买，只买了一个除草机、一个吸尘器、一个幻灯机，回国后送给农机部门和演出部门。女儿陶斯亮问他：“你出了一趟国，给我买了什么?”他说：“爸爸没给你买，买了几架工具回来推广。”
　　陶铸特别关心高级知识分子。当年蒋介石要陈寅恪去台湾，他不去，留在中山大学了。陶铸曾几次拜访陈老，看他眼睛几乎失明，便在他门前修了一条白色水泥路，供他早晚散步。后来陈摔断了腿，陶铸便给他请了个特护。有人提意见：“他一个知识分子，还给他长年请一个护士，有必要吗?”陶回答说：一个护士还不够，70多岁的老教授，眼睛失明还做学问，要不要护理?他腿都摔瘸了，生活不能自理，要不要护理?按道理还应多请一个——别人无话可说了。
　　陶铸和关山月、红线女、毛文书教授等的关系都很好，经常关照他们。一次在北京开会，陶要我周日去一趟荣宝斋买笔墨、宣纸等文房四宝，回广州后赠送关山月。
　　陶铸已逝世30多年，但他的这些往事仍历历在目，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他求真务实的精神影响了广东地区，也影响了几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