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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和苏轼的《石钟山记》一同被选入人教版高中第三册第五单元。这两篇文章常被人相提并论，因为两文颇为相似：同为中国古代游记散文的名篇；长短相同，均为五百多字；结构和表现手法相近，都是先考察所游地的地理沿革，再写实地的游览，末尾则发表议论；立论也相近，苏文要人实事求是，不要因惰就简，王文要人勇往直前，不要因怠就近。但仔细分析揣摩，两文在整体构架相似的情况下，却有诸多值得玩味的不同之处。
首先是感性方面的不同。余光中说：“所谓‘感性’，就是敏锐的感官经验。说一篇文章‘感性十足’，是指它在写景叙事上强调感官经验，务求读者如见其景，如临其境，如历其事。”一般说来，记叙、描写、抒情偏于感性，议论、说明偏于知性。在散文中发议论，是有悠久传统的，但散文毕竟是文学作品，议论更应讲究形象性和生动性，从而以浓郁的感性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进一步提高议论的可信度。
王文的记叙描写主要集中于第二段，写进洞游览时因有“怠而欲出者”的影响而未能尽游其洞的过程，并提到越深则“来而记之者”越少的情况，为下文议论铺垫。但可惜的是描写太少，只有“其下平旷，有泉侧出”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数语，特别是“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三句，更是事简景稀，没有进一步告诉我们怎么个深法、难法、奇法。深、难、奇只是抽象的形容词，读者很难有具体的印象，没有生动的叙事写景，在感性上就不能说服读者。由于这层隔阂，读者的心理准备没有成熟，在看到后文议论“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之句，就难有切身感受，因为“非常之观”作者并未见，读者更无从看到，议论是建立在想象上的，就显得空泛了。
苏文则生动的多。先言小童持斧扣石，“余固笑而不信也”，次写“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去亲自考察，看到山危石险，听到森声怪叫，在“舟人大恐”的情况下却继续冒险探寻，终得其果。整个过程写得一波三折，有挑战性和传奇性，引人入胜。特别是“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鹳鹤“若老人咳且笑”及“磔磔”“噌吰”“涵淡澎湃”“窾坎镗鞳”等拟声词，想象丰富，模拟生动，使人惊心动魄。为了配合主题，这里作者特别侧重于听觉描写，形声并茂，情境逼真，具有险怪神奇之美，令人读之难忘。由此，当他后文议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时，我们当然会由衷地回答：“不可！”因为他的所见所闻也如同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也深有“体验”。
如果注目于两篇文章的标题，我们有理由对《游褒禅山记》的感性比《石钟山记》寄予更多的期望，因为前者有一个“游”字。偏偏王文却没有富于感性的景物描写，于是这个“游”字就有点落空，题文就不够相谐。倒是苏文把景物写得活灵活现，让人不能不佩服苏轼的写作天才。
从文章的结构线索方面来说，两文也存在着差别。王文共五段，第五段交代同游者，为附记，是某些游记散文的惯有格式，不论。在前四段中，一、二段记游，三、四段发论。其中二、三段前后呼应，第一段末与第四段前后呼应。第一段的开头部分写了褒禅山的别名、得名及有关掌故，这些内容如果放在专门记游的文章中，是极佳的，但在这篇记叙为议论服务的文章中，这几句就有点可有可无了，因为它与后文两段的议论均无关联。给人的感觉是，开头铺开的是游记的摊子，而后文却忍不住展开了议论。这样的瑕疵如果放到篇幅较长的文章中，是容易被忽略的，但在这篇仅仅数百字的短文中，就相当显眼了。苏文则不然。全文三段，首段引《水经》之说以及疑郦道元和李渤的解释，开门见山将问题摆了出来；第二段叙写自己亲自乘船去山下考察而终得真相；第三段据此发论，指陈士大夫读书臆断而不考察之病。首尾两段是知性的探索，中段的写景叙事是感性的考证，从怀疑到求证到结论，文章的结构自然而紧密，一气呵成，逻辑通透而严谨，具有极高的精度。
再从两文透露出的两位作者的性格胆魄来说，也有差异。王安石虽然想“极夫游之乐”，但当有人提出退出时并未坚持继续前进，而是随着四人“俱出”，只是出来后颇不甘心，感到后悔，从而为此生发议论。尽管他的议论很有水平，但毕竟只停留在“笔头上”，是坐而论道，行动上与其他人并无区别，显得锐力不足（当然这只是本文给我们的印象）。与此不同，苏轼则胆魄过人，穷根究底。面对“森然欲搏人”的巨石，耳听鹘鹳的怪声鸣叫，虽不免“心动欲还”，但听到“大声发于水上”时，不退反进，“徐而察之”，终于弄清了原委，没留下一丝遗憾。其执著勇毅的精神，与其《后赤壁赋》中“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盖二客不能从焉”的大胆豪迈何其相似！这是一个饱满的“雄姿英发”的壮美形象。
当然，王文的过人之处也很明显。如第三段的议论，由“志”到“力”再到“物”，层层递进，绵密精微，深通学理人情，确为高论。可以说，是议论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记游写景上的不足。我无意于将这两篇文章分出高低，只是就两文而言，会产生这样的印象：王安石是一个偏重知性的作家，而苏轼是一个知性与感性兼擅的作家，其形成与各自的才情禀赋相关，也与各自的个性气质相关。
[作者地址：甘肃通渭县第一中学]
首先是感性方面的不同。余光中说：“所谓‘感性’，就是敏锐的感官经验。说一篇文章‘感性十足’，是指它在写景叙事上强调感官经验，务求读者如见其景，如临其境，如历其事。”一般说来，记叙、描写、抒情偏于感性，议论、说明偏于知性。在散文中发议论，是有悠久传统的，但散文毕竟是文学作品，议论更应讲究形象性和生动性，从而以浓郁的感性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进一步提高议论的可信度。
王文的记叙描写主要集中于第二段，写进洞游览时因有“怠而欲出者”的影响而未能尽游其洞的过程，并提到越深则“来而记之者”越少的情况，为下文议论铺垫。但可惜的是描写太少，只有“其下平旷，有泉侧出”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数语，特别是“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三句，更是事简景稀，没有进一步告诉我们怎么个深法、难法、奇法。深、难、奇只是抽象的形容词，读者很难有具体的印象，没有生动的叙事写景，在感性上就不能说服读者。由于这层隔阂，读者的心理准备没有成熟，在看到后文议论“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之句，就难有切身感受，因为“非常之观”作者并未见，读者更无从看到，议论是建立在想象上的，就显得空泛了。
苏文则生动的多。先言小童持斧扣石，“余固笑而不信也”，次写“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去亲自考察，看到山危石险，听到森声怪叫，在“舟人大恐”的情况下却继续冒险探寻，终得其果。整个过程写得一波三折，有挑战性和传奇性，引人入胜。特别是“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鹳鹤“若老人咳且笑”及“磔磔”“噌吰”“涵淡澎湃”“窾坎镗鞳”等拟声词，想象丰富，模拟生动，使人惊心动魄。为了配合主题，这里作者特别侧重于听觉描写，形声并茂，情境逼真，具有险怪神奇之美，令人读之难忘。由此，当他后文议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时，我们当然会由衷地回答：“不可！”因为他的所见所闻也如同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也深有“体验”。
如果注目于两篇文章的标题，我们有理由对《游褒禅山记》的感性比《石钟山记》寄予更多的期望，因为前者有一个“游”字。偏偏王文却没有富于感性的景物描写，于是这个“游”字就有点落空，题文就不够相谐。倒是苏文把景物写得活灵活现，让人不能不佩服苏轼的写作天才。
从文章的结构线索方面来说，两文也存在着差别。王文共五段，第五段交代同游者，为附记，是某些游记散文的惯有格式，不论。在前四段中，一、二段记游，三、四段发论。其中二、三段前后呼应，第一段末与第四段前后呼应。第一段的开头部分写了褒禅山的别名、得名及有关掌故，这些内容如果放在专门记游的文章中，是极佳的，但在这篇记叙为议论服务的文章中，这几句就有点可有可无了，因为它与后文两段的议论均无关联。给人的感觉是，开头铺开的是游记的摊子，而后文却忍不住展开了议论。这样的瑕疵如果放到篇幅较长的文章中，是容易被忽略的，但在这篇仅仅数百字的短文中，就相当显眼了。苏文则不然。全文三段，首段引《水经》之说以及疑郦道元和李渤的解释，开门见山将问题摆了出来；第二段叙写自己亲自乘船去山下考察而终得真相；第三段据此发论，指陈士大夫读书臆断而不考察之病。首尾两段是知性的探索，中段的写景叙事是感性的考证，从怀疑到求证到结论，文章的结构自然而紧密，一气呵成，逻辑通透而严谨，具有极高的精度。
再从两文透露出的两位作者的性格胆魄来说，也有差异。王安石虽然想“极夫游之乐”，但当有人提出退出时并未坚持继续前进，而是随着四人“俱出”，只是出来后颇不甘心，感到后悔，从而为此生发议论。尽管他的议论很有水平，但毕竟只停留在“笔头上”，是坐而论道，行动上与其他人并无区别，显得锐力不足（当然这只是本文给我们的印象）。与此不同，苏轼则胆魄过人，穷根究底。面对“森然欲搏人”的巨石，耳听鹘鹳的怪声鸣叫，虽不免“心动欲还”，但听到“大声发于水上”时，不退反进，“徐而察之”，终于弄清了原委，没留下一丝遗憾。其执著勇毅的精神，与其《后赤壁赋》中“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盖二客不能从焉”的大胆豪迈何其相似！这是一个饱满的“雄姿英发”的壮美形象。
当然，王文的过人之处也很明显。如第三段的议论，由“志”到“力”再到“物”，层层递进，绵密精微，深通学理人情，确为高论。可以说，是议论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记游写景上的不足。我无意于将这两篇文章分出高低，只是就两文而言，会产生这样的印象：王安石是一个偏重知性的作家，而苏轼是一个知性与感性兼擅的作家，其形成与各自的才情禀赋相关，也与各自的个性气质相关。
[作者地址：甘肃通渭县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