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门销烟的汩汩石灰水奠定了林则徐的爱国者形象。在他那光辉形象的阴影里，蜷缩着一个猥琐的“卖国贼”，他的名字叫许乃济。
　　许贼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是因为他竟敢提出：既然吸毒无法禁绝，不如准许民众种植鸦片，以国产毒品对抗进口毒品，至少还能挽回经济上的利权。在他提交给道光皇帝的报告中，抱怨说政府的禁令导致“内地遂无人敢种，夷人益得居奇，而利薮全归外洋矣。”如果“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
　　这种反动言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义正词严的斥责，成了过街老鼠的许乃济，却在遥远的英国得到了一个知音。一位大胡子犹太思想家称赞他是“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并嘲讽禁烟派们为“天朝的野人”，这个大胡子的名字日后响彻中国——卡尔·马克思。
　　吊诡的是，成为英雄的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之后，却越来越向许乃济的想法靠拢。1847年，江西抚州的代理市长（署知府）文海致信当时担任陕西省省长（“巡抚”）的林则徐，请教如何提升发展地方经济，并防止白银外流。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一个拉动内需的好产业。各地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都纷纷看中了最为有利可图的鸦片贸易，将鸦片种植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林省长担心的只是消费者是否能接受国产货。
　　作为地方官，承担着发展经济的现实压力，对于鸦片贸易合法化，那位坐在大英图书馆的伟人也说：“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这意味着英国国库遭到严重的损失。英国的鸦片贸易会缩小到寻常贸易的规模，并且很快就会成为亏本生意。”
　　没有直接的资料表明，在林则徐当政期间，陕西是否已经将鸦片的种植列入支柱产业之一，但从林则徐这样的人物都敢于公开鼓吹鸦片种植，可以确认当时鸦片已经至少成为地方官员们的新宠。
　　鸦片能征收超出粮食二十倍的税收。农民喜爱鸦片，因为“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鸦片之利，数倍于农。小民无知，孰不弃农而趋利乎？”（《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十六年九月壬午）。
　　根据后世学者测算，一亩罂粟地大概能收获五十两鸦片，一两鸦片约值大洋一元，一元大洋可以买四十斤左右大米，一亩鸦片就能换来两千斤大米。亩产千斤的粮田，到哪里去寻找呢？即使扣除了各种成本、缴纳了各种税费，鸦片的收成也大大高于粮食。
　　鸦片的种植区域，从云贵川等地，迅速扩展到全国。尽管种植鸦片依然妾身不明，但作为已被广泛接受的财政“二奶”，罂粟花在全国到处开放。
　　贵州鸦片质优价廉，成为抵抗洋货的先锋，畅销两广。云南鸦片的种植面积，高达全省三分之一的耕地，“出（昆明城）南门，绕过金马碧鸡坊，过迎恩堂，时暮春天气，罂粟盛开，满野缤纷，目遇成色。”（包家吉《滇游日记》）；
　　四川鸦片在“乡村篱落皆遍种之”，涪陵等地“皆以种罂粟为要务”，日常蔬菜不得不从外地调入，甚至“通市难觅菜油，日用则桐油，皆罂粟油也。”有学者估计，四川一省生产的鸦片，可能占了全国市场总额的40%；
　　福建闽北各地，“农民嗜利者，大半栽种罂粟为衣食之谋。近日有加无已，连畦接畛，几如丰台芍药，无处不花”；
　　浙江台州“田家春熟，概种罂粟，豆麦则十居一二，每五月后，罂粟收获，始下谷苗”；
　　陕西“种烟者多。秦川八百里，渭水贯其中内，渭南地尤肥饶，近亦遍地罂粟。”
　　山西“无处不种”，“晋民好种罂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余粟。”
　　待到罂粟漫延时，一场席卷华北的特大干旱袭来，历时三年，饿死千万，这就是“丁戊奇荒”。长期忽视粮食生产、注重鸦片种植的恶果立即体现出来。山西成为这次大饥荒最严重的灾区，山西巡抚曾国荃痛诉道：“自境内广种罂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种，猝遇凶荒，遂至可无措乎。”
　　作为亡羊补牢的措施，受灾各省纷纷开始查禁鸦片种植。山西要求“所有栽种罂粟者， 责令甲长族长押令拔除， 改种五谷；州县官吏私征罂粟亩税，立予参撤”。等张之洞到任后，在鸦片种植最火的交城、代州两地，铲除了所有罂粟，到1883年前后，山西的鸦片已经基本禁绝。
　　几千万条生命换来的惨痛教训，其有效期并不长久。
　　当华北灾区的遍地死尸和饿殍被埋葬后，当断垣残壁被裱糊粉刷之后，人们又捡起了鸦片这一财政印钞机。1908年，仅四川一省的鸦片产值就高达三千五百万两，超过当年从日本手里“赎回”辽东半岛的费用。其中的两千三百万两，就地完成了销售，令四川遍地烟民。
　　川军成为一手毛瑟枪一手大烟枪的“双枪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