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4年8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正是在邓小平同志倡导和支持下，改革大潮汇聚成时代洪流，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南方谈话”，指的是邓小平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是《邓小平文选》的压卷之作。有一首广为传唱的歌曲，名字叫《春天的故事》，说的就是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带来的深远影响。
1992年1月20日中午12点，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接到市政府新闻发言人黄新华电话请示：香港无线台来电话，称上午接到很多观众电话报料，邓小平正在深圳视察，请证实。怎么答复？
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当时还是保密的。但是，上午邓小平到国贸大厦观看深圳全景、到先科激光视察，并没有清场，同成千上万的群众见了面。这哪还有什么密可保？
吴松营想了想，要黄新华答复，邓小平确是在深圳视察，其他情况暂时还不能说。
中午1点钟，香港无线电视台紧急插播特别新闻，播放黄新华与无线台记者的通话，证实邓小平正在深圳视察。
从20日至22日，短短3天時间，香港20多家报纸和5家电台、电视台，外国驻港新闻机构，发出有关邓小平在深圳的稿件200多篇。
香港和世界舆论为什么如此关注邓小平的一次视察？
邓小平辞去了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已两年多，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一举一动，仍然牵动着世界的眼光。
那时候，社会主义事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1991年12月25日，西方国家在灯红酒绿中庆祝圣诞节的时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在冰天雪地中降下了自己的旗帜。当晚，《人民日报》记者周象光赶到莫斯科红场，见证了这沧桑的一幕。周象光说：我有机会把这一刻记录下来。晚7时32分，那面为几代苏联人熟睹的镰刀锤子红星旗开始徐徐下落、下落……晚7时45分，一面三色的俄罗斯国旗取而代之。莫斯科的夜空开始飘起雪花，气温明显下降。但仍有不少人陆续来到红场。人们还在红旗落地的地方发表自己的看法，还在那里争论……
这是社会主义运动诞生以来，经历的最寒冷的冬天。社会主义中国也难置身事外。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发生剧变的时候，中国也在1989年发生了严重政治风波。西方政客反华声浪高涨，外商对华观望。在国内，对改革开放的怀疑、对和平演变的担心开始滋长。中国向何处去？谁来指点历史的迷津？
1992年1月17日晚上，从北京发出一列驶向春天的列车。车上坐着邓小平。
年终岁首到南方休息一下，是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多年的习惯。他向来沉默少言，不轻易表态，但这一次却有些例外。
18日下午，邓小平的专列在武昌暂停。在站台上，他与湖北省委的3位主要领导交谈起来。
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的钱运禄说：小平同志一开始就问我们，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搞得怎么样？他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太多。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送走专列，3位省领导在武昌火车站贵宾厅，将谈话记录下来，报送到中央。中央对邓小平的意见高度重视，很快，由中办、国办发出了《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
19日上午，专列抵达深圳。一到住地，邓小平没有休息，立刻乘车去看市容市貌。与8年前他看到的相比，深圳从一个大工地，变成了繁华都市。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说：小平同志说，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不搞改革开放，现代化不知道等到哪一年。
邓小平还说，广东要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从第一天的活动看，邓小平这次南方之行，不仅仅是休息，他可能有话要讲。当晚，在与广东省和深圳市领导的碰头会上，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布置搞记录。
吴松营回忆说：王瑞林主任说，这次南下，在武昌短暂停留的时候，老人家就有很重要的谈话。上午一到深圳就马上要视察市容，而且又有很重要的谈话。可见老人家十分关心改革开放和深圳特区的发展情况。深圳市委要指定专人做详细记录。会上指定我负责记录。
1月20日是个难得的好天。当天深圳气温15摄氏度左右，风和日丽，天朗气清。上午，邓小平乘电梯登上160米高、53层的国贸大厦旋转餐厅，俯瞰深圳全貌。
看着眼前中国最年轻的大都市，邓小平谈兴很浓。他讲到，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党的十三大概括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当年留下的同期声录音，记录了邓小平那段著名的声音：
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要继续发展下去，要使人民生活继续提高，他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
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然而，这么重要的谈话，却差点没录下来。
吴松营说：上午随小平同志视察国贸大厦、先科激光公司，中午回到迎宾馆，我想整理早上请李灏书记录的磁带，发现只录了开头一点，大吃一惊，赶快到餐厅找李灏书记说了这个情况。李书记也紧张了。 幸亏录了音的还有其他人。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秘书陈建华也同时录音了。得知情况后，就把他录的磁带交给了吴松营。
吴松营心存感激，事后送给陈建华一套邓小平在国贸大厦谈话的完整录音带，外加一个录音机和几盒录音带。
22日下午，邓小平和当地领导谈起了10多年来的改革风雨路，讲到了当年包产到户争论，特区姓资姓社争论，也讲到了当前的股票、证券争论。
陪同邓小平视察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回忆：小平同志讲，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许多人并不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讲，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各方面就会走出一个定型的制度，以及制度下面的方针、政策，那时就会更定型。
陪同视察的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回忆：小平同志鼓励我们，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月23日上午，邓小平从蛇口港坐船去珠海。在码头上，出现了令人意外的一幕。邓小平向前走了几步，竟又转了回来，向送行的李灏书记扬了一下手，说：你们要搞快一点。李灏书记说：“您的话很重要，我们一定搞快一点。”
邓小平一行乘坐的“海关902”快艇，劈波斩浪地航行在伶仃洋上。谢非在鄧小平面前打开广东省地图，向他汇报了广东20年赶超亚洲“四小龙”的设想。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也简略汇报了珠海的情况。
邓小平要他们抓住机遇。他说：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他特别强调：资本主义发展了好多年了？几百年吧，我们才多长时间？再耽误不得了。
在珠海，邓小平也是故地重游。8年前，他视察珠海时，珠海城区还没连成片，现在已经是依山傍海的花园城市。看到珠海的新貌，邓小平幽默地说：这里跟新加坡差不多呀，这么好的地方谁都会来，我要是外商的话，我也会来这里投资的。
1月25日，邓小平登上拱北的芳园大厦，在第29层的旋转餐厅俯瞰珠海和澳门全貌。
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向邓小平汇报说：过去宣传社会主义是天堂，资本主义是水深火热的地狱，但还是有很多人外逃香港、澳门。特区创办以后，珠海人生活好了，外流的人回来了，还有澳门女子嫁到珠海来。
邓小平感慨地说：这很好嘛，说明社会主义能够战胜资本主义。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1/5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失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充满活力，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也让邓小平充满自信。他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邓小平1月29日离开珠海，前往上海。
在上海，邓小平对上海市委领导说，上海要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他强调：议论太多并没有什么必要，实践会证明的，那个东西过硬得很。
为了加快改革开放和发展步伐，邓小平一路风尘，一路不住地畅谈。离开上海前，他终于实现了自己个人的一个小小愿望：逛一次商场。
2月18日元宵节晚上，邓小平来到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逛了中百一店。邓小平女儿邓榕说：马桂宁师傅很热情地过来导购。我看父亲很喜欢，就说买几样吧，他点头说好。马师傅仔细挑了4盒上海产的中华牌铅笔、4块艺术橡皮。我为父亲付了10元钱。吴邦国同志问服务质量怎么样，父亲高兴地说，很好，很好。
2月21日，邓小平回到北京。一个星期后，中央就将他在南方的谈话，作为中共中央1992年的2号文件发出。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 今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以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和今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一年，歌曲《春天的故事》唱遍大街小巷。“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在春天故事的吹拂下，山东淄博沂源县外经委副主任朱新礼，想改变一下自己上班的生活。邓小平南方谈话传达下来，他一下子知道该干什么了。他认为，党和国家都在号召有志之士创业，创业就是英雄。于是，朱新礼找领导，接手停产关厂3年的罐头加工厂。几经拼搏，打造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汇源果汁集团公司。
后来，已经成为汇源集团董事长的朱新礼感慨地说：我们在这个时期就特别地感激、感念小平同志，若非小平同志的那些讲话，我现在也许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在家里，早就退休了或者在家里看孙子。
1992年，全国有12万名党政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辞职下海创业。在这一轮改革开放大潮中，涌现出大批企业家。
2012年，一出《北京有个中关村》的话剧，再现了号称“中国硅谷”的中关村“新技术产业开始实验区”20年前草创时的一幕。剧中靠做“汉化软件”起家的王立冬，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创业潮中科技人员的写照。
也是在那一年的中关村，北大毕业的王志东做起了“中文之星”外挂软件，轻松地把计算机英文界面改成中文，王志东后来成为北京点击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而一位叫冯军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则抛下了“天之骄子”的清高，做起了不需要工具就能拆装的电脑机箱，后来成为爱国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他们是中关村的新一代弄潮儿。1991年中关村科技企业是2600家，到1992年是5180家。他们最先感受到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中国的信息时代，就在他们的指尖流淌，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还是在1992年，在台湾开百货公司的陈灿堂，和两个朋友到大陆投资。在大上海，他们觉得自己资本小，不会受重视，就跑到离上海不远的昆山。赶上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春风，搭上发展的快车，陈灿堂从创办明辉堂皮件有限公司起步，发展成拥有5家公司，跨行业、多元化经营的企业集团。昆山是陈灿堂开始织梦的地方，更是他圆梦的地方。
先行者的成功故事，吸引了更多的台商前来圆梦。昆山成了台商的聚集地。台商引进的产业，最著名的是笔记本电脑，昆山的产量一度占世界的40%。
台商在昆山圆梦，当地老百姓也圆了小康梦。沈祥林是昆山的一个普通农民。昆山1992年以后的飞速发展，让他告别了土地。沈祥林说：过去当农民，两口子一年忙到头收入一两万。现在拿着养老金、做工、出租房子，悠哉一年八九万，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了。
昆山迅速实现经济腾飞，雄居全国百强县首席。一位昆山台商2002年时就感慨地说：1992年我回台湾，人家问我昆山在哪里，我还要解释是上海市旁边的一个小县城。10年前的昆山，台湾任何一个乡镇都比它进步。10年后，台湾有哪几个地方比昆山好？
北国边陲的小城绥芬河，也是在1992年感受到南国春天吹拂的春风。
这里曾经是中苏军事对峙的前哨。1975年建市的时候，全市才1.6万人。“一条街道一盏灯，一只喇叭全城听。”
借着南方谈话的春风，1992年的3月9日，这里被国务院确定为首批“进一步扩大沿边开放城市”之一。
时任绥芬河市市长赵明非说：为了鼓励大家抓住机遇把经济搞上去，我带头到街头摆摊，跟俄罗斯人“欠欠”。俄语就是：我们换东西吗？
绥芬河市民江余天说：开放以后，我们的边贸起来了，生活变化很大。我的两个儿子都在俄罗斯搞鞋业贸易。小女儿和丈夫经营餐馆和精品店，小孫女在哈尔滨上学。
如今，绥芬河已成为东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桥头堡和枢纽站，是中国最大的对俄商品集散中心。
1992年，永远留在春天里。迷雾消散，春光明媚，时代的列车风驰电掣。
“南方谈话”，指的是邓小平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是《邓小平文选》的压卷之作。有一首广为传唱的歌曲，名字叫《春天的故事》，说的就是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带来的深远影响。
1992年1月20日中午12点，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接到市政府新闻发言人黄新华电话请示：香港无线台来电话，称上午接到很多观众电话报料，邓小平正在深圳视察，请证实。怎么答复？
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当时还是保密的。但是，上午邓小平到国贸大厦观看深圳全景、到先科激光视察，并没有清场，同成千上万的群众见了面。这哪还有什么密可保？
吴松营想了想，要黄新华答复，邓小平确是在深圳视察，其他情况暂时还不能说。
中午1点钟，香港无线电视台紧急插播特别新闻，播放黄新华与无线台记者的通话，证实邓小平正在深圳视察。
从20日至22日，短短3天時间，香港20多家报纸和5家电台、电视台，外国驻港新闻机构，发出有关邓小平在深圳的稿件200多篇。
香港和世界舆论为什么如此关注邓小平的一次视察？
邓小平辞去了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已两年多，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一举一动，仍然牵动着世界的眼光。
那时候，社会主义事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1991年12月25日，西方国家在灯红酒绿中庆祝圣诞节的时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在冰天雪地中降下了自己的旗帜。当晚，《人民日报》记者周象光赶到莫斯科红场，见证了这沧桑的一幕。周象光说：我有机会把这一刻记录下来。晚7时32分，那面为几代苏联人熟睹的镰刀锤子红星旗开始徐徐下落、下落……晚7时45分，一面三色的俄罗斯国旗取而代之。莫斯科的夜空开始飘起雪花，气温明显下降。但仍有不少人陆续来到红场。人们还在红旗落地的地方发表自己的看法，还在那里争论……
这是社会主义运动诞生以来，经历的最寒冷的冬天。社会主义中国也难置身事外。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发生剧变的时候，中国也在1989年发生了严重政治风波。西方政客反华声浪高涨，外商对华观望。在国内，对改革开放的怀疑、对和平演变的担心开始滋长。中国向何处去？谁来指点历史的迷津？
1992年1月17日晚上，从北京发出一列驶向春天的列车。车上坐着邓小平。
年终岁首到南方休息一下，是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多年的习惯。他向来沉默少言，不轻易表态，但这一次却有些例外。
18日下午，邓小平的专列在武昌暂停。在站台上，他与湖北省委的3位主要领导交谈起来。
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的钱运禄说：小平同志一开始就问我们，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搞得怎么样？他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太多。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送走专列，3位省领导在武昌火车站贵宾厅，将谈话记录下来，报送到中央。中央对邓小平的意见高度重视，很快，由中办、国办发出了《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
19日上午，专列抵达深圳。一到住地，邓小平没有休息，立刻乘车去看市容市貌。与8年前他看到的相比，深圳从一个大工地，变成了繁华都市。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说：小平同志说，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不搞改革开放，现代化不知道等到哪一年。
邓小平还说，广东要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从第一天的活动看，邓小平这次南方之行，不仅仅是休息，他可能有话要讲。当晚，在与广东省和深圳市领导的碰头会上，邓小平办公室主任王瑞林布置搞记录。
吴松营回忆说：王瑞林主任说，这次南下，在武昌短暂停留的时候，老人家就有很重要的谈话。上午一到深圳就马上要视察市容，而且又有很重要的谈话。可见老人家十分关心改革开放和深圳特区的发展情况。深圳市委要指定专人做详细记录。会上指定我负责记录。
1月20日是个难得的好天。当天深圳气温15摄氏度左右，风和日丽，天朗气清。上午，邓小平乘电梯登上160米高、53层的国贸大厦旋转餐厅，俯瞰深圳全貌。
看着眼前中国最年轻的大都市，邓小平谈兴很浓。他讲到，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党的十三大概括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当年留下的同期声录音，记录了邓小平那段著名的声音：
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要继续发展下去，要使人民生活继续提高，他才会相信你，才会拥护你。
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然而，这么重要的谈话，却差点没录下来。
吴松营说：上午随小平同志视察国贸大厦、先科激光公司，中午回到迎宾馆，我想整理早上请李灏书记录的磁带，发现只录了开头一点，大吃一惊，赶快到餐厅找李灏书记说了这个情况。李书记也紧张了。 幸亏录了音的还有其他人。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的秘书陈建华也同时录音了。得知情况后，就把他录的磁带交给了吴松营。
吴松营心存感激，事后送给陈建华一套邓小平在国贸大厦谈话的完整录音带，外加一个录音机和几盒录音带。
22日下午，邓小平和当地领导谈起了10多年来的改革风雨路，讲到了当年包产到户争论，特区姓资姓社争论，也讲到了当前的股票、证券争论。
陪同邓小平视察的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回忆：小平同志讲，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许多人并不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讲，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各方面就会走出一个定型的制度，以及制度下面的方针、政策，那时就会更定型。
陪同视察的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回忆：小平同志鼓励我们，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月23日上午，邓小平从蛇口港坐船去珠海。在码头上，出现了令人意外的一幕。邓小平向前走了几步，竟又转了回来，向送行的李灏书记扬了一下手，说：你们要搞快一点。李灏书记说：“您的话很重要，我们一定搞快一点。”
邓小平一行乘坐的“海关902”快艇，劈波斩浪地航行在伶仃洋上。谢非在鄧小平面前打开广东省地图，向他汇报了广东20年赶超亚洲“四小龙”的设想。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也简略汇报了珠海的情况。
邓小平要他们抓住机遇。他说：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他特别强调：资本主义发展了好多年了？几百年吧，我们才多长时间？再耽误不得了。
在珠海，邓小平也是故地重游。8年前，他视察珠海时，珠海城区还没连成片，现在已经是依山傍海的花园城市。看到珠海的新貌，邓小平幽默地说：这里跟新加坡差不多呀，这么好的地方谁都会来，我要是外商的话，我也会来这里投资的。
1月25日，邓小平登上拱北的芳园大厦，在第29层的旋转餐厅俯瞰珠海和澳门全貌。
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向邓小平汇报说：过去宣传社会主义是天堂，资本主义是水深火热的地狱，但还是有很多人外逃香港、澳门。特区创办以后，珠海人生活好了，外流的人回来了，还有澳门女子嫁到珠海来。
邓小平感慨地说：这很好嘛，说明社会主义能够战胜资本主义。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1/5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失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充满活力，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也让邓小平充满自信。他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邓小平1月29日离开珠海，前往上海。
在上海，邓小平对上海市委领导说，上海要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他强调：议论太多并没有什么必要，实践会证明的，那个东西过硬得很。
为了加快改革开放和发展步伐，邓小平一路风尘，一路不住地畅谈。离开上海前，他终于实现了自己个人的一个小小愿望：逛一次商场。
2月18日元宵节晚上，邓小平来到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逛了中百一店。邓小平女儿邓榕说：马桂宁师傅很热情地过来导购。我看父亲很喜欢，就说买几样吧，他点头说好。马师傅仔细挑了4盒上海产的中华牌铅笔、4块艺术橡皮。我为父亲付了10元钱。吴邦国同志问服务质量怎么样，父亲高兴地说，很好，很好。
2月21日，邓小平回到北京。一个星期后，中央就将他在南方的谈话，作为中共中央1992年的2号文件发出。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 今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以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和今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一年，歌曲《春天的故事》唱遍大街小巷。“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在春天故事的吹拂下，山东淄博沂源县外经委副主任朱新礼，想改变一下自己上班的生活。邓小平南方谈话传达下来，他一下子知道该干什么了。他认为，党和国家都在号召有志之士创业，创业就是英雄。于是，朱新礼找领导，接手停产关厂3年的罐头加工厂。几经拼搏，打造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汇源果汁集团公司。
后来，已经成为汇源集团董事长的朱新礼感慨地说：我们在这个时期就特别地感激、感念小平同志，若非小平同志的那些讲话，我现在也许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在家里，早就退休了或者在家里看孙子。
1992年，全国有12万名党政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辞职下海创业。在这一轮改革开放大潮中，涌现出大批企业家。
2012年，一出《北京有个中关村》的话剧，再现了号称“中国硅谷”的中关村“新技术产业开始实验区”20年前草创时的一幕。剧中靠做“汉化软件”起家的王立冬，就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创业潮中科技人员的写照。
也是在那一年的中关村，北大毕业的王志东做起了“中文之星”外挂软件，轻松地把计算机英文界面改成中文，王志东后来成为北京点击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而一位叫冯军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则抛下了“天之骄子”的清高，做起了不需要工具就能拆装的电脑机箱，后来成为爱国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他们是中关村的新一代弄潮儿。1991年中关村科技企业是2600家，到1992年是5180家。他们最先感受到信息时代的飞速发展。中国的信息时代，就在他们的指尖流淌，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还是在1992年，在台湾开百货公司的陈灿堂，和两个朋友到大陆投资。在大上海，他们觉得自己资本小，不会受重视，就跑到离上海不远的昆山。赶上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春风，搭上发展的快车，陈灿堂从创办明辉堂皮件有限公司起步，发展成拥有5家公司，跨行业、多元化经营的企业集团。昆山是陈灿堂开始织梦的地方，更是他圆梦的地方。
先行者的成功故事，吸引了更多的台商前来圆梦。昆山成了台商的聚集地。台商引进的产业，最著名的是笔记本电脑，昆山的产量一度占世界的40%。
台商在昆山圆梦，当地老百姓也圆了小康梦。沈祥林是昆山的一个普通农民。昆山1992年以后的飞速发展，让他告别了土地。沈祥林说：过去当农民，两口子一年忙到头收入一两万。现在拿着养老金、做工、出租房子，悠哉一年八九万，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了。
昆山迅速实现经济腾飞，雄居全国百强县首席。一位昆山台商2002年时就感慨地说：1992年我回台湾，人家问我昆山在哪里，我还要解释是上海市旁边的一个小县城。10年前的昆山，台湾任何一个乡镇都比它进步。10年后，台湾有哪几个地方比昆山好？
北国边陲的小城绥芬河，也是在1992年感受到南国春天吹拂的春风。
这里曾经是中苏军事对峙的前哨。1975年建市的时候，全市才1.6万人。“一条街道一盏灯，一只喇叭全城听。”
借着南方谈话的春风，1992年的3月9日，这里被国务院确定为首批“进一步扩大沿边开放城市”之一。
时任绥芬河市市长赵明非说：为了鼓励大家抓住机遇把经济搞上去，我带头到街头摆摊，跟俄罗斯人“欠欠”。俄语就是：我们换东西吗？
绥芬河市民江余天说：开放以后，我们的边贸起来了，生活变化很大。我的两个儿子都在俄罗斯搞鞋业贸易。小女儿和丈夫经营餐馆和精品店，小孫女在哈尔滨上学。
如今，绥芬河已成为东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桥头堡和枢纽站，是中国最大的对俄商品集散中心。
1992年，永远留在春天里。迷雾消散，春光明媚，时代的列车风驰电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