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6年5月，郑光煌先生以侨领前辈的身份获国务院侨办海外交流协会的邀请，成为该会主办的敬贤观光团成员，前往内地参观交流。在游览了祖国三大城市——北京、西安和上海的历史文化古迹，目睹了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的新貌，领略了未来发展宏伟蓝图后，年近80岁的郑光煌先生深感自豪与鼓舞，他情不自禁地欢呼：“祖国，您是那么美丽、繁荣、伟大，我们永远热爱您!”
此情此景，郑光煌先生那充盈内心的爱国之情令人感动：它真挚，没有一点矫揉造作；它深沉，随沉重的岁月越积越厚。
时间永远铭记，他在第一次踏入国土时的热泪盈眶；时间不会忘记，他在香港经商的日子对内地发展的挂念；时间镌刻永恒，他为国家、为香港、为侨胞所作出的贡献。
家庭 学校 孕育高尚
1927年，郑光煌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新邦安拔的荷兰日里烟草公司种植园，离省会棉兰约50公里，他的父亲是该园的总管。小时候的郑光煌爱学习、勤动脑，且善于待人接物。父亲因此格外喜欢，出门常带他随行。而父亲在生活和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爱国爱乡、刚正诚信、开明豁达、刻苦耐劳的精神也深深地印在了郑光煌幼小的心灵中。
郑光煌先生的祖父曾是烟草种植园总管，父亲年轻时襄助过祖父的工作。后来祖父年届退休，荷兰庄园主欣赏父亲的工作能力，特别委任父亲接替祖父总管之职。成为总管后，父亲善待华工，为工人做了许多善举，以至于在郑光煌每每道出父名，社会上的人士都会翘起大姆指。“父亲是第二代华侨，受过现代教育，思想进步，懂得多种方言。他曾当过小贩，做过低贱工作，所以对贫苦大众有深厚感情。”回忆父亲，郑光煌先生依然敬佩不已。
在管理好种植园的同时，郑光煌先生的父亲还积极组织团体、服务社会。“我父亲和一些社会贤达曾发动组织‘新邦地甲华新学校董事会’，兴办华新学校，发展中华文化教育事业；他还成立‘新邦地甲慈善互助会’，开展社会公益事业。”郑光煌先生说。说到教育，郑光煌先生还有一件趣事：因路途太远，种植园华工子弟不能到学校上学，父亲便鼓励他当小老师，把白天学到的东西晚上传授予他们。提到那段经历，郑光煌先生露出了笑容：“当了小先生，我深感‘为人师表’之尊严和自豪，更加努力学习，严格要求自己，促使我更快成熟及进步。”
除了在附近的新邦地甲埠开办平民学校之外，郑光煌先生的父亲对其他地区的同乡组织也很关心。他组织“惠州会馆”，创办“养中学校”，广交同乡朋友，赢得了无数的赞赏。善于学习的郑光煌很快就从父亲的社团活动中悟出了“团结就是力量”的真谛，并认识到组织社团群体的社会意义，这些知悟奠定了他之后从事侨团组织工作的信念。日本侵占印度尼西亚后，郑光煌的父亲更是不畏强暴，筹款救国，抵制日货，直至最后被日军抄家。而小小年纪的郑光煌竟同父亲和两位哥哥被日军作为政治嫌疑犯受到了羁留。这些独特的经历都为郑光煌先生后来走上爱国爱侨之路打下了良好基础。
郑光煌先生经常这样深切地怀念他的母亲：若问我一生中最感激的是谁？最歉疚的又是什么？我可以不加思索地回答：“是母亲。是未及报答慈母恩之歉疚。”纵然今后倾我一生感恩之情，也不足以答谢慈母养育之恩；倾我一生悔恨之情，亦未能弥补我对慈母亲之歉疚。“子欲养而亲不在”，母亲的离去，给郑光煌先生带来了无限的悲恸，成了他心中最大的歉疚。在郑光煌先生的眼里，母亲虽不知书但却达理，有持家之道。她坚守“维护亲情”的大原则，并发挥智慧，把大家庭日常生活开支费用、家务的分工、亲属间的关系等问题都解决得很好。
童年的郑光煌，因受家长良好行为的熏陶和老师的教诲，使他的思想比同龄儿童更早成熟。到了高小，他接触社会的机会越来越多，并接受了许多良师益友的教诲。青少年时期的他开始阅读进步书籍，诸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新民主主义论》，还有一些有关青年修养的书等等。1939年，郑光煌在棉兰苏东中学附属一小上高小二年级，小学毕业后，他升读苏东中学。这段时期，郑光煌接触到了许多好老师和“九‧二○”抗日志士，受到了极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1942年，日军侵入印度尼西亚，被迫失学的郑光煌开始了垦荒务农的磨炼历程。强迫下的垦荒艰辛而痛苦，但郑光煌先生说：“这段务农的阶段，正是我青春成长的时期，我从中锻炼了强壮的体魄，增进了耕种知识，懂得了对劳动成果的爱惜，最具深远意义的是它奠定了我一生艰苦朴素、刻苦耐劳的思想作风。”经过一段务农生活后，珍惜青春的郑光煌和八位志趣相投的青年朋友组织了读书会，学习成效显著，思想上的不足也得以弥补。
在那段战乱不断的岁月，郑光煌不但没有因社会的恐怖而胆小，反而在家庭、学校的教育以及社会的磨砺下，收获了坚强不屈、同情大众的高尚品德和宝贵的爱国主义情操。在后来的经历中，这种爱国的情感有如盘石，尽管自己的人生百般坎坷，尽管自己的赤诚也曾不为人所理解。
回国 出境 赤心不变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远离祖国、旅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都希望摆脱寄人篱下的生活回到祖国怀抱。郑光煌也怀着这种强烈的归国情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他就辞去了教师工作，筹备回国经费。他如此描述自己的想法：在国内，我们有强大祖国可依，有美丽家园可居，人民作主人，扬眉又吐气。为什么还要厮守异地，任人欺凌？我决心回国学习，参加到祖国建设中去。1954年6月，一切准备妥当后，郑光煌先生不顾被除消在印度尼西亚的永久居留权的苛刻条件，办理了出境手续。
经过7天航行，郑光煌先生所坐的轮船到达香港维多利亚港。翌日，他登上驳艇到尖沙咀码头上岸。回忆踏入国土的那一刻，郑光煌先生激动万分：“从九龙到罗湖，火车走了大约40多分钟，速度已算快了，但仍觉得火车开得太慢了。集体办完海关出境手续后进入中国境内。走到桥边，看见对面旗杆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着，心中感到非常自豪。高音喇叭以亲切的标准普通话播出：‘亲爱的侨胞们，你们回到祖国的怀抱来了，祖国人民欢迎你们！’这几句话，如同听见慈母在召唤。骤然间舒解了长年的思愁而感欣慰，此时人人都控制不住自已，眼泪禁不住簌簌地掉下来。这种情景和感受，是我忘不了的历史一页。”
回国后的郑光煌连同前后几批归侨数千人被安置到广州补校，在广州度过了艰苦但丰富多彩的三个月时光后，按照志愿，郑光煌被分配到北京华侨补校补习。北京补校位于西单阜城门外，收容上千名侨生。刚到补校不久，郑光煌有过一个就业机会，但他在征求老师的意见后，决定以国家需要为先，备考大学。经过一年多的学习，1956年，郑光煌考上天津河北师范学院英文系，1958年院校调整，该校并入河北大学。
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中国，学生上课服从于政治斗争，每逢重要政治运动，经常会“停课闹革命”，在郑光煌的大学四年学习时间里，各种政治运动和劳动生产锻练占去了一半。在这种政治、劳动和学习安排失调的情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多都不能达到校方“又红又专”的要求。1960年，郑光煌大学毕业，直接分配到市重点学校女四中当教师。也是在同一年，在走完16年马拉松的恋爱路程后，他和恋人余素珠终于结成夫妻。在后来的14年的生活中，他们俩靠拼搏精神，勤俭持家，并且拥有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组成了祥和愉快的家庭，在天津的日子虽然艰难，但他们内心颇感满足。
1966年，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在这期间，郑光煌先生工作的学校发生了许多不正常事件，使郑光煌产生了很多疑惑，“耳闻目睹学校和社会上有关‘文化大革命’所发生的荒谬事件，使我心里一直不平静，既为党的政策被歪曲而惋惜，也为无辜受冤曲及受难牺牲者而不平。”郑光煌先生痛心地说。不过，热爱生活的郑光煌在深感生活紧张有压力的同时亦琢磨出许多自我减压的妙法。除了看电视、听广播、家庭亲情活动外，还加强亲友的联谊，他说：“纵然政治气氛笼罩着生活，我并不寂寞。天津生活处处蕴含着浓厚的人情味，舒缓了我各种紧张的压力。”
翻阅历史，人们不难看到，对祖国有着特别的依恋之情的华侨无论在推翻封建社会的先行革命时期、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都为祖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解放后，中国政府在生活和经济上制定了华侨政策，公布了《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但是，在实际执行中的偏差使华侨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很多人不得不选择出境。
1973年，郑光煌先生领取了出境通行证，决定去香港发展。尽管离开祖国大陆颇有些无奈，但郑光煌先生的爱国赤心通过在香港的所作所为中得到了明证。
商业 社团 此生无悔
到香港后，郑光煌先生加入五弟创办的 “德泰运输行”作为工作的过渡。在他看来，要了解港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参加汽车运输业的工作。果然，经过这段经营运输行业历程，郑光煌对香港商业社会，港九、新界交通地理已十分熟悉，知道了制衣、仓库、贸易、海陆空货运出入口运作情况，还通过接融不少工商界人士，交了许多行业朋友，为他在港的事业打下了基础。
1975年，郑光煌先生主持开办“新星制衣厂”。不久很快走上轨道的工厂每日产量可达100多打牛仔裤。后来又发展另一个分厂，因需要更多菅理人员，遂把运输行结束，集中搞制衣厂，业务从此便蒸蒸日上。对于这近乎传奇式的成就，郑光煌先生将它归结于四个要素的必备：机遇、诚信、拼搏和智慧。在制衣厂拼搏的时期，郑光煌的一女一子也都得以出国留学，为他们美好的前途积聚知识、培养才智。
善于洞悉机会的郑光煌先生不是一个贪图安稳的人。随着改革开放的风起云涌，中国对外贸易突飞猛进，由于货物在香港转口流通量大，中旅社几个大货仓难以容纳货物的储存和集散，急需货仓分流。观察到这一形势后，郑光煌先生果断转行，与人合资开办“裕中华货仓有限公司”。因为对货物出入口机场、铁路和码头运作，以及货仓经营管理的熟练，三年多时间，原先的“裕中华货仓有限公司”由租下的葵涌“乐基大厦”三层楼面积发展到全幢大楼15层楼，每月集散量近十万吨。另外，货仓极为安全，因此，在港享有极佳的声誉。
上世纪90年代末，受世界性金融风暴，香港工厂内迁等因素的影响，香港转口货量锐减，货仓市场需求递减，于是裕中华货仓于2001年结束。反观裕中华货仓创办二十多年来的成就，郑光煌先生说：“每年，公司不仅自身利润可观，而且给港府增添了一大笔税收，为国家外贸发展作了一定贡献，作为创办及主持人之一的我，能参与完成促进当时社会物资流通，发展社会贸易，堪以为慰。”
在管理货仓时期，郑光煌先生一直蕴藏在心的创办社团的念头开始付诸实践。其实，早在4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受家庭的影响，郑光煌先生就曾投身到华侨的爱国社团工作中。后来在香港发展商业的同时，他愈发感到创办社团的迫切。经过创办初期的重重困难后，1981年12月25日，“侨友社”筹委会成立，郑光煌任筹委会主任。1982年，“侨友社”正式命名为“侨友社有限公司”，成为香港最先成立并注册的第一个华侨团体。
侨友社创会至今，郑光煌先生历经九年担任理事长之职。在他任理事长期间，侨友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届比一届成熟进步，做了许多有利于国家和香港以及侨界的工作，如关心香港回归祖国，推动两岸交流、和平统一，宣传并推动“改革开放”政策，发动社员对内地赈灾救难，协助侨友就业等等。
1986年，郑光煌被中华全国侨联增补为第三届委员，直至第六届，前后延续三届共17年。1992年，他又被天津市政协委任为第九届政协委员，连任两届。对于这两项光荣的头衔，郑光煌说：“得知自己被任命，我深深地感激祖国对我的信任及关怀，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也油然而生：决心为祖国、为侨胞努力贡献我的力量。”
为了尽到政协委员的职责，郑光煌先生努力学习各项政策，执行政协各项决议，了觧及依据国情，认真履行政协决议，参政议政。每次开会，他都有备而去，非常重视提案质量，所以每次他的建议都能得到提案审查组认真答复，并曾获得优秀提案奖。
十年来，天津市城市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治安法治、以及民居等问题，都是郑光煌参政议政的内容。另外对维护华侨正当权益，归侨干部工龄及退休待遇、延长归侨企业优惠税制、觧决归侨居屋以及冤假错案等问题，他更是密切注意。担任政协委员工作十年如一日，开会从不请假，从不晚来早退。郑光煌先生说：“我重视市领导给我的这份荣誉，并视作为人民服务的动力。”
上世纪40年代起至今，前后60多年，郑光煌先生在推动爱国、爱港、爱侨爱乡的工作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贡献卓越。现在，每每忆及往事，郑光煌先生都能问心无愧地说：“我没有虚度年华，在我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上，我己留下我的足迹。”
【座右铭】：奋斗不息、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
此情此景，郑光煌先生那充盈内心的爱国之情令人感动：它真挚，没有一点矫揉造作；它深沉，随沉重的岁月越积越厚。
时间永远铭记，他在第一次踏入国土时的热泪盈眶；时间不会忘记，他在香港经商的日子对内地发展的挂念；时间镌刻永恒，他为国家、为香港、为侨胞所作出的贡献。
家庭 学校 孕育高尚
1927年，郑光煌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新邦安拔的荷兰日里烟草公司种植园，离省会棉兰约50公里，他的父亲是该园的总管。小时候的郑光煌爱学习、勤动脑，且善于待人接物。父亲因此格外喜欢，出门常带他随行。而父亲在生活和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爱国爱乡、刚正诚信、开明豁达、刻苦耐劳的精神也深深地印在了郑光煌幼小的心灵中。
郑光煌先生的祖父曾是烟草种植园总管，父亲年轻时襄助过祖父的工作。后来祖父年届退休，荷兰庄园主欣赏父亲的工作能力，特别委任父亲接替祖父总管之职。成为总管后，父亲善待华工，为工人做了许多善举，以至于在郑光煌每每道出父名，社会上的人士都会翘起大姆指。“父亲是第二代华侨，受过现代教育，思想进步，懂得多种方言。他曾当过小贩，做过低贱工作，所以对贫苦大众有深厚感情。”回忆父亲，郑光煌先生依然敬佩不已。
在管理好种植园的同时，郑光煌先生的父亲还积极组织团体、服务社会。“我父亲和一些社会贤达曾发动组织‘新邦地甲华新学校董事会’，兴办华新学校，发展中华文化教育事业；他还成立‘新邦地甲慈善互助会’，开展社会公益事业。”郑光煌先生说。说到教育，郑光煌先生还有一件趣事：因路途太远，种植园华工子弟不能到学校上学，父亲便鼓励他当小老师，把白天学到的东西晚上传授予他们。提到那段经历，郑光煌先生露出了笑容：“当了小先生，我深感‘为人师表’之尊严和自豪，更加努力学习，严格要求自己，促使我更快成熟及进步。”
除了在附近的新邦地甲埠开办平民学校之外，郑光煌先生的父亲对其他地区的同乡组织也很关心。他组织“惠州会馆”，创办“养中学校”，广交同乡朋友，赢得了无数的赞赏。善于学习的郑光煌很快就从父亲的社团活动中悟出了“团结就是力量”的真谛，并认识到组织社团群体的社会意义，这些知悟奠定了他之后从事侨团组织工作的信念。日本侵占印度尼西亚后，郑光煌的父亲更是不畏强暴，筹款救国，抵制日货，直至最后被日军抄家。而小小年纪的郑光煌竟同父亲和两位哥哥被日军作为政治嫌疑犯受到了羁留。这些独特的经历都为郑光煌先生后来走上爱国爱侨之路打下了良好基础。
郑光煌先生经常这样深切地怀念他的母亲：若问我一生中最感激的是谁？最歉疚的又是什么？我可以不加思索地回答：“是母亲。是未及报答慈母恩之歉疚。”纵然今后倾我一生感恩之情，也不足以答谢慈母养育之恩；倾我一生悔恨之情，亦未能弥补我对慈母亲之歉疚。“子欲养而亲不在”，母亲的离去，给郑光煌先生带来了无限的悲恸，成了他心中最大的歉疚。在郑光煌先生的眼里，母亲虽不知书但却达理，有持家之道。她坚守“维护亲情”的大原则，并发挥智慧，把大家庭日常生活开支费用、家务的分工、亲属间的关系等问题都解决得很好。
童年的郑光煌，因受家长良好行为的熏陶和老师的教诲，使他的思想比同龄儿童更早成熟。到了高小，他接触社会的机会越来越多，并接受了许多良师益友的教诲。青少年时期的他开始阅读进步书籍，诸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新民主主义论》，还有一些有关青年修养的书等等。1939年，郑光煌在棉兰苏东中学附属一小上高小二年级，小学毕业后，他升读苏东中学。这段时期，郑光煌接触到了许多好老师和“九‧二○”抗日志士，受到了极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1942年，日军侵入印度尼西亚，被迫失学的郑光煌开始了垦荒务农的磨炼历程。强迫下的垦荒艰辛而痛苦，但郑光煌先生说：“这段务农的阶段，正是我青春成长的时期，我从中锻炼了强壮的体魄，增进了耕种知识，懂得了对劳动成果的爱惜，最具深远意义的是它奠定了我一生艰苦朴素、刻苦耐劳的思想作风。”经过一段务农生活后，珍惜青春的郑光煌和八位志趣相投的青年朋友组织了读书会，学习成效显著，思想上的不足也得以弥补。
在那段战乱不断的岁月，郑光煌不但没有因社会的恐怖而胆小，反而在家庭、学校的教育以及社会的磨砺下，收获了坚强不屈、同情大众的高尚品德和宝贵的爱国主义情操。在后来的经历中，这种爱国的情感有如盘石，尽管自己的人生百般坎坷，尽管自己的赤诚也曾不为人所理解。
回国 出境 赤心不变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远离祖国、旅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都希望摆脱寄人篱下的生活回到祖国怀抱。郑光煌也怀着这种强烈的归国情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他就辞去了教师工作，筹备回国经费。他如此描述自己的想法：在国内，我们有强大祖国可依，有美丽家园可居，人民作主人，扬眉又吐气。为什么还要厮守异地，任人欺凌？我决心回国学习，参加到祖国建设中去。1954年6月，一切准备妥当后，郑光煌先生不顾被除消在印度尼西亚的永久居留权的苛刻条件，办理了出境手续。
经过7天航行，郑光煌先生所坐的轮船到达香港维多利亚港。翌日，他登上驳艇到尖沙咀码头上岸。回忆踏入国土的那一刻，郑光煌先生激动万分：“从九龙到罗湖，火车走了大约40多分钟，速度已算快了，但仍觉得火车开得太慢了。集体办完海关出境手续后进入中国境内。走到桥边，看见对面旗杆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着，心中感到非常自豪。高音喇叭以亲切的标准普通话播出：‘亲爱的侨胞们，你们回到祖国的怀抱来了，祖国人民欢迎你们！’这几句话，如同听见慈母在召唤。骤然间舒解了长年的思愁而感欣慰，此时人人都控制不住自已，眼泪禁不住簌簌地掉下来。这种情景和感受，是我忘不了的历史一页。”
回国后的郑光煌连同前后几批归侨数千人被安置到广州补校，在广州度过了艰苦但丰富多彩的三个月时光后，按照志愿，郑光煌被分配到北京华侨补校补习。北京补校位于西单阜城门外，收容上千名侨生。刚到补校不久，郑光煌有过一个就业机会，但他在征求老师的意见后，决定以国家需要为先，备考大学。经过一年多的学习，1956年，郑光煌考上天津河北师范学院英文系，1958年院校调整，该校并入河北大学。
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中国，学生上课服从于政治斗争，每逢重要政治运动，经常会“停课闹革命”，在郑光煌的大学四年学习时间里，各种政治运动和劳动生产锻练占去了一半。在这种政治、劳动和学习安排失调的情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多都不能达到校方“又红又专”的要求。1960年，郑光煌大学毕业，直接分配到市重点学校女四中当教师。也是在同一年，在走完16年马拉松的恋爱路程后，他和恋人余素珠终于结成夫妻。在后来的14年的生活中，他们俩靠拼搏精神，勤俭持家，并且拥有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组成了祥和愉快的家庭，在天津的日子虽然艰难，但他们内心颇感满足。
1966年，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在这期间，郑光煌先生工作的学校发生了许多不正常事件，使郑光煌产生了很多疑惑，“耳闻目睹学校和社会上有关‘文化大革命’所发生的荒谬事件，使我心里一直不平静，既为党的政策被歪曲而惋惜，也为无辜受冤曲及受难牺牲者而不平。”郑光煌先生痛心地说。不过，热爱生活的郑光煌在深感生活紧张有压力的同时亦琢磨出许多自我减压的妙法。除了看电视、听广播、家庭亲情活动外，还加强亲友的联谊，他说：“纵然政治气氛笼罩着生活，我并不寂寞。天津生活处处蕴含着浓厚的人情味，舒缓了我各种紧张的压力。”
翻阅历史，人们不难看到，对祖国有着特别的依恋之情的华侨无论在推翻封建社会的先行革命时期、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都为祖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解放后，中国政府在生活和经济上制定了华侨政策，公布了《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但是，在实际执行中的偏差使华侨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很多人不得不选择出境。
1973年，郑光煌先生领取了出境通行证，决定去香港发展。尽管离开祖国大陆颇有些无奈，但郑光煌先生的爱国赤心通过在香港的所作所为中得到了明证。
商业 社团 此生无悔
到香港后，郑光煌先生加入五弟创办的 “德泰运输行”作为工作的过渡。在他看来，要了解港情，最好的方法就是参加汽车运输业的工作。果然，经过这段经营运输行业历程，郑光煌对香港商业社会，港九、新界交通地理已十分熟悉，知道了制衣、仓库、贸易、海陆空货运出入口运作情况，还通过接融不少工商界人士，交了许多行业朋友，为他在港的事业打下了基础。
1975年，郑光煌先生主持开办“新星制衣厂”。不久很快走上轨道的工厂每日产量可达100多打牛仔裤。后来又发展另一个分厂，因需要更多菅理人员，遂把运输行结束，集中搞制衣厂，业务从此便蒸蒸日上。对于这近乎传奇式的成就，郑光煌先生将它归结于四个要素的必备：机遇、诚信、拼搏和智慧。在制衣厂拼搏的时期，郑光煌的一女一子也都得以出国留学，为他们美好的前途积聚知识、培养才智。
善于洞悉机会的郑光煌先生不是一个贪图安稳的人。随着改革开放的风起云涌，中国对外贸易突飞猛进，由于货物在香港转口流通量大，中旅社几个大货仓难以容纳货物的储存和集散，急需货仓分流。观察到这一形势后，郑光煌先生果断转行，与人合资开办“裕中华货仓有限公司”。因为对货物出入口机场、铁路和码头运作，以及货仓经营管理的熟练，三年多时间，原先的“裕中华货仓有限公司”由租下的葵涌“乐基大厦”三层楼面积发展到全幢大楼15层楼，每月集散量近十万吨。另外，货仓极为安全，因此，在港享有极佳的声誉。
上世纪90年代末，受世界性金融风暴，香港工厂内迁等因素的影响，香港转口货量锐减，货仓市场需求递减，于是裕中华货仓于2001年结束。反观裕中华货仓创办二十多年来的成就，郑光煌先生说：“每年，公司不仅自身利润可观，而且给港府增添了一大笔税收，为国家外贸发展作了一定贡献，作为创办及主持人之一的我，能参与完成促进当时社会物资流通，发展社会贸易，堪以为慰。”
在管理货仓时期，郑光煌先生一直蕴藏在心的创办社团的念头开始付诸实践。其实，早在4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受家庭的影响，郑光煌先生就曾投身到华侨的爱国社团工作中。后来在香港发展商业的同时，他愈发感到创办社团的迫切。经过创办初期的重重困难后，1981年12月25日，“侨友社”筹委会成立，郑光煌任筹委会主任。1982年，“侨友社”正式命名为“侨友社有限公司”，成为香港最先成立并注册的第一个华侨团体。
侨友社创会至今，郑光煌先生历经九年担任理事长之职。在他任理事长期间，侨友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届比一届成熟进步，做了许多有利于国家和香港以及侨界的工作，如关心香港回归祖国，推动两岸交流、和平统一，宣传并推动“改革开放”政策，发动社员对内地赈灾救难，协助侨友就业等等。
1986年，郑光煌被中华全国侨联增补为第三届委员，直至第六届，前后延续三届共17年。1992年，他又被天津市政协委任为第九届政协委员，连任两届。对于这两项光荣的头衔，郑光煌说：“得知自己被任命，我深深地感激祖国对我的信任及关怀，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也油然而生：决心为祖国、为侨胞努力贡献我的力量。”
为了尽到政协委员的职责，郑光煌先生努力学习各项政策，执行政协各项决议，了觧及依据国情，认真履行政协决议，参政议政。每次开会，他都有备而去，非常重视提案质量，所以每次他的建议都能得到提案审查组认真答复，并曾获得优秀提案奖。
十年来，天津市城市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治安法治、以及民居等问题，都是郑光煌参政议政的内容。另外对维护华侨正当权益，归侨干部工龄及退休待遇、延长归侨企业优惠税制、觧决归侨居屋以及冤假错案等问题，他更是密切注意。担任政协委员工作十年如一日，开会从不请假，从不晚来早退。郑光煌先生说：“我重视市领导给我的这份荣誉，并视作为人民服务的动力。”
上世纪40年代起至今，前后60多年，郑光煌先生在推动爱国、爱港、爱侨爱乡的工作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贡献卓越。现在，每每忆及往事，郑光煌先生都能问心无愧地说：“我没有虚度年华，在我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上，我己留下我的足迹。”
【座右铭】：奋斗不息、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