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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台湾光复前夕，大陆台籍人士与国民党政府官方在台人奴化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大陆台籍人士认为台湾人民并没有被日本殖民同化，反而透过日本吸收了近代文明，应在尊重信任、任用台人的基础上进行台湾重建。而国民党官方则认为台湾同胞深受日本殖民奴化教育影响，应以训政统治方式尽快清除台人的奴化思想毒素并传播祖国文化。不过，大陆台籍人士与国民党官方在关于建立特殊化的行政体制方面，却有着很大的一致性，都主张建立特殊化的行政体制。
关键词 光复 台湾 文化重建
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推行殖民奴化政策，丑化中国文化，禁止使用汉语与地方方言，强制普及日语，灌输日本文化与皇民思想，企图将台湾人民改造为日本帝国的“忠良顺民”，为日本殖民者所用。半个世纪的殖民隔离统治造成了台湾人民心灵上的毒害，近70%左右的台民学习日语，不懂汉语，许多青年对祖国历史文化茫然无知。因此，1945年10月台湾光复后，面对充满“日本色彩”的台湾，如何重建中国文化，驱除台湾人民的“日本毒素”，增进台湾人民对祖国文化的了解与亲近，增强中华民族意识，成为光复前夕国民党政府朝野关于台湾文化重建争论的焦点。
一、大陆台籍人士对台文化重建的主张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台湾光复的临近，台湾问题引起了国人普遍而热烈的讨论和注意。但由于日本的分化隔离统治，大多数国人包括国民党政府要员大都不谙台湾事情，对台湾人民的心理和特征不甚了解。有鉴于此，留居大陆的台籍人士都纷纷撰文写信、集会演讲，或以台湾通的专家身份充任党政要员的智囊，并特别于1945年4月16日在重庆创立《台湾民声报》，就光复后台湾的接收与重建献计献策，以期影响国民党政府的对台重建政策。他们呼吁祖国人士正视台湾民众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声言台湾人民并未被日人同化，并批判国民党官方对台湾同胞的歧视和偏见心态。孝绍直述道：“台湾人并不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化外的、低能的或软骨的动物。今日的台湾人民，除了其有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外，在社会生活上可以说是安分守己、维护秩序的一支汉民族。”他呼吁祖国上下要“以留东五十年老留学生看待台人，台人五十年学习日本的科学技术，现在已有可观的成就，祖国应该好好地看待他们，不宜再有歧视轻蔑的心理”。连震东恳切地说：“千万不要以为出了几个败类——台湾浪人——或因台湾人不会说国语（其实中国内地不会说国语的人比台湾还多），就认为台湾人中了奴化教育之毒”。谢南光则感叹道：“台湾的长治久安其实并不需要甚么技巧，只要信任台湾人，爱护台湾人，帮助台湾人达成他们的政治愿望，一切的问题都可以很容易解决”。
这些大陆台籍人士虽然政治立场不同，意识形态有所分歧，但在“复土归宗”首要目标及使命的凝聚下，其复台的建言与主张却呈现了相当的一致性而少有歧见。概括而言，他们认为，台湾人民虽然经历了残酷的日本殖民统治，却具有不灭的民族意识，非但没有被同化，反而学习了日本的科学技术，养成了守法、卫生、尚俭等良好的社会风俗，透过日本吸收了近代文明而较大陆更为先进，甚至可以作为大陆各省实施三民义义的示范。如果祖国接收人士以为台湾人民受日本奴化教育毒害太深，以致歧视、不尊重台湾人，不敢任用台湾人，不给予民主平等待遇，那将引起台湾同胞的不满。简言之，大陆台籍人士的台湾文化重建方案，就是在尊重信任，任用台人的基础上，在推行祖国化时注意保存所养成的近代文明，以做为大陆各省实施三民主义的示范。为此，大陆台籍人士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文化重建措施。如谢南光主张：“考试方面，将来应以十年为期，实行特别考选制度，由考试制定特别选区，准予以日文应试，因为由中学改授国文至大学毕业，需时十年，十年以后，即可撤销”。臬绍则呼吁：“对于语言文字教学采用渐替政策，台湾方言为暂时（5年或8年）公用语，并规定日文通用期间，制止额外的纷乱情形及不正当的事物搬进台湾”。孝绍则颇有远见地说：“要推行‘做’的三民主义，而不是‘讲’的三民主义……杜绝假三民主义之名而行私利之实的弊病，使每一个台湾人都享受到三民主义真正的恩惠”。许显耀则“希望政府注意到的地方之特殊，如派到台湾的军队、警察应提高水平，方能给台湾人以好的印象”。
二、国民党政府对台文化重建政策的制定
针对台湾光复，国民党政府于1944年4月在中央设计局内成立了台湾调查委员会，以曾留学日本、日据时期有过台湾考察经历的陈仪为主任委员，负责统筹收复台湾的事宜。陈仪在国民党内算是对台湾最有实际经验的高级官员，他曾于福建省主席任内赴台参观日本夸耀其殖民统治成果的“始政40周年纪念博览会”，对日本的经济建设成就颇感震惊和佩服。然而，陈仪对台湾的实际经验与观察，似乎多集中于产业与利权方面，与其它党政军要员一样，他也认为台人受日人奴化教育毒害甚深。陈仪认为，台湾长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奴化教育影响，“文化情况，与各省两样。多数人民说的是日本话，看的是日本文，国语固然不懂，国文一样不通，对于世界与中国情形，也多茫然。所以治台的重要工作，是心理改造。”对陈仪治台有重大影响的核心智囊沈仲九也认为，“心理建设即总理所谓人民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台湾在辛亥革命以前已受敌人统治，故受三民主义的影响自然比各省小。但如果接收之始，即对台人思想之改变特加注意，二三年后，人民对主义的了解自可增进，训政自可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的汪公纪甚至直斥大陆台籍人士的见解为“台人治台”的谬见，他从动机上就根本怀疑其用心不良，并以为“徒以台人治台原则，驱令彼毫无党务及行政经验之浪人，付以重寄，窃以为战后之台人必失望。”可见，国民党政府主政官员对台经验偏重于丰富特产的研究与调查，而忽略了台湾人民的心理和特征。许多人甚至怀有“台湾浪人”的刻板印象，对台人具有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感。在台湾人民在同化与近代化的纠葛问题上，官方主政人员与大陆台籍人士的看法大相径庭，他们认为，台湾同胞由于受日本奴化教育影响很深，即使有人才，也沾染了“奴化思想”，目前尚不宜任用。因此，政府应在暂时排除台人的情况下，以训政统治方式尽快清除台人的奴化思想毒素和传播祖国文化，使台人归心于三民主义和中华民国。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陆台籍人士与国民党政府在台人奴化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但在关于建立特殊化的行政体制方面，却有着很大的一致性。大陆台籍人士与陈仪一样，都看到了当时大陆各省的行政体制的弊病，同时也对日本殖民统治的高效率留有深刻印象，都主张建立特殊化的行政体制，以杜绝大陆弊病。大陆台籍人士关于重用台人的主张没有被官方接受，而在建立特殊化的集权行政体制上达成了共识。1945年8月至9月间，国民党政府正式建立了特殊化的行政长官公署，赋予行政长官陈仪行政专断与委任立法大权，但公署第一批一级主事几乎清一色是陈仪的浙江与福建班底，至于台人不论岛内岛外则无一人被网罗。可见，国民党政府官方主观上是十分重视台湾的，建立特殊化的集权行政体制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杜绝当时国内问题波及台湾，但这种不信任台人、暂时排斥台人的方案对于曾遭受日本殖民统治差别待遇的台湾同胞来说是十分敏感的，容易产生被歧视、被排斥感。当这种集权行政体制未能发挥阻止当时国内政治经济的弊病冲击的理想效果时，其重建方案的负面因素就难免备受诟病，以致在1947年“二二八事变”中铸成了难以弥补的大错。
关键词 光复 台湾 文化重建
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推行殖民奴化政策，丑化中国文化，禁止使用汉语与地方方言，强制普及日语，灌输日本文化与皇民思想，企图将台湾人民改造为日本帝国的“忠良顺民”，为日本殖民者所用。半个世纪的殖民隔离统治造成了台湾人民心灵上的毒害，近70%左右的台民学习日语，不懂汉语，许多青年对祖国历史文化茫然无知。因此，1945年10月台湾光复后，面对充满“日本色彩”的台湾，如何重建中国文化，驱除台湾人民的“日本毒素”，增进台湾人民对祖国文化的了解与亲近，增强中华民族意识，成为光复前夕国民党政府朝野关于台湾文化重建争论的焦点。
一、大陆台籍人士对台文化重建的主张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台湾光复的临近，台湾问题引起了国人普遍而热烈的讨论和注意。但由于日本的分化隔离统治，大多数国人包括国民党政府要员大都不谙台湾事情，对台湾人民的心理和特征不甚了解。有鉴于此，留居大陆的台籍人士都纷纷撰文写信、集会演讲，或以台湾通的专家身份充任党政要员的智囊，并特别于1945年4月16日在重庆创立《台湾民声报》，就光复后台湾的接收与重建献计献策，以期影响国民党政府的对台重建政策。他们呼吁祖国人士正视台湾民众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声言台湾人民并未被日人同化，并批判国民党官方对台湾同胞的歧视和偏见心态。孝绍直述道：“台湾人并不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化外的、低能的或软骨的动物。今日的台湾人民，除了其有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外，在社会生活上可以说是安分守己、维护秩序的一支汉民族。”他呼吁祖国上下要“以留东五十年老留学生看待台人，台人五十年学习日本的科学技术，现在已有可观的成就，祖国应该好好地看待他们，不宜再有歧视轻蔑的心理”。连震东恳切地说：“千万不要以为出了几个败类——台湾浪人——或因台湾人不会说国语（其实中国内地不会说国语的人比台湾还多），就认为台湾人中了奴化教育之毒”。谢南光则感叹道：“台湾的长治久安其实并不需要甚么技巧，只要信任台湾人，爱护台湾人，帮助台湾人达成他们的政治愿望，一切的问题都可以很容易解决”。
这些大陆台籍人士虽然政治立场不同，意识形态有所分歧，但在“复土归宗”首要目标及使命的凝聚下，其复台的建言与主张却呈现了相当的一致性而少有歧见。概括而言，他们认为，台湾人民虽然经历了残酷的日本殖民统治，却具有不灭的民族意识，非但没有被同化，反而学习了日本的科学技术，养成了守法、卫生、尚俭等良好的社会风俗，透过日本吸收了近代文明而较大陆更为先进，甚至可以作为大陆各省实施三民义义的示范。如果祖国接收人士以为台湾人民受日本奴化教育毒害太深，以致歧视、不尊重台湾人，不敢任用台湾人，不给予民主平等待遇，那将引起台湾同胞的不满。简言之，大陆台籍人士的台湾文化重建方案，就是在尊重信任，任用台人的基础上，在推行祖国化时注意保存所养成的近代文明，以做为大陆各省实施三民主义的示范。为此，大陆台籍人士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文化重建措施。如谢南光主张：“考试方面，将来应以十年为期，实行特别考选制度，由考试制定特别选区，准予以日文应试，因为由中学改授国文至大学毕业，需时十年，十年以后，即可撤销”。臬绍则呼吁：“对于语言文字教学采用渐替政策，台湾方言为暂时（5年或8年）公用语，并规定日文通用期间，制止额外的纷乱情形及不正当的事物搬进台湾”。孝绍则颇有远见地说：“要推行‘做’的三民主义，而不是‘讲’的三民主义……杜绝假三民主义之名而行私利之实的弊病，使每一个台湾人都享受到三民主义真正的恩惠”。许显耀则“希望政府注意到的地方之特殊，如派到台湾的军队、警察应提高水平，方能给台湾人以好的印象”。
二、国民党政府对台文化重建政策的制定
针对台湾光复，国民党政府于1944年4月在中央设计局内成立了台湾调查委员会，以曾留学日本、日据时期有过台湾考察经历的陈仪为主任委员，负责统筹收复台湾的事宜。陈仪在国民党内算是对台湾最有实际经验的高级官员，他曾于福建省主席任内赴台参观日本夸耀其殖民统治成果的“始政40周年纪念博览会”，对日本的经济建设成就颇感震惊和佩服。然而，陈仪对台湾的实际经验与观察，似乎多集中于产业与利权方面，与其它党政军要员一样，他也认为台人受日人奴化教育毒害甚深。陈仪认为，台湾长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奴化教育影响，“文化情况，与各省两样。多数人民说的是日本话，看的是日本文，国语固然不懂，国文一样不通，对于世界与中国情形，也多茫然。所以治台的重要工作，是心理改造。”对陈仪治台有重大影响的核心智囊沈仲九也认为，“心理建设即总理所谓人民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台湾在辛亥革命以前已受敌人统治，故受三民主义的影响自然比各省小。但如果接收之始，即对台人思想之改变特加注意，二三年后，人民对主义的了解自可增进，训政自可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的汪公纪甚至直斥大陆台籍人士的见解为“台人治台”的谬见，他从动机上就根本怀疑其用心不良，并以为“徒以台人治台原则，驱令彼毫无党务及行政经验之浪人，付以重寄，窃以为战后之台人必失望。”可见，国民党政府主政官员对台经验偏重于丰富特产的研究与调查，而忽略了台湾人民的心理和特征。许多人甚至怀有“台湾浪人”的刻板印象，对台人具有一定程度的不信任感。在台湾人民在同化与近代化的纠葛问题上，官方主政人员与大陆台籍人士的看法大相径庭，他们认为，台湾同胞由于受日本奴化教育影响很深，即使有人才，也沾染了“奴化思想”，目前尚不宜任用。因此，政府应在暂时排除台人的情况下，以训政统治方式尽快清除台人的奴化思想毒素和传播祖国文化，使台人归心于三民主义和中华民国。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陆台籍人士与国民党政府在台人奴化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但在关于建立特殊化的行政体制方面，却有着很大的一致性。大陆台籍人士与陈仪一样，都看到了当时大陆各省的行政体制的弊病，同时也对日本殖民统治的高效率留有深刻印象，都主张建立特殊化的行政体制，以杜绝大陆弊病。大陆台籍人士关于重用台人的主张没有被官方接受，而在建立特殊化的集权行政体制上达成了共识。1945年8月至9月间，国民党政府正式建立了特殊化的行政长官公署，赋予行政长官陈仪行政专断与委任立法大权，但公署第一批一级主事几乎清一色是陈仪的浙江与福建班底，至于台人不论岛内岛外则无一人被网罗。可见，国民党政府官方主观上是十分重视台湾的，建立特殊化的集权行政体制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杜绝当时国内问题波及台湾，但这种不信任台人、暂时排斥台人的方案对于曾遭受日本殖民统治差别待遇的台湾同胞来说是十分敏感的，容易产生被歧视、被排斥感。当这种集权行政体制未能发挥阻止当时国内政治经济的弊病冲击的理想效果时，其重建方案的负面因素就难免备受诟病，以致在1947年“二二八事变”中铸成了难以弥补的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