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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详细描述了郑振铎编印《玄览堂丛书》底本的来源情况，通过《文献保存同志会工作报告》和相关信札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同时，考察了郑振铎等在上海“孤岛”所搜购的古籍善本的流散，藉以呈现《玄览堂丛书》底本散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台湾“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三地的历史原因，揭示了在流散过程中“文献保存同志会”、蒋复璁、陈君葆、叶恭绰等文化人士为抢救和保存古籍善本所付出的努力。
关键词《玄览堂丛书》郑振铎文献保存同志会国家图书馆
分类号G253
郑振铎编印《玄览堂丛书》正续三集，在底本的选择上具有超前的眼光，如注重明刻史料的搜集、注重珍稀明刻版本的保存，以及在经费有限和战争形势瞬息变化的条件下如何平衡珍贵宋元善本抢救和专力搜购明刻精本之间的关系等，反映出“文献保存同志会”在采购古籍善本和文献建设上的标准和取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基于此，本文详细描述了郑振铎编印《玄览堂丛书》底本的来源情况，通过《文献保存同志会工作报告》和相关信札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同时考察了郑振铎等在上海“孤岛”所搜购的古籍善本的流散，藉以呈现《玄览堂丛书》底本散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台湾“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三地的历史原因，而其中相关文化人士除“文献保存同志会”外，如蒋复璁、陈君葆、叶恭绰等为此付出的辛勤努力，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尤为后人所尊重和敬仰。
1 从《文献保存同志会工作报告》及相关信札看《玄览堂丛书》底本的来源
根据《文献保存同志会工作报告》及相关信札，初步判断《玄览堂丛书》底本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十四种途径。
1.1 刘承幹嘉业堂旧藏24种
刘承幹（1881—1963），字贞一，号翰怡，别署求恕居士，浙江吴兴人，民国间著名藏书家和刻书家，所藏以明刻本为最精，藏书楼名嘉业堂。抗战之始，刘承幹将嘉业堂藏书中的珍本运至上海和苏州分储，成为郑振铎等“文献保存同志会”重点搜购的对象。
1940年5月14日，郑振铎致蒋复璁信中说：“嘉业堂书最为重要，且须秘密进行，盖某方亦甚注意也。”又说：“现在最感需要者，为续筹款七八十万，以便商购刘张（笔者注：张钧衡）诸家之书。”[1]252此恰是刘承幹在上海欲售嘉业堂藏书之时。1940年5月7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二号工作报告》中称：“今后半年间，实为江南藏书之生死存亡之最紧要关头。瞿氏方面已无问题，决不至出售。惟此外如嘉业堂、张芹伯、张蔥玉、刘晦之、徐积余及袁伯夔所藏，均有散失之虞，且其时间恐均在此半年之内。”又称：“所最可虑者为二刘（笔者注：刘承幹、刘晦之）所藏，嘉业堂所藏善本多半在沪，多而不甚精，其中明初刊本一千八百种以上，实大观也，其重要实在其所藏宋元本之上。”[2]94同年6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三号工作报告》中称：“嘉业堂善本书亦索价至四五十万金，此皆非今日此间之力所能及者。然我辈不及早商购，则亦必有流落国外之虞。远碧楼普通书尚不足惜，然如张芹伯、嘉业堂之藏却万不能再任其失去。”[2]98除了嘉业堂藏书本身重要性之外，“文献保存同志会”甚至将嘉业堂和张芹伯的藏书目录作为选购善本的标准，《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三号工作报告》即称“此刻对于收购宋元明刊本，皆参考嘉业堂及张芹伯二家书目”，又同年8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四号工作报告》也说“近来北平各肆寄来善本书不少，中尽有极佳者，曾以一月以上之时力，加以剔除，凡刘张二目皆已备者皆剔去。”说明张钧衡所藏宋元本、嘉业堂所藏明刻本，实属当时上海藏家所藏中的精华。
1940年七八月间，郑振铎等与刘承幹进行了洽谈，7月20日郑振铎致蒋复璁信中说：“刻下积极进行者为张芹伯及嘉业堂二批书。”又8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四号工作报告》称“惟某方亦在竞购，嘉业主人殊感应付为难，且某方原出四十五万者，近忽愿增价至六十万，此数亦非我辈力所能及”，经过再三商谈，决定以“两全”之计处理购书之事，即将嘉业堂藏书分为三批：第一批为“我辈认为应亟需保存，且足补充已购诸家之未备者，即一部分宋元本、明刊罕见本、清刊罕见本、全部稿本、一部分批校本，此一批正在选拣中，俟全部阅定后，即可另编一目，按‘目’点交。”第二批为“次要之宋、元、明刊本及一部分批校本，卷帙繁多之清刊本等”，第三批为“普通清刊本，明刊复本及宋元本之下驷，我辈认为可以不必购置，即失去亦无妨‘文献’保存之本意者，留作时局平定时成交，即万不得已为某方所得，亦不甚可惜。”在报告中，郑振铎等高度肯定了刘承幹嘉业堂藏书的价值和地位，称：“嘉业堂藏书总数为一万二千四百五十部，共十六万零九百六十余册，书目凡二十三册，普通参考书几于应有尽有，作为一大规模图书馆之基础极为合宜。其中宋元明刊本及抄校本、稿本，约在四分之一以上。其精华在明刊本及稿本，明刊本中尤以‘史料’书、‘方志’为最好。明人集部亦佳”，又称：“此项明人集则大都皆（卷）帙甚多之重要著述。清初刊之诗文集，亦多罕见者。约略加以估计，如以五十万全得之，每册不过平均值三元余，即以六十万（最高价）得之，每册平均亦未超过四元也。第一批选购之书，约在二万册左右，皆其精华所聚。如付以二十万，每册平均亦仅十元。现在此类明刊本，价值极昂，每册平均总要在二三十元以上（明刊方志，平均市价每册约五十元至百元），稿本尤无定价。以此补充‘善本’目，诚洋洋大观也。加之以芹伯等所藏，已足匹俪北平图书馆之藏而无愧色。”[3]106-107
但购买嘉业堂藏书却存在经费上的困难，1941年1月6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六号工作报告》称：“续股到齐后，如欲同时问津刘张二氏书，实不易办到之事。盖刘书须四万（笔者注：为避免引起他人注意，从第五号报告起，所列书款多非实价，有时以万为十万），张书亦须四万左右。而店中力量，除去应储之运费，还马氏一万，又杂支及印书费外，实仅敷购置张或刘一家之物也。现正与森公仔细考虑，未能下一决心。”[3]116同年3月19日，郑振铎致蒋复璁信中再陈购买嘉业堂藏书之重要和紧迫性，云：“如能获得刘货，则全部精品可有三千五百种左右，可抵得过北平图书馆之四册善本目矣。所不及者，惟宋元本及明代方志部分耳。”“盖刘货为时髦物，思染指者不在少数。有某某古董商，亦已在议价中。又袁某（笔者注：袁同礼）在此，闻有破坏意，且亦在钻营接洽中。如此批货为外人所得，诚自身莫赎之罪人也。”[1]266-267限于经费，郑振铎偕徐森玉至刘承幹处又进行了一番拣选工作，同日信中说：“精品至多，爱不忍释。经仔细选剔后，尚可有一千六七百种之上品。若零星购置，其价恐将倍屣，且其精品亦多万不可获得者（可遇不可求之物居多）。关于明代史料，清儒稿本及若干禁书部分，均足称钜观。”至四五月间，方将嘉业堂藏书买下，5月3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八号工作报告》称：“刘书已成交。计共选取明刊本一千二百余种，钞校本三十余种，共计价洋二万五千五百元（内五百元为介绍人手续费），款已付讫，书亦已分批取来（仅有十余种未交），正在清点中。”[3]116郑振铎等费尽周折，克服经费的困难和各方的周旋，报告中称“此批书商谈甚久，变化颇多，功败垂成者不止二三次”，“我辈之心力已殚矣”。然终将嘉业堂藏书整批买下，避免了“史在异邦”的惨痛局面。这是“文献保存同志会”在抢救民族文化遗产方面的重要历史贡献，郑振铎无疑起了关键性作用。
1.2 张钧衡适园旧藏2种、张蔥玉旧藏1种
张钧衡（1872—1927），字石铭，号适园主人，浙江吴兴人，其藏书楼曰适园。张钧衡逝后，其藏书为其子张乃熊（字芹伯，一字菦圃，张蔥玉伯父）和之孙张珩（蔥玉）典守，所藏2种为续集之《荒徼通考》和三集之《算法全能集》。
郑振铎等“文献保存同志会”于嘉业堂藏书之搜购费尽心力，张钧衡适园旧藏之购亦如此，同志会直接与张乃熊洽购。1940年5月7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二号工作报告》提到适园藏书“有散失之虞”，且称：“张芹伯书为最精，仅黄跋书已有九十余种。”同年5月14日郑振铎致蒋复璁信中称最亟待者乃筹款以商购刘承幹、张钧衡二家之书。6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三号工作报告》提到张芹伯之藏“万不能再任其失去”，此后购书即以芹伯藏书目为采购之标准。7月20日致蒋复璁信中再次提到适园藏书，说：“芹伯书中仅宋板已有七十余种，黄跋有百种左右，诚南瞿北杨之后劲也。”[1]257至8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四号工作报告》称：“张氏菦圃（芹伯）善本书目，顷已编就，凡分六卷，约在一千二百种左右（全部一千六百九十余部，其中约六百种为普通书），计宋刊本凡八十八部一千零八十册，元刊本凡七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五册，明刊本凡四百零七部四千六百九十七册，余皆为抄校本及稿本。仅黄尧圃校跋之书已近百部，可谓大观。适园旧藏，固十之八九在内，而芹伯二十年来新购之书尤为精绝。彼精于鉴别，所收大抵皆上乘之品，不若石铭之泛滥、误收，故适园旧藏或有中驯杂于其中，而芹伯新收者则皆为宋、元本及抄校本之白眉。现正在商谈，有成交可能，索五十万，已还三十万，芹伯尚嫌过低，不欲售。然彼确有诚意，最多不出四十万或可购得。”[3]106故报告中请求续拔七十万经费，其中35万用于购买适园旧藏，同时指出刘承幹、张芹伯二家之藏的重要性，云：“若能尽张芹伯及嘉业堂之所有，并继得南北各藏家之精华，则‘百宋千元’之盛业，固可立就。”[3]107
1941年1月6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六号工作报告》提出限于经费，“似尚不妨暂行稽延下去，以待将来之机缘”。至5月3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八号工作报告》称五月份最重要之事即商购芹伯藏书，5月21日郑振铎致蒋复璁信中也再次说张芹伯之书“去岁开价五万，曾还以三万，芹伯嫌过低，然亦表示可以接近商谈”。至11月份方将此批书购入，同月22日郑振铎致蒋复璁信中说：“芹货点收事已有十余日，忙碌不堪，再有四五日，即可完毕矣。”12月2日信中又说：“芹货点收，将次完竣，佳品缤纷，应接不暇。”终将适园旧藏张芹伯典守部分及张芹伯所续藏之精华化私为公，至此“文献保存同志会”抢购工作也已经接近尾声。
张蔥玉（1917—1964），名珩，别署希逸，曾任职国家文物局，所藏1种为续集之《总督四镇奏议》。因其所藏，既有适园旧藏，兼复自己搜罗所得，故亦极为“文献保存同志会”注意和重视。1940年5月7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二号工作报告》提到张蔥玉之藏有“散失之虞”，至8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四号工作报告》，提及向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申请续拨经费，其中4万元即筹划用于购买蔥玉藏书。1940年底，购入张蔥玉藏书，1941年1月6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六号工作报告》称：“张蔥玉善本书一百余种，已以三千五百元成交，书款两讫。”
1.3 徐乃昌旧藏2种
徐乃昌（1866—1946），字积余，号随庵，安徽南陵人，藏金石、图籍颇富，藏书斋曰积学斋，所藏2种为初集之《纪古滇说原集》和《皇明帝后纪略》。1940年5月7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二号工作报告》称徐乃昌所藏“有散失之虞”，又说：“徐氏书亦在编目，其价亦不甚钜。”至6月，郑振铎等开始与徐乃昌商购，同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三号工作报告》称：“又有徐氏积学斋藏抄校本书数十箱，亦在商谈中。”迟至1941年二三月间方将徐氏藏书购归，4月16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七号工作报告》称：“分批购得积学斋徐氏善本书二十种，计共用款五百三十元。”
1.4 沈曾植旧藏2种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寤叟，浙江嘉兴人，所藏多善本，藏书斋曰海日楼，所藏2种为续集之《工部厂库须知》和三集之《大明律附例》。购买事在1940年底，1941年1月6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六号工作报告》称：“沈氏海日楼藏书，现已全部散出，归中国书店出售。敝处事前再三与之约定，全部书籍须先由敝处先行阅定后，始可散售他人，此点现已办到，并已由该店分批将各书送来。经仔细选剔后，所得者颇为可观。其中关于明代史料部分及天一阁旧藏部分最为重要。”
1.5 王荫嘉旧藏1种
王荫嘉（1892—？），名大森，字殷泉，号苍虬，浙江秀水人，与其弟王大隆（欣夫）俱喜藏书，藏书斋曰二十八宿研斋，所藏1种为续集之《倭志》。1940年6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三号工作报告》称：“王荫嘉氏二十八宿砚斋所藏元明刊本及抄校本书一百五十余种，由来青阁介绍，以国币七千元成交。”但《倭志》并不在此批书内，而可能是在七八月间或前后，同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五号工作报告》称，北平书肆邃雅斋数月前邮寄一批善本，经郑振铎等仔细研究和剔选，择其罕见秘籍或四库存目之底本及当时不易得者，共购八十余种，其中即有此书。
1.6 翁之缮旧藏1种
翁之缮（1874—1917），字公劲，号兰士，江苏常熟人，翁同爵曾孙，所藏1种为续集之《延平二王遗集》。1941年初郑振铎等购得，4月16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七号工作报告》称，零星在沪肆购得者计15部，其中即有此书。
1.7 孙毓修旧藏1种
孙毓修（1871—1923），字星如，一作恂如，号留庵，别署小绿天主人，江苏无锡人，主持涵芬楼购买古书。所藏1种为三集之《平粤录》。
1.8 王绶珊旧藏1种
王绶珊（1873—1938），名体仁，浙江绍兴人，藏书斋曰九峰旧庐。所藏1种为三集之《寓圃杂记》。1941年5月21日，郑振铎致蒋复璁信中提及王绶珊所藏以方志为多，至12月2日致蒋复璁信中又称“环顾宇内，北方之傅沅叔、邢赞亭，南方之王绶珊及吴某（笔者注：吴某疑即为吴梅）其所藏亦均可得”，而此时实际上“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抢救工作已接近尾声，战争形势的变化已不允许郑振铎等继续在上海进行古籍善本的搜购。结果是傅增湘之书归国立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建国后至1998年称北京图书馆），建国初邢之襄、吴梅之书又归北京图书馆，王绶珊所藏方志大部则在建国前归清华大学图书馆。
1.9 沈德寿旧藏1种
沈德寿，生卒年不详（约清末民初在世），字药庵，浙江慈溪人，藏书斋曰抱经楼，以所得多为清卢址旧藏，故仍其名。所藏1种为续集之《皇朝本纪》。
1.10 潘承厚旧藏1种
潘承厚（1904—1943），字温甫，号少卿、博山，别署蘧庵，江苏吴县人，潘承弼之兄，藏书斋曰宝山楼。所藏1种为续集之《大元大一统志》。潘博山曾襄助郑振铎购书，甚为得力。1942年六七月间，郑振铎开始向潘博士洽购《大元大一统志》，7月25日在写给蒋复璁的信中说：“近拟购潘某处之《大元一统志》四册（贞节堂抄本，存三十余卷，中有二十五卷为孤本），彼竟开口索二千元，诚难问其居心，实存敲诈，大为不该，只好绝口不提，置之度外矣。”[4]222迟至1943年8月方购入，而此时潘博山已逝，同月7日致蒋复璁信中说：“博山在世时，曾向之指购《大元一统志》，彼索二千金，当时以其过昂，中止不该，今日则价必涨高不少，然决不需要十倍之数，则可知也。故在今日购入此种书，以物价衡之，尚是至廉。”[4]228
1.11 袁思亮旧藏1种
袁思亮（1879—1939），字伯夔，号蘉庵，湖南湘潭人，藏书极精，藏书室曰刚伐邑斋。所藏1种为续集之《怀陵流寇始终录》。袁思亮藏书亦颇受“文献保存同志会”重视，1940年4月2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一号工作报告》称正在进行袁氏藏书的洽购，其数近八十箱，中多善本，“包罗甚广，精品极多，数日后或可商谈成功”。5月7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二号工作报告》则提到袁氏藏书“有散失之虞”，又称：“袁氏书中，抄校本佳妙者甚多，正在接洽中，想不日可成，价亦不至甚昂。”大概此后不久即顺利购入。
1.12 傅以礼旧藏1种
傅以礼（1827—1898），字戊臣，号小石，别署节庵学人，浙江会稽人，藏书斋曰华延年室。所藏1种为续集之《馘闯小史》。1940年6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三号工作报告》称从中国书店得大兴傅以礼旧藏明末史料书不少，多有傅氏校及跋，均为极难得之书，其中即有此书。
1.13 赵万里代购1种
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号芸盦，浙江海宁人，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所代购1种为初集之《开原图说》。郑振铎等在上海“孤岛”抢救古籍善本之际，在北方则委托赵万里帮忙代购，1940年5月14日郑振铎致蒋复璁信中说：“北平方面，已委托可靠之友人代为采购。新发现之要籍，当可不至流落外人手中。”所称“可靠之友人”即赵万里。此书在1942年7月购得，同月25日郑振铎致蒋复璁信中说：“赵君另觅得明刻本《开原图说》为代，书亦未到，据云较此尤佳。”
1.14 书肆及其他来源
《玄览堂丛书》有些底本为从书肆或藏家个人零星购得，如1940年4月2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一号工作报告》提到零购的底本有《神器谱》和《雪窦山寺志略》，并称后者为极罕见之书。同年5月7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二号工作报告》则提到从书肆零购的底本有《神器谱或问》。同年8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四号工作报告》则提到零购各书有以六百五十元所得《今史》九册，得明刻本《种氏四钟》（中有《倭奴遗事》一种，最佳），得《东事书》（叙辽事，极佳）。至10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五号工作报告》提到数月前北平邃雅斋书肆寄同志会善本三百余种，其中有《倭志》。1941年1月6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六号工作报告》提及本月底由汉文渊书肆介绍，购得合肥李氏书一批，其中有《甲申纪事》。
综上，《玄览堂丛书》初续三集71种中，根据“文献保存同志会”工作报告和郑振铎致蒋复璁信札计查得底本有明确记录者48种。
2 《玄览堂丛书》底本的流散与国家图书馆的入藏
《玄览堂丛书》在影印出版之后，其底本并没有集中放在一起，因为印书的时间从1940年6月至1941年底，底本随着使用完的的先后时间而次第与其他善本放在一起。例如，在由香港被日本劫掠至东京帝国图书馆的书中，《玄览堂丛书》的底本只有1部，即三集之《今史》。因此，探索《玄览堂丛书》底本的流散，就需要从整体上描述郑振铎等“文献保存同志会”所抢救的古籍善本的流散过程。因笔者无法查得当时直接而明确的书单，除了知晓劫掠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1954年文化部拨交和1961年经文化部介绍入藏北京图书馆的《玄览堂丛书》共计13种底本情况外，其余底本都只能通过整体描述来大致了解其流散过程。
1940年5月7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二号工作报告》称，所购的古籍善本装箱时分为三类：一为甲类善本，包括宋元刻本、明刻精本、明清人重要稿本和明清人精抄精校本。一为乙类善本，包括明刻本、清刻精本及罕见本、清人及近人稿本和清人及近代抄校本。其他为普通本，即丙类。甲类善本装旅行大箱存于外商银行，乙丙二类装大木箱，存于外商银行堆栈。还有一部分善本书，则是存放在法宝馆内。由于所购善本数量越来越多，到1940年底，单是甲乙两类善本即有三千余部、二万九千多册，普通书和香港所得还不算在内，因此“保管发生困难，不仅所费不赀，此时远东局势愈趋险恶，太平洋战争随时都可能一触即发，上海和香港两孤岛中的古籍何去何从，着实煞费安排”[5]。根据1940年8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四号工作报告》，早在此年的八月份前后，郑振铎等便开始筹划运送路线的问题，称“将来或可托便人，分批由滇越运入（闻滇越路旅客尚可通行），先藏昆明，由昆明运输。”至1941年上半年，最终决定先将书运至香港，4月16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七号工作报告》称将香港装箱书托友人寄至缅甸仰光转运。
在上海孤岛搜购的古籍善本，1941年7月间由徐森玉携带八十余种最善本先经香港运至重庆。另二千余部约二万三千册经丁衣仁、陈颂虞之手邮寄至香港冯平山图书馆，交由香港大学文学院长许地山（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病逝）、冯平山图书馆陈君葆馆长保管。同时，叶恭绰等请人整理装箱，徐信符、冼玉清等十多位文化人士参与了整理，在陈君葆馆长的协助和照料下，共装111箱计约3万册。但实际情况是，并没有将所有寄到的书装箱，仍有一部分书暂时存放在冯平山图书馆（下文叶恭绰致郑振铎信中有所揭示）。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运往仰光的水路断绝，只得改变计划运美寄存。请胡适大使转存美国国会图书馆暂存，为了便于识别，加盖中央图书馆馆章和中英庚会印记。陈君葆在111个箱子上用英文写“寄给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中英文化协会香港分会秘书陈君葆寄”字样，等待12月6日“格兰总统号”邮轮运走，但因邮轮匆促未及运走，而邮轮至菲律宾海域便遭日机轰炸沉水，反而为幸事。25日香港沦陷，1942年1月底，陈君葆亲眼看到111箱书被日军搬离香港大学。
在上海孤岛，还剩余几百种书保存在上海爱文义路觉园的法宝馆，由郑振铎委托孙家晋等负责保管，抗战后也迟迟未向南京移交，一直拖延到上海解放[6]。1950年，此批书交由董必武率领的中央工作团华东分团。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适应战后调查文物的劫掠和损毁情况，以备向日本搜寻和追偿，同年11月1日行政院训令教育部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改名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分设建筑、古物、图书和美术四组，主任杭立武、副主任李济和梁思成，委员由马衡、蒋复璁、袁同礼等18人组成，设立平津、武汉、粤澳、东北、京沪五个调查区，其中平津由沈兼士、王世襄负责，编定《战时文物损失目录》。在此之前的10月24日，选定张道藩等13人组成赴日调查团，最终改派李济之、张凤举以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及专门委员名义赴日随团工作，经办劫物调查和归还事宜[7]。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调查劫掠至日本文物的背景，就日本所劫掠的111箱书而言，则是这个大背景中的一小幕，但却同样牵动着当年操办或经手此批书的诸多文化人士的心，主要有以下五者：
（1）陈君葆多方探询一腔爱书护书热忱。陈君葆（1898—1982），字厚基，别署水云楼主，广东中山人，曾任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兼中文学院教席和大学秘书。运港之书主要由陈君葆负责保管，日本投降后，陈君葆立即追查此批书的下落。1946年1月，陈君葆得知外国友人博萨尔随远东委员会到日本审查日本战争罪行，乃请他留意那111箱书的下落。同年6月16日陈君葆在日记中写道：“博萨尔给马提太太的信，说在东京上野公园发现111箱书籍，叙述很详细。他写道：同时，除了我自己的书外，我又在上野公园的帝国图书馆发现自香港移来的中国政府的书籍。我立报告东京的中国大使馆，把陈君葆信内对这事的纪述告诉了他们，因此我希望中国政府不久将会得回那整部图书。但最好陈君葆也写信到东京的英国或中国大使馆交涉取回，把详细内容举出，说明什么书曾从港大搬出，则当然能全部取回无疑。请为我多谢陈君，并告诉他那些书是先寄到东京的参谋本部，再从那里移到文部省，更或由文部省转移至上野公园帝国图书馆，其时约为1944年夏季。”陈君葆得悉此事后，立即写信给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并同时告知郑振铎。7月11日，陈君葆接教育部次长杭立武7月4日来信，说111箱书已经追回。其中只有1部《玄览堂丛书》三集《今史》的底本。195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陈君葆、陈丕士等五位人士时，当面肯定保管藏书的历史功绩。
（2）叶恭绰心系藏书积极查证相关细节。叶恭绰（1881—1968），字裕甫，号遐庵，广东番禹人。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叶恭绰致郑振铎信中说：“兹因整理在港运书各文件，欲奉告数事：1、在港装箱运美之书，弟处目录尚在，惟此目录限于运美各箱之书。其由沪运港之书的总目，大约尊处必有之，将来须由尊处除去其中运美各书，即为尚应存港平山图书馆之图书。可向该馆询查，是否尚在该馆（馆中经手乃马季明、陈君葆）。2、运美各书之目录，当时编制匆促，不及查注版本等等。弟拟向尊处补查补注，以为向日本索回之据。此项工作或由尊处办理，更为省便，因诸书皆经公看过，且有底册，易于覆按也。弟已觅人将各箱目录再抄一份，以备尊处应用。3、此运美各书又闻仍在港，但并无确据，尊处曾否得有何项最近消息？4、蒋慰堂要自运美各箱中抽出之书，经弟托人带渝，以为途中失去，兹查尚在香港，无恙，特此奉慰。”[8]研究者认为此信写于1945年11月7日。从信中可以了解到装箱运美书的一些细节，如所寄存冯平山图书馆之书，除所装111箱外，尚有一部分仍留在本馆。所装111箱中书，尚有一部分蒋复璁安排的抽出之书，曾计划运至重庆，但亦因香港沦陷而搁置，仍留在馆里。这一部分抽出书和未装箱之书，由陈君葆秘密地藏匿下来，或认为抗战后如数归还中央图书馆[9]。实际上，所归还的仍只是蒋复璁安排的抽出书，余者（数量应该不会很多）仍暂存冯平山图书馆。
（3）顾毓琇、刘增华查明下落追回劫掠书。顾毓琇（1902—2002），字一樵，江苏无锡人。抗战胜利后，顾毓琇赴日接收科技事项时，无意间在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仓库中发现此批书。1946年2月，经民国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专员刘增华深入查证，幸有中央图书馆馆章为凭，分别在帝国图书馆和伊势原乡村土窖等处查获，共计珍本3286部34970册（其中帝国图书馆为25000册，由长泽规矩也整理为《静盦汉籍解题长编》）。根据查证，了解到此批书被日军劫掠的经过，香港沦陷后，此批书被竹腾峰治等人劫往日本，分藏帝国图书馆和伊势原等处。1946年4月27日，陆军总司令部电告审讯日本战犯掠夺平馆香港办事处图书一案情况，言及此111箱书遭劫掠之事，称：“查战犯酒井隆于民国卅一年（1942）一月占领香港时，曾令部属掠夺存放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之图书三百箱，又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图书一百一十箱，又存香港永安货仓之西文图书廿箱，先后运送东京参谋本部及上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等情。”[10]380又5月14日何多源致袁同礼信中说：“查香港系于民国卅年（1941）十二月廿五日完全沦陷，同月廿八日即有日人竹腾蜂治偕同日军将官阶级军官，前到般含道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搜查书籍。一到即上三楼，视察国立中央图书馆准备寄运中国驻美大使馆胡适大使代存之善本图书一百一十一箱……卅一年（1942）二月上旬，即由日本调查班班长宫本博少佐着人来馆掠取国立中央图书馆寄存之善本古书，全部计一百一十一箱……所有搬走之书，均于箱面写明‘寄东京参谋本部御中’。”[10]381此批书既已经查证落实，拟在8月18日前分两批运回国内。
（4）王世襄、谢辰生护送归入国立中央图书馆。王世襄（1914—2009），字畅安，著名文物鉴定专家。1946年12月中旬，王世襄作为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教育组成员赴日，利用中央航空公司的专机回国的机会，把代表团驻地的十余箱善本书先行运回了上海。1947年2月，经过多方努力，把存放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的一百余箱善本书，用汽车运到横滨码头，再用轮船运回上海。船到上海时，郑振铎指定孙家晋和谢辰生，还有一位国立中央图书馆潘先生到码头迎接。解放前夕，此批书悉数运往台湾保存，现藏台湾“国家图书馆”。
经郑振铎等“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抢救，可以说抗战期间上海散出的江南藏家所藏精华，大都购为公藏，郑振铎1944年3月25日日记称：“至张（蔥玉）处，至各书肆，无所得”[11]，便是明证。此批书成为战后国立中央图书馆馆藏的基础。1948年10月，国立中央图书馆奉命将比较珍贵的图书运往台湾，经徐森玉鉴定，将重要书籍分四批装箱运走，至1949年初李宗仁下令停运第四批书，留存南京，而《玄览堂丛书》底本则缘此而分身数处，在当时即有南京、香港、上海和台湾四个落脚地。
综上，郑振铎等在上海“孤岛”搜购的古籍善本的大致流散情况可以通过图1来描述：
图1玄览堂珍籍流散简图
《玄览堂丛书》初续三集71种底本，现存63种（含存疑2种），未查得下落者8种（初集之《纪古滇说原集》《经世急切时务九十九筹》《兵部问宁夏案》《刑部问宁王案》，续集之《倭奴遗事》《黄石斋未刻稿》《蔡夫人未刻稿》，三集之《嘉靖新例》）。现存底本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4种，含存疑2种（初集之《开原图说》和《高科考》）；台湾“国家图书馆”藏25种，南京图书馆藏24种。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来源如下：
（1）1954年4月文化部社管局移交1种。此种即续集之《虔台倭纂》（10411），而推测此本即最初留在上海法宝馆一批书中的一部。上文已提到此批书抗战期间郑振铎委托孙家晋等保管，抗战后未向南京移交。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成立接收工作指导委员会华东工作团，由董必武任团长，办理接收国民党政府有关人事档案、图书、卷宗和其他一切应行接收事宜。华东工作团即接收此批书，其中善本部分经文化部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
（2）1961年文化部移交10种（实际为11种）。《北京图书馆1961年工作总结》提到在中文旧书方面，文化部拨交了郑振铎抗战期间在上海抢救的一部分珍贵古籍。经查善本特藏部善本组收讫善本书账簿，此年9月21日文化部文物局移交2种，即《皇舆考》（15041）和《鼎镌钦颁辨疑律例昭代王章》（15043）；10月5日移交3种，即《万历三大征考》（15147）、《辽筹》（15140）、《交黎剿平事略》（15150），实则为4种，《东夷考略》《都督刘将军传》皆附在《万历三大征考》中。10月10日移交1种，即《安南来威图册》（15158）；10月11日移交4种，即《裔乘》（15181）、《九边图说》（15174）、《宣大山西三镇图说》（15176）、《诸司职掌》（15163）。上述11种即1941年在香港未装箱书部分，一直保存在香港冯平山图书馆，其中《诸司职掌》钤“香港图书馆管理”一印即是明证。
（3）赵万里代购未归书1种、拍卖会购买1种。此2种为存疑。上文已提到1942年7月赵万里代购1种即《开原图说》（4491），推测可能由于战争原因此书并未寄至上海，而仅提供影印件供郑振铎出版《玄览堂丛书》之用，从而留在了国立北平图书馆，经查现存此书仅此一部，应即为底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国家图书馆自拍卖会购入《高科考》（19692）一部，行款版式与《玄览堂丛书》影印本相同，且经查现存此书仅此一部，疑亦应即为底本。
郑振铎编印《玄览堂丛书》仅是抗战期间“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古籍善本的一个“插曲”，目的是为了让珍稀明刻史料善本能够化身千百流传下来，但通过此一“个例”却足以揭示“文献保存同志会”工作的诸多方面，从而成为两年间“文献保存同志会”工作的缩影。在夷氛侵凌和内战频仍的战争年代，《玄览堂丛书》底本的命运无疑也是当时整个时代民族典籍文献遭受涂炭损毁、劫掠强取的缩影，幸运的是，如今绝大多数还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台湾“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三处，昨日历尽波折，今天能有机会合璧聚首，既是告慰，也是幸事。
关键词《玄览堂丛书》郑振铎文献保存同志会国家图书馆
分类号G253
郑振铎编印《玄览堂丛书》正续三集，在底本的选择上具有超前的眼光，如注重明刻史料的搜集、注重珍稀明刻版本的保存，以及在经费有限和战争形势瞬息变化的条件下如何平衡珍贵宋元善本抢救和专力搜购明刻精本之间的关系等，反映出“文献保存同志会”在采购古籍善本和文献建设上的标准和取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基于此，本文详细描述了郑振铎编印《玄览堂丛书》底本的来源情况，通过《文献保存同志会工作报告》和相关信札还原了当时的历史场景。同时考察了郑振铎等在上海“孤岛”所搜购的古籍善本的流散，藉以呈现《玄览堂丛书》底本散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台湾“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三地的历史原因，而其中相关文化人士除“文献保存同志会”外，如蒋复璁、陈君葆、叶恭绰等为此付出的辛勤努力，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尤为后人所尊重和敬仰。
1 从《文献保存同志会工作报告》及相关信札看《玄览堂丛书》底本的来源
根据《文献保存同志会工作报告》及相关信札，初步判断《玄览堂丛书》底本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十四种途径。
1.1 刘承幹嘉业堂旧藏24种
刘承幹（1881—1963），字贞一，号翰怡，别署求恕居士，浙江吴兴人，民国间著名藏书家和刻书家，所藏以明刻本为最精，藏书楼名嘉业堂。抗战之始，刘承幹将嘉业堂藏书中的珍本运至上海和苏州分储，成为郑振铎等“文献保存同志会”重点搜购的对象。
1940年5月14日，郑振铎致蒋复璁信中说：“嘉业堂书最为重要，且须秘密进行，盖某方亦甚注意也。”又说：“现在最感需要者，为续筹款七八十万，以便商购刘张（笔者注：张钧衡）诸家之书。”[1]252此恰是刘承幹在上海欲售嘉业堂藏书之时。1940年5月7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二号工作报告》中称：“今后半年间，实为江南藏书之生死存亡之最紧要关头。瞿氏方面已无问题，决不至出售。惟此外如嘉业堂、张芹伯、张蔥玉、刘晦之、徐积余及袁伯夔所藏，均有散失之虞，且其时间恐均在此半年之内。”又称：“所最可虑者为二刘（笔者注：刘承幹、刘晦之）所藏，嘉业堂所藏善本多半在沪，多而不甚精，其中明初刊本一千八百种以上，实大观也，其重要实在其所藏宋元本之上。”[2]94同年6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三号工作报告》中称：“嘉业堂善本书亦索价至四五十万金，此皆非今日此间之力所能及者。然我辈不及早商购，则亦必有流落国外之虞。远碧楼普通书尚不足惜，然如张芹伯、嘉业堂之藏却万不能再任其失去。”[2]98除了嘉业堂藏书本身重要性之外，“文献保存同志会”甚至将嘉业堂和张芹伯的藏书目录作为选购善本的标准，《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三号工作报告》即称“此刻对于收购宋元明刊本，皆参考嘉业堂及张芹伯二家书目”，又同年8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四号工作报告》也说“近来北平各肆寄来善本书不少，中尽有极佳者，曾以一月以上之时力，加以剔除，凡刘张二目皆已备者皆剔去。”说明张钧衡所藏宋元本、嘉业堂所藏明刻本，实属当时上海藏家所藏中的精华。
1940年七八月间，郑振铎等与刘承幹进行了洽谈，7月20日郑振铎致蒋复璁信中说：“刻下积极进行者为张芹伯及嘉业堂二批书。”又8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四号工作报告》称“惟某方亦在竞购，嘉业主人殊感应付为难，且某方原出四十五万者，近忽愿增价至六十万，此数亦非我辈力所能及”，经过再三商谈，决定以“两全”之计处理购书之事，即将嘉业堂藏书分为三批：第一批为“我辈认为应亟需保存，且足补充已购诸家之未备者，即一部分宋元本、明刊罕见本、清刊罕见本、全部稿本、一部分批校本，此一批正在选拣中，俟全部阅定后，即可另编一目，按‘目’点交。”第二批为“次要之宋、元、明刊本及一部分批校本，卷帙繁多之清刊本等”，第三批为“普通清刊本，明刊复本及宋元本之下驷，我辈认为可以不必购置，即失去亦无妨‘文献’保存之本意者，留作时局平定时成交，即万不得已为某方所得，亦不甚可惜。”在报告中，郑振铎等高度肯定了刘承幹嘉业堂藏书的价值和地位，称：“嘉业堂藏书总数为一万二千四百五十部，共十六万零九百六十余册，书目凡二十三册，普通参考书几于应有尽有，作为一大规模图书馆之基础极为合宜。其中宋元明刊本及抄校本、稿本，约在四分之一以上。其精华在明刊本及稿本，明刊本中尤以‘史料’书、‘方志’为最好。明人集部亦佳”，又称：“此项明人集则大都皆（卷）帙甚多之重要著述。清初刊之诗文集，亦多罕见者。约略加以估计，如以五十万全得之，每册不过平均值三元余，即以六十万（最高价）得之，每册平均亦未超过四元也。第一批选购之书，约在二万册左右，皆其精华所聚。如付以二十万，每册平均亦仅十元。现在此类明刊本，价值极昂，每册平均总要在二三十元以上（明刊方志，平均市价每册约五十元至百元），稿本尤无定价。以此补充‘善本’目，诚洋洋大观也。加之以芹伯等所藏，已足匹俪北平图书馆之藏而无愧色。”[3]106-107
但购买嘉业堂藏书却存在经费上的困难，1941年1月6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六号工作报告》称：“续股到齐后，如欲同时问津刘张二氏书，实不易办到之事。盖刘书须四万（笔者注：为避免引起他人注意，从第五号报告起，所列书款多非实价，有时以万为十万），张书亦须四万左右。而店中力量，除去应储之运费，还马氏一万，又杂支及印书费外，实仅敷购置张或刘一家之物也。现正与森公仔细考虑，未能下一决心。”[3]116同年3月19日，郑振铎致蒋复璁信中再陈购买嘉业堂藏书之重要和紧迫性，云：“如能获得刘货，则全部精品可有三千五百种左右，可抵得过北平图书馆之四册善本目矣。所不及者，惟宋元本及明代方志部分耳。”“盖刘货为时髦物，思染指者不在少数。有某某古董商，亦已在议价中。又袁某（笔者注：袁同礼）在此，闻有破坏意，且亦在钻营接洽中。如此批货为外人所得，诚自身莫赎之罪人也。”[1]266-267限于经费，郑振铎偕徐森玉至刘承幹处又进行了一番拣选工作，同日信中说：“精品至多，爱不忍释。经仔细选剔后，尚可有一千六七百种之上品。若零星购置，其价恐将倍屣，且其精品亦多万不可获得者（可遇不可求之物居多）。关于明代史料，清儒稿本及若干禁书部分，均足称钜观。”至四五月间，方将嘉业堂藏书买下，5月3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八号工作报告》称：“刘书已成交。计共选取明刊本一千二百余种，钞校本三十余种，共计价洋二万五千五百元（内五百元为介绍人手续费），款已付讫，书亦已分批取来（仅有十余种未交），正在清点中。”[3]116郑振铎等费尽周折，克服经费的困难和各方的周旋，报告中称“此批书商谈甚久，变化颇多，功败垂成者不止二三次”，“我辈之心力已殚矣”。然终将嘉业堂藏书整批买下，避免了“史在异邦”的惨痛局面。这是“文献保存同志会”在抢救民族文化遗产方面的重要历史贡献，郑振铎无疑起了关键性作用。
1.2 张钧衡适园旧藏2种、张蔥玉旧藏1种
张钧衡（1872—1927），字石铭，号适园主人，浙江吴兴人，其藏书楼曰适园。张钧衡逝后，其藏书为其子张乃熊（字芹伯，一字菦圃，张蔥玉伯父）和之孙张珩（蔥玉）典守，所藏2种为续集之《荒徼通考》和三集之《算法全能集》。
郑振铎等“文献保存同志会”于嘉业堂藏书之搜购费尽心力，张钧衡适园旧藏之购亦如此，同志会直接与张乃熊洽购。1940年5月7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二号工作报告》提到适园藏书“有散失之虞”，且称：“张芹伯书为最精，仅黄跋书已有九十余种。”同年5月14日郑振铎致蒋复璁信中称最亟待者乃筹款以商购刘承幹、张钧衡二家之书。6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三号工作报告》提到张芹伯之藏“万不能再任其失去”，此后购书即以芹伯藏书目为采购之标准。7月20日致蒋复璁信中再次提到适园藏书，说：“芹伯书中仅宋板已有七十余种，黄跋有百种左右，诚南瞿北杨之后劲也。”[1]257至8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四号工作报告》称：“张氏菦圃（芹伯）善本书目，顷已编就，凡分六卷，约在一千二百种左右（全部一千六百九十余部，其中约六百种为普通书），计宋刊本凡八十八部一千零八十册，元刊本凡七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五册，明刊本凡四百零七部四千六百九十七册，余皆为抄校本及稿本。仅黄尧圃校跋之书已近百部，可谓大观。适园旧藏，固十之八九在内，而芹伯二十年来新购之书尤为精绝。彼精于鉴别，所收大抵皆上乘之品，不若石铭之泛滥、误收，故适园旧藏或有中驯杂于其中，而芹伯新收者则皆为宋、元本及抄校本之白眉。现正在商谈，有成交可能，索五十万，已还三十万，芹伯尚嫌过低，不欲售。然彼确有诚意，最多不出四十万或可购得。”[3]106故报告中请求续拔七十万经费，其中35万用于购买适园旧藏，同时指出刘承幹、张芹伯二家之藏的重要性，云：“若能尽张芹伯及嘉业堂之所有，并继得南北各藏家之精华，则‘百宋千元’之盛业，固可立就。”[3]107
1941年1月6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六号工作报告》提出限于经费，“似尚不妨暂行稽延下去，以待将来之机缘”。至5月3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八号工作报告》称五月份最重要之事即商购芹伯藏书，5月21日郑振铎致蒋复璁信中也再次说张芹伯之书“去岁开价五万，曾还以三万，芹伯嫌过低，然亦表示可以接近商谈”。至11月份方将此批书购入，同月22日郑振铎致蒋复璁信中说：“芹货点收事已有十余日，忙碌不堪，再有四五日，即可完毕矣。”12月2日信中又说：“芹货点收，将次完竣，佳品缤纷，应接不暇。”终将适园旧藏张芹伯典守部分及张芹伯所续藏之精华化私为公，至此“文献保存同志会”抢购工作也已经接近尾声。
张蔥玉（1917—1964），名珩，别署希逸，曾任职国家文物局，所藏1种为续集之《总督四镇奏议》。因其所藏，既有适园旧藏，兼复自己搜罗所得，故亦极为“文献保存同志会”注意和重视。1940年5月7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二号工作报告》提到张蔥玉之藏有“散失之虞”，至8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四号工作报告》，提及向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申请续拨经费，其中4万元即筹划用于购买蔥玉藏书。1940年底，购入张蔥玉藏书，1941年1月6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六号工作报告》称：“张蔥玉善本书一百余种，已以三千五百元成交，书款两讫。”
1.3 徐乃昌旧藏2种
徐乃昌（1866—1946），字积余，号随庵，安徽南陵人，藏金石、图籍颇富，藏书斋曰积学斋，所藏2种为初集之《纪古滇说原集》和《皇明帝后纪略》。1940年5月7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二号工作报告》称徐乃昌所藏“有散失之虞”，又说：“徐氏书亦在编目，其价亦不甚钜。”至6月，郑振铎等开始与徐乃昌商购，同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三号工作报告》称：“又有徐氏积学斋藏抄校本书数十箱，亦在商谈中。”迟至1941年二三月间方将徐氏藏书购归，4月16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七号工作报告》称：“分批购得积学斋徐氏善本书二十种，计共用款五百三十元。”
1.4 沈曾植旧藏2种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寤叟，浙江嘉兴人，所藏多善本，藏书斋曰海日楼，所藏2种为续集之《工部厂库须知》和三集之《大明律附例》。购买事在1940年底，1941年1月6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六号工作报告》称：“沈氏海日楼藏书，现已全部散出，归中国书店出售。敝处事前再三与之约定，全部书籍须先由敝处先行阅定后，始可散售他人，此点现已办到，并已由该店分批将各书送来。经仔细选剔后，所得者颇为可观。其中关于明代史料部分及天一阁旧藏部分最为重要。”
1.5 王荫嘉旧藏1种
王荫嘉（1892—？），名大森，字殷泉，号苍虬，浙江秀水人，与其弟王大隆（欣夫）俱喜藏书，藏书斋曰二十八宿研斋，所藏1种为续集之《倭志》。1940年6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三号工作报告》称：“王荫嘉氏二十八宿砚斋所藏元明刊本及抄校本书一百五十余种，由来青阁介绍，以国币七千元成交。”但《倭志》并不在此批书内，而可能是在七八月间或前后，同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五号工作报告》称，北平书肆邃雅斋数月前邮寄一批善本，经郑振铎等仔细研究和剔选，择其罕见秘籍或四库存目之底本及当时不易得者，共购八十余种，其中即有此书。
1.6 翁之缮旧藏1种
翁之缮（1874—1917），字公劲，号兰士，江苏常熟人，翁同爵曾孙，所藏1种为续集之《延平二王遗集》。1941年初郑振铎等购得，4月16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七号工作报告》称，零星在沪肆购得者计15部，其中即有此书。
1.7 孙毓修旧藏1种
孙毓修（1871—1923），字星如，一作恂如，号留庵，别署小绿天主人，江苏无锡人，主持涵芬楼购买古书。所藏1种为三集之《平粤录》。
1.8 王绶珊旧藏1种
王绶珊（1873—1938），名体仁，浙江绍兴人，藏书斋曰九峰旧庐。所藏1种为三集之《寓圃杂记》。1941年5月21日，郑振铎致蒋复璁信中提及王绶珊所藏以方志为多，至12月2日致蒋复璁信中又称“环顾宇内，北方之傅沅叔、邢赞亭，南方之王绶珊及吴某（笔者注：吴某疑即为吴梅）其所藏亦均可得”，而此时实际上“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抢救工作已接近尾声，战争形势的变化已不允许郑振铎等继续在上海进行古籍善本的搜购。结果是傅增湘之书归国立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建国后至1998年称北京图书馆），建国初邢之襄、吴梅之书又归北京图书馆，王绶珊所藏方志大部则在建国前归清华大学图书馆。
1.9 沈德寿旧藏1种
沈德寿，生卒年不详（约清末民初在世），字药庵，浙江慈溪人，藏书斋曰抱经楼，以所得多为清卢址旧藏，故仍其名。所藏1种为续集之《皇朝本纪》。
1.10 潘承厚旧藏1种
潘承厚（1904—1943），字温甫，号少卿、博山，别署蘧庵，江苏吴县人，潘承弼之兄，藏书斋曰宝山楼。所藏1种为续集之《大元大一统志》。潘博山曾襄助郑振铎购书，甚为得力。1942年六七月间，郑振铎开始向潘博士洽购《大元大一统志》，7月25日在写给蒋复璁的信中说：“近拟购潘某处之《大元一统志》四册（贞节堂抄本，存三十余卷，中有二十五卷为孤本），彼竟开口索二千元，诚难问其居心，实存敲诈，大为不该，只好绝口不提，置之度外矣。”[4]222迟至1943年8月方购入，而此时潘博山已逝，同月7日致蒋复璁信中说：“博山在世时，曾向之指购《大元一统志》，彼索二千金，当时以其过昂，中止不该，今日则价必涨高不少，然决不需要十倍之数，则可知也。故在今日购入此种书，以物价衡之，尚是至廉。”[4]228
1.11 袁思亮旧藏1种
袁思亮（1879—1939），字伯夔，号蘉庵，湖南湘潭人，藏书极精，藏书室曰刚伐邑斋。所藏1种为续集之《怀陵流寇始终录》。袁思亮藏书亦颇受“文献保存同志会”重视，1940年4月2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一号工作报告》称正在进行袁氏藏书的洽购，其数近八十箱，中多善本，“包罗甚广，精品极多，数日后或可商谈成功”。5月7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二号工作报告》则提到袁氏藏书“有散失之虞”，又称：“袁氏书中，抄校本佳妙者甚多，正在接洽中，想不日可成，价亦不至甚昂。”大概此后不久即顺利购入。
1.12 傅以礼旧藏1种
傅以礼（1827—1898），字戊臣，号小石，别署节庵学人，浙江会稽人，藏书斋曰华延年室。所藏1种为续集之《馘闯小史》。1940年6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三号工作报告》称从中国书店得大兴傅以礼旧藏明末史料书不少，多有傅氏校及跋，均为极难得之书，其中即有此书。
1.13 赵万里代购1种
赵万里（1905—1980），字斐云，号芸盦，浙江海宁人，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所代购1种为初集之《开原图说》。郑振铎等在上海“孤岛”抢救古籍善本之际，在北方则委托赵万里帮忙代购，1940年5月14日郑振铎致蒋复璁信中说：“北平方面，已委托可靠之友人代为采购。新发现之要籍，当可不至流落外人手中。”所称“可靠之友人”即赵万里。此书在1942年7月购得，同月25日郑振铎致蒋复璁信中说：“赵君另觅得明刻本《开原图说》为代，书亦未到，据云较此尤佳。”
1.14 书肆及其他来源
《玄览堂丛书》有些底本为从书肆或藏家个人零星购得，如1940年4月2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一号工作报告》提到零购的底本有《神器谱》和《雪窦山寺志略》，并称后者为极罕见之书。同年5月7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二号工作报告》则提到从书肆零购的底本有《神器谱或问》。同年8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四号工作报告》则提到零购各书有以六百五十元所得《今史》九册，得明刻本《种氏四钟》（中有《倭奴遗事》一种，最佳），得《东事书》（叙辽事，极佳）。至10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五号工作报告》提到数月前北平邃雅斋书肆寄同志会善本三百余种，其中有《倭志》。1941年1月6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六号工作报告》提及本月底由汉文渊书肆介绍，购得合肥李氏书一批，其中有《甲申纪事》。
综上，《玄览堂丛书》初续三集71种中，根据“文献保存同志会”工作报告和郑振铎致蒋复璁信札计查得底本有明确记录者48种。
2 《玄览堂丛书》底本的流散与国家图书馆的入藏
《玄览堂丛书》在影印出版之后，其底本并没有集中放在一起，因为印书的时间从1940年6月至1941年底，底本随着使用完的的先后时间而次第与其他善本放在一起。例如，在由香港被日本劫掠至东京帝国图书馆的书中，《玄览堂丛书》的底本只有1部，即三集之《今史》。因此，探索《玄览堂丛书》底本的流散，就需要从整体上描述郑振铎等“文献保存同志会”所抢救的古籍善本的流散过程。因笔者无法查得当时直接而明确的书单，除了知晓劫掠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1954年文化部拨交和1961年经文化部介绍入藏北京图书馆的《玄览堂丛书》共计13种底本情况外，其余底本都只能通过整体描述来大致了解其流散过程。
1940年5月7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二号工作报告》称，所购的古籍善本装箱时分为三类：一为甲类善本，包括宋元刻本、明刻精本、明清人重要稿本和明清人精抄精校本。一为乙类善本，包括明刻本、清刻精本及罕见本、清人及近人稿本和清人及近代抄校本。其他为普通本，即丙类。甲类善本装旅行大箱存于外商银行，乙丙二类装大木箱，存于外商银行堆栈。还有一部分善本书，则是存放在法宝馆内。由于所购善本数量越来越多，到1940年底，单是甲乙两类善本即有三千余部、二万九千多册，普通书和香港所得还不算在内，因此“保管发生困难，不仅所费不赀，此时远东局势愈趋险恶，太平洋战争随时都可能一触即发，上海和香港两孤岛中的古籍何去何从，着实煞费安排”[5]。根据1940年8月24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四号工作报告》，早在此年的八月份前后，郑振铎等便开始筹划运送路线的问题，称“将来或可托便人，分批由滇越运入（闻滇越路旅客尚可通行），先藏昆明，由昆明运输。”至1941年上半年，最终决定先将书运至香港，4月16日《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七号工作报告》称将香港装箱书托友人寄至缅甸仰光转运。
在上海孤岛搜购的古籍善本，1941年7月间由徐森玉携带八十余种最善本先经香港运至重庆。另二千余部约二万三千册经丁衣仁、陈颂虞之手邮寄至香港冯平山图书馆，交由香港大学文学院长许地山（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病逝）、冯平山图书馆陈君葆馆长保管。同时，叶恭绰等请人整理装箱，徐信符、冼玉清等十多位文化人士参与了整理，在陈君葆馆长的协助和照料下，共装111箱计约3万册。但实际情况是，并没有将所有寄到的书装箱，仍有一部分书暂时存放在冯平山图书馆（下文叶恭绰致郑振铎信中有所揭示）。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运往仰光的水路断绝，只得改变计划运美寄存。请胡适大使转存美国国会图书馆暂存，为了便于识别，加盖中央图书馆馆章和中英庚会印记。陈君葆在111个箱子上用英文写“寄给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博士，中英文化协会香港分会秘书陈君葆寄”字样，等待12月6日“格兰总统号”邮轮运走，但因邮轮匆促未及运走，而邮轮至菲律宾海域便遭日机轰炸沉水，反而为幸事。25日香港沦陷，1942年1月底，陈君葆亲眼看到111箱书被日军搬离香港大学。
在上海孤岛，还剩余几百种书保存在上海爱文义路觉园的法宝馆，由郑振铎委托孙家晋等负责保管，抗战后也迟迟未向南京移交，一直拖延到上海解放[6]。1950年，此批书交由董必武率领的中央工作团华东分团。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适应战后调查文物的劫掠和损毁情况，以备向日本搜寻和追偿，同年11月1日行政院训令教育部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改名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分设建筑、古物、图书和美术四组，主任杭立武、副主任李济和梁思成，委员由马衡、蒋复璁、袁同礼等18人组成，设立平津、武汉、粤澳、东北、京沪五个调查区，其中平津由沈兼士、王世襄负责，编定《战时文物损失目录》。在此之前的10月24日，选定张道藩等13人组成赴日调查团，最终改派李济之、张凤举以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顾问及专门委员名义赴日随团工作，经办劫物调查和归还事宜[7]。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调查劫掠至日本文物的背景，就日本所劫掠的111箱书而言，则是这个大背景中的一小幕，但却同样牵动着当年操办或经手此批书的诸多文化人士的心，主要有以下五者：
（1）陈君葆多方探询一腔爱书护书热忱。陈君葆（1898—1982），字厚基，别署水云楼主，广东中山人，曾任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兼中文学院教席和大学秘书。运港之书主要由陈君葆负责保管，日本投降后，陈君葆立即追查此批书的下落。1946年1月，陈君葆得知外国友人博萨尔随远东委员会到日本审查日本战争罪行，乃请他留意那111箱书的下落。同年6月16日陈君葆在日记中写道：“博萨尔给马提太太的信，说在东京上野公园发现111箱书籍，叙述很详细。他写道：同时，除了我自己的书外，我又在上野公园的帝国图书馆发现自香港移来的中国政府的书籍。我立报告东京的中国大使馆，把陈君葆信内对这事的纪述告诉了他们，因此我希望中国政府不久将会得回那整部图书。但最好陈君葆也写信到东京的英国或中国大使馆交涉取回，把详细内容举出，说明什么书曾从港大搬出，则当然能全部取回无疑。请为我多谢陈君，并告诉他那些书是先寄到东京的参谋本部，再从那里移到文部省，更或由文部省转移至上野公园帝国图书馆，其时约为1944年夏季。”陈君葆得悉此事后，立即写信给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并同时告知郑振铎。7月11日，陈君葆接教育部次长杭立武7月4日来信，说111箱书已经追回。其中只有1部《玄览堂丛书》三集《今史》的底本。195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接见陈君葆、陈丕士等五位人士时，当面肯定保管藏书的历史功绩。
（2）叶恭绰心系藏书积极查证相关细节。叶恭绰（1881—1968），字裕甫，号遐庵，广东番禹人。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叶恭绰致郑振铎信中说：“兹因整理在港运书各文件，欲奉告数事：1、在港装箱运美之书，弟处目录尚在，惟此目录限于运美各箱之书。其由沪运港之书的总目，大约尊处必有之，将来须由尊处除去其中运美各书，即为尚应存港平山图书馆之图书。可向该馆询查，是否尚在该馆（馆中经手乃马季明、陈君葆）。2、运美各书之目录，当时编制匆促，不及查注版本等等。弟拟向尊处补查补注，以为向日本索回之据。此项工作或由尊处办理，更为省便，因诸书皆经公看过，且有底册，易于覆按也。弟已觅人将各箱目录再抄一份，以备尊处应用。3、此运美各书又闻仍在港，但并无确据，尊处曾否得有何项最近消息？4、蒋慰堂要自运美各箱中抽出之书，经弟托人带渝，以为途中失去，兹查尚在香港，无恙，特此奉慰。”[8]研究者认为此信写于1945年11月7日。从信中可以了解到装箱运美书的一些细节，如所寄存冯平山图书馆之书，除所装111箱外，尚有一部分仍留在本馆。所装111箱中书，尚有一部分蒋复璁安排的抽出之书，曾计划运至重庆，但亦因香港沦陷而搁置，仍留在馆里。这一部分抽出书和未装箱之书，由陈君葆秘密地藏匿下来，或认为抗战后如数归还中央图书馆[9]。实际上，所归还的仍只是蒋复璁安排的抽出书，余者（数量应该不会很多）仍暂存冯平山图书馆。
（3）顾毓琇、刘增华查明下落追回劫掠书。顾毓琇（1902—2002），字一樵，江苏无锡人。抗战胜利后，顾毓琇赴日接收科技事项时，无意间在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仓库中发现此批书。1946年2月，经民国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专员刘增华深入查证，幸有中央图书馆馆章为凭，分别在帝国图书馆和伊势原乡村土窖等处查获，共计珍本3286部34970册（其中帝国图书馆为25000册，由长泽规矩也整理为《静盦汉籍解题长编》）。根据查证，了解到此批书被日军劫掠的经过，香港沦陷后，此批书被竹腾峰治等人劫往日本，分藏帝国图书馆和伊势原等处。1946年4月27日，陆军总司令部电告审讯日本战犯掠夺平馆香港办事处图书一案情况，言及此111箱书遭劫掠之事，称：“查战犯酒井隆于民国卅一年（1942）一月占领香港时，曾令部属掠夺存放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之图书三百箱，又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图书一百一十箱，又存香港永安货仓之西文图书廿箱，先后运送东京参谋本部及上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等情。”[10]380又5月14日何多源致袁同礼信中说：“查香港系于民国卅年（1941）十二月廿五日完全沦陷，同月廿八日即有日人竹腾蜂治偕同日军将官阶级军官，前到般含道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搜查书籍。一到即上三楼，视察国立中央图书馆准备寄运中国驻美大使馆胡适大使代存之善本图书一百一十一箱……卅一年（1942）二月上旬，即由日本调查班班长宫本博少佐着人来馆掠取国立中央图书馆寄存之善本古书，全部计一百一十一箱……所有搬走之书，均于箱面写明‘寄东京参谋本部御中’。”[10]381此批书既已经查证落实，拟在8月18日前分两批运回国内。
（4）王世襄、谢辰生护送归入国立中央图书馆。王世襄（1914—2009），字畅安，著名文物鉴定专家。1946年12月中旬，王世襄作为中国驻日本代表团教育组成员赴日，利用中央航空公司的专机回国的机会，把代表团驻地的十余箱善本书先行运回了上海。1947年2月，经过多方努力，把存放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的一百余箱善本书，用汽车运到横滨码头，再用轮船运回上海。船到上海时，郑振铎指定孙家晋和谢辰生，还有一位国立中央图书馆潘先生到码头迎接。解放前夕，此批书悉数运往台湾保存，现藏台湾“国家图书馆”。
经郑振铎等“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抢救，可以说抗战期间上海散出的江南藏家所藏精华，大都购为公藏，郑振铎1944年3月25日日记称：“至张（蔥玉）处，至各书肆，无所得”[11]，便是明证。此批书成为战后国立中央图书馆馆藏的基础。1948年10月，国立中央图书馆奉命将比较珍贵的图书运往台湾，经徐森玉鉴定，将重要书籍分四批装箱运走，至1949年初李宗仁下令停运第四批书，留存南京，而《玄览堂丛书》底本则缘此而分身数处，在当时即有南京、香港、上海和台湾四个落脚地。
综上，郑振铎等在上海“孤岛”搜购的古籍善本的大致流散情况可以通过图1来描述：
图1玄览堂珍籍流散简图
《玄览堂丛书》初续三集71种底本，现存63种（含存疑2种），未查得下落者8种（初集之《纪古滇说原集》《经世急切时务九十九筹》《兵部问宁夏案》《刑部问宁王案》，续集之《倭奴遗事》《黄石斋未刻稿》《蔡夫人未刻稿》，三集之《嘉靖新例》）。现存底本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4种，含存疑2种（初集之《开原图说》和《高科考》）；台湾“国家图书馆”藏25种，南京图书馆藏24种。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来源如下：
（1）1954年4月文化部社管局移交1种。此种即续集之《虔台倭纂》（10411），而推测此本即最初留在上海法宝馆一批书中的一部。上文已提到此批书抗战期间郑振铎委托孙家晋等保管，抗战后未向南京移交。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成立接收工作指导委员会华东工作团，由董必武任团长，办理接收国民党政府有关人事档案、图书、卷宗和其他一切应行接收事宜。华东工作团即接收此批书，其中善本部分经文化部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
（2）1961年文化部移交10种（实际为11种）。《北京图书馆1961年工作总结》提到在中文旧书方面，文化部拨交了郑振铎抗战期间在上海抢救的一部分珍贵古籍。经查善本特藏部善本组收讫善本书账簿，此年9月21日文化部文物局移交2种，即《皇舆考》（15041）和《鼎镌钦颁辨疑律例昭代王章》（15043）；10月5日移交3种，即《万历三大征考》（15147）、《辽筹》（15140）、《交黎剿平事略》（15150），实则为4种，《东夷考略》《都督刘将军传》皆附在《万历三大征考》中。10月10日移交1种，即《安南来威图册》（15158）；10月11日移交4种，即《裔乘》（15181）、《九边图说》（15174）、《宣大山西三镇图说》（15176）、《诸司职掌》（15163）。上述11种即1941年在香港未装箱书部分，一直保存在香港冯平山图书馆，其中《诸司职掌》钤“香港图书馆管理”一印即是明证。
（3）赵万里代购未归书1种、拍卖会购买1种。此2种为存疑。上文已提到1942年7月赵万里代购1种即《开原图说》（4491），推测可能由于战争原因此书并未寄至上海，而仅提供影印件供郑振铎出版《玄览堂丛书》之用，从而留在了国立北平图书馆，经查现存此书仅此一部，应即为底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国家图书馆自拍卖会购入《高科考》（19692）一部，行款版式与《玄览堂丛书》影印本相同，且经查现存此书仅此一部，疑亦应即为底本。
郑振铎编印《玄览堂丛书》仅是抗战期间“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古籍善本的一个“插曲”，目的是为了让珍稀明刻史料善本能够化身千百流传下来，但通过此一“个例”却足以揭示“文献保存同志会”工作的诸多方面，从而成为两年间“文献保存同志会”工作的缩影。在夷氛侵凌和内战频仍的战争年代，《玄览堂丛书》底本的命运无疑也是当时整个时代民族典籍文献遭受涂炭损毁、劫掠强取的缩影，幸运的是，如今绝大多数还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台湾“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三处，昨日历尽波折，今天能有机会合璧聚首，既是告慰，也是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