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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医疗健康界可谓大事不断，有些是成绩，有些是丑闻，有些值得欣慰，有些充满争议。
当人均收入到达一定程度，“人”本身的发展就成了一个社会里最重要的事。“人”本身的发展，主要涉及的就是医疗和教育。处在技术爆发的时代，医疗和健康事业也开始必须面对过去未曾遇到的困境。特别是在生命科学领域，比如基因编辑人类，是不是可以被允许？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应用？
事故、波折总有，但总体而言，中国人在过去一年里享受到了比过去更好的医疗服务，中国医疗和健康事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2018年初，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务院医改办公布，我国多项主要健康指标达到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例如人均预期寿命从2010年的74.83岁提高到2016年的76.5岁，孕产妇死亡率从2010年的30/10万降为2017年的19.6/10万，婴儿死亡率从2010年的13.1‰降为2017年的6.8‰。
这些数据，是40年改革开放反映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成果，而这样的成果，也是在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逐渐积累的。
今年7月，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最终获得30亿元票房。一部跟癌症病人有关的现实题材电影，竟然在商业市场上获得如此大的反响，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电影根据真实故事改编，主人公原型名叫陆勇
多个抗癌药降价举措后，中国癌症患者的用药负担大为减轻。
陆勇是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从自己到印度买仿制药服用，到帮助病友买药，陆勇逐渐成为病友中间的能人。
2013年11月，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陆勇被捕并被起诉到了法院。陆勇的遭遇得到广泛同情，被捕后，一千多名癌症患者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陆勇在看守所一共待了135天，一年后，检方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
陆勇的经历之前被新闻媒体报道，他的故事被拍成电影后，更是让更多的公众看到了进口抗癌药价格高带来的困境。看完电影后，很多观众感叹现实的无解，但其实，抗癌药价高的问题，这些年政府一直在寻求“正解”。
从2015年开始，中国政府从不同角度入手，综合性地降低抗癌药价格，过去3年中已经明显降低了患者经济负担。
2018年，国家多举措降低抗癌药价格。《新民周刊》2018年第22期专题报道了“抗癌药降价新政”。从5月1日起，我国以暂定税率方式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为零。这一新政被简要概括为“进口抗癌药零关税”。
现在回看，五月的“进口抗癌药零关税”政策，只是今年抗癌药降价的序幕。
《新民周刊》2018 年第29 期专题报道“长春长生疫苗案”。
到了十月，抗癌药降价出大招。10月10日上午，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关于将17种抗癌药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阿扎胞苷等17种药品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乙类范围，并确定了医保支付标准。
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报销目录，大部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家或地区市场价格，17个谈判药品与平均零售价相比，平均降幅达56.7%，大部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家或地区市场价格，平均低36%。
从减轻患者经济负担的角度，医保覆盖和价格谈判，是能够最大幅度减少患者药费支出的措施。
除了进口药价格贵，国外已经上市的新药中国患者“看得到吃不到”，也是患者海外代购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在药品审评审批制度设计上存在短板，审批速度慢，大量申请积压。再加上此前，国外药物临床试验数据完全不被认可，外国药品进入中国需要重新进行临床试验，这让新药申请的时间变得更加漫长。
针对这个情况，5月23日，国家药监局、国家卫健委发布并实施“关于优化药品注册审评审批有关事宜”的公告。公告称，对境外已上市的防治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疾病以及罕见病药品，进口药品注册申请人经研究认为不存在人种差异的，可以提交境外取得的临床试验数据直接申报药品上市注册申请。
我国抗癌药市场规模一年可达1400亿元，其中进口药占400亿，如果说要找到一种降低抗癌药药价釜底抽薪的方法，中国企业提高研发能力，让更多原创的抗癌药加入市场竞争，才是“硬道理”。因此，政府也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中国药企提高自己的新药研发能力。
疫苗，是2018年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个词。
《新民周刊》2018 年第46 期封面報道。 
《新民周刊》2018 年第45 期封面报道。 
《新民周刊》2018 年第44 期封面报道。
7月15日，国家药监局在官网上发布公告，通报了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事件。随后，针对处理结果的质疑文章刷屏朋友圈，长春长生疫苗事件迅速成为焦点。
7月24日上午，中纪委网站公布，吉林省纪委监委启动对长春长生生物疫苗案件腐败问题调查追责。在外访问的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事件作出重要指示：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
深圳科研人员贺建奎宣布世界上首个基因编辑婴儿诞生，成为震惊世界的新闻。
长春长生目前涉及的，是两个事件。一个发生在2017年10月，原食药监总局抽样检验中发现该企业生产的1批次百白破疫苗效价不合格。另一个事件则是有人举报一批狂犬病疫苗有问题。7月5日，国家药监局会同吉林省局对长春长生公司进行飞行检查;7月15日，国家药监局会同吉林省局组成调查组进驻企业全面开展调查。调查中查明，企业编造生产记录和产品检验记录，随意变更工艺参数和设备。
疫苗，是一个关系公共卫生、关系人们安全感的大事。疫苗生产中的违法行为，立即激起众怒。
值得欣慰的是，相关部门对长春长生事件做到了“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
10月16日，国家药监局和吉林省食药监局分别对长春长生公司作出多项行政处罚。国家药监局撤销长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国药准字S20120016）药品批准证明文件;撤销涉案产品生物制品批签发合格证，并处罚款1203万元。吉林省食药监局吊销其《药品生产许可证》;没收违法生产的疫苗、违法所得18.9亿元，处违法生产、销售货值金额三倍罚款72.1亿元，罚没款共计91亿元;对涉案的高俊芳等14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作出依法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当然，如果严肃处理只是为了平息人们心中的怒火，那么处理也不会有太大的价值。长春长生疫苗事件，最终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
2018年12月23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在京举行，疫苗管理法（草案）提请审议。这次对疫苗管理单独立法，充分显示了政府对疫苗安全的重视。
草案中特别给出“重罚依据”：对于生产、销售问题疫苗的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疫苗管理法（草案）拟加大对严重违法行为处罚力度，最高处生产、销售疫苗货值金额三十倍罚款。
草案明确规定，国家对疫苗生产企业实行严于一般药品生产企业的准入制度。从事疫苗生产活动，除应当具备一般药品生产的条件外，还应当符合疫苗产业发展规划、具备适度规模和足够的产能储备、具有保证生物安全的制度和設施，并符合国家疾病预防控制需要。
中央党校副教授胡颖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疫苗生产国，也是世界上少数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全部免疫规划疫苗需求的国家之一。目前，有关疫苗研制、生产、流通、预防接种、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规定散落在多部法律法规中，未形成全链条、全要素、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疫苗管理涉及生命健康、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等多元价值，内涵十分丰富。我国对疫苗管理单独立法在世界上具有开创性价值。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宋华琳认为，在疫苗管理法律制度的设计过程中，不仅强调市场主体责任，还建立科学有效的行政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对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责任追究，有助于加强行政问责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进而回应了“谁来监管监管者”的问题。
长春长生疫苗案，推动了中国疫苗管理的法制进程。
2018年的中国，两个与基因技术有关的事件登上全球新闻头条。不过，两个事件获得的评价截然不同，前者被认为是成功的技术突破，而后者，则被批评为突破了生命伦理底线，给基因技术抹上污点。
今年年初，位于上海的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蒲慕明、孙强领导的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细胞》上发表论文，宣布世界上首只克隆猴在中国诞生。世界首只体细胞克隆猴名叫“中中”，出生于2017年11月27日，10天之后，第二只克隆猴“华华”顺利诞生。
体细胞克隆技术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从最早的克隆羊“多莉”，到各国科学家利用体细胞先后克隆牛、鼠、猫、狗等动物，公众对克隆动物已经并不陌生。
但两只克隆猴在科学上的价值，与前面的克隆猫狗，却截然不同。此前的克隆实验，一直没有跨越与人类最相近的非人灵长类动物的“屏障”。“全世界的神经科学家和药企都在期盼它们的出现。”中国科学院院士、神经所所长蒲慕明说，脑科学发展到今天，小鼠的大脑与人脑的区别太大，已无法胜任很多实验任务，无论是新药研发还是科学研究，都需要发展出更接近人类的非人灵长类模式动物。
克隆猴成功后，它们将可以作为人类疾病的动物模型，为脑疾病、免疫缺陷、肿瘤、代谢等疾病的机理研究、干预、诊治带来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是世界生命科学领域近年来的重大突破。 近几年，生命科学领域，特别是基因技术领域，众多的开创新成果，都来自中国。在年初《新民周刊》对克隆猴的报道中，专门提出了这个问题：克隆猴为什么会诞生在中国？报道中分析说，项目的负责人蒲慕明对于做出体细胞克隆猴拿出了绝大的决心，而且，他把最重要的攻坚任务，大胆交给了初来乍到的年轻人。
事业上给予充分的空间，物质待遇上给予更好的条件，团队年轻人安心工作，展现出极强的创新能力。
生命科学领域活跃着的中国年轻一代科研人员，让世界同行欣赏。不过，年末出现在世界舆论焦点中心的这名中国年轻科研人员，非但没有赢得掌声，而且遭到了来自国内外的批评。
2018年11月26日上午，名为The He Lab的账号在Youtube上发布视频，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在视频中称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中午，人民网发布新闻：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新闻发布时贺建奎身在香港，第二天“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就将召开。
这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如果属实，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基因被人工修改的孩子诞生。虽然基因技术理论上完全可以完成这个突破，但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医学伦理角度，主流科学界都认为还未到可以将基因编辑技术直接用于人的时候。
从技术上说， 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的基因修改目前并不安全。一旦意外发生，可能会对婴儿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另外，生命科学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与社会伦理息息相关，与管理规范息息相关。就像《新民周刊》2018年第46期封面报道中采访的一位行业内人士所说：“无论从哪个方面考量，我们目前都还没有做好接受基因编辑婴儿的准备，现有的生物技术监管和生物伦理审批程序，与当前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速度还远不匹配。如何更好地利用这项技术，降低灾难性风险，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挑战。”
克隆猴也好，基因编辑技术也好，初衷和目的都是治療疾病、让人们获得更健康的生活。但是，在追求健康与生命延长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牵绊。有一些规则必须遵守，这才是人类社会得以进步的原因。
2018年最后一周的最大新闻，还是与健康有关。一家名为权健的保健品直销企业，被爆有传销嫌疑，产品充满谎言，不仅不能达到“包治百病”的效果，而且还害死了不少笃信这些产品的消费者。在媒体揭开的各种事实面前，权健的回应至今相当强硬，此前权健涉及的各种诉讼，公司也赢多输少。
截至发稿，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已经开始介入调查权健集团。无论从媒体人还是普通人的角度，此刻我们更希望的，是主管部门给出一个权威而详尽的调查结论，把某些丑恶的嘴脸，拉到阳光之下。
当人均收入到达一定程度，“人”本身的发展就成了一个社会里最重要的事。“人”本身的发展，主要涉及的就是医疗和教育。处在技术爆发的时代，医疗和健康事业也开始必须面对过去未曾遇到的困境。特别是在生命科学领域，比如基因编辑人类，是不是可以被允许？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应用？
事故、波折总有，但总体而言，中国人在过去一年里享受到了比过去更好的医疗服务，中国医疗和健康事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2018年初，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务院医改办公布，我国多项主要健康指标达到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例如人均预期寿命从2010年的74.83岁提高到2016年的76.5岁，孕产妇死亡率从2010年的30/10万降为2017年的19.6/10万，婴儿死亡率从2010年的13.1‰降为2017年的6.8‰。
这些数据，是40年改革开放反映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成果，而这样的成果，也是在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逐渐积累的。
最大利好：抗癌药降价潮
今年7月，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最终获得30亿元票房。一部跟癌症病人有关的现实题材电影，竟然在商业市场上获得如此大的反响，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电影根据真实故事改编，主人公原型名叫陆勇
陆勇是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从自己到印度买仿制药服用，到帮助病友买药，陆勇逐渐成为病友中间的能人。
2013年11月，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陆勇被捕并被起诉到了法院。陆勇的遭遇得到广泛同情，被捕后，一千多名癌症患者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陆勇在看守所一共待了135天，一年后，检方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
陆勇的经历之前被新闻媒体报道，他的故事被拍成电影后，更是让更多的公众看到了进口抗癌药价格高带来的困境。看完电影后，很多观众感叹现实的无解，但其实，抗癌药价高的问题，这些年政府一直在寻求“正解”。
从2015年开始，中国政府从不同角度入手，综合性地降低抗癌药价格，过去3年中已经明显降低了患者经济负担。
2018年，国家多举措降低抗癌药价格。《新民周刊》2018年第22期专题报道了“抗癌药降价新政”。从5月1日起，我国以暂定税率方式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为零。这一新政被简要概括为“进口抗癌药零关税”。
现在回看，五月的“进口抗癌药零关税”政策，只是今年抗癌药降价的序幕。
到了十月，抗癌药降价出大招。10月10日上午，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关于将17种抗癌药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阿扎胞苷等17种药品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乙类范围，并确定了医保支付标准。
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报销目录，大部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家或地区市场价格，17个谈判药品与平均零售价相比，平均降幅达56.7%，大部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家或地区市场价格，平均低36%。
从减轻患者经济负担的角度，医保覆盖和价格谈判，是能够最大幅度减少患者药费支出的措施。
除了进口药价格贵，国外已经上市的新药中国患者“看得到吃不到”，也是患者海外代购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在药品审评审批制度设计上存在短板，审批速度慢，大量申请积压。再加上此前，国外药物临床试验数据完全不被认可，外国药品进入中国需要重新进行临床试验，这让新药申请的时间变得更加漫长。
针对这个情况，5月23日，国家药监局、国家卫健委发布并实施“关于优化药品注册审评审批有关事宜”的公告。公告称，对境外已上市的防治严重危及生命且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疾病以及罕见病药品，进口药品注册申请人经研究认为不存在人种差异的，可以提交境外取得的临床试验数据直接申报药品上市注册申请。
我国抗癌药市场规模一年可达1400亿元，其中进口药占400亿，如果说要找到一种降低抗癌药药价釜底抽薪的方法，中国企业提高研发能力，让更多原创的抗癌药加入市场竞争，才是“硬道理”。因此，政府也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中国药企提高自己的新药研发能力。
最大重案：长春疫苗风波
疫苗，是2018年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个词。
7月15日，国家药监局在官网上发布公告，通报了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事件。随后，针对处理结果的质疑文章刷屏朋友圈，长春长生疫苗事件迅速成为焦点。
7月24日上午，中纪委网站公布，吉林省纪委监委启动对长春长生生物疫苗案件腐败问题调查追责。在外访问的习近平总书记对此事件作出重要指示：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
长春长生目前涉及的，是两个事件。一个发生在2017年10月，原食药监总局抽样检验中发现该企业生产的1批次百白破疫苗效价不合格。另一个事件则是有人举报一批狂犬病疫苗有问题。7月5日，国家药监局会同吉林省局对长春长生公司进行飞行检查;7月15日，国家药监局会同吉林省局组成调查组进驻企业全面开展调查。调查中查明，企业编造生产记录和产品检验记录，随意变更工艺参数和设备。
疫苗，是一个关系公共卫生、关系人们安全感的大事。疫苗生产中的违法行为，立即激起众怒。
值得欣慰的是，相关部门对长春长生事件做到了“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
10月16日，国家药监局和吉林省食药监局分别对长春长生公司作出多项行政处罚。国家药监局撤销长春长生公司狂犬病疫苗（国药准字S20120016）药品批准证明文件;撤销涉案产品生物制品批签发合格证，并处罚款1203万元。吉林省食药监局吊销其《药品生产许可证》;没收违法生产的疫苗、违法所得18.9亿元，处违法生产、销售货值金额三倍罚款72.1亿元，罚没款共计91亿元;对涉案的高俊芳等14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作出依法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当然，如果严肃处理只是为了平息人们心中的怒火，那么处理也不会有太大的价值。长春长生疫苗事件，最终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
2018年12月23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在京举行，疫苗管理法（草案）提请审议。这次对疫苗管理单独立法，充分显示了政府对疫苗安全的重视。
草案中特别给出“重罚依据”：对于生产、销售问题疫苗的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疫苗管理法（草案）拟加大对严重违法行为处罚力度，最高处生产、销售疫苗货值金额三十倍罚款。
草案明确规定，国家对疫苗生产企业实行严于一般药品生产企业的准入制度。从事疫苗生产活动，除应当具备一般药品生产的条件外，还应当符合疫苗产业发展规划、具备适度规模和足够的产能储备、具有保证生物安全的制度和設施，并符合国家疾病预防控制需要。
中央党校副教授胡颖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疫苗生产国，也是世界上少数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全部免疫规划疫苗需求的国家之一。目前，有关疫苗研制、生产、流通、预防接种、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规定散落在多部法律法规中，未形成全链条、全要素、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疫苗管理涉及生命健康、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等多元价值，内涵十分丰富。我国对疫苗管理单独立法在世界上具有开创性价值。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宋华琳认为，在疫苗管理法律制度的设计过程中，不仅强调市场主体责任，还建立科学有效的行政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对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责任追究，有助于加强行政问责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进而回应了“谁来监管监管者”的问题。
长春长生疫苗案，推动了中国疫苗管理的法制进程。
生命科学领域活跃着的中国年轻一代科研人员，让世界同行欣赏。不过，年末出现在世界舆论焦点中心的这名中国年轻科研人员，非但没有赢得掌声，而且遭到了来自国内外的批评。
最大争议：贺建奎和权健
2018年的中国，两个与基因技术有关的事件登上全球新闻头条。不过，两个事件获得的评价截然不同，前者被认为是成功的技术突破，而后者，则被批评为突破了生命伦理底线，给基因技术抹上污点。
今年年初，位于上海的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蒲慕明、孙强领导的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细胞》上发表论文，宣布世界上首只克隆猴在中国诞生。世界首只体细胞克隆猴名叫“中中”，出生于2017年11月27日，10天之后，第二只克隆猴“华华”顺利诞生。
体细胞克隆技术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从最早的克隆羊“多莉”，到各国科学家利用体细胞先后克隆牛、鼠、猫、狗等动物，公众对克隆动物已经并不陌生。
但两只克隆猴在科学上的价值，与前面的克隆猫狗，却截然不同。此前的克隆实验，一直没有跨越与人类最相近的非人灵长类动物的“屏障”。“全世界的神经科学家和药企都在期盼它们的出现。”中国科学院院士、神经所所长蒲慕明说，脑科学发展到今天，小鼠的大脑与人脑的区别太大，已无法胜任很多实验任务，无论是新药研发还是科学研究，都需要发展出更接近人类的非人灵长类模式动物。
克隆猴成功后，它们将可以作为人类疾病的动物模型，为脑疾病、免疫缺陷、肿瘤、代谢等疾病的机理研究、干预、诊治带来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是世界生命科学领域近年来的重大突破。 近几年，生命科学领域，特别是基因技术领域，众多的开创新成果，都来自中国。在年初《新民周刊》对克隆猴的报道中，专门提出了这个问题：克隆猴为什么会诞生在中国？报道中分析说，项目的负责人蒲慕明对于做出体细胞克隆猴拿出了绝大的决心，而且，他把最重要的攻坚任务，大胆交给了初来乍到的年轻人。
事业上给予充分的空间，物质待遇上给予更好的条件，团队年轻人安心工作，展现出极强的创新能力。
生命科学领域活跃着的中国年轻一代科研人员，让世界同行欣赏。不过，年末出现在世界舆论焦点中心的这名中国年轻科研人员，非但没有赢得掌声，而且遭到了来自国内外的批评。
2018年11月26日上午，名为The He Lab的账号在Youtube上发布视频，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在视频中称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中午，人民网发布新闻：来自中国深圳的科学家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于11月在中国健康诞生。新闻发布时贺建奎身在香港，第二天“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就将召开。
这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如果属实，意味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基因被人工修改的孩子诞生。虽然基因技术理论上完全可以完成这个突破，但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医学伦理角度，主流科学界都认为还未到可以将基因编辑技术直接用于人的时候。
从技术上说， 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的基因修改目前并不安全。一旦意外发生，可能会对婴儿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另外，生命科学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与社会伦理息息相关，与管理规范息息相关。就像《新民周刊》2018年第46期封面报道中采访的一位行业内人士所说：“无论从哪个方面考量，我们目前都还没有做好接受基因编辑婴儿的准备，现有的生物技术监管和生物伦理审批程序，与当前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速度还远不匹配。如何更好地利用这项技术，降低灾难性风险，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挑战。”
克隆猴也好，基因编辑技术也好，初衷和目的都是治療疾病、让人们获得更健康的生活。但是，在追求健康与生命延长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牵绊。有一些规则必须遵守，这才是人类社会得以进步的原因。
2018年最后一周的最大新闻，还是与健康有关。一家名为权健的保健品直销企业，被爆有传销嫌疑，产品充满谎言，不仅不能达到“包治百病”的效果，而且还害死了不少笃信这些产品的消费者。在媒体揭开的各种事实面前，权健的回应至今相当强硬，此前权健涉及的各种诉讼，公司也赢多输少。
截至发稿，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已经开始介入调查权健集团。无论从媒体人还是普通人的角度，此刻我们更希望的，是主管部门给出一个权威而详尽的调查结论，把某些丑恶的嘴脸，拉到阳光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