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检察机关的职位犯罪侦查权作为重要的司法权力之一,本文指出检察机关侦查权改革与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权中应重点关注检察权独立行使与监督者被监督的矛盾、侦查手段单一与职位犯罪智能化、高发化发展的矛盾等几个方面的矛盾,并应妥善处理。
关键词职位犯罪侦查权 司法改革 检察权
中图分类号:D9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6-035-02
检察机关的职位犯罪侦查权作为重要的司法权力之一,在司法体制改革中成为重中之重。检察机关侦查权改革不仅关系到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同时因其肩负着我们党和国家反腐败的重任,也关涉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安居乐业。
一、检察权独立行使与监督者被监督的矛盾
我国《宪法》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党的十七大把“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其应有的含义是应当保证检察机关独立地行使检察权,不受外来力量的干涉。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作为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依法独立行使。我们对独立行使的强调恰恰不是脱离监督与制约,只有将独立行使作为前提,才谈得上有效监督,否则检察机关及职务犯罪侦查权则成为其他权力机构或意志的附属物。笔者认为监督的一项重要职能,包括党委、人大以及其他机关,就是要监督检察机关是否依法独立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有没有被某些机关或个人所左右,有没有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力。检察机关在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过程中,自身的合法性与规范性应该受到监督,而且必须受到监督,应进一步强化各级部门对检察机关的监督力度。但这于加强加强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办案并不矛盾,更不应该将两者理解成对立面,从而在理念上和行动上削弱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
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与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的矛盾
在当前中国法学界和法律界,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将源自西方的各项制度作为人类文明的终极目标一样的顶礼膜拜,在这样盲目崇拜心理作祟下,提出了某些荒唐的理论。例如,有些学者认为“三权分立”是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最佳政体,甚至鼓吹中国要放弃现有制度而采用此种制度。然而,这些人忽视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也对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一笔勾销,实际上“在中国搞‘三权分立’,既无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更无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如果不顾我国的国情,违背人民的根本利益,照搬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必然会从根本上动摇人民当家作卞的政治地位,动摇我国政治稳定的根基,导致民主倒退、社会大乱、人民遭殃。”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西方的制度和理论呢?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坚持批判地继承的观点,既看到西方法律制度和理论是人类文明成果的结晶,同时也应看到我们特殊的国情和历史,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会有一劳永逸的理论和制度让我们这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一下子踏上乌托邦的彼岸。在又中国特色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这个具体问题上,我们同样要坚持以我为主,对自己多年的实践和理论有充分的信心,同时也要谦虚地对待其他文明制度,坚持批判地继承的方针,是一切人类我们的成果为我所用。
三、侦查手段单一与职位犯罪智能化、高发化发展的矛盾
案源缺乏、取证困难,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有效面临的切实困难,这固然可以通过检察机关自侦部门苦练内功、加强学习得到部分缓解,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这一困难。检察机关目前没有技术侦查决定权和实施权。技术侦查是指采用电子、光学等视听技术或其他高科技手段秘密获取与犯罪有关的言词或其他信息的一种侦查手段,它包括秘密监听等全方位的侦查手段。现状是要实施技术侦查权必须商请公安或安全机关配合才能行使,而且法律并无规定公安、安全机关是否应予配合支持,往往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陷入被动。另一方面,鉴于职务犯罪的特殊性,往往缺少直接的物证、相关证人也往往是污点证人,又使秘密侦查手段遂成为侦破贿赂犯罪案件的有效手段。
笔者认为若真正实现对职务犯罪的有效打击和震慑,我国法律应当借鉴国外的有关规定为检察机关增设技术侦查措施。有的学者认为,假如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手段,那么作为监督公安机关开展秘密侦查的检察机关一旦拥有了该项权力后就更难监督了。诚然,检察机关掌握了技术侦查手段后也需要监督,以防止权力的滥用,但是这完全可以在检察机关内部建立完善的审批手续来制约,例如规定采取技侦手段需经上一级机关决定,申请机关应严格按照决定所确定的程序开展侦查,如有违反则给以相应的处罚,同时也可以让其他部门,例如公安机关有限度的介入,以进一步形成有效监督和制约。从长远来看,只有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技侦手段,才能适应反腐形势日益严峻的迫切需要。
四、检察机关直接侦查案件的范围与经济社会条件发展变化的矛盾
目前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读职侵权案件。这里的国家工作人员包括通常意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包括如在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该这样的规定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当前纯粹的国有企业日渐稀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改制后的股权较为多元的国有企业。当前法院对此操作比较僵化,甚至将百分之百的股权作为国有企业的认定标准,类似于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单位在司法实践当中甚至也不能作为国有企业认定,其高级管理人员也不能作为国家工作人员认定。这种比较僵化的处理方式将股权作为认定的唯一标准,而没有认识到股权分散只是为了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和提高效率的一种手段,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国有企业在有中国特色的公司体制中的特殊性,若统统将此类人员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对待,与其在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中的地位明显不符。鉴于量刑档次的不同,明显是纵容了此类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的犯罪行为。
对于此项矛盾,比较可行的解决方法为应将国有公司、企业的范围予以扩大,对于某些国有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企业,按其实际情况,统一纳入到国有公司的范畴,将这些单位中利用职务实施的侵占财产、收受贿赂等犯罪划入检察机关直接侦查案件的范围。而且检察机关多年来一直肩负着查办国有公司、企业内发生贪污、贿赂犯罪的职责,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相较于公安机关的经侦部门更为专业,所以将上述公司、企业中利用职务实施的侵占财产、收受贿赂等犯罪划人检察机关直接侦查案件的范围并未违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也更有利于执法的统一,也符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规律就是实事求是,中国的司法规律必须立足于中国实践,从中国本土司法制度的特点及其制约因素,以及现代社会司法功能出现的改变等因素来探讨,而不是止步于僵化的概念。
五、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职级配置与其打击腐败权力的矛盾
检察机关自侦部门难以独立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是阻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根本问题。检察机关经费问题,历来是制约检察机关业务发展尤其是职务犯罪侦查的主要问题。检察机关的各种办案经费,工资、福利的各项经费开支均依赖地方,在编制经费上都由同级政府划拨;同时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的人员编制属于公务员系统,人事任免权基本上由地方的组织人事部门任免决定的。按照行政职别的划分,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相对于政府的很多机关来说,都属于职层较低的部门,下级部门查上级部门的阻力可想而知。检察机关在地方党委的职级配置也与其反腐败的职能和一府两院的地位不符。在我国检察机关现行的“双重领导”体制下,检察机关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地方党政机构可以直接干涉检察机关的工作,这种干涉常常导致一些应当受到法律追究的职务犯罪人得不到追究。可见,检察机关独立性和权威性的缺失导致其打击职务犯罪不力。当务之急是改革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使检察机关真正具备独立性和权威性。
对此,进一步理顺检察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应在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系统,经费由中央财政或省级财政统一支出。根据宪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即受上级人民检察院和同级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就此应借鉴海关等机关的做法与实践,逐步实行全国检察机关的垂直管理,可先由省级以下垂直管理作为过渡,使检察机关的职位犯罪侦查权回归到其司法权的本体地位。
参考文献:
[1]季卫东.法律程序的形式性与实质性——以对程序理论的批判和批判理论的程序化为线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2]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关键词职位犯罪侦查权 司法改革 检察权
中图分类号:D9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6-035-02
检察机关的职位犯罪侦查权作为重要的司法权力之一,在司法体制改革中成为重中之重。检察机关侦查权改革不仅关系到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同时因其肩负着我们党和国家反腐败的重任,也关涉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安居乐业。
一、检察权独立行使与监督者被监督的矛盾
我国《宪法》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党的十七大把“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其应有的含义是应当保证检察机关独立地行使检察权,不受外来力量的干涉。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作为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依法独立行使。我们对独立行使的强调恰恰不是脱离监督与制约,只有将独立行使作为前提,才谈得上有效监督,否则检察机关及职务犯罪侦查权则成为其他权力机构或意志的附属物。笔者认为监督的一项重要职能,包括党委、人大以及其他机关,就是要监督检察机关是否依法独立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有没有被某些机关或个人所左右,有没有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权力。检察机关在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过程中,自身的合法性与规范性应该受到监督,而且必须受到监督,应进一步强化各级部门对检察机关的监督力度。但这于加强加强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办案并不矛盾,更不应该将两者理解成对立面,从而在理念上和行动上削弱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
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与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的矛盾
在当前中国法学界和法律界,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将源自西方的各项制度作为人类文明的终极目标一样的顶礼膜拜,在这样盲目崇拜心理作祟下,提出了某些荒唐的理论。例如,有些学者认为“三权分立”是现代国家治国理政的最佳政体,甚至鼓吹中国要放弃现有制度而采用此种制度。然而,这些人忽视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也对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一笔勾销,实际上“在中国搞‘三权分立’,既无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更无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如果不顾我国的国情,违背人民的根本利益,照搬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必然会从根本上动摇人民当家作卞的政治地位,动摇我国政治稳定的根基,导致民主倒退、社会大乱、人民遭殃。”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西方的制度和理论呢?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坚持批判地继承的观点,既看到西方法律制度和理论是人类文明成果的结晶,同时也应看到我们特殊的国情和历史,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会有一劳永逸的理论和制度让我们这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一下子踏上乌托邦的彼岸。在又中国特色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这个具体问题上,我们同样要坚持以我为主,对自己多年的实践和理论有充分的信心,同时也要谦虚地对待其他文明制度,坚持批判地继承的方针,是一切人类我们的成果为我所用。
三、侦查手段单一与职位犯罪智能化、高发化发展的矛盾
案源缺乏、取证困难,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有效面临的切实困难,这固然可以通过检察机关自侦部门苦练内功、加强学习得到部分缓解,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这一困难。检察机关目前没有技术侦查决定权和实施权。技术侦查是指采用电子、光学等视听技术或其他高科技手段秘密获取与犯罪有关的言词或其他信息的一种侦查手段,它包括秘密监听等全方位的侦查手段。现状是要实施技术侦查权必须商请公安或安全机关配合才能行使,而且法律并无规定公安、安全机关是否应予配合支持,往往使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陷入被动。另一方面,鉴于职务犯罪的特殊性,往往缺少直接的物证、相关证人也往往是污点证人,又使秘密侦查手段遂成为侦破贿赂犯罪案件的有效手段。
笔者认为若真正实现对职务犯罪的有效打击和震慑,我国法律应当借鉴国外的有关规定为检察机关增设技术侦查措施。有的学者认为,假如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手段,那么作为监督公安机关开展秘密侦查的检察机关一旦拥有了该项权力后就更难监督了。诚然,检察机关掌握了技术侦查手段后也需要监督,以防止权力的滥用,但是这完全可以在检察机关内部建立完善的审批手续来制约,例如规定采取技侦手段需经上一级机关决定,申请机关应严格按照决定所确定的程序开展侦查,如有违反则给以相应的处罚,同时也可以让其他部门,例如公安机关有限度的介入,以进一步形成有效监督和制约。从长远来看,只有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技侦手段,才能适应反腐形势日益严峻的迫切需要。
四、检察机关直接侦查案件的范围与经济社会条件发展变化的矛盾
目前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读职侵权案件。这里的国家工作人员包括通常意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包括如在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该这样的规定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当前纯粹的国有企业日渐稀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改制后的股权较为多元的国有企业。当前法院对此操作比较僵化,甚至将百分之百的股权作为国有企业的认定标准,类似于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单位在司法实践当中甚至也不能作为国有企业认定,其高级管理人员也不能作为国家工作人员认定。这种比较僵化的处理方式将股权作为认定的唯一标准,而没有认识到股权分散只是为了增强国有企业竞争力和提高效率的一种手段,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国有企业在有中国特色的公司体制中的特殊性,若统统将此类人员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对待,与其在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中的地位明显不符。鉴于量刑档次的不同,明显是纵容了此类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的犯罪行为。
对于此项矛盾,比较可行的解决方法为应将国有公司、企业的范围予以扩大,对于某些国有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的企业,按其实际情况,统一纳入到国有公司的范畴,将这些单位中利用职务实施的侵占财产、收受贿赂等犯罪划入检察机关直接侦查案件的范围。而且检察机关多年来一直肩负着查办国有公司、企业内发生贪污、贿赂犯罪的职责,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和做法,相较于公安机关的经侦部门更为专业,所以将上述公司、企业中利用职务实施的侵占财产、收受贿赂等犯罪划人检察机关直接侦查案件的范围并未违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也更有利于执法的统一,也符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规律就是实事求是,中国的司法规律必须立足于中国实践,从中国本土司法制度的特点及其制约因素,以及现代社会司法功能出现的改变等因素来探讨,而不是止步于僵化的概念。
五、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职级配置与其打击腐败权力的矛盾
检察机关自侦部门难以独立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是阻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根本问题。检察机关经费问题,历来是制约检察机关业务发展尤其是职务犯罪侦查的主要问题。检察机关的各种办案经费,工资、福利的各项经费开支均依赖地方,在编制经费上都由同级政府划拨;同时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的人员编制属于公务员系统,人事任免权基本上由地方的组织人事部门任免决定的。按照行政职别的划分,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相对于政府的很多机关来说,都属于职层较低的部门,下级部门查上级部门的阻力可想而知。检察机关在地方党委的职级配置也与其反腐败的职能和一府两院的地位不符。在我国检察机关现行的“双重领导”体制下,检察机关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地方党政机构可以直接干涉检察机关的工作,这种干涉常常导致一些应当受到法律追究的职务犯罪人得不到追究。可见,检察机关独立性和权威性的缺失导致其打击职务犯罪不力。当务之急是改革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使检察机关真正具备独立性和权威性。
对此,进一步理顺检察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应在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系统,经费由中央财政或省级财政统一支出。根据宪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即受上级人民检察院和同级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就此应借鉴海关等机关的做法与实践,逐步实行全国检察机关的垂直管理,可先由省级以下垂直管理作为过渡,使检察机关的职位犯罪侦查权回归到其司法权的本体地位。
参考文献:
[1]季卫东.法律程序的形式性与实质性——以对程序理论的批判和批判理论的程序化为线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2]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