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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他1900年8月10日出生在广西博白，2020年是他诞辰120周年。自然，在他的家乡广西，以及在他曾经任职的北大中文系等地，都要举行纪念活动。在这个时刻，我也有很多感慨想说。
从介绍我父亲的书籍中我得知，父亲小时候只上过小学，小学毕业后因为家境贫穷，就失学了。后来他在乡亲们的资助下，没有读中学就直接进了大学，而大学还没毕业，又考进了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后来他在梁启超的鼓励下，继续在乡亲们的资助下又前往巴黎大学深造，获得了博士学位，随后回到清华大学任教。
2019年1月，为了参加《一代宗师语言学家王力》一书的新书发布会，我回到了广西博白。趁这个机会，我走访了父亲小学毕业后曾经教过书的两个地方：大车坪和大平坡水楼。而就是在这里，我很形象地了解到了父亲的过去。
在博白大车坪，我得知父亲高小毕业后，他的小弟弟没钱读书，父亲就白己教弟弟。村里人知道后，也有些人家送孩子来，这样他就一个人当老师，办了个“私塾”。在父亲20岁左右的时候，他在一位姓李的学生家里，偶然发现有14箱书，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各类知识。而这些书就扔在那里没人看，学生的家长看到我父亲如此渴望读书的样子，就把这些书都送给了我父亲。这14箱书使得父亲掌握了很多知识的故事，一直被人们传颂着，就在大车坪这里，我见到了这位学生的后人李汝梅老先生，加深了我对这个故事的理解。
而到了大平坡水楼，则得知这座水楼的主人就是当年资助我父亲去上大学的人士，而父亲在此前曾经在水楼这里教课。1949年至1955年曾任广州市市长的朱光，当年就是水楼这里的学生之一。通过这次实地访问，我体会到父亲当年有一种渴望知识的动力，而又得益于乡亲们的赞助，加上他白己的勤奋和天资，就这样一步步攀登上了知识的高峰。
1932年，我父亲从巴黎回到清华大学任教。1937年抗战爆发，我父亲就到了昆明的西南联大，在那里任教一直到抗战胜利，而我就是那个时期（1941年1月）诞生于昆明的郊区。
我父亲一共有两次婚姻，前妻是包办婚娴，育有两儿一女。而我母亲则有5个子女，我是老大。我的大哥原名王缉和，后跟母亲姓改名为秦似，是著名的散文作家。二哥王缉平，是广西医学院的教授。大姐王缉国，是广西日报社的编辑。他们都已去世。我大妹缉惠，因患癌症在1991年去世。小妹缉慈、大弟缉思、小弟缉宪，他们都已退休，退休前都是大学教授。缉思是美国问题专家，现在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缉慈是产业集群和区域发展方面的专家，缉宪是港口运输枢纽方面的专家，而我则曾经是四通集团的总工程师。
如上所述，我们兄弟姐妹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因此有人分析说这是父亲的影响所致。这就像梁启超有9个子女，个个都成才，因此人们分析说这是家庭的影响。
那么，父亲究竟对我们兄弟姐妹有些什么影响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也许我们各自有自己的体会。下面我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我父亲是做学问的人。从我记事时起，在我的印象里，他永远是拿着毛笔孜孜不倦地在写作。平时在家里他很少管教我们，教育子女更多的是我母亲。所以，如果说有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影响应该是潜移默化的。
不过，由于他是语言学家，可能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兄弟姐妹写的文章从来不会有错别字，肯定都是文理通顺的。而且，我认为，凡是通顺的文章，其逻辑性一定是很强的。虽然我不是老师，但是我讲起课来，总是通俗易懂的。而我认为，这是做人成功的第一要素。我觉得我的弟弟、妹妹们也如此。
此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受父亲的影响，我从来都是喜欢独立思考的，喜欢动脑筋。我认准了一个目标，就会坚持到底。正因为如此，在1983年，我在电脑上开发了一套汉字处理系统，为了完美地解决其所有的问题，我宁可辞职加入四通公司，也要把没实现的想法付诸实施。由于辞职，我被原单位冶金部自动化所除名，丢掉了铁饭碗，而父亲对我的这种行为却非常支持。为此他在1984年底，写了一首七律诗赠送给我。
说到这里，我想提一件往事。1956年，我在高二的时候，代表北京十九中参加了北京市中学生的数学竞赛，并获得了二等奖，同学们都称赞我数学好。在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我要填写志愿，当时父亲建议我学电脑，但是我却没听他的，考入了北大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为什么呢？因为我受周围同学的影响，都认为电脑是应用技术，没有理论高度，只有学数学才有前途。但是后來的事实证明父亲的建议是对的，我最终还是走到了电脑这个行业里，这不得不佩服父亲的远见卓识。
1986年4月份，我正带领四通公司的开发小组在日本ALPS公司对四通打字机MS-2400的研制进行最后的调试工作，这是四通公司打字机系列的第一代产品，计划在5月份推出。就在此时，我接到了公司总经理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诉我父亲突发重病住院，征求我的意见是否要回国见他最后一面。
此时，开发工作进行到了最后阶段，如果我回国，工作就会中止，下次办理签证再次赴日调试就会影响产品的推出。于是我给母亲挂了一个电话，她得知我的情况后就说，我们家一向都以工作为重，你的弟弟、妹妹都在北京，如果你离不开，不回来也可以。得到母亲的理解后，我就继续把调试工作做完才回国。
回到北京后，我立刻到医院去看望父亲，此时他神志还清醒，但是已经不能说话了。我向他汇报了在日本的工作，告诉他打字机已经开发成功，他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1986年5月3日，父亲离开了我们，当时我就守在他的身边。父亲著作等身，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而且，我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功，也是和他的教导分不开的。
从介绍我父亲的书籍中我得知，父亲小时候只上过小学，小学毕业后因为家境贫穷，就失学了。后来他在乡亲们的资助下，没有读中学就直接进了大学，而大学还没毕业，又考进了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后来他在梁启超的鼓励下，继续在乡亲们的资助下又前往巴黎大学深造，获得了博士学位，随后回到清华大学任教。
2019年1月，为了参加《一代宗师语言学家王力》一书的新书发布会，我回到了广西博白。趁这个机会，我走访了父亲小学毕业后曾经教过书的两个地方：大车坪和大平坡水楼。而就是在这里，我很形象地了解到了父亲的过去。
在博白大车坪，我得知父亲高小毕业后，他的小弟弟没钱读书，父亲就白己教弟弟。村里人知道后，也有些人家送孩子来，这样他就一个人当老师，办了个“私塾”。在父亲20岁左右的时候，他在一位姓李的学生家里，偶然发现有14箱书，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各类知识。而这些书就扔在那里没人看，学生的家长看到我父亲如此渴望读书的样子，就把这些书都送给了我父亲。这14箱书使得父亲掌握了很多知识的故事，一直被人们传颂着，就在大车坪这里，我见到了这位学生的后人李汝梅老先生，加深了我对这个故事的理解。
而到了大平坡水楼，则得知这座水楼的主人就是当年资助我父亲去上大学的人士，而父亲在此前曾经在水楼这里教课。1949年至1955年曾任广州市市长的朱光，当年就是水楼这里的学生之一。通过这次实地访问，我体会到父亲当年有一种渴望知识的动力，而又得益于乡亲们的赞助，加上他白己的勤奋和天资，就这样一步步攀登上了知识的高峰。
1932年，我父亲从巴黎回到清华大学任教。1937年抗战爆发，我父亲就到了昆明的西南联大，在那里任教一直到抗战胜利，而我就是那个时期（1941年1月）诞生于昆明的郊区。
我父亲一共有两次婚姻，前妻是包办婚娴，育有两儿一女。而我母亲则有5个子女，我是老大。我的大哥原名王缉和，后跟母亲姓改名为秦似，是著名的散文作家。二哥王缉平，是广西医学院的教授。大姐王缉国，是广西日报社的编辑。他们都已去世。我大妹缉惠，因患癌症在1991年去世。小妹缉慈、大弟缉思、小弟缉宪，他们都已退休，退休前都是大学教授。缉思是美国问题专家，现在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缉慈是产业集群和区域发展方面的专家，缉宪是港口运输枢纽方面的专家，而我则曾经是四通集团的总工程师。
如上所述，我们兄弟姐妹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因此有人分析说这是父亲的影响所致。这就像梁启超有9个子女，个个都成才，因此人们分析说这是家庭的影响。
那么，父亲究竟对我们兄弟姐妹有些什么影响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也许我们各自有自己的体会。下面我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我父亲是做学问的人。从我记事时起，在我的印象里，他永远是拿着毛笔孜孜不倦地在写作。平时在家里他很少管教我们，教育子女更多的是我母亲。所以，如果说有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影响应该是潜移默化的。
不过，由于他是语言学家，可能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兄弟姐妹写的文章从来不会有错别字，肯定都是文理通顺的。而且，我认为，凡是通顺的文章，其逻辑性一定是很强的。虽然我不是老师，但是我讲起课来，总是通俗易懂的。而我认为，这是做人成功的第一要素。我觉得我的弟弟、妹妹们也如此。
此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受父亲的影响，我从来都是喜欢独立思考的，喜欢动脑筋。我认准了一个目标，就会坚持到底。正因为如此，在1983年，我在电脑上开发了一套汉字处理系统，为了完美地解决其所有的问题，我宁可辞职加入四通公司，也要把没实现的想法付诸实施。由于辞职，我被原单位冶金部自动化所除名，丢掉了铁饭碗，而父亲对我的这种行为却非常支持。为此他在1984年底，写了一首七律诗赠送给我。
说到这里，我想提一件往事。1956年，我在高二的时候，代表北京十九中参加了北京市中学生的数学竞赛，并获得了二等奖，同学们都称赞我数学好。在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我要填写志愿，当时父亲建议我学电脑，但是我却没听他的，考入了北大数学力学系数学专业。为什么呢？因为我受周围同学的影响，都认为电脑是应用技术，没有理论高度，只有学数学才有前途。但是后來的事实证明父亲的建议是对的，我最终还是走到了电脑这个行业里，这不得不佩服父亲的远见卓识。
1986年4月份，我正带领四通公司的开发小组在日本ALPS公司对四通打字机MS-2400的研制进行最后的调试工作，这是四通公司打字机系列的第一代产品，计划在5月份推出。就在此时，我接到了公司总经理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诉我父亲突发重病住院，征求我的意见是否要回国见他最后一面。
此时，开发工作进行到了最后阶段，如果我回国，工作就会中止，下次办理签证再次赴日调试就会影响产品的推出。于是我给母亲挂了一个电话，她得知我的情况后就说，我们家一向都以工作为重，你的弟弟、妹妹都在北京，如果你离不开，不回来也可以。得到母亲的理解后，我就继续把调试工作做完才回国。
回到北京后，我立刻到医院去看望父亲，此时他神志还清醒，但是已经不能说话了。我向他汇报了在日本的工作，告诉他打字机已经开发成功，他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1986年5月3日，父亲离开了我们，当时我就守在他的身边。父亲著作等身，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而且，我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功，也是和他的教导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