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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战争年代，鲁西南一带有一位响当当的侦察英雄，他智勇双全，对党无限忠减，屡屡深入敌营刺探、传递情报，长期在当地最大的顽匪头目身边卧底，并在关键时刻一举将其生擒，年仅25岁的人生历程写满传奇，他的名字叫秦锡爵。
走村串乡传递情报的“小货郎”
“七七事变”的一声炮响，日军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1939年春夏之交，日军侵入定陶县，组织伪军成立伪政权。一时间，敌、伪、顽、会、匪等各种反动势力的魔爪，一齐伸向定陶人民，奸淫烧杀，强取豪夺，横征暴敛，人民的生活极端困苦。
为了救民于水火，中共党组织先后派出共产党员到定陶开展工作。1939年7月，中共定陶特支委员会（简称定陶特支）正式建立。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满怀爱国热情，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兴起。随着定陶抗日形势的发展，为取得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定陶特支大力开展对日伪军的情报工作，建立起有效的情报网络。
1939年底，定陶特支的几个地下联络站先后遭到敌人的破坏，特支负责同志更加重视地下联络站的选择和建设。经慎重选择，特支决定在位于定陶、菏泽交界处，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交通相对闭塞的邵楼村建立中共地下交通联络站。同时为便于掩护，定陶特支书记国启民在邵楼村筹资开办了一个手工卷烟厂，由游文斋、邵超群、孔耀坤等中共党员负责，来往的地下同志就以买卖纸烟为名进行联络工作。
12月15日，邵超群在邵楼村东一个简陋的门楼前焦急地张望，似乎是在等什么人。此时村道上走来一老一少两个看似做生意的人，邵超群与两人碰面后，十分警觉地观察周围情况，发现没有尾随人员后，便带他们一起走入屋内。这两人就是邵超群正在等候的地下党同志，年纪稍长的叫孔瑾斋，另一个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叫秦锡爵，是孔瑾斋新近物色的地下联络员。
“这个小毛头可靠吗？”背着秦锡爵，邵超群悄悄问孔瑾斋。“绝对可靠！我考察他快一年了，这小子别看年龄小，机灵着呢！”孔瑾斋回答。接下来，邵超群让秦锡爵先作了一个自我简要介绍，然后向他交待了做好地下联络员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邵超群只说了一遍，秦锡爵就将他交代的内容一条不落地复述了一遍，令邵超群大为惊奇。从此，秦锡爵正式踏上了革命道路。
秦锡爵，1922年出生于山东省菏泽县与定陶县毗邻的佃户屯村（现为菏泽市开发区佃户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秦锡爵的童年时期，正值国内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他少年时期就因家庭贫困失了学。然而，这个时期也正是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开始兴起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逐渐开展起来。从小受革命思潮与运动的耳濡目染，秦锡爵渐渐成长为一个进步青年。1939年初，中共党员孔瑾斋结识了秦锡爵，并有意识引领他参加一些革命活动，秦锡爵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同年底，孔瑾斋向秦锡爵亮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在秦锡爵的强烈请求下，正式向中共党组织推荐了他。
这期间，日伪对抗日军民实行更加残暴的“三光”政策，定陶境内的封锁沟如蜘蛛网一般纵横交错，再加上岗楼林立，中共的活动更加困难，也更难隐蔽。定陶特支书记国启民的身份被敌人发现后，他不得不转移工作岗位，1940年由游文斋接任中共定陶特支书记。同时，因为陌生人在邵楼这个小村过于频繁的走动，逐渐引起村内一些人的怀疑，游文斋果断决定将地下交通站由邵楼村转移到人口较多的定陶县保宁集，在继续做卖烟生意的同时又开了一个杂货铺作为掩护。
就这样，秦锡爵在环境极端险恶、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地下交通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所负责的情报侦察以及传递工作从未出现过差错，多次受到游文斋等领导的表扬。1941年3月，刚满19岁的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广泛开展抗日活动，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定陶特支想尽办法派人打入敌伪内部开展工作。同时，还在农村建立了“两面政权”，安排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力量担任国民党或伪政权中的乡长、村长，甚至区长。他们利用合法身份，一方面应付敌人，保护群众;一方面搜集敌人情报，开展党的工作，为推动当地抗日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搜集来的情报，大都由秦锡爵以走村串乡的卖货郎身份为掩护进行传递，与此同时，秦锡爵还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把大批印有中、日文字及漫画形式的抗日宣传品带给地下党同志，让他们在夜间张贴于大街小巷。秦锡爵还把一部分宣传品投送到县城内的日军司令部、伪军驻地和伪县政府警察局等要害部门，经常搞得敌人心惊肉跳，惶惶不安。特别是一些有劣迹的伪顽头目和军政人员，看到贴有自己“罪状”的宣传品，更是胆战心惊。
顽匪首领身边称职的卧底“保镖”
1943年夏初的一天，游文斋严肃的向秦锡爵交代一个新的任务：“经过党组织的慎重考虑，想趁王子杰的国民党保安第十五旅特务团扩充队伍时，安排你打入敌人内部。然后再设法接近他，让你变成钉在他脑门上的一颗‘钉子’，你有什么意见吗？”此次任务不同往常，打入敌人身边不仅需要一定的胆量，更需要时刻面对危险能灵活应对的智慧。“既然是组织的安排，我没有任何意见，一切服从党的分配！”秦锡爵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王子杰是个多疑又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在他身边当卧底、搞侦察，既要胆大心细，又要智勇双全，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这个岗位除了你，没有更合适的人选。”游文斋凝视着秦锡爵的眼睛，郑重地叮嘱道。“请您和组织上放心，只要是革命工作需要，我堅决完成！”秦锡爵一字一顿坚定地回答。
王子杰是定陶城东北辘湾村人，任国民党定陶县县长兼山东保安第十五旅旅长，辖有武装3000多人，盘踞在定陶城北和东北一带。王子杰曾在国民党部队中当过勤务兵。“七七事变”后，部队溃败南逃，王子杰留在当地联络了一帮歹徒，拉起旗帜，当上了土匪头子，国民党定陶县政府曾把他投入监狱。1939年6月30日，八路军攻克定陶城，为争取其抗日，把他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他为了报恩，跟着八路军冀鲁豫支队第五大队干了一段时间，因过不惯革命队伍的艰苦生活，又干起了土匪的老行当，后自封为团长。 1941年，日军到定陶城北裴河一带“扫荡”时，王子杰认为日军侵占了他的“地盘”曾率部抵抗，打死一些日伪军。此后，他打着“抗日英雄”的旗号到处招兵买马，队伍迅速扩大。1943年初，他被国民党任命为定陶县长兼山东保安第十五旅旅长。自此，王子杰成了定陶县的“土皇帝”。由于他生性多疑，坏事做绝，死在他手里的共产党干部和抗日群众有数百人，恶行昭彰。王子杰的把兄弟杨庆林曾带领几十人投靠他，刚开始他十分热情，待为上宾，但没过几天就趁杨庆林不防将其杀害，吞并了这支人马。一次，王子杰听闻部下有人与共产党有联系，就在定陶戚姬寺村一带活埋了6人，其中有跟随他多年的连长和排长。王子杰曾怀疑他的把兄弟、三团团长庞汝吕私通共产党，也亲手把庞活埋了。至于王子杰手下的士兵和普通老百姓，只要稍有不顺他的意，他说杀就杀。当时定陶民间有一句口头语是：“天上有个老天爷，地上有个王子杰。”因王子杰在其兄妹中排行第二，人们又都称他是“王二天爷”。他对定陶人民祸害极大，被群众称为“三害”（日寇、兵乱、灾荒）中的重要一害。
将要接近如此毫无人性的凶残之徒，并要在其身边侦查获取情报，这项卧底任务不仅凶险而且艰巨，秦锡爵十分清楚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以及将面对的危险，但为了革命工作，他还是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了。
不久，在中共党组织的谋划下，秦锡爵顺利安插入国民党保安第十五旅特务团下属的特务营，担任三连一排排长。虽然是个排长，但在王子杰的几千人马中，显然不够分量，平时想要与王子杰打个照面都难，要如何才能接近王子杰的身边呢？秦锡爵一连多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机会说来就来了。1943年7月15日拂晓时分，日伪军400多人突然将保安十五旅一团一营包围，秦锡爵得到消息后，就率部同其他连队快速迂回到日伪军背后进行袭击。经过半个多小时激战，打死、打伤日伪军数十名，敌人的进攻被击退，战斗取得胜利。在这次战斗中，秦锡爵冲锋在最前面，表现非常突出，因此受到王子杰的赏识。
不久，王子杰经过一番“内查外调”，发现秦锡爵一直在本地长大，除了为谋生在保宁集上当过一段时间的“卖货郎”外，从没有参加过什么队伍，也没有加入过什么组织，就放心地将骑兵排排长这个位置交给了秦锡爵。秦锡爵大喜过望，骑兵排一直担负着王子杰警卫排的角色，是最接近王子杰身边的人。自此，秦锡爵成了王子杰的“贴身护卫”。
秦锡爵绝对算得上一个非常称职的“保镖”，几乎天天不离王子杰左右。王子杰稍微遇到一点危险，他总是第一个冲到王子杰的面前，把他护在身后。另外，他还非常识趣，从不争权邀功，更不会随便打听队伍里的“核心机密”。久而久之，王子杰把他视为“心腹”，一些机密事情也不再瞒他。
当时，中共定陶县党组织在定陶城西一带活动，其间曾多次派人和王子杰联系，磋商共同抗日。此外，秦锡爵等安插在王子杰内部的中共人员也开始悄悄地广泛在队伍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王子杰的几个重要团营长，都被秦锡爵等中共地下党员感化。秦锡爵经常告诉他们，人生一世，要像雁过留声一样，要作“英雄”，不能叫群众咒骂，更不能投靠日军当汉奸，落千古骂名。为了分化王子杰队伍中的各部人员，秦锡爵还“好意劝导”他们：“有人、有枪就是‘草头王’，唯有保存自己的实力才会有个人的前途。”这些“思想工作”在后来中共“三打王子杰”的时候，对敌人的队伍起了积极的分化作用。
为团结争取王子杰共同抗日，中共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王子杰一直无动于衷，他不仅不配合，而且还大肆残害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勾结曹县日伪军进犯抗日根据地。这些情报，都被秦锡爵偷偷传送给了中共党组织。因此，中共鲁西南地委和军分区下定决心要消灭这股定陶县最大的顽匪。
上级下达了作战任务，决定首先由安插在王子杰队伍中的秦锡爵等人在保安十五旅旅部和重要防区开展军事侦察工作。秦锡爵他们经过侦察，很快摸清了王子杰所属各团的装备、兵力部署等情况，接下来，中共地下交通员“四大娘”朱文起以给秦锡爵“说媒”为名进行联络，取走了这些绝密情报，为接下来的战斗发挥了重大作用。
智擒顽首大义凛然的真汉子
1945年4月5日，攻歼王子杰的战斗正式打响了。鲁西南军分区第十七、十八团和定陶、曹县的县大队，共约4个团的兵力，将王子杰部3个团包围在裴河、谢庄等几个村庄。这天拂晓，我军发起进攻。战斗一打响，王部特务团内的中共地下党员混在队伍中趁乱朝空中放枪，并大喊：“八路军来了，快跑呀！”他们故意往王子杰其他队伍中跑，引起恐慌，大批敌人跟着乱跑。此时我军从西面猛烈攻击跟进，敌人纷纷往东溃逃。战斗中敌人纷纷倒下，不少敌人一枪没放就当了俘虏。这次战斗消灭王部2000多人，但王子杰在混乱中带着部分亲信突围逃脱。
王部被打散之后，王子杰把剩余队伍拉到日伪驻守的定陶县城附近，日伪军对他仍有戒备，不允许他进城。4月中旬，鲁西南军分区与县大队2000多人，第二次发起讨伐王子杰的战斗。我军先用猛烈的火力封锁县城城门，然后对王部守军进行攻击，城内日伪军以为是王部攻城，就以密集的火力向王部反击。王部以为日伪军出来收缴他们的枪，纷纷外逃，并以火力还击。利用日伪军的误会，我军没费多大力气，就把王部打散。王子杰到天亮才知中计，重新集合队伍又回到城关驻防。
经过两次打击后，王部只剩下1000多兵力。4月底的一天，王子杰带领300多人到城北一带抢掠粮食，夜里住在碱常店村。秦锡爵以巡查布防情况为由，骑马疾驰到附近的邵楼村，然后寻机偷偷将这一重要情报派人送交地下交通员朱文起，朱文起连夜将情报送达驻袁姑集的鲁西南军分区。军分区政委刘星亲自部署指挥，部隊在谷庄南门外紧急集合，迅速包围了碱常店。我军从碱常店村南发起对王子杰的第三次打击，王部匪兵纷纷向东逃跑，正好钻入我军包围圈内。
混战中，王子杰带领骑兵排20多人企图突围逃跑，紧紧跟随王子杰的秦锡爵见此时王的亲信都自顾逃命，正是活捉王子杰的好时机，就假意呼喊保护王子杰，并立刻纵马朝王子杰飞奔而来。王子杰以为秦锡爵又像往常一样“护驾”来了，当秦锡爵冲到他面前时，突然伸手把他拽落马下。王子杰一时措手不及，刚要掏枪，秦锡爵的马刀就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王子杰还没明白过来就已束手就擒，这时秦锡爵才表明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 敌骑兵排见大势已去，纷纷弃枪投降。王部300多人的抢粮队也被全部消灭后，留守县城附近的老弱残兵树倒猢狲散，四散逃亡。至此，王子杰连同他的全部人馬被彻底歼灭。当夜，定陶县抗日民主政府根据王子杰的罪行判处其死刑，予以处决，全县人民无不拍手称快，秦锡爵单骑活捉王子杰的事迹很快就传遍了鲁西南。
抗战胜利后，秦锡爵担任定陶县陈集区武装中队副队长。
1946年6月，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冀鲁豫军区党委号召干部“区不离区、县不离县”，坚持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在拉锯战中，有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家属被残酷杀害。陈集区中队100多名指战员满怀悲愤，纷纷请战，强烈要求为死难的乡亲和战友报仇雪恨。为了打击敌人的反革命嚣张气焰，秦锡爵带领区中队采取夜间袭击方式，一举抓获了反动还乡团大小头目40多人，一次处决了11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
在1947年的拉锯战中，秦锡爵率部与敌进行周旋，在几次战斗中都冲垮了敌人防线，保存了有生力量。1947年2月14日，秦锡爵根据区委安排，带人到胡庄去征收土布。当他和18名战士到达胡庄不久，就被反动还乡团500多人包围了。敌众我寡，不能恋战。秦锡爵分析认为，还乡团出动了这么多人员，其大本营肯定是虚兵把守。事不宜迟，他当机立断，指挥大家相互掩护、交替撤退，带领队伍奋力向敌人大本营方向突围。后来的事实证明，秦锡爵的判断是正确的，大家终于无一人伤亡安全撤出，他勇敢机智、指挥有方，赢得了大家的赞誉。
1947年8月，刘邓大军自鲁西南挺进大别山后，国民党新五军进入曹县、定陶、成武、单县、巨野等县境内，陈集区中队奉命转移到郓城县黄安一带活动。为了摸清定陶县的敌情，区委派秦锡爵等人潜回定陶进行侦察。经过一夜奔袭，他们来到了定陶县大何庄，敌暗探发现了他们的行踪，并向定陶县还乡总团告密。还乡团立即派重兵包围了大何庄村，秦锡爵突围失败，不幸被捕。
反动还乡团总团长张会亭两次提审秦锡爵，要他说出组织名单及枪支弹药的藏处，许诺高官厚禄，秦锡爵坚决不从。敌人气急败坏，他们丧心病狂地用刺刀戳穿了秦锡爵的锁骨，穿上铁链子，又把他拖到大街上逼他指认谁是共产党。秦锡爵身上鲜血直流，他强忍剧痛，大义凛然，威武不屈，最后被杀害于定陶县朱集村北，年仅25岁。
噩耗传来，战友们无不悲痛万分，不久，陈集区武装中队活捉了张会亭，并将其处决。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秦锡爵为革命烈士，菏泽市定陶区人民政府将其英雄事迹制作成挂板，悬挂于烈士陵园革命英烈事迹展览室。每年的清明节前后，定陶区广大干部群众以及青少年学生，都会自发地来到烈士陵园的秦锡爵事迹展板前，缅怀他的英雄事迹。
走村串乡传递情报的“小货郎”
“七七事变”的一声炮响，日军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1939年春夏之交，日军侵入定陶县，组织伪军成立伪政权。一时间，敌、伪、顽、会、匪等各种反动势力的魔爪，一齐伸向定陶人民，奸淫烧杀，强取豪夺，横征暴敛，人民的生活极端困苦。
为了救民于水火，中共党组织先后派出共产党员到定陶开展工作。1939年7月，中共定陶特支委员会（简称定陶特支）正式建立。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满怀爱国热情，群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兴起。随着定陶抗日形势的发展，为取得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定陶特支大力开展对日伪军的情报工作，建立起有效的情报网络。
1939年底，定陶特支的几个地下联络站先后遭到敌人的破坏，特支负责同志更加重视地下联络站的选择和建设。经慎重选择，特支决定在位于定陶、菏泽交界处，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交通相对闭塞的邵楼村建立中共地下交通联络站。同时为便于掩护，定陶特支书记国启民在邵楼村筹资开办了一个手工卷烟厂，由游文斋、邵超群、孔耀坤等中共党员负责，来往的地下同志就以买卖纸烟为名进行联络工作。
12月15日，邵超群在邵楼村东一个简陋的门楼前焦急地张望，似乎是在等什么人。此时村道上走来一老一少两个看似做生意的人，邵超群与两人碰面后，十分警觉地观察周围情况，发现没有尾随人员后，便带他们一起走入屋内。这两人就是邵超群正在等候的地下党同志，年纪稍长的叫孔瑾斋，另一个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叫秦锡爵，是孔瑾斋新近物色的地下联络员。
“这个小毛头可靠吗？”背着秦锡爵，邵超群悄悄问孔瑾斋。“绝对可靠！我考察他快一年了，这小子别看年龄小，机灵着呢！”孔瑾斋回答。接下来，邵超群让秦锡爵先作了一个自我简要介绍，然后向他交待了做好地下联络员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邵超群只说了一遍，秦锡爵就将他交代的内容一条不落地复述了一遍，令邵超群大为惊奇。从此，秦锡爵正式踏上了革命道路。
秦锡爵，1922年出生于山东省菏泽县与定陶县毗邻的佃户屯村（现为菏泽市开发区佃户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秦锡爵的童年时期，正值国内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他少年时期就因家庭贫困失了学。然而，这个时期也正是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开始兴起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逐渐开展起来。从小受革命思潮与运动的耳濡目染，秦锡爵渐渐成长为一个进步青年。1939年初，中共党员孔瑾斋结识了秦锡爵，并有意识引领他参加一些革命活动，秦锡爵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同年底，孔瑾斋向秦锡爵亮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在秦锡爵的强烈请求下，正式向中共党组织推荐了他。
这期间，日伪对抗日军民实行更加残暴的“三光”政策，定陶境内的封锁沟如蜘蛛网一般纵横交错，再加上岗楼林立，中共的活动更加困难，也更难隐蔽。定陶特支书记国启民的身份被敌人发现后，他不得不转移工作岗位，1940年由游文斋接任中共定陶特支书记。同时，因为陌生人在邵楼这个小村过于频繁的走动，逐渐引起村内一些人的怀疑，游文斋果断决定将地下交通站由邵楼村转移到人口较多的定陶县保宁集，在继续做卖烟生意的同时又开了一个杂货铺作为掩护。
就这样，秦锡爵在环境极端险恶、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地下交通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所负责的情报侦察以及传递工作从未出现过差错，多次受到游文斋等领导的表扬。1941年3月，刚满19岁的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广泛开展抗日活动，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定陶特支想尽办法派人打入敌伪内部开展工作。同时，还在农村建立了“两面政权”，安排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力量担任国民党或伪政权中的乡长、村长，甚至区长。他们利用合法身份，一方面应付敌人，保护群众;一方面搜集敌人情报，开展党的工作，为推动当地抗日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搜集来的情报，大都由秦锡爵以走村串乡的卖货郎身份为掩护进行传递，与此同时，秦锡爵还冒着生命危险，多次把大批印有中、日文字及漫画形式的抗日宣传品带给地下党同志，让他们在夜间张贴于大街小巷。秦锡爵还把一部分宣传品投送到县城内的日军司令部、伪军驻地和伪县政府警察局等要害部门，经常搞得敌人心惊肉跳，惶惶不安。特别是一些有劣迹的伪顽头目和军政人员，看到贴有自己“罪状”的宣传品，更是胆战心惊。
顽匪首领身边称职的卧底“保镖”
1943年夏初的一天，游文斋严肃的向秦锡爵交代一个新的任务：“经过党组织的慎重考虑，想趁王子杰的国民党保安第十五旅特务团扩充队伍时，安排你打入敌人内部。然后再设法接近他，让你变成钉在他脑门上的一颗‘钉子’，你有什么意见吗？”此次任务不同往常，打入敌人身边不仅需要一定的胆量，更需要时刻面对危险能灵活应对的智慧。“既然是组织的安排，我没有任何意见，一切服从党的分配！”秦锡爵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王子杰是个多疑又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在他身边当卧底、搞侦察，既要胆大心细，又要智勇双全，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这个岗位除了你，没有更合适的人选。”游文斋凝视着秦锡爵的眼睛，郑重地叮嘱道。“请您和组织上放心，只要是革命工作需要，我堅决完成！”秦锡爵一字一顿坚定地回答。
王子杰是定陶城东北辘湾村人，任国民党定陶县县长兼山东保安第十五旅旅长，辖有武装3000多人，盘踞在定陶城北和东北一带。王子杰曾在国民党部队中当过勤务兵。“七七事变”后，部队溃败南逃，王子杰留在当地联络了一帮歹徒，拉起旗帜，当上了土匪头子，国民党定陶县政府曾把他投入监狱。1939年6月30日，八路军攻克定陶城，为争取其抗日，把他从监狱里放了出来。他为了报恩，跟着八路军冀鲁豫支队第五大队干了一段时间，因过不惯革命队伍的艰苦生活，又干起了土匪的老行当，后自封为团长。 1941年，日军到定陶城北裴河一带“扫荡”时，王子杰认为日军侵占了他的“地盘”曾率部抵抗，打死一些日伪军。此后，他打着“抗日英雄”的旗号到处招兵买马，队伍迅速扩大。1943年初，他被国民党任命为定陶县长兼山东保安第十五旅旅长。自此，王子杰成了定陶县的“土皇帝”。由于他生性多疑，坏事做绝，死在他手里的共产党干部和抗日群众有数百人，恶行昭彰。王子杰的把兄弟杨庆林曾带领几十人投靠他，刚开始他十分热情，待为上宾，但没过几天就趁杨庆林不防将其杀害，吞并了这支人马。一次，王子杰听闻部下有人与共产党有联系，就在定陶戚姬寺村一带活埋了6人，其中有跟随他多年的连长和排长。王子杰曾怀疑他的把兄弟、三团团长庞汝吕私通共产党，也亲手把庞活埋了。至于王子杰手下的士兵和普通老百姓，只要稍有不顺他的意，他说杀就杀。当时定陶民间有一句口头语是：“天上有个老天爷，地上有个王子杰。”因王子杰在其兄妹中排行第二，人们又都称他是“王二天爷”。他对定陶人民祸害极大，被群众称为“三害”（日寇、兵乱、灾荒）中的重要一害。
将要接近如此毫无人性的凶残之徒，并要在其身边侦查获取情报，这项卧底任务不仅凶险而且艰巨，秦锡爵十分清楚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以及将面对的危险，但为了革命工作，他还是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了。
不久，在中共党组织的谋划下，秦锡爵顺利安插入国民党保安第十五旅特务团下属的特务营，担任三连一排排长。虽然是个排长，但在王子杰的几千人马中，显然不够分量，平时想要与王子杰打个照面都难，要如何才能接近王子杰的身边呢？秦锡爵一连多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机会说来就来了。1943年7月15日拂晓时分，日伪军400多人突然将保安十五旅一团一营包围，秦锡爵得到消息后，就率部同其他连队快速迂回到日伪军背后进行袭击。经过半个多小时激战，打死、打伤日伪军数十名，敌人的进攻被击退，战斗取得胜利。在这次战斗中，秦锡爵冲锋在最前面，表现非常突出，因此受到王子杰的赏识。
不久，王子杰经过一番“内查外调”，发现秦锡爵一直在本地长大，除了为谋生在保宁集上当过一段时间的“卖货郎”外，从没有参加过什么队伍，也没有加入过什么组织，就放心地将骑兵排排长这个位置交给了秦锡爵。秦锡爵大喜过望，骑兵排一直担负着王子杰警卫排的角色，是最接近王子杰身边的人。自此，秦锡爵成了王子杰的“贴身护卫”。
秦锡爵绝对算得上一个非常称职的“保镖”，几乎天天不离王子杰左右。王子杰稍微遇到一点危险，他总是第一个冲到王子杰的面前，把他护在身后。另外，他还非常识趣，从不争权邀功，更不会随便打听队伍里的“核心机密”。久而久之，王子杰把他视为“心腹”，一些机密事情也不再瞒他。
当时，中共定陶县党组织在定陶城西一带活动，其间曾多次派人和王子杰联系，磋商共同抗日。此外，秦锡爵等安插在王子杰内部的中共人员也开始悄悄地广泛在队伍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王子杰的几个重要团营长，都被秦锡爵等中共地下党员感化。秦锡爵经常告诉他们，人生一世，要像雁过留声一样，要作“英雄”，不能叫群众咒骂，更不能投靠日军当汉奸，落千古骂名。为了分化王子杰队伍中的各部人员，秦锡爵还“好意劝导”他们：“有人、有枪就是‘草头王’，唯有保存自己的实力才会有个人的前途。”这些“思想工作”在后来中共“三打王子杰”的时候，对敌人的队伍起了积极的分化作用。
为团结争取王子杰共同抗日，中共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王子杰一直无动于衷，他不仅不配合，而且还大肆残害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勾结曹县日伪军进犯抗日根据地。这些情报，都被秦锡爵偷偷传送给了中共党组织。因此，中共鲁西南地委和军分区下定决心要消灭这股定陶县最大的顽匪。
上级下达了作战任务，决定首先由安插在王子杰队伍中的秦锡爵等人在保安十五旅旅部和重要防区开展军事侦察工作。秦锡爵他们经过侦察，很快摸清了王子杰所属各团的装备、兵力部署等情况，接下来，中共地下交通员“四大娘”朱文起以给秦锡爵“说媒”为名进行联络，取走了这些绝密情报，为接下来的战斗发挥了重大作用。
智擒顽首大义凛然的真汉子
1945年4月5日，攻歼王子杰的战斗正式打响了。鲁西南军分区第十七、十八团和定陶、曹县的县大队，共约4个团的兵力，将王子杰部3个团包围在裴河、谢庄等几个村庄。这天拂晓，我军发起进攻。战斗一打响，王部特务团内的中共地下党员混在队伍中趁乱朝空中放枪，并大喊：“八路军来了，快跑呀！”他们故意往王子杰其他队伍中跑，引起恐慌，大批敌人跟着乱跑。此时我军从西面猛烈攻击跟进，敌人纷纷往东溃逃。战斗中敌人纷纷倒下，不少敌人一枪没放就当了俘虏。这次战斗消灭王部2000多人，但王子杰在混乱中带着部分亲信突围逃脱。
王部被打散之后，王子杰把剩余队伍拉到日伪驻守的定陶县城附近，日伪军对他仍有戒备，不允许他进城。4月中旬，鲁西南军分区与县大队2000多人，第二次发起讨伐王子杰的战斗。我军先用猛烈的火力封锁县城城门，然后对王部守军进行攻击，城内日伪军以为是王部攻城，就以密集的火力向王部反击。王部以为日伪军出来收缴他们的枪，纷纷外逃，并以火力还击。利用日伪军的误会，我军没费多大力气，就把王部打散。王子杰到天亮才知中计，重新集合队伍又回到城关驻防。
经过两次打击后，王部只剩下1000多兵力。4月底的一天，王子杰带领300多人到城北一带抢掠粮食，夜里住在碱常店村。秦锡爵以巡查布防情况为由，骑马疾驰到附近的邵楼村，然后寻机偷偷将这一重要情报派人送交地下交通员朱文起，朱文起连夜将情报送达驻袁姑集的鲁西南军分区。军分区政委刘星亲自部署指挥，部隊在谷庄南门外紧急集合，迅速包围了碱常店。我军从碱常店村南发起对王子杰的第三次打击，王部匪兵纷纷向东逃跑，正好钻入我军包围圈内。
混战中，王子杰带领骑兵排20多人企图突围逃跑，紧紧跟随王子杰的秦锡爵见此时王的亲信都自顾逃命，正是活捉王子杰的好时机，就假意呼喊保护王子杰，并立刻纵马朝王子杰飞奔而来。王子杰以为秦锡爵又像往常一样“护驾”来了，当秦锡爵冲到他面前时，突然伸手把他拽落马下。王子杰一时措手不及，刚要掏枪，秦锡爵的马刀就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王子杰还没明白过来就已束手就擒，这时秦锡爵才表明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 敌骑兵排见大势已去，纷纷弃枪投降。王部300多人的抢粮队也被全部消灭后，留守县城附近的老弱残兵树倒猢狲散，四散逃亡。至此，王子杰连同他的全部人馬被彻底歼灭。当夜，定陶县抗日民主政府根据王子杰的罪行判处其死刑，予以处决，全县人民无不拍手称快，秦锡爵单骑活捉王子杰的事迹很快就传遍了鲁西南。
抗战胜利后，秦锡爵担任定陶县陈集区武装中队副队长。
1946年6月，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冀鲁豫军区党委号召干部“区不离区、县不离县”，坚持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在拉锯战中，有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家属被残酷杀害。陈集区中队100多名指战员满怀悲愤，纷纷请战，强烈要求为死难的乡亲和战友报仇雪恨。为了打击敌人的反革命嚣张气焰，秦锡爵带领区中队采取夜间袭击方式，一举抓获了反动还乡团大小头目40多人，一次处决了11人，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
在1947年的拉锯战中，秦锡爵率部与敌进行周旋，在几次战斗中都冲垮了敌人防线，保存了有生力量。1947年2月14日，秦锡爵根据区委安排，带人到胡庄去征收土布。当他和18名战士到达胡庄不久，就被反动还乡团500多人包围了。敌众我寡，不能恋战。秦锡爵分析认为，还乡团出动了这么多人员，其大本营肯定是虚兵把守。事不宜迟，他当机立断，指挥大家相互掩护、交替撤退，带领队伍奋力向敌人大本营方向突围。后来的事实证明，秦锡爵的判断是正确的，大家终于无一人伤亡安全撤出，他勇敢机智、指挥有方，赢得了大家的赞誉。
1947年8月，刘邓大军自鲁西南挺进大别山后，国民党新五军进入曹县、定陶、成武、单县、巨野等县境内，陈集区中队奉命转移到郓城县黄安一带活动。为了摸清定陶县的敌情，区委派秦锡爵等人潜回定陶进行侦察。经过一夜奔袭，他们来到了定陶县大何庄，敌暗探发现了他们的行踪，并向定陶县还乡总团告密。还乡团立即派重兵包围了大何庄村，秦锡爵突围失败，不幸被捕。
反动还乡团总团长张会亭两次提审秦锡爵，要他说出组织名单及枪支弹药的藏处，许诺高官厚禄，秦锡爵坚决不从。敌人气急败坏，他们丧心病狂地用刺刀戳穿了秦锡爵的锁骨，穿上铁链子，又把他拖到大街上逼他指认谁是共产党。秦锡爵身上鲜血直流，他强忍剧痛，大义凛然，威武不屈，最后被杀害于定陶县朱集村北，年仅25岁。
噩耗传来，战友们无不悲痛万分，不久，陈集区武装中队活捉了张会亭，并将其处决。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秦锡爵为革命烈士，菏泽市定陶区人民政府将其英雄事迹制作成挂板，悬挂于烈士陵园革命英烈事迹展览室。每年的清明节前后，定陶区广大干部群众以及青少年学生，都会自发地来到烈士陵园的秦锡爵事迹展板前，缅怀他的英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