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谍战剧中，主角往往是个人情愫与家国情怀交织，一边做特工，一边谈恋爱，在酒吧、舞厅成为焦点，在街头一袭风衣潇洒行走，一言不合就身手矫健地当街杀人。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真实的谍战跟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的灯红酒绿之下俊男靓女飞檐走壁、喋血街头的情节完全不同。
　　与金钱、美色、枪战无缘
　　1980年，中央电视台拍摄了中国内地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上映后轰动一时。但著名作家夏衍对这部戏的评价是：该剧编导并不了解当年周恩来规定的地下工作基本原则。周恩来当年强调，中共地下工作不能搞三点：金钱收买、美色引诱、手枪恫吓。因为这种做法固然可以快速见效，但是会使自己声名狼藉，而且可能导致自身的堕落。斗争的手段从来都是双刃剑，你今天能这样对付对手，明天就可能自己也沉迷于此，最终腐蚀的是自己。
　　除了身为文学家，夏衍其实还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给他定的级别是副兵团级。这是个什么样的级别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1955年授衔将领的相关情况：享受这一级别待遇的包括李克农、韩先楚、吕正操、洪学智、陈再道、杜义德、王近山等赫赫有名的将领。所以，夏衍可以为新中国成立前硝烟弥漫的地下战线的情况，提供最为可信的说明。
　　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斗争逻辑，终结腐朽落后的反动统治才是目标，消灭某些个体不仅无助于实现这个目标，而且还可能引发社会反感，甚至有脱离群众的危险。历史上，中共地下工作者有过一些锄奸行动，但主要是针对那些携带机密、随时可能对党组织造成巨大破坏的叛徒。
　　而且，真正的谍战中也极少出现影视剧里那种一言不合就拔枪动手的场面。因为地下工作者战斗在敌人眼皮底下，随身攜带枪支，最可能的不是杀敌，而是在一次寻常的街头检查中暴露自己的身份——毕竟寻常百姓是不会带枪的。当年中共特科“红队”在陈赓领导下在上海锄奸，连续击毙何家兴、白鑫等叛徒，有效阻止了机密的外泄，保护了党中央，整个“红队”只配备了四支手枪，而且只有在执行任务时才能携带。
　　至于帅哥美女，更是地下工作者们躲避的对象。一般来说，做地下工作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生理和外形特征尽可能普通，这样才可能保证地下工作者能轻而易举地隐藏于茫茫人海之中。如果是大帅哥、大美女，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周围人的关注，一旦成为大众焦点，完成地下工作就无从谈起了。不仅谍战的主角们不可以是俊男靓女，真实历史中的地下工作者甚至会有意识地离帅哥美女远一点，因为帅哥美女往往会惹人关注，在他们旁边也会被人连带关注，因此遭遇池鱼之灾就不值当了。
　　硝烟中的隐形英杰
　　真实的地下工作者的战斗安静无趣，而且潜伏时间漫长。在这样的环境中浴血奋战至共和国黎明到来的隐形英杰们，从外表看大部分属于相貌平常、生活庸碌甚至穷困潦倒的人。但就是这样一群人，以对民族的无私奉献和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书写了地下工作惨烈残酷而又灿烂辉煌的历史画卷。
　　在隐蔽战线上工作是极其艰苦的。1932年党中央前往苏区，陈为人受命留在上海看守二十多箱中央文件，这是党自成立以来积累的重要档案。陈为人后来与组织失去联系，为避免暴露，又不能向熟人、朋友借钱，在几年的时间里他只好自筹经费保管中央文件，甚至窘迫到腾出住房来存放档案，自己流落街头。陈为人的伪装身份是富商，为了潜伏下去，确保中央文件的安全，他白天衣冠楚楚，晚上偷偷运红薯进屋聊以充饥。到1936年党组织终于联络上他时，他已贫病交加，因为肺病发作而大口吐血，第二年春即溘然长逝。
　　曾经在中国发生的真实的谍战，于无声处激荡着惊雷。无数地下工作者用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诠释了两千多年前《孙子兵法》中关于间谍工作的那句名言：“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
　　（张珠容荐自《老年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