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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沉默
——读海德格尔
我常常困惑于当代这样的文化现象：一方面，我们面对着应接不暇的出版物和数不胜数的文章，置身于浓得化不开的“众语喧哗”的学术文化氛围之中；而另一方面，许多人却抱怨读不到好作品、好文章，真正的“艺术”、“美”、“诗”、“思想”与“学术”实属凤毛麟角。如果我们尊重客观事实，遵循某种普适的价值标准，你无法否认这种抱怨；而如果我们认同后者的看法，那么，前者的所谓“创作繁荣”、“学术兴旺”、“文化复兴”便只是一种假象，我们便无法不同意米兰·昆德拉悲观的结论：“文化正在死去，死于过剩的生产中，文字的浩瀚堆积中，数量的疯狂增长中。”
欲追问“文化垃圾”疯狂增长的原因，在我看来，当今活跃在文坛学术文化圈中可以统称“文人”的作者们难辞其咎。君不见，当创作成为一种职业谋生的“写作”，作家们便像“写作机器”一般以最快的速度，一部接一部地生产着经典作家需要“十年磨一剑”才能创作出的长篇小说；当学术文化研究只是以出版著作、发表论文为标志，而这种标志又是与当事人的学历、职称、头衔、评奖直接挂钩时，你就不难理解，围绕那么多的“死人”、“死问题”、“伪问题”，众多的大学人文教师和众多的各种人文研究机构人员还在那里一篇接一篇地做重复文章；当对社会、思想、文化、文学的思考与批判已经泛化为一种融入大众文化的专栏随笔式的“话语”，当“言说”仅仅为了满足话语表达的欲望或是争夺所谓的“话语权”时，理论批评家们便毫无顾忌地去“言说“任何话题了：从政治到文学，从经济到性，从城市建筑到足球，任何对象、题目、内容都可以洋洋洒洒地写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书。理论批评家们沉浸在“泛文化写作”的快感中和话语欲的满足感中，当然还有稿酬鼓起钱包时的质感。
读海德格尔，使我对这一切产生了质疑。海德格尔反复地阐发了存在、思考与言说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言说之所以可能和必要，是人们出于对思考的表达，而思考是对存在的思考。“在思中，在成为语言”。故可供言说的语言便成为“存在的家”，使人得以“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曾用诗的语言描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当思的勇气得自那／在的吩咐／命运的言词将一片绚丽。”总之，海德格尔追求的是一种在、思、言三位一体的诗意的言说：“在‘诗意的’言说中，此在心态的生存可能性的传达，可以成为自身的一个目标，这就近于生存的揭示了。”
从兹出发，海德格尔将不是对存在的思的言说称之为“闲谈”。他写道：“因为这种言说丧失了它和所谈的存在者本源性的在的关系，或者它根本就没有获得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它就不会以让这种在者被它享有的方式本源地传达，只能以人云亦云玩弄辞藻的方式传达……闲谈即形成于这种人云亦云玩弄辞藻的传达之中。在此过程中，言说立于其上的根基最初的缺失演变为全无根基。而且，这样的闲谈并不是限于出声的人云亦云，它甚至扩展到我们写的东西，在那里，它的形式是‘陈词滥调’。”海德格尔将这种“闲谈”称之为“讲”，以区别对存在的思的“说”：“说与讲不是一回事。一个人可喋喋不休地讲，却始终什么也没说。另一个人可以保持沉默，但正因为一言不发，他说了许多。”海德格尔正是从在、思、言三者的关系中发现了“沉默”的价值：“保持沉默”并不是哑巴、不说；而是强调对不可定义性的存在的敬畏、体验、沉思，感悟，强调直接源于存在的思，不被“闲谈”所遮蔽，敞开存在自身的本真的言说。“只有在本真的言说中，才有可能真正保持沉默。要能保持沉默，此在必须有某事要说——即，它必须有它自己真正而丰富的展开状态可以任意支配”。当然，海德格尔深知：在一个公共话语空间里，“保持沉默”是不容易的，“闲谈的无根性并不妨碍它成为公共的；相反，它鼓励闲谈成为公共的”。因此，他告诫人们：“要求用沉默来防止思想一年之内被贱价出卖，”“人必须学会在无名中生存。”（引文均转录于《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郜元宝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版）
反观当下文化，随着公共话语空间的日益扩大和传媒的日益发达，海德格尔所指称的“闲谈”、“喋喋不休地讲”、“人云亦云玩弄辞藻的方式传达”、“陈词滥调”、思想“被贱价出卖”的现象真是随处可见，触目惊心。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从所谓的“名家名篇”“到”网上文学”，你能够发现几部（篇）是对存在的不可定义性、不可确定性的追问，是对生命本体、精神本源的探究、体验、显示，是纯粹地、诗意地言说？在众多的学术理论著作文章中，剥去概念、术语、体系、范畴的时尚外衣，你又能发现几部（篇）是对存在的思的本真的言说，是真理自身的敞明？而在“泛文化批评”的众语喧哗声中，你除了听到一片“闲谈”的聒噪声，又能聆听到几声在与思的召唤？当“言说”脱离了在与思的本源，对于言说者来说，言说本身就是目的，言说就是一切，写作就是一切。我们的时代似乎就是这样：思考的功能衰退了，舌头的功能却增强了；人们越是对存在的不可定义性、不确定性感到困惑，越是用“无知者无畏”式的狂妄的言说一切来加以掩盖！人们越是惊恐于想象力与诗意的萎缩，越是用实际的、琐细的言说来加以消解；人们越是感到生活和内心的贫乏，便越是要制造言说的丰富来遮蔽、回避人如何诗意地安居的存在命题。总之，在当下文化中，在、思、言三者完全脱节了，在最需要“保持沉默”的时代，处处积满了“言说的垃圾”。
因此，为了使言说成为在、思、言三者统一的本真的、诗意的言说，我们要“学会沉默”。“沉默”之所以要“学会”，如前所示，是一种哲学的智慧，智者的澄明，是一种本真状态，一种大彻大悟，一种对存在的不可确定性的敬畏与探究，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大音希声”，一种精神心灵的自由漫游，一种充实的“内美”。用鲁迅的话来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鲁迅便常常陷入“沉默”与“开口”两难间选择的困惑。时至今日，置身于喧嚣的公共话语空间中，我们又有几人能够甘于寂寞，独自守定，专注于对存在的思而保持沉默呢？我又一次想到海德格尔所言：“人如果想寻找他再度进入在的近旁的道路，那么他首先必须学会在无名中生存。他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既识破公共领域的诱惑，又识破私人的东西之无力。”
回忆力的丧失
——读克尔恺郭尔
据说有两种人最喜欢怀旧：老人与文人。后者不仅动于情，还溢于表，于是有了时下众多的怀旧散文、怀旧歌曲和老照片等等。但是，文是文，人是人，就我近年来在一些聚会场合接触的文人来看，与会者似乎已经失去了对往事回忆的兴趣和热情，既不屑对青春的、浪漫的、友情的、爱情的往日温馨回忆，也无意于再去提及“反右”、“文革”之类的“伤痕”和“历史老账”，他们更关注的话题是“现实”和“当下”。大家津津乐道地交流着关于升迁、职称、工资、奖金、公司、股票、住房、价格、时尚、稿酬、男女轶闻方面的信息和话题，往事已被具体的、实际的、物质的当下所挤兑，纯真的情感已被功利的、现实的关系所稀释，历史的惨烈、伤痕成为搞笑的对象……
诚然，在聚会中，大家不时也谈到“过去”，有人甚至能够叫出曾是同学的对方的小名和记得某人的恋爱史。但当这一切仅仅成为聚会者的应酬和茶余饭后的“谈资”与“大众话题”时，回忆所具有的那种植根于个人刻骨铭心的经历、体验的特质和能在彼此心灵深处唤起一种特殊情感的功能，统统消失了，回忆已不成其为回忆，而只是一种“记忆”。
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在《酒宴记》“缘起”部分中曾精辟地分析了“记忆”与“回忆”的区别。他说：“回忆绝不与记忆发生一点关系。你可以囫囵地记住某桩事件，却不一定回忆起它来。记忆仅仅是最低条件。通过记忆，经验呈现自己，来接受回忆的供奉。其中的区别最易从青年与老年的区别中看出。老人的失去记忆，通常是先失去了记这一功能。可老人却是具备某种诗质。”在克尔恺郭尔看来，具有“诗质”的回忆“就是想象力，因此，它意味着努力与责任，这是记忆这一冷漠的行动所无担当的。回忆力图施展人类生活的永恒连接性，确保他尘世中的存在能保持在同一进程上，同一种呼吸里，能被表达于同一个字眼里”。
“只有根本之物才是回忆的对象……根本之物不仅仅在于它自身根本，它的根本之处在于它与有关的人的关系。”“回忆须经过反思，才会到来。”“能回忆，这是所有创造性活动的根本条件。”“真正与回忆相关的唯一的事，是情绪，以及由情绪生发的一切”，“只有身处平静安适，才能被娓娓地回忆出来”……总之，克尔恺郭尔所揭示的“回忆”，是与个人的情感、反思、想象力、创造性、宁静的心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海德格尔所谓的保持沉默的“本真的言说”，一种超越于现实的喧哗与骚动的与往事、与自我的心灵对话。当今许多聚会场合，你会发现：那些拥有独特、深刻、丰富回忆的人，总是处于一种宁静状态，仿佛置身于教化之外，如克尔恺郭尔所言：“他拒绝让舌头不得不一天到头忙于猴子似地模仿生活内容的闲聊中。”
然而，这却是一个“聚会”和“闲聊”的时代，因为我们有着太多的对当下的“记忆”。应接不暇的各种媒体的信息，无所不在的商品的信息，走马灯似的时尚的信息，时时陪伴着你的数码的信息，比如，公司电话号码、股票上市指数、身份证号码、彩票中奖号码、分数线、商品房价位、家用电器价格、旅游线路、流行服装款式、存折密码、电视频道、影星档案、饭桌上的“荤段子”……塞满了我们的生活，也塞满了我们头脑，需要我们记忆，继而通过“聚会”和“闲聊”成为他人的记忆。就这样，对“当下信息”、“公共话题”的共同记忆，代替了我们对“存在”、对个人独特的真实生活的回忆。当由商品、物质、新闻、时尚、数码组成的信息占据了我们思想和情感的空间，我们既没有心情、时间，也没有能力去进行对往事个人化的、情感的、体验的回忆和反思。
回忆力的丧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之一。它不仅表明了我们心灵的浮躁、情感的冷漠、思想的苍白和想象力的萎缩，也使我们的当下生活日趋变得单调、乏味、机械、划一，盲目和沉重。因为回忆既可以使我们从对往事的亲切怀念中吸取生活的诗意和爱的情感，保持自我，保持本真的人生状态；也可以使我们在对历史的痛苦反思中变得清醒、理性，以质疑、批判的眼光审视我们常常是盲目的日常生活，对“当下信息”和“公共话题”保持足够的警醒。人们在谈到对当下现实的超越时，大多想到是对未来的憧憬，他们忘了：对往事的回忆也是对当下现实的超越。人们在追求幸福时，似乎越来越注重当下、瞬间的感觉，所谓“开心一刻”、“过把瘾就死”，可在我看来，那种与自我一道成长的、伴随着思想与情感长久体验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而它们只是珍藏在回忆的宝盒之中，只属于拥有永久回忆的人。贾平凹在长篇小说新作《病相报告》里塑造了一位叫胡方的男主人公，他命乖运舛，处境险恶，在当下现实中活得很糟糕，在一些人的眼里，他甚至是一个与现实脱节的“怪人”。但胡方是幸福的，因为他与江岚刻骨铭心的爱情构成了内心永久的回忆。小说写道：“文革”期间，胡方在牛棚里度过了无数个漫长的孤寂之夜，是对爱情的回忆使他超越了苦难：“我胡方是不会痛苦的，因为我有我的秘密，我可以从我到延安的第一天想起，直想到我离开延安的那个下午，我把所有的细节都想过了，想过了就不知不觉地睡去。我现在才知道人是需要爱情的，需要的不是床帏之中的颠鸾倒凤，需要的是一种想象的享受，它实在是人生旅途上的一袋供咀嚼的干粮啊！”其情形，正如克尔郭尔所言：“人一旦懂得了什么是回忆，将永远上它的瘾，他同时就做了它的俘虏啦，而谁要是拥有了回忆，他就比拥有全世界更富有了。”
——读海德格尔
我常常困惑于当代这样的文化现象：一方面，我们面对着应接不暇的出版物和数不胜数的文章，置身于浓得化不开的“众语喧哗”的学术文化氛围之中；而另一方面，许多人却抱怨读不到好作品、好文章，真正的“艺术”、“美”、“诗”、“思想”与“学术”实属凤毛麟角。如果我们尊重客观事实，遵循某种普适的价值标准，你无法否认这种抱怨；而如果我们认同后者的看法，那么，前者的所谓“创作繁荣”、“学术兴旺”、“文化复兴”便只是一种假象，我们便无法不同意米兰·昆德拉悲观的结论：“文化正在死去，死于过剩的生产中，文字的浩瀚堆积中，数量的疯狂增长中。”
欲追问“文化垃圾”疯狂增长的原因，在我看来，当今活跃在文坛学术文化圈中可以统称“文人”的作者们难辞其咎。君不见，当创作成为一种职业谋生的“写作”，作家们便像“写作机器”一般以最快的速度，一部接一部地生产着经典作家需要“十年磨一剑”才能创作出的长篇小说；当学术文化研究只是以出版著作、发表论文为标志，而这种标志又是与当事人的学历、职称、头衔、评奖直接挂钩时，你就不难理解，围绕那么多的“死人”、“死问题”、“伪问题”，众多的大学人文教师和众多的各种人文研究机构人员还在那里一篇接一篇地做重复文章；当对社会、思想、文化、文学的思考与批判已经泛化为一种融入大众文化的专栏随笔式的“话语”，当“言说”仅仅为了满足话语表达的欲望或是争夺所谓的“话语权”时，理论批评家们便毫无顾忌地去“言说“任何话题了：从政治到文学，从经济到性，从城市建筑到足球，任何对象、题目、内容都可以洋洋洒洒地写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书。理论批评家们沉浸在“泛文化写作”的快感中和话语欲的满足感中，当然还有稿酬鼓起钱包时的质感。
读海德格尔，使我对这一切产生了质疑。海德格尔反复地阐发了存在、思考与言说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言说之所以可能和必要，是人们出于对思考的表达，而思考是对存在的思考。“在思中，在成为语言”。故可供言说的语言便成为“存在的家”，使人得以“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曾用诗的语言描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当思的勇气得自那／在的吩咐／命运的言词将一片绚丽。”总之，海德格尔追求的是一种在、思、言三位一体的诗意的言说：“在‘诗意的’言说中，此在心态的生存可能性的传达，可以成为自身的一个目标，这就近于生存的揭示了。”
从兹出发，海德格尔将不是对存在的思的言说称之为“闲谈”。他写道：“因为这种言说丧失了它和所谈的存在者本源性的在的关系，或者它根本就没有获得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它就不会以让这种在者被它享有的方式本源地传达，只能以人云亦云玩弄辞藻的方式传达……闲谈即形成于这种人云亦云玩弄辞藻的传达之中。在此过程中，言说立于其上的根基最初的缺失演变为全无根基。而且，这样的闲谈并不是限于出声的人云亦云，它甚至扩展到我们写的东西，在那里，它的形式是‘陈词滥调’。”海德格尔将这种“闲谈”称之为“讲”，以区别对存在的思的“说”：“说与讲不是一回事。一个人可喋喋不休地讲，却始终什么也没说。另一个人可以保持沉默，但正因为一言不发，他说了许多。”海德格尔正是从在、思、言三者的关系中发现了“沉默”的价值：“保持沉默”并不是哑巴、不说；而是强调对不可定义性的存在的敬畏、体验、沉思，感悟，强调直接源于存在的思，不被“闲谈”所遮蔽，敞开存在自身的本真的言说。“只有在本真的言说中，才有可能真正保持沉默。要能保持沉默，此在必须有某事要说——即，它必须有它自己真正而丰富的展开状态可以任意支配”。当然，海德格尔深知：在一个公共话语空间里，“保持沉默”是不容易的，“闲谈的无根性并不妨碍它成为公共的；相反，它鼓励闲谈成为公共的”。因此，他告诫人们：“要求用沉默来防止思想一年之内被贱价出卖，”“人必须学会在无名中生存。”（引文均转录于《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郜元宝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版）
反观当下文化，随着公共话语空间的日益扩大和传媒的日益发达，海德格尔所指称的“闲谈”、“喋喋不休地讲”、“人云亦云玩弄辞藻的方式传达”、“陈词滥调”、思想“被贱价出卖”的现象真是随处可见，触目惊心。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从所谓的“名家名篇”“到”网上文学”，你能够发现几部（篇）是对存在的不可定义性、不可确定性的追问，是对生命本体、精神本源的探究、体验、显示，是纯粹地、诗意地言说？在众多的学术理论著作文章中，剥去概念、术语、体系、范畴的时尚外衣，你又能发现几部（篇）是对存在的思的本真的言说，是真理自身的敞明？而在“泛文化批评”的众语喧哗声中，你除了听到一片“闲谈”的聒噪声，又能聆听到几声在与思的召唤？当“言说”脱离了在与思的本源，对于言说者来说，言说本身就是目的，言说就是一切，写作就是一切。我们的时代似乎就是这样：思考的功能衰退了，舌头的功能却增强了；人们越是对存在的不可定义性、不确定性感到困惑，越是用“无知者无畏”式的狂妄的言说一切来加以掩盖！人们越是惊恐于想象力与诗意的萎缩，越是用实际的、琐细的言说来加以消解；人们越是感到生活和内心的贫乏，便越是要制造言说的丰富来遮蔽、回避人如何诗意地安居的存在命题。总之，在当下文化中，在、思、言三者完全脱节了，在最需要“保持沉默”的时代，处处积满了“言说的垃圾”。
因此，为了使言说成为在、思、言三者统一的本真的、诗意的言说，我们要“学会沉默”。“沉默”之所以要“学会”，如前所示，是一种哲学的智慧，智者的澄明，是一种本真状态，一种大彻大悟，一种对存在的不可确定性的敬畏与探究，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大音希声”，一种精神心灵的自由漫游，一种充实的“内美”。用鲁迅的话来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鲁迅便常常陷入“沉默”与“开口”两难间选择的困惑。时至今日，置身于喧嚣的公共话语空间中，我们又有几人能够甘于寂寞，独自守定，专注于对存在的思而保持沉默呢？我又一次想到海德格尔所言：“人如果想寻找他再度进入在的近旁的道路，那么他首先必须学会在无名中生存。他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既识破公共领域的诱惑，又识破私人的东西之无力。”
回忆力的丧失
——读克尔恺郭尔
据说有两种人最喜欢怀旧：老人与文人。后者不仅动于情，还溢于表，于是有了时下众多的怀旧散文、怀旧歌曲和老照片等等。但是，文是文，人是人，就我近年来在一些聚会场合接触的文人来看，与会者似乎已经失去了对往事回忆的兴趣和热情，既不屑对青春的、浪漫的、友情的、爱情的往日温馨回忆，也无意于再去提及“反右”、“文革”之类的“伤痕”和“历史老账”，他们更关注的话题是“现实”和“当下”。大家津津乐道地交流着关于升迁、职称、工资、奖金、公司、股票、住房、价格、时尚、稿酬、男女轶闻方面的信息和话题，往事已被具体的、实际的、物质的当下所挤兑，纯真的情感已被功利的、现实的关系所稀释，历史的惨烈、伤痕成为搞笑的对象……
诚然，在聚会中，大家不时也谈到“过去”，有人甚至能够叫出曾是同学的对方的小名和记得某人的恋爱史。但当这一切仅仅成为聚会者的应酬和茶余饭后的“谈资”与“大众话题”时，回忆所具有的那种植根于个人刻骨铭心的经历、体验的特质和能在彼此心灵深处唤起一种特殊情感的功能，统统消失了，回忆已不成其为回忆，而只是一种“记忆”。
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在《酒宴记》“缘起”部分中曾精辟地分析了“记忆”与“回忆”的区别。他说：“回忆绝不与记忆发生一点关系。你可以囫囵地记住某桩事件，却不一定回忆起它来。记忆仅仅是最低条件。通过记忆，经验呈现自己，来接受回忆的供奉。其中的区别最易从青年与老年的区别中看出。老人的失去记忆，通常是先失去了记这一功能。可老人却是具备某种诗质。”在克尔恺郭尔看来，具有“诗质”的回忆“就是想象力，因此，它意味着努力与责任，这是记忆这一冷漠的行动所无担当的。回忆力图施展人类生活的永恒连接性，确保他尘世中的存在能保持在同一进程上，同一种呼吸里，能被表达于同一个字眼里”。
“只有根本之物才是回忆的对象……根本之物不仅仅在于它自身根本，它的根本之处在于它与有关的人的关系。”“回忆须经过反思，才会到来。”“能回忆，这是所有创造性活动的根本条件。”“真正与回忆相关的唯一的事，是情绪，以及由情绪生发的一切”，“只有身处平静安适，才能被娓娓地回忆出来”……总之，克尔恺郭尔所揭示的“回忆”，是与个人的情感、反思、想象力、创造性、宁静的心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海德格尔所谓的保持沉默的“本真的言说”，一种超越于现实的喧哗与骚动的与往事、与自我的心灵对话。当今许多聚会场合，你会发现：那些拥有独特、深刻、丰富回忆的人，总是处于一种宁静状态，仿佛置身于教化之外，如克尔恺郭尔所言：“他拒绝让舌头不得不一天到头忙于猴子似地模仿生活内容的闲聊中。”
然而，这却是一个“聚会”和“闲聊”的时代，因为我们有着太多的对当下的“记忆”。应接不暇的各种媒体的信息，无所不在的商品的信息，走马灯似的时尚的信息，时时陪伴着你的数码的信息，比如，公司电话号码、股票上市指数、身份证号码、彩票中奖号码、分数线、商品房价位、家用电器价格、旅游线路、流行服装款式、存折密码、电视频道、影星档案、饭桌上的“荤段子”……塞满了我们的生活，也塞满了我们头脑，需要我们记忆，继而通过“聚会”和“闲聊”成为他人的记忆。就这样，对“当下信息”、“公共话题”的共同记忆，代替了我们对“存在”、对个人独特的真实生活的回忆。当由商品、物质、新闻、时尚、数码组成的信息占据了我们思想和情感的空间，我们既没有心情、时间，也没有能力去进行对往事个人化的、情感的、体验的回忆和反思。
回忆力的丧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之一。它不仅表明了我们心灵的浮躁、情感的冷漠、思想的苍白和想象力的萎缩，也使我们的当下生活日趋变得单调、乏味、机械、划一，盲目和沉重。因为回忆既可以使我们从对往事的亲切怀念中吸取生活的诗意和爱的情感，保持自我，保持本真的人生状态；也可以使我们在对历史的痛苦反思中变得清醒、理性，以质疑、批判的眼光审视我们常常是盲目的日常生活，对“当下信息”和“公共话题”保持足够的警醒。人们在谈到对当下现实的超越时，大多想到是对未来的憧憬，他们忘了：对往事的回忆也是对当下现实的超越。人们在追求幸福时，似乎越来越注重当下、瞬间的感觉，所谓“开心一刻”、“过把瘾就死”，可在我看来，那种与自我一道成长的、伴随着思想与情感长久体验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而它们只是珍藏在回忆的宝盒之中，只属于拥有永久回忆的人。贾平凹在长篇小说新作《病相报告》里塑造了一位叫胡方的男主人公，他命乖运舛，处境险恶，在当下现实中活得很糟糕，在一些人的眼里，他甚至是一个与现实脱节的“怪人”。但胡方是幸福的，因为他与江岚刻骨铭心的爱情构成了内心永久的回忆。小说写道：“文革”期间，胡方在牛棚里度过了无数个漫长的孤寂之夜，是对爱情的回忆使他超越了苦难：“我胡方是不会痛苦的，因为我有我的秘密，我可以从我到延安的第一天想起，直想到我离开延安的那个下午，我把所有的细节都想过了，想过了就不知不觉地睡去。我现在才知道人是需要爱情的，需要的不是床帏之中的颠鸾倒凤，需要的是一种想象的享受，它实在是人生旅途上的一袋供咀嚼的干粮啊！”其情形，正如克尔郭尔所言：“人一旦懂得了什么是回忆，将永远上它的瘾，他同时就做了它的俘虏啦，而谁要是拥有了回忆，他就比拥有全世界更富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