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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对毒品有较强的渴求”
“你现在对毒品渴求吗？你焦虑吗？你沮丧吗？你兴奋吗？你开心吗？你冷静吗？你低落吗？你激动吗？”
在被这一连串的问题击中前，我正在体会“peace and love"，眼前是一片海滩，天蓝水清，树上挂着圆溜的椰子，听得见海水一层层浮动的声音，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拍摄团队专门跑去海南取的景。两分钟后，类似Windows系统的窗口浮现在海滩上，这张列着黑白字体八项指标的测量表让我回到现实：我不在海南，而在上海高境强制隔离戒毒所的“虚拟现实矫正室”里体验VR戒毒。
我戴着一个黑色半头盔式的VR眼镜，左右晃晃脑袋，很沉，又套上耳罩，隔绝感强烈，左手中间的三根手指被心电图夹夹得有些肿胀。我需要自愿填写现在的情绪状态，握住右手的一个不连线手柄，左右滑动小圆点，我故意选择了“非常渴求毒品”，10分，其他指标都填上7分。
场景突然切换，画面转到一栋洋房中的客厅，光头男人和大波浪卷发姑娘坐在离我不远的沙发上，茶几摆着7个打火机，2个烟斗状试管，2个插着吸管的农夫山泉塑料瓶。光头拿打火机灼烧试管的圆球部分，圆球一边伸出触角，接着铺上粉末的锡纸，另外一端供人吸食。粉末过水后，姑娘深吸一口，吐出烟圈。
两人打电话喊来各自的朋友。一会便来了一个更为年轻的女孩和一个“飞机头”老板，他们部吸起了试管。带我參观的上海市戒毒管理局理论研究中心负责人徐定说，“那是冰毒，他们溜完冰，马上就要‘散冰’了。”姑娘们站了起来，离开沙发，身体互相摩擦，光头把电视机的背景音乐调成《水手》：“他说风雨中那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也开始扭起了自己的啤酒肚。
我问徐定，为什么这几个人都白白嫩嫩的，又化妆又做发型，俩姑娘还有点儿网红脸，看起来不像吸毒的人。徐定说，四个“演员”都有过吸毒经历，戒毒成功后加入社工小组，被选入拍摄。《水手》是光头自己选的，因为很励志。至于两位姑娘，是因为“好多吸毒的女的确实很漂亮”。另外一位民警说，“不漂亮怎么能去从事那个其他的行业呢？怎么会被害呢？”
一分钟后，窗口再次浮现八项指标测评表，我又填写了同样的数据。评估结束，VR画面消失了。我摘下眼镜，电脑屏幕跳出另一张填充着密密麻麻数据的表格：心率变异率，88增加到91；皮肤电阻，212增加到235；盯着非毒品的时间47.6s，盯着毒品的时间82.5%，相差34.99s。
系统显示：“此人对毒品有较强的渴求度。”
失去的记忆，重建的信念
作为一个“较强渴求毒品”的人员，我得继续接受“厌恶治疗”和“脱敏治疗”了。
我又戴上VR眼镜，回到光头吸食冰毒的场景，耳机里鼓点敲击，音调高昂。左侧浮现窗口，一幅幅滑过吸毒者的生理变化图：面部出现黑斑、一只脚覆盖黄色的霉菌、一只手长着流脓的疱疹、全身皮肤溃烂的小孩躺在地上、两个老人吸食毒品到五官变形，鼻子膨胀垂至嘴巴。
我下意识地比较起电影《发条橙》，有暴力倾向的阿利斯被关进监狱，双眼上支架，没日没夜地看暴力与性的片段，以达到对暴力的厌恶。
看到黄色霉菌时，我缩起自己的腿，心开始怦怦跳。但音调高昂的背景音乐一直嗡嗡响，我安慰自己，还行，能接受。
民警在一旁说，“我们这是以人为本，科学戒毒，综合戒治，关怀救助。VR戒毒比原来入所需要填写的问卷调查高级多了，又有交互感，能入脑子，还是非药物治疗。”他说了三遍，“科学化！人性化！”
第二天，我在上海青东强制隔离戒毒所见到了“升级版”的厌恶治疗。当光头打电话给朋友时，屏幕闪现了一张有疱疹的外国女人的脸，时间只有0.5秒。等他开始吸毒，又出现一帧图片，停留时间更短，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心里咯噔一下。我暗自数拍，发现每隔8s就会闪频一次，直到片尾，连着出现了7张人脸腐烂的图片。
青东戒毒所的民警解释，“故意做成这样，看不清才好，要的就是那个咯噔一下，把潜意识联系起来，达到厌恶的效果。”
我接着尝试了其他厌恶和脱敏治疗的手段：点燃冰壶，在迷雾中走到一个垮塌的办公室或物品一件件消失的客厅，寓意毒品会毁掉我的一切；站在高达三十多层的大楼上，从高空跌落，模拟吸毒后的幻觉；诱发头晕的3D版过山车，模拟吸毒后的生理不适……再次摘下眼镜时，我已经有了强烈的呕吐感。
在青东戒毒所，厌恶和脱敏已经进入常规治疗。从2016年10月设备投入使用后，青东戒毒所有700多位戒毒人员体验过VR戒毒，高境戒毒所则有600多位。
如果吸毒被抓次数超过两次，就会被公安机关责令强制隔离戒毒，期限两年，他们将经历“生理脱毒”、“康复治疗”、“回归社会”三个阶段。当青东戒毒所的人员处于“康复治疗”时，他们每周会前往团课室，坐在椅子上观看VR视频，大家戴着各自的设备，不许交头接耳。
“第一次看到（VR中）他们‘溜冰’，我差点儿都撞上电脑了。”今年31岁的黄宁群向我完整地复述了一遍诱发毒瘾的场景：宁静的一片海，之后转到家里，一对夫妻正在吸食毒品，桌上摆着吸食毒品的器具，他们说的一些话，“好像以前吸食毒品的时候也会听到。”当时他被评定为“对毒品极为渴求”。他剃着典型的光头，穿统一的绿背心，左胸别一个印有“学号”的铭牌，右臂文一条大黑龙，肱二头肌线条明显。
黄宁群曾是职业棒球运动员，19岁的时候，他去日本打比赛，左臂意外骨折，棒球生涯永远地停滞了。回国后，他把象征着荣誉的四十多个棒球一个个丢进河里，觉得每丢一个，就能失去一段记忆。“人生为什么会这样？我想不明白。”黄宁群说，朋友递来冰毒，他没犹豫，从此每天都吸，吸了10年。
毒品让他的记忆力受损。2013年，他第一次被强制戒毒，两年后“回归社会”，他开体育器材代理店，一年内又复吸了，他总记不起自己说了什么，每天早晨给店员开培训会，会超时一小时，总拿到商场的2000元罚单。 他还没来得及展开，坐在旁边的警官说，多和记者聊聊新技术的新感受，还有加入“舞龙队”是怎么帮你“重寻信心”的。他话题转回来：“我现在每天都在想怎么去把龙舞得更好，荣誉感又泵阿发出来，加上这些黑科技、VR，让我零距离地和毒品接触，我对毒品的渴求程度大大降低！我现在有良好的把控能力！”
微笑的天使
进入戒毒所核心区域前，我首先看到一扇玻璃门，只有通过警官面部识别才能打开这扇门。办好访问证，录入面部信息，经过从头到脚的防毒品防危险品流入安检，再通过一扇旋转不锈钢铁门，我终于来到了被白色高墙包围的核心区。
出发前，民警特地提醒我，所里都是男性，希望我能穿上T恤和长裤。当我进入戒毒人员的生活地带，身穿绿色背心、黑色短裤和凉鞋的寸头男人们正站在操场上集合，列成方阵。等我走过方阵，光头们整齐地转换了方向，打量的目光投向我。
民警帶我进入戒毒人员的住宿大楼。每一层是一个大队，不锈钢铁门隔离开，正对装有监控的“楼卫”室。民警和楼卫打了声招呼，接走黄宁群和另一位戒毒人员常卓。等他们走出铁门，我问两人以前是否接受采访，他们有点儿兴奋，“好多回了！”黄宁群还指向常卓，“他可是我们所里的头牌。”我问为什么是头牌，民警回头，提醒说，“你们别嘻嘻哈哈的，认真点儿。”
黄宁群清楚地记得自己是“5月12日”进来的，在戒毒所里，被送来的日子成为最重要的时间刻度。他们有着固定的作息和规划，早晨6点起床，晚上9点睡觉，洗澡分批次排着队洗，靠早晚《新闻联播》获取外界资讯。
在每一层楼的铁门背后，我看到一个贴着四个红色大字的公用电话。黄宁群说，他们每周可以使用“爱心专线”打一次5分钟的电话，4分钟的时候会提醒，“您的通话时间还有一分钟”，一分钟后自动挂断。有次一位戒毒人员刚打完，警官就到他房间里询问，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啦？“警官真的太关心我们了！”
黄宁群和常卓都是各自寝室里的小组长，常卓会京剧，黄宁群加入舞龙队，被所里评定为“表现突出”，获得了经常接受媒体采访的机会。“我能在‘阳光超市’多开几包洗发水和沐浴露啊！”黄宁群说，在所里，大家按照时间和表现评级，消费卡按等级划上限，定量配给生活用品，他每月能花400元，常卓能花600元，“洗发水是最直观的优待了！”
常卓坐在旁边，寸头里夹杂着一些白发，说话绵绵的，带着典型的上海腔。他被民警从不锈钢铁门里接出来时，立马向民警鞠躬90度，情绪饱满，警官好！又转向我，看着我的眼睛，再次鞠躬90度，李老师好！而他今年49岁，比我年长近30岁。
在接受采访时，两人都会向我，或者是向民警，坚定地表达戒毒的决心。黄宁群说，“虽然我说这话你不一定相信，但我是打死也不会再吸毒了！”常卓说，“我到这里才知道‘强戒’是什么意思，两年，不说其他的，一个人失去两年自由，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才知道自由是最重要的！”
等采访结束，常卓和我握手，“辛苦了李老师！”他转身，再次回到不锈钢铁门里。我以为他会回头，但他没有，大步走向了走廊深处。
离开高境戒毒所，我去到50公里开外的青东戒毒所，走上综合治疗楼的二层，迎头撞见一个真人大小的天使雕塑。我开始以为这是圣母玛利亚，它穿着白裙，有长长的睫毛，嘴角呈现出一个微笑的弧度。我伸手摸了摸它的皮肤，硬的。
站在旁边的民警说，这是个“天使”啊！他走到我面前，站到天使旁边的体重秤样的仪器上，边喊边做拳头状，“我能行！”“我真棒！”“我可以！”房间里没有回声，他接着挥拳头，“天使识别到人声，它也会说，你真是太棒了！”
我想试试，但不巧的是，天使今天不工作。离开的时候，我回头看，天使不说话，但还在冲我微笑。
“你现在对毒品渴求吗？你焦虑吗？你沮丧吗？你兴奋吗？你开心吗？你冷静吗？你低落吗？你激动吗？”
在被这一连串的问题击中前，我正在体会“peace and love"，眼前是一片海滩，天蓝水清，树上挂着圆溜的椰子，听得见海水一层层浮动的声音，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拍摄团队专门跑去海南取的景。两分钟后，类似Windows系统的窗口浮现在海滩上，这张列着黑白字体八项指标的测量表让我回到现实：我不在海南，而在上海高境强制隔离戒毒所的“虚拟现实矫正室”里体验VR戒毒。
我戴着一个黑色半头盔式的VR眼镜，左右晃晃脑袋，很沉，又套上耳罩，隔绝感强烈，左手中间的三根手指被心电图夹夹得有些肿胀。我需要自愿填写现在的情绪状态，握住右手的一个不连线手柄，左右滑动小圆点，我故意选择了“非常渴求毒品”，10分，其他指标都填上7分。
场景突然切换，画面转到一栋洋房中的客厅，光头男人和大波浪卷发姑娘坐在离我不远的沙发上，茶几摆着7个打火机，2个烟斗状试管，2个插着吸管的农夫山泉塑料瓶。光头拿打火机灼烧试管的圆球部分，圆球一边伸出触角，接着铺上粉末的锡纸，另外一端供人吸食。粉末过水后，姑娘深吸一口，吐出烟圈。
两人打电话喊来各自的朋友。一会便来了一个更为年轻的女孩和一个“飞机头”老板，他们部吸起了试管。带我參观的上海市戒毒管理局理论研究中心负责人徐定说，“那是冰毒，他们溜完冰，马上就要‘散冰’了。”姑娘们站了起来，离开沙发，身体互相摩擦，光头把电视机的背景音乐调成《水手》：“他说风雨中那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也开始扭起了自己的啤酒肚。
我问徐定，为什么这几个人都白白嫩嫩的，又化妆又做发型，俩姑娘还有点儿网红脸，看起来不像吸毒的人。徐定说，四个“演员”都有过吸毒经历，戒毒成功后加入社工小组，被选入拍摄。《水手》是光头自己选的，因为很励志。至于两位姑娘，是因为“好多吸毒的女的确实很漂亮”。另外一位民警说，“不漂亮怎么能去从事那个其他的行业呢？怎么会被害呢？”
一分钟后，窗口再次浮现八项指标测评表，我又填写了同样的数据。评估结束，VR画面消失了。我摘下眼镜，电脑屏幕跳出另一张填充着密密麻麻数据的表格：心率变异率，88增加到91；皮肤电阻，212增加到235；盯着非毒品的时间47.6s，盯着毒品的时间82.5%，相差34.99s。
系统显示：“此人对毒品有较强的渴求度。”
失去的记忆，重建的信念
作为一个“较强渴求毒品”的人员，我得继续接受“厌恶治疗”和“脱敏治疗”了。
我又戴上VR眼镜，回到光头吸食冰毒的场景，耳机里鼓点敲击，音调高昂。左侧浮现窗口，一幅幅滑过吸毒者的生理变化图：面部出现黑斑、一只脚覆盖黄色的霉菌、一只手长着流脓的疱疹、全身皮肤溃烂的小孩躺在地上、两个老人吸食毒品到五官变形，鼻子膨胀垂至嘴巴。
我下意识地比较起电影《发条橙》，有暴力倾向的阿利斯被关进监狱，双眼上支架，没日没夜地看暴力与性的片段，以达到对暴力的厌恶。
看到黄色霉菌时，我缩起自己的腿，心开始怦怦跳。但音调高昂的背景音乐一直嗡嗡响，我安慰自己，还行，能接受。
民警在一旁说，“我们这是以人为本，科学戒毒，综合戒治，关怀救助。VR戒毒比原来入所需要填写的问卷调查高级多了，又有交互感，能入脑子，还是非药物治疗。”他说了三遍，“科学化！人性化！”
第二天，我在上海青东强制隔离戒毒所见到了“升级版”的厌恶治疗。当光头打电话给朋友时，屏幕闪现了一张有疱疹的外国女人的脸，时间只有0.5秒。等他开始吸毒，又出现一帧图片，停留时间更短，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心里咯噔一下。我暗自数拍，发现每隔8s就会闪频一次，直到片尾，连着出现了7张人脸腐烂的图片。
青东戒毒所的民警解释，“故意做成这样，看不清才好，要的就是那个咯噔一下，把潜意识联系起来，达到厌恶的效果。”
我接着尝试了其他厌恶和脱敏治疗的手段：点燃冰壶，在迷雾中走到一个垮塌的办公室或物品一件件消失的客厅，寓意毒品会毁掉我的一切；站在高达三十多层的大楼上，从高空跌落，模拟吸毒后的幻觉；诱发头晕的3D版过山车，模拟吸毒后的生理不适……再次摘下眼镜时，我已经有了强烈的呕吐感。
在青东戒毒所，厌恶和脱敏已经进入常规治疗。从2016年10月设备投入使用后，青东戒毒所有700多位戒毒人员体验过VR戒毒，高境戒毒所则有600多位。
如果吸毒被抓次数超过两次，就会被公安机关责令强制隔离戒毒，期限两年，他们将经历“生理脱毒”、“康复治疗”、“回归社会”三个阶段。当青东戒毒所的人员处于“康复治疗”时，他们每周会前往团课室，坐在椅子上观看VR视频，大家戴着各自的设备，不许交头接耳。
“第一次看到（VR中）他们‘溜冰’，我差点儿都撞上电脑了。”今年31岁的黄宁群向我完整地复述了一遍诱发毒瘾的场景：宁静的一片海，之后转到家里，一对夫妻正在吸食毒品，桌上摆着吸食毒品的器具，他们说的一些话，“好像以前吸食毒品的时候也会听到。”当时他被评定为“对毒品极为渴求”。他剃着典型的光头，穿统一的绿背心，左胸别一个印有“学号”的铭牌，右臂文一条大黑龙，肱二头肌线条明显。
黄宁群曾是职业棒球运动员，19岁的时候，他去日本打比赛，左臂意外骨折，棒球生涯永远地停滞了。回国后，他把象征着荣誉的四十多个棒球一个个丢进河里，觉得每丢一个，就能失去一段记忆。“人生为什么会这样？我想不明白。”黄宁群说，朋友递来冰毒，他没犹豫，从此每天都吸，吸了10年。
毒品让他的记忆力受损。2013年，他第一次被强制戒毒，两年后“回归社会”，他开体育器材代理店，一年内又复吸了，他总记不起自己说了什么，每天早晨给店员开培训会，会超时一小时，总拿到商场的2000元罚单。 他还没来得及展开，坐在旁边的警官说，多和记者聊聊新技术的新感受，还有加入“舞龙队”是怎么帮你“重寻信心”的。他话题转回来：“我现在每天都在想怎么去把龙舞得更好，荣誉感又泵阿发出来，加上这些黑科技、VR，让我零距离地和毒品接触，我对毒品的渴求程度大大降低！我现在有良好的把控能力！”
微笑的天使
进入戒毒所核心区域前，我首先看到一扇玻璃门，只有通过警官面部识别才能打开这扇门。办好访问证，录入面部信息，经过从头到脚的防毒品防危险品流入安检，再通过一扇旋转不锈钢铁门，我终于来到了被白色高墙包围的核心区。
出发前，民警特地提醒我，所里都是男性，希望我能穿上T恤和长裤。当我进入戒毒人员的生活地带，身穿绿色背心、黑色短裤和凉鞋的寸头男人们正站在操场上集合，列成方阵。等我走过方阵，光头们整齐地转换了方向，打量的目光投向我。
民警帶我进入戒毒人员的住宿大楼。每一层是一个大队，不锈钢铁门隔离开，正对装有监控的“楼卫”室。民警和楼卫打了声招呼，接走黄宁群和另一位戒毒人员常卓。等他们走出铁门，我问两人以前是否接受采访，他们有点儿兴奋，“好多回了！”黄宁群还指向常卓，“他可是我们所里的头牌。”我问为什么是头牌，民警回头，提醒说，“你们别嘻嘻哈哈的，认真点儿。”
黄宁群清楚地记得自己是“5月12日”进来的，在戒毒所里，被送来的日子成为最重要的时间刻度。他们有着固定的作息和规划，早晨6点起床，晚上9点睡觉，洗澡分批次排着队洗，靠早晚《新闻联播》获取外界资讯。
在每一层楼的铁门背后，我看到一个贴着四个红色大字的公用电话。黄宁群说，他们每周可以使用“爱心专线”打一次5分钟的电话，4分钟的时候会提醒，“您的通话时间还有一分钟”，一分钟后自动挂断。有次一位戒毒人员刚打完，警官就到他房间里询问，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啦？“警官真的太关心我们了！”
黄宁群和常卓都是各自寝室里的小组长，常卓会京剧，黄宁群加入舞龙队，被所里评定为“表现突出”，获得了经常接受媒体采访的机会。“我能在‘阳光超市’多开几包洗发水和沐浴露啊！”黄宁群说，在所里，大家按照时间和表现评级，消费卡按等级划上限，定量配给生活用品，他每月能花400元，常卓能花600元，“洗发水是最直观的优待了！”
常卓坐在旁边，寸头里夹杂着一些白发，说话绵绵的，带着典型的上海腔。他被民警从不锈钢铁门里接出来时，立马向民警鞠躬90度，情绪饱满，警官好！又转向我，看着我的眼睛，再次鞠躬90度，李老师好！而他今年49岁，比我年长近30岁。
在接受采访时，两人都会向我，或者是向民警，坚定地表达戒毒的决心。黄宁群说，“虽然我说这话你不一定相信，但我是打死也不会再吸毒了！”常卓说，“我到这里才知道‘强戒’是什么意思，两年，不说其他的，一个人失去两年自由，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才知道自由是最重要的！”
等采访结束，常卓和我握手，“辛苦了李老师！”他转身，再次回到不锈钢铁门里。我以为他会回头，但他没有，大步走向了走廊深处。
离开高境戒毒所，我去到50公里开外的青东戒毒所，走上综合治疗楼的二层，迎头撞见一个真人大小的天使雕塑。我开始以为这是圣母玛利亚，它穿着白裙，有长长的睫毛，嘴角呈现出一个微笑的弧度。我伸手摸了摸它的皮肤，硬的。
站在旁边的民警说，这是个“天使”啊！他走到我面前，站到天使旁边的体重秤样的仪器上，边喊边做拳头状，“我能行！”“我真棒！”“我可以！”房间里没有回声，他接着挥拳头，“天使识别到人声，它也会说，你真是太棒了！”
我想试试，但不巧的是，天使今天不工作。离开的时候，我回头看，天使不说话，但还在冲我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