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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说法不尽相同，但瀑布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有两点：一是依赖于竞争的市场机制来交流商品，协调复杂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个个体活动并为其提供信息；二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伦理原则，使社会成员平等的支配权和收入权制度化。然而，由于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的认识有分歧，形成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绝缘体模式却多种多样。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市场社会主义，在基本意思上和我国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较接近，他们的研究对于我们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可资借鉴的价值。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问题。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并未进行深入的研究，因为他们把主要兴趣放在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上，而唯一能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似乎也只有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点上，英国共产党的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的观点也体现了大多数司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多布在937年曾撰文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能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合理，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同样也不能完全排除计划。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同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有重大差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认识并控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不能认识和左右的因素。甚至一些对“斯大林主义”专制现象进行猛烈抨击的司法马克思主义萧何也没有株连计划经济。
最早但不很明确地提倡“市场社会主义”的是德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海曼。海曼再0世纪50年代提出，重要的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而是参与生产资料的管理。他认为，为产业无产阶级的幸福提供一个社会计划体系是需要的，但在这种有计划的经济中，保护私有财产和市场体制也是必要的。海曼既否定苏联的集权的社会主义，也否定毫无限制的自由资本主义，他主张依靠在民主政治制度基础上的有组织的经济活动来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讨论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历克·诺夫当时出版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书引发的。诺夫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对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苏联经济的无效率和畸形是由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一种行不通的经济体制。由于现代工业经济是由千百万种产品、数十亿个相互依赖的成分构成的，中央计划再周密也无法保证效率。为此，他主张实行市场社会主义，保留市场和货币作为微观经济民主选择的最有效的调节手段。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英国工党的支持下，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索尔·埃斯特林、尤利安·勒·格兰德等人集体编写出《市场社会主义》一书，系统地阐明了他们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就是要将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在一起，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马克思是一位比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前辈更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论述不多。马克思正确地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否定资本主义，而在于超越资本主义，既保留和继承资本主义中有价值的成分，又剔除资本主义中被历史淘汰的东西。而市场经济就资本主义中要继承和保留的成分。市场经济的长处在于她是处理信息的极佳手段并提供激励因素，鼓励生产技术革新和商品本身的创新，能分散经济权力，甚至可以促进自由。因此，市场应该成为交易机制的主导形式。当然，市场也有弊端，但这些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市场资本主义而非市场本身。资本主义与市场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实质联系，可以构想“一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甚至结合某种特定形式的社会主义手段的市场制度”。市场社会主义强调平等，但这种平等主要是起点上的平等，即人们在资源问题上以较平等的基础进入市场。换句话说，“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使机会更加均等”。市场社会主义不同于市场资本主义的地方，在于它需要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能在市场失控时进行干预和调节，改善竞争条件并摧毁垄断，促进自由的平等。市场社会主义也需要计划，但这种计划是指示性计划，是市场这一资源主要配置机制的重要补充，绝不是替代市场的东西。国有化是一种消灭工业资产私有制从而消灭私有制所产生的剥削的方法，但不是一种改革整个经济的方法。马克思设想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光是把消费和需求联系起来，也关系到尽可能提高人的生产能力的问题，而这只有在公平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才能最有效地得到实现。总之，“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通过生产领域积极自由的均等化来满足人们的需要”。
1989年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后，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司法左翼理论界再度掀起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讨论，并且拥护市场社会主义的舆论明显占了上风。1991年诺夫重新修订并再版了他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书。而这一次他不仅没有受到什么责难，反而深受好评。例如，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伯克利大学执教的威廉·曼德尔在1993年特意撰文，建议社会主义者在讨论“社会主义模式”时要认真考虑诺夫这位苏联经济的长期观察家和批评家的观点，他唯一表示异议的是诺夫对苏联过去的成就评价太低。甚至诺夫的老对手恩斯特·曼德尔也不再坚持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必要性，只是强调要建立生产者自由联合的体制。
从1992年开始，英美等国的一些自称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如《科学与社会》、《激进政治经济评论》和《新左派评论》，相继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讨论，甚至出了专版，一些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著作相继问世，如英国经济学家戴维·米勒的《市场、国家与共同体：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塞缪尔·鲍尔斯编的《民主与市场：参与、责任和效率》，普拉纳伯·巴尔旦和约翰·罗默合编的《市场社会主义：目前的争论》等，从而使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形成了高潮。
西方学者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说法不尽相同，但普遍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有两点：一是依赖于竞争的市场机制来交流商品，协调复杂的树百万甚至上千万个个体活动并为其提供信息；二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伦理原则，使社会成员平等的支配权和收入权制度化。然而，由于读市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的认识有分歧，形成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却多种多样。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四种具体模式：
第一，公共的市场社会主义。这种模式主张政治上形成的公民共同体拥有企业的支配权和收入权，企业由对各级政府负有责任的经理来管理，政府机构进而又读其公民立宪机构负有责任，企业盈利属于全体社会公民，并根据公民的集体愿望来配置。这种模式蕴涵着国有制的要求，因而受到较多的批评。例如，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认为，市场经济同生产资料国有制是内在的不相容的。
第二，企业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这种模式主张企业的工人拥有企业支配权和收入权，企业由于对本企业工人负责（直接负责或通过工人委员会负责）的经理来管理，企业的盈利属于本企业的工人，并根据其集体愿望来配置。意大利《工人世界》主编卢卡诺·佩利卡尼、南斯拉夫著名理论家弗兰尼茨基、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韦斯科普夫等人主张这种模式。但由于这种模式在南斯拉夫的实践结果是易于引起社会分裂，因而也倍有争议。
第三，混合经济的市场社会主义。英国经济学家诺夫主张这种模式。他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应包括五种所有制形式在内的混合经济：中央控制并管理的国有企业，有充分自主权和经营权并对劳动者负有责任的公共所有或社会所有的企业，劳动者占有或管理的合作制企业，受某些限制的私人企业，自由作家、艺术家等个体劳动者。其中国有企业和社会所有的企业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指电力供应、供水系统等竞争弊大于利的自然垄断企业，并服从市场规律。这一模式得到许多人赞成，但也受到一些批评。有人认为这种布局的政治后果有回到高度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可能性。
第四，社会化的市场社会主义。英国经济学家黛安娜·埃尔森提出了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只是强调公共机构要保持在大公司的所有权，但可以把使用权赋予个人或团体。民主选举出来的公共管理者要对企业活动进行社会审计，确保其做法和公共利益相一致。应建立一个精英机构来指导企业投资，避免投资的盲目性和冲突。社会用通过直接提供教育和医疗、提供最低限度的收入来保障公民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保证充分就业，为消费者提供全面的服务，以此来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种种弊端。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市场社会主义的倾向虽然是主导倾向，但以民主计划的办法来挽救计划经济的企图并未销声匿迹，仍有一些人在研究可以替代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计划经济模式。例如，美国学者迈克尔·艾伯特和罗宾·哈纳尔提出了一种参与性计划模式。这种模式主张分别建立社会的协调机构、生产者的代表机构和消费者的代表机构，运用反复协商的办法来配置资源。其具体过程是，上协调机构根据各类劳动力和资本的存量拟出商品和资源的指示价格，交给生产者机构和消费者机构分别从自己的角度进行研究，然后再调整价格。这样几经反复，便能形成可行的计划。这一模式的拥护者认为，这一模式将不仅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民主和参与，而且至少还能像市场一样合理而有效地配置资源。除了这一模式而外，无市场的分权民主计划模式，民主的中央计划和非中央计划相结合、市场起辅助作用的模式，就业有人提出过，但赞同者不多。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建立市场社会主义。例如，美国学者保罗波尔斯等人1994年在《新左派评论》第208期上发表《中国经济改革目前的成就和未来的挑战》一文，高度评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分析了中国改革所具有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的前景。波尔斯是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的一个代表。他认为，市场机制能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并且认为中国是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的一例。他认为中国的改革不论是在工业方面还是在农业方面都保持着社会主义的性质，特别指出私有化过去不是今后也不应是中国改革的方向。他的这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间是不多见的，由此也显示出他的观点不同凡响。他结论说，“对市场的部分依赖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社会所有制的结合使得我们把中国的工业经济称作一种分权的、发展的市场社会主义制度。它具有经典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某些特点，因为它利用市场并保持着社会所有制。”从波尔斯等人对我国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市场社会主义，在基本意思上和我国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较接近，甚至也使用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他们的研究对于我们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全新的课题。有可资借鉴的价值。当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反对市场社会主义，进而反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也大有人在。例如，美国学者理查德·史密斯1993年在《新左派评论》第199期上发表《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的长文，认为中国进行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正在走向资本主义，最终结果将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美国学者罗伯特威尔分别在《每月评论》1994年第7期和995年第1期上连续发表《处在边缘上的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阶级矛盾》一文，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高速公路，必然造成两极分化，在产生一个新的剥削的资产阶级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新的被剥削的无产阶级。总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赞成的也好，反对的也罢，几乎都认定它具有“市场社会主义”的性质。因此，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伟大事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创新性壮举。它的成功必将在世界上产生极大的示范意义。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格外关注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总结资本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机制结合起来的命题，无疑具有创新性意义，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潮流。但在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一种价值观，并不是制度性的东西，这种价值观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运用市场机制也是能实现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空想。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也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问题。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并未进行深入的研究，因为他们把主要兴趣放在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上，而唯一能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似乎也只有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点上，英国共产党的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的观点也体现了大多数司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多布在937年曾撰文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可能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合理，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同样也不能完全排除计划。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同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有重大差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认识并控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不能认识和左右的因素。甚至一些对“斯大林主义”专制现象进行猛烈抨击的司法马克思主义萧何也没有株连计划经济。
最早但不很明确地提倡“市场社会主义”的是德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海曼。海曼再0世纪50年代提出，重要的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而是参与生产资料的管理。他认为，为产业无产阶级的幸福提供一个社会计划体系是需要的，但在这种有计划的经济中，保护私有财产和市场体制也是必要的。海曼既否定苏联的集权的社会主义，也否定毫无限制的自由资本主义，他主张依靠在民主政治制度基础上的有组织的经济活动来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讨论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历克·诺夫当时出版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书引发的。诺夫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对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苏联经济的无效率和畸形是由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一种行不通的经济体制。由于现代工业经济是由千百万种产品、数十亿个相互依赖的成分构成的，中央计划再周密也无法保证效率。为此，他主张实行市场社会主义，保留市场和货币作为微观经济民主选择的最有效的调节手段。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英国工党的支持下，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索尔·埃斯特林、尤利安·勒·格兰德等人集体编写出《市场社会主义》一书，系统地阐明了他们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就是要将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在一起，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马克思是一位比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前辈更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论述不多。马克思正确地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否定资本主义，而在于超越资本主义，既保留和继承资本主义中有价值的成分，又剔除资本主义中被历史淘汰的东西。而市场经济就资本主义中要继承和保留的成分。市场经济的长处在于她是处理信息的极佳手段并提供激励因素，鼓励生产技术革新和商品本身的创新，能分散经济权力，甚至可以促进自由。因此，市场应该成为交易机制的主导形式。当然，市场也有弊端，但这些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市场资本主义而非市场本身。资本主义与市场之间不存在内在的实质联系，可以构想“一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甚至结合某种特定形式的社会主义手段的市场制度”。市场社会主义强调平等，但这种平等主要是起点上的平等，即人们在资源问题上以较平等的基础进入市场。换句话说，“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使机会更加均等”。市场社会主义不同于市场资本主义的地方，在于它需要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能在市场失控时进行干预和调节，改善竞争条件并摧毁垄断，促进自由的平等。市场社会主义也需要计划，但这种计划是指示性计划，是市场这一资源主要配置机制的重要补充，绝不是替代市场的东西。国有化是一种消灭工业资产私有制从而消灭私有制所产生的剥削的方法，但不是一种改革整个经济的方法。马克思设想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光是把消费和需求联系起来，也关系到尽可能提高人的生产能力的问题，而这只有在公平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才能最有效地得到实现。总之，“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通过生产领域积极自由的均等化来满足人们的需要”。
1989年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后，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司法左翼理论界再度掀起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讨论，并且拥护市场社会主义的舆论明显占了上风。1991年诺夫重新修订并再版了他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书。而这一次他不仅没有受到什么责难，反而深受好评。例如，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伯克利大学执教的威廉·曼德尔在1993年特意撰文，建议社会主义者在讨论“社会主义模式”时要认真考虑诺夫这位苏联经济的长期观察家和批评家的观点，他唯一表示异议的是诺夫对苏联过去的成就评价太低。甚至诺夫的老对手恩斯特·曼德尔也不再坚持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必要性，只是强调要建立生产者自由联合的体制。
从1992年开始，英美等国的一些自称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如《科学与社会》、《激进政治经济评论》和《新左派评论》，相继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讨论，甚至出了专版，一些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著作相继问世，如英国经济学家戴维·米勒的《市场、国家与共同体：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塞缪尔·鲍尔斯编的《民主与市场：参与、责任和效率》，普拉纳伯·巴尔旦和约翰·罗默合编的《市场社会主义：目前的争论》等，从而使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形成了高潮。
西方学者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说法不尽相同，但普遍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有两点：一是依赖于竞争的市场机制来交流商品，协调复杂的树百万甚至上千万个个体活动并为其提供信息；二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伦理原则，使社会成员平等的支配权和收入权制度化。然而，由于读市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形式的认识有分歧，形成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却多种多样。大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四种具体模式：
第一，公共的市场社会主义。这种模式主张政治上形成的公民共同体拥有企业的支配权和收入权，企业由对各级政府负有责任的经理来管理，政府机构进而又读其公民立宪机构负有责任，企业盈利属于全体社会公民，并根据公民的集体愿望来配置。这种模式蕴涵着国有制的要求，因而受到较多的批评。例如，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认为，市场经济同生产资料国有制是内在的不相容的。
第二，企业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这种模式主张企业的工人拥有企业支配权和收入权，企业由于对本企业工人负责（直接负责或通过工人委员会负责）的经理来管理，企业的盈利属于本企业的工人，并根据其集体愿望来配置。意大利《工人世界》主编卢卡诺·佩利卡尼、南斯拉夫著名理论家弗兰尼茨基、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韦斯科普夫等人主张这种模式。但由于这种模式在南斯拉夫的实践结果是易于引起社会分裂，因而也倍有争议。
第三，混合经济的市场社会主义。英国经济学家诺夫主张这种模式。他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应包括五种所有制形式在内的混合经济：中央控制并管理的国有企业，有充分自主权和经营权并对劳动者负有责任的公共所有或社会所有的企业，劳动者占有或管理的合作制企业，受某些限制的私人企业，自由作家、艺术家等个体劳动者。其中国有企业和社会所有的企业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指电力供应、供水系统等竞争弊大于利的自然垄断企业，并服从市场规律。这一模式得到许多人赞成，但也受到一些批评。有人认为这种布局的政治后果有回到高度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可能性。
第四，社会化的市场社会主义。英国经济学家黛安娜·埃尔森提出了这种模式。这种模式只是强调公共机构要保持在大公司的所有权，但可以把使用权赋予个人或团体。民主选举出来的公共管理者要对企业活动进行社会审计，确保其做法和公共利益相一致。应建立一个精英机构来指导企业投资，避免投资的盲目性和冲突。社会用通过直接提供教育和医疗、提供最低限度的收入来保障公民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保证充分就业，为消费者提供全面的服务，以此来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种种弊端。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市场社会主义的倾向虽然是主导倾向，但以民主计划的办法来挽救计划经济的企图并未销声匿迹，仍有一些人在研究可以替代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计划经济模式。例如，美国学者迈克尔·艾伯特和罗宾·哈纳尔提出了一种参与性计划模式。这种模式主张分别建立社会的协调机构、生产者的代表机构和消费者的代表机构，运用反复协商的办法来配置资源。其具体过程是，上协调机构根据各类劳动力和资本的存量拟出商品和资源的指示价格，交给生产者机构和消费者机构分别从自己的角度进行研究，然后再调整价格。这样几经反复，便能形成可行的计划。这一模式的拥护者认为，这一模式将不仅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民主和参与，而且至少还能像市场一样合理而有效地配置资源。除了这一模式而外，无市场的分权民主计划模式，民主的中央计划和非中央计划相结合、市场起辅助作用的模式，就业有人提出过，但赞同者不多。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建立市场社会主义。例如，美国学者保罗波尔斯等人1994年在《新左派评论》第208期上发表《中国经济改革目前的成就和未来的挑战》一文，高度评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分析了中国改革所具有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的前景。波尔斯是市场社会主义观点的一个代表。他认为，市场机制能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并且认为中国是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的一例。他认为中国的改革不论是在工业方面还是在农业方面都保持着社会主义的性质，特别指出私有化过去不是今后也不应是中国改革的方向。他的这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间是不多见的，由此也显示出他的观点不同凡响。他结论说，“对市场的部分依赖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社会所有制的结合使得我们把中国的工业经济称作一种分权的、发展的市场社会主义制度。它具有经典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某些特点，因为它利用市场并保持着社会所有制。”从波尔斯等人对我国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市场社会主义，在基本意思上和我国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较接近，甚至也使用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他们的研究对于我们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全新的课题。有可资借鉴的价值。当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反对市场社会主义，进而反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也大有人在。例如，美国学者理查德·史密斯1993年在《新左派评论》第199期上发表《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的长文，认为中国进行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正在走向资本主义，最终结果将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美国学者罗伯特威尔分别在《每月评论》1994年第7期和995年第1期上连续发表《处在边缘上的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阶级矛盾》一文，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高速公路，必然造成两极分化，在产生一个新的剥削的资产阶级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新的被剥削的无产阶级。总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赞成的也好，反对的也罢，几乎都认定它具有“市场社会主义”的性质。因此，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伟大事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创新性壮举。它的成功必将在世界上产生极大的示范意义。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格外关注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总结资本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机制结合起来的命题，无疑具有创新性意义，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潮流。但在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一种价值观，并不是制度性的东西，这种价值观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运用市场机制也是能实现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