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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对自己预见的不久就到来的死亡是什么感觉?今天上午,我突然有点感同身受了。
高二寒假,被在红十字会工作的妈妈“招募”到她们单位做志愿者,就是帮助整理2014年以来近两年的申请救助的大病患者和贫困家庭的纸质资料,负责将这些弱势群体的基本资料录入信息系统,县级红十字会的信息平台刚刚建立并上线试运行,妈妈单位人手极少,又临近年关,大家手头工作都很忙,妈妈就整天在忙春节前的“送温暖”,基本不在办公室,像这些繁琐的工作都是临时招募志愿者来完成,妈妈为了让我多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所以就“近水楼台先得月”喽。
10点多,办公室来了一个申请救助的肺癌晚期患者,男,51岁,家住锦秋街道付桥村,因无钱救治导致病情恶化,出现咳血和吐血症状。他在办公室一直戴着口罩,加上戴着一顶脏兮兮的毛线帽子,看不出实际的年龄,看他佝偻的瘦弱的身体,俨然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模样,他在紧挨着我办公桌的沙发上坐着,浑身散发着一股酸臭难闻的气味。
我在忙着整理表格,并没太在意他的到来,直到他迟迟不走,在向器官遗体捐献协调员刘阿姨咨询捐献遗体的事才引起了我的注意,出于好奇,我放下手头的活,听刘阿姨详细的询问他的情况。他说他就一个女儿,老伴一年接连几次摔断腿,自身难保。现在他治病已经拉下了很多的“饥荒”(外债),肺癌治疗一年来县医院的医生都给他担保治疗费多次,还给他提供药品减免的帮助,就这样,还是做不起最基本的化療。现在就他家的经济状况,就连他死后的丧事也办不了。他说现在农村办个丧事最少也得花一万块,不能再给唯一的女儿和“无用”(他自己说他老伴)的老伴增加负担了。“她娘俩得活下去吧,不能累赘她们了,反正人死就那么回事,一把火烧了也就什么也没了,还不如将自己捐献出去,往大处说为国家做点贡献,主要是不用花钱办丧事了,唉!”他自己嗫嚅着说,却听得很清楚。
刘阿姨一直在拿宽慰的话开导他,让他回家和女儿、老伴商量商量再决定捐献的事,我面对着他,脑子也一直在搜索一句很得体的话来安慰他,竟然怎么也找不到一个词来给他,我只有默默地给他面前的杯子里续上点水,并轻轻地叫了声“伯伯,喝点水”!他点了点头,稍微欠了欠身,算是感谢我。不管刘阿姨怎么劝,他非要拿上遗体捐献登记表,好像有点对后事的安排来不及了的紧迫感,我心里隐隐作痛,不忍看他,半天挤出了一句话:“伯伯,别想那么多了,先治病要紧!”他一个劲地说时间不多了,恐怕没有多少时日了,现在身体已经开始疼痛了,并咳血不断,就是不想走的时候太遭罪,如果有点买止疼针的钱能止止疼就够了,至于治好那是不可能的。
他在眼巴巴地渴望着红十字会的救助金,哪怕就是拿捐献遗体当幌子也无可厚非,这是一个人面对死亡所做的最后的对自己的救赎。我认为哪怕他不捐,也得帮助他!就冲这份可怜的自尊,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心痛得无以复加。
51岁的男人,可以说正值旺年,正是享受人生硕果累累的年纪,可面前的这个貌似耄耋之年的老男人,剩下的日子却全部是不堪的痛苦和煎熬了。
我真的无法想象,他每天是怎样承受渐渐逼近的死亡召唤,每天睡觉闭上眼睛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绝望。他对自己将要去的地方恐惧吗?他对女儿对老伴还有舍弃不下的煎熬吗?他对这个世界还有留恋的地方吗……
如何来让他坦然的接受死亡,在剩下的这段时光里感觉不到身体的疼痛和对死亡的恐惧,自自然然地走到尽头该有多好?我突然想到了安乐死,一个纠结在伦理和人道之间的话题,我看对现在的他恐怕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后来,妈妈说红十字会给他实施了救助,领取救助金的时候不是他本人了,换做了他女儿,妈妈和刘阿姨问起他的情况,他女儿泣不成声,说已经起不了床,靠杜冷丁支撑着,并无法进食了……
开学后我一直关心着这个伯伯的情况,今年五月份,妈妈电话回访:他死于2017年4月2日,在县医院安详去世,并没遭太多罪,没有捐献遗体,距离他离开红十字会办公室整整两个月零十天。
我不知道这两个多月这位伯伯经历了怎样的身心煎熬,也不知道他在临终前是否恐惧,是否释然。相信他早已经升入了天堂,那个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牵挂,鲜花绿树鸟语花香的地方,相信伯伯会喜欢上那儿的,但愿每一个苦难的灵魂都魂归天堂,离苦得乐!
高二寒假,被在红十字会工作的妈妈“招募”到她们单位做志愿者,就是帮助整理2014年以来近两年的申请救助的大病患者和贫困家庭的纸质资料,负责将这些弱势群体的基本资料录入信息系统,县级红十字会的信息平台刚刚建立并上线试运行,妈妈单位人手极少,又临近年关,大家手头工作都很忙,妈妈就整天在忙春节前的“送温暖”,基本不在办公室,像这些繁琐的工作都是临时招募志愿者来完成,妈妈为了让我多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所以就“近水楼台先得月”喽。
10点多,办公室来了一个申请救助的肺癌晚期患者,男,51岁,家住锦秋街道付桥村,因无钱救治导致病情恶化,出现咳血和吐血症状。他在办公室一直戴着口罩,加上戴着一顶脏兮兮的毛线帽子,看不出实际的年龄,看他佝偻的瘦弱的身体,俨然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模样,他在紧挨着我办公桌的沙发上坐着,浑身散发着一股酸臭难闻的气味。
我在忙着整理表格,并没太在意他的到来,直到他迟迟不走,在向器官遗体捐献协调员刘阿姨咨询捐献遗体的事才引起了我的注意,出于好奇,我放下手头的活,听刘阿姨详细的询问他的情况。他说他就一个女儿,老伴一年接连几次摔断腿,自身难保。现在他治病已经拉下了很多的“饥荒”(外债),肺癌治疗一年来县医院的医生都给他担保治疗费多次,还给他提供药品减免的帮助,就这样,还是做不起最基本的化療。现在就他家的经济状况,就连他死后的丧事也办不了。他说现在农村办个丧事最少也得花一万块,不能再给唯一的女儿和“无用”(他自己说他老伴)的老伴增加负担了。“她娘俩得活下去吧,不能累赘她们了,反正人死就那么回事,一把火烧了也就什么也没了,还不如将自己捐献出去,往大处说为国家做点贡献,主要是不用花钱办丧事了,唉!”他自己嗫嚅着说,却听得很清楚。
刘阿姨一直在拿宽慰的话开导他,让他回家和女儿、老伴商量商量再决定捐献的事,我面对着他,脑子也一直在搜索一句很得体的话来安慰他,竟然怎么也找不到一个词来给他,我只有默默地给他面前的杯子里续上点水,并轻轻地叫了声“伯伯,喝点水”!他点了点头,稍微欠了欠身,算是感谢我。不管刘阿姨怎么劝,他非要拿上遗体捐献登记表,好像有点对后事的安排来不及了的紧迫感,我心里隐隐作痛,不忍看他,半天挤出了一句话:“伯伯,别想那么多了,先治病要紧!”他一个劲地说时间不多了,恐怕没有多少时日了,现在身体已经开始疼痛了,并咳血不断,就是不想走的时候太遭罪,如果有点买止疼针的钱能止止疼就够了,至于治好那是不可能的。
他在眼巴巴地渴望着红十字会的救助金,哪怕就是拿捐献遗体当幌子也无可厚非,这是一个人面对死亡所做的最后的对自己的救赎。我认为哪怕他不捐,也得帮助他!就冲这份可怜的自尊,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心痛得无以复加。
51岁的男人,可以说正值旺年,正是享受人生硕果累累的年纪,可面前的这个貌似耄耋之年的老男人,剩下的日子却全部是不堪的痛苦和煎熬了。
我真的无法想象,他每天是怎样承受渐渐逼近的死亡召唤,每天睡觉闭上眼睛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绝望。他对自己将要去的地方恐惧吗?他对女儿对老伴还有舍弃不下的煎熬吗?他对这个世界还有留恋的地方吗……
如何来让他坦然的接受死亡,在剩下的这段时光里感觉不到身体的疼痛和对死亡的恐惧,自自然然地走到尽头该有多好?我突然想到了安乐死,一个纠结在伦理和人道之间的话题,我看对现在的他恐怕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后来,妈妈说红十字会给他实施了救助,领取救助金的时候不是他本人了,换做了他女儿,妈妈和刘阿姨问起他的情况,他女儿泣不成声,说已经起不了床,靠杜冷丁支撑着,并无法进食了……
开学后我一直关心着这个伯伯的情况,今年五月份,妈妈电话回访:他死于2017年4月2日,在县医院安详去世,并没遭太多罪,没有捐献遗体,距离他离开红十字会办公室整整两个月零十天。
我不知道这两个多月这位伯伯经历了怎样的身心煎熬,也不知道他在临终前是否恐惧,是否释然。相信他早已经升入了天堂,那个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牵挂,鲜花绿树鸟语花香的地方,相信伯伯会喜欢上那儿的,但愿每一个苦难的灵魂都魂归天堂,离苦得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