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大娘是如何嫁给我大伯的。我几乎没有听说过我的那些堂兄弟和妹妹们，逢年过节说要去我大娘的娘家——他们的外公、外婆家里去。像他们自小就没有外公、外婆一样。
　　倘若如此，我大娘的人生該是多么悲苦呦，也许她的童年黑暗得就像一团王羲之习作书法的洗笔池，无论后来多么地好，最初无疑是一团糟中的糟。可自打我记事起，似乎我大娘脸上总是挂着笑，总是不停地哼唱着豫剧、曲剧和河南乡村的小调儿。大娘就像一个舞台演员样，不知何故从舞台上谢幕下来后，为了证明她和村里的所有女性不一样，于是除了熟睡后的那段时间里，就永远要哼着小曲唱着戏，如同她是公主嫁王子，不日日间地唱，就无法证明这婚姻、家庭的好。
　　然而我大伯经常会笑着对村人和我们调侃大娘说，有时睡着她还在梦里唱戏哪。没有人知道我大娘为什么年年岁岁、月月日日都那么开心和快乐，生活的苦难和艰辛，在我大娘似乎从来没有过。在《我与父辈》里，我详尽地描述了大伯一家在中国那个年代的困苦和境遇，日子真如辣椒、陈醋和黄连、苦胆熬制的一锅不得不喝的粥，八个孩子、两个大人十口人，冬天大雪孩子们没有鞋袜穿，光脚踏雪是很正常的事。一大锅菜叶煮炖烧好后，才想起应该往锅里撒把面或一碗玉米生儿，这时慌忙去打开面罐、生罐儿，又发现昨天或前天罐儿已洁净空荡了。在中国久长的家庭秩序中，男主外、女主内，这地老天荒的分工在我大娘那儿是没有的。孩子们没有鞋穿，她会在门前大声嚷着说：“那么多孩子，靠我怎么顾得过来呀！”火上烧开了锅，想起家里没粮了，那就熄掉火，端个海碗或面瓢，唱着曲到邻人或我家，借一碗或一瓢的粮面，再唱着端回去重新生火烧饭，开始一日三餐的又一餐。
　　苦难在我大娘是欢乐的。她接受、迎对苦难的能力如海可容纳百川般。
　　我大娘一年四季脸上的笑，像永远的春天、草地和牛羊的美满样;春夏秋冬、日日时时地唱，仿佛一条河流穿过沙漠而它的水不少、潺不息，流淌的声音走在沙地反而更响、更大、更为浑厚清脆。

　　有一年，正忙的大夏，人们都下田收麦子，午时收工回来的大娘因为在院里唱戏忘了烧饭了，为此大伯气得把一打饭碗摔碎在院里。“你摔了碗，孩子们用啥盛饭啊？！”质问着我大伯，大娘丝毫没有理亏窘迫相，就哼着曲儿从我大伯身边绕过去，开始生火烧饭了，且在灶房间，还在唱的间隙挪出时间质问我大伯：“晚吃一会儿天会塌下吗？”
　　为了抢时下田割麦子，我大伯就那么在院里怒怒地站一会儿，猛地一跺脚：“不过啦！不过啦！——我们今天都到街上吃饭吧！”唤着就召集他的一群孩子，要到街上挥霍吃一顿。也许是每人一大碗的牛肉、羊肉汤，也许除了这汤杂，每人还有一个半个面馍和锅盔饼——多么诱人的香食啊，我的堂兄弟和妹妹们，就有些感谢母亲中午因为唱戏没有烧饭吃，倘若烧了哪还有我大伯破釜沉舟地带着他们上街去吃美食午餐呢。大家都提着镰刀、麦绳跟着大伯朝街上走，就听见大娘从家里追出来对着他们唤：“别忘了给我捎回一碗啊——我要羊肉汤——”
　　之后，我大娘就又在门外村口大声地笑着唱了豫剧《花木兰》中的“谁说女子不如男”。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大娘终日唱着、哼着的戏声曲儿声，都还萦绕不绝地响在我的耳边和我们村口，一如历史必须写在史册上，功业必须刻在石板、石碑上，而我大伯家的苦难和辛酸，也必须伴在我大娘的戏声、曲声里。
　　就在这终日不绝的戏声、曲声中，他们的八个孩子长大了，个个都成家立业了。时间的针，伴奏着岁月的艰辛和烦恼，不屈不挠地穿过四季，来到一个新世纪，来到一个新的时代节点上。当我们回首过往，再次聆听记忆中一个乡村女性面对苦难的唱腔时，我们终于意识到，那从年轻开始一直哼唱到老的女腔音，不是从她的嗓子发将出来的，而是源自她的生命对生活和命运的抵抗与坚韧。倘若不是她不息的哼唱和反抗，在那多年几个孩子必须挤在一张床上、只盖一床被子的寒冷里，人又怎么能熬过寒冬之冷呢？
　　一个时代过去了，另一个时代到来时，我在大娘家新起的楼屋问大娘说：“你一辈子怎么那么爱唱呀？”
　　大娘回答我：“不唱日子咋过啊！”
　　回答完了这话儿，那时已经七十岁的大娘，问我和我的姐姐们道：“你们现在想听我唱戏吗？”我们没有回答想听不想听，大家只是笑着逗闹着，一屋子都是生活和女性的笑，把一个院落、村镇和世界汪洋了，也重新凸显塑造了。
　　现在想，如果要评选一位我家族中最英雄、伟大的女性来，我想我应该把这一票投给我大娘。
　　（选自阎连科《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