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究方法,不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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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国际关系学在中国有了显著的进步和发展。与此同时,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低水平重复现象仍然广泛存在。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缺少研究方法上的自觉性,此外,研究方法比较单一,不够丰富多样。要提高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水平,必须讲求研究方法,增强方法论上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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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是个特别的国家。就地缘环境而言它横跨欧亚两洲,既属东方,又属西方。但它既不是一个完全的东方国家,也不是一个完全的西主国家。在这块土地上诞生的文明同样是一种特别的文明,被称为“东西结合部的文明”。由这种文明衍生出来的思想自然就带有这种特别的烙印。因此,普京执政后的俄罗斯对外战略思想无论怎样调整,无论具有怎样的新意,都仍然是俄罗斯一千多年来对外战略思想主线的延伸。
欧盟是在世界多极化中重要的一极,在经历半个世纪的一体化后,又开始向“大欧洲”迈进。本文从回顾欧盟发展历史着手,着重分析在世纪之交为何要建“大欧洲”,其中会遇到那些障碍和制约因素,从中揭示它的发展趋势。
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推动美国对军控和裁军政策进行调整,影响并促成这种调整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本文考察了三个主要因素:国际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党派政治对军控政策的深度介入,国内对军控和裁军问题的辩论。作者通过冷战美国的导弹防御政策、国会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美国在修改《反导条约》问题上的政策等三个个案分析了三个因素对美国军控政策产生的相应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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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裁(economic sanctions)政策作为一个或几个国际行为体通过实施经济制裁而达到其外政策目标的重要手段。颇受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的青睐。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整个国际政治格局中出现了诸多新的因素和发展趋势,经济手段(尤其是经济制裁政策)已益成为国际行为实体其对外政策目标的首要选择,而不是囿于传统的政治和军事手段。但是,近年来接二连三的经济制裁政策的流产,使得许多政治家和学者对这一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了质疑-经济制裁政策还能走多远?本文试图通过对冷战后经济制裁历史的粗略回顾,并以此为基点分析经济制裁
冷战后期,由于中美两国调整各自的战略利益目标和国际关系角色,中美关系由下降通道进入上升通道,开始走上变敌为友的轨道,冷战结束后,两国虽然对新世纪的中美关系作出了“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但这种双边关系具有二元可逆的特性,其极本原因在于,中美两国在重大国家利益方面存在结构性的矛盾,展望未来,只要双方采取积极的政策互动,中美之间避免冷战的前景应该可以是预见的。
近几年,国际上关于中国崛起的研究兴趣逐渐加大,成果逐渐增多,较好者如哈佛大学教授沃格尔主编的《与崛起的中国共处》和他的同事江忆恩教授主编的《接触中国》。这些作品选材新颖,多带有外国学者的独特视角,读来不乏启示。我自己亦能感受,在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许多会议上,
从根本上讲,要缓解全球气候变暖,就必须通过能源技术系统的变革,转现有的能源消费模式,减排温室气体,一旦《京都协议书》得以实施,它必将对世界能源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产生重大影响,在发达国家,技术创新主要是由企业完成的,正确把握技术创新的方向关系到企业的竞争力。因此,世界上著名的跨国公司对于气候变化问题均给予了高度关注。并开始采取积极的行动,中国的企业界对气候变化问题了解较少,这既不利于中国参与减缓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也将对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我国政府和相关研究单位急需加强同企业界的沟通,促使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