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宫廷史上，有一位皇帝差点在宫廷里遇刺，他就是嘉庆皇帝（爱新觉罗·顒琰，1760-1820），而且是两次遇刺，两次未遂。
　　第一次发生在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皇帝自圆明园还宫（紫禁城），将入顺贞门时，突然有一个叫陈德的人持刃向他扑来，几乎遭遇不测。事过十年，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突然有一伙天理教徒，分两队从紫禁城的东华门和西华门突入宫内，其中一队一直攻到隆宗门外，被绵宁（即位后改为旻宁，即后来的道光皇帝）等组织的侍卫击退。因这一年为农历癸酉年，所以史称“癸酉之变”。这次嘉庆本人不在现场，有惊无险，但“变生肘腋，祸起萧墙”，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其震撼力是前一次所无法比拟的。
　　厨役行刺嘉庆
　　关于嘉庆第一次遇剌，《清史稿》和《清实录》中的记载都比较简略，好在故宫博物院掌故部编的《掌故丛编》中有一套《嘉庆八年仁宗遇剌案》资料，详细记载了此案的始末。
　　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皇帝从圆明园返回紫禁城。就在这一天，一个叫陈德的中年男子，带着自己15岁的大儿子陈禄儿，从东华门混入紫禁城，然后绕到皇宫的北门神武门一带，潜伏在顺贞门外西厢房山墙的后面，看着嘉庆坐着轿子即将进入顺贞门时，突然窜出，手持尖刃，直奔嘉庆冲去。这一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坏了守卫神武门、顺贞门之间的上百名侍卫，他们一个个吓得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只有嘉庆的侄子、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固伦额驸喀尔喀亲王拉旺多尔济、乾清门侍卫蒙古喀喇沁公丹巴多尔济、御前侍卫扎克塔尔等6个人，还算镇定，紧急关头挺身而出，一边护卫嘉庆的轿子，一边奋力捉拿陈德。嘉庆被护到顺贞门内，但距离搏斗的地方不远，已经听到了搏斗之声，大概吓得不轻。经过一番搏斗，绵恩的褂袖被刺破，丹巴多尔济的身上也被扎伤三处。陈德寡不敌众，力竭被捉，并在陈德身上搜出谶语等物。陈德的儿子陈禄儿乘乱溜出皇宫，跑回自己家里，也很快被逮捕。
　　陈德被捕后，嘉庆当即命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第二天又增派满汉大学士、六部尚书会审，后又命九卿科道一同会审。经过“反复诘问，并加开导”，陈德开口招供，供词中有以下一些信息：
　　陈德，年四十七岁，父亲一直做男仆、跟班一类的工作，幼时跟随父亲到山东，长大后也以做男仆为业。后因父亲去世，在山东找不到工作，只好到北京来投靠堂姐，在外甥的帮助下又找了一份厨子的工作。但后来因妻子去世，家庭负担太重被辞退。失业后的陈德求告无门，萌生了自杀的念头。但转念一想，无声无息地自杀太不值，想死得“一鸣惊人”，于是自己“策划”了刺杀皇帝的计划——“我就同了大儿子进东华门，出东西牌楼门，从西夹道走到神武门，混在人群之内，看见皇上到来，我就手持身佩小刀，往前一跑，原想我犯了惊驾的罪，当下必定奉旨叫侍卫大臣们把我乱刀剁死，图个爽快，也死个明白。”
　　对于如此简单的作案动机和过程的交待，“殊出情理之外”，审案大员们当然很不满意，又将陈德“拧耳跪炼”，但陈德“矢口不移”。嘉庆得到初步的审讯报告后，当然也不满意。他认为一个失业的厨子，仅因要自寻死路就要行剌皇帝，既无主使也无同谋及帮凶，殊不可解。而且，他又是从何得知皇帝入宫时间，又是怎样混入宫中的呢？于是，审案大臣逐一传讯或逮捕了所有与陈德有关的人，并加紧刑讯陈德，但是所获信息依然很少。
　　通过讯问陈德的儿子陈禄儿和他的房东黄五福，官员们得知案发之前陈德已经表现出异乎寻常的举动，精神可能有点问题。但仅凭这一点进展，还是难以交差。当晚，他们又派人轮番对陈德进行“彻夜熬审”，至二十二日晨，陈德已经“神气消沮”。再问他受何人指使，他的口供仍大略如前，而且说：“我实在无人主使，实在供不出来。我总是求死，所以被拿时逢人乱扎。”
　　至二十三日，军机处再报审案情形，似乎又有了一些进展。经反复刑问，陈德回忆说自己这几年曾做过两次梦：“嘉庆二年曾梦见有人引自己到过东宫。嘉庆三年又梦见自己躺在无水桥下，被人拉起上桥，到桥上一看，像是在一座知府大堂后头，我身上穿着程乡茧蟒袍，我就醒了。后来读了《文昌书钞》，突然开悟，想这两梦，东宫是守阙的意思，桥底睡是个蚪龙，知府是个黄堂，程乡茧蟒袍是个黄龙袍，我将来必定有朝廷福分。又想起乾隆五十七年到嘉庆二年在正阳门内抽过五支签，都有好话。我近因穷苦不过，想我自己的本事，又有梦兆、签语，必有好处，就动了不安本分的心。知道皇上于二十日进宫，我就定了主意，见皇上随从官员都带腰刀，原想用小刀割取腰刀，砍退几人，直奔轿前，惊了圣驾，皇上自然诸事由我，可得好处。”
　　这一口供中，陈德进一步交代了自己的作案动机，原来是为梦兆、签语所惑，以为自己有“朝廷福分”，想入非非，想通过劫持皇上获得好处。这种口供，或是实情，或是因经不住刑讯逼供而不得不乱说一通，但仍没有说出审案官员们最想得到的东西——幕后指使是谁？
　　当天，又传讯了陈德的旧主人僧格布、孟启基及有关人员黄二、蒋兴国等人，均称对陈德行剌之事并不知情。孟启基供词中有一点值得注意：陈德在孟家服役五年，“素常原是安静”的。嘉庆六年二月间死了妻子，七年十二月间又死了堂姊姜陈氏。陈德带着瘫痪的岳母和两个孩子，家境艰难。如果他堂姊尚在，似乎还有依靠，因为这个堂姊之子姜六格任内务府正白旗护军，多少会给他一些照顾。如陈德前供说他来北京，主要就是来投靠这个堂姊。现在这个堂姊也死了，他谋生更加困难，精神上也受到了一定剌激，“时常喝酒，在院歌唱哭笑。”
　　他人的证词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验证”陈德的口供，但是如此大案，仅为一失业厨役独自所为，仍不免令人生疑。所以嘉庆又谕令添派九卿、科道会同审办。 　　从二十三至二十四日，会审诸臣共同审讯，并对陈德加重用刑，“将该犯掌嘴二十，板责三十，并加刑夹，收至四分。该犯供词与前几日无异。复再三推鞫，坚供实无同谋、主使之人。”会审诸臣一筹莫展。正当进退两难之际，他们突然于二十四日接到了嘉庆的谕旨，命令就此停止审讯，立即结案：
　　“诸臣见此等逆犯，义愤自不容已，必欲穷究主使何人，同谋何人，有无党羽，反复究诘，悉心讯问，忠君为国之忱，必应如是……然朕为天下共主，以诚心御下，毫无猜忌，此中外所共知共见者。八年以来，虽无仁政及民，然亦不敢妄行诛戮。既不妄杀，有何仇怨？举朝臣工，皆同朕之兄弟子侄至亲骨肉，朕又何忍令凶犯扳扯？况实无疑忌之人乎？总之，天下之大，何所不有，譬如猘犬噬人，原无主使，鸱枭食母，岂有同谋？若一味刑求，反肆狂吠，所言之人，如何存活。即不究问，终是疑团，所损者大矣。朕所惭惧者，风化不行，必有失德，始有此警予之事。当谨身修德勤政爱民，自省己咎。”
　　当天，诸臣拟定将陈德凌迟处死，二子一并绞决，其岳母年已八十，免议。房主黄五福杖一百，徒三年。
　　至此，这场轰动朝野的行剌皇帝案，在审理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宣告结案。但陈德真的没人指使吗？嘉庆为什么不深究而草草结案？最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的有两件事：一是嘉庆初年扳倒了在乾隆朝权倾朝野的和珅，白绫赐死，但和珅党羽众多，陈德是否是和珅党羽派来的刺客？二是嘉庆元年到九年，清廷几乎动用了全国所能动用的兵力，耗费了二万万两白银的代价才将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陈德是否是前来报复的白莲教余党？

　　第一种可能，野史曾言，自嘉庆赐死和珅后，宫中发生了多次嘉庆险遭暗算的事。一次，近侍奉茶，嘉庆帝未及饮，因故离去，一名小内侍将茶撤下喝了，立刻毙命。陈德案件发生以前，社会上已经有和珅党羽欲谋害皇帝的传说。现在，行剌皇帝的事件真的发生了，那些与和珅有关系、但已经被嘉庆网开一面、“悉不深究”的官员肯定惶惶不可终日，生怕嘉庆借助此案“秋后算账”。从陈德的口供中我们知道，他曾在不少富豪、官宦人家当差，甚至和宫里也有一些关联。严刑逼供之下，如果陈德随意说出几个人名来，很可能再引发一场政治风波。所以，嘉庆在要求结案的谕旨中特别点明“实无疑忌之人”，也是为了稳定人心，表明自己实无“秋后算账”的打算。
　　第二种可能，如野史所言，陈德是位武艺超群的武林中人，一腿能扫断深埋于地的十二根木桩，有可能是民间秘密会社（尤其是白莲教）派来的刺客。从陈德在刺杀嘉庆时以一敌六，尚能伤及大内侍卫的情形推测，应当是有一定武功的，甚至可算是武功高强，似乎不像是个谋生无门、贫困潦倒的穷汉。野史所言并非毫无根据，白莲教起义历时九年，嘉庆九年才被全部镇压下去，到陈德案件发生的嘉庆八年，朝廷为镇压起义所耗费的财力、物力甚巨，已经为此疲惫不堪，哪怕是“白莲教”行刺圣驾的事，嘉庆也想息事宁人，不加深究。
　　“癸酉之变”
　　陈德事件后十年，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紫禁城内又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两股乔装改扮的天理教徒武装分别从东华门和西华门攻入紫禁城，一直打到离乾清门不远的隆宗门外，甚至有几个天理教徒已经翻上了宫墙，几乎要进入内廷。天理教徒的这次行动，最终虽然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嘉庆本人当时也不在现场，但对他的心理打击无疑是前所未有的。
　　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早上，约一百个天理教徒伪装成向宫内送东西的商贩挑夫，三三两两地靠近戒备森严的东华门。人还没有聚齐，突然发生了一个意外，有几个教徒与往宫中送煤的人因争道发生了争执，推推搡搡的时候，有一个教徒不小心露出了藏掖在身上的利刃，被守门军士看见，急忙关上宫门。说时迟那时快，为首的教徒陈爽立即抽出藏刀，率众向门内冲去。但已经太迟了，成功冲入门内的只有陈爽等十几数人，其他大部分则被挡在了门外，四处逃散。这十几个冲进宫内的教徒在内应太监刘得财、刘金的引导下，直奔协和门而来。由于人数太少，他们在与护军进行一番激烈的战斗后，大部分被杀，幸存的被迫藏匿在宫内的各个角落。
　　几乎与此同时，聚集在西华门外的以陈文魁为首的五、六十个教徒在内应太监杨进忠等人的接应下，全部进入宫内，反闭宫门。他们打着“大明天顺”“顺天保民”的小白旗，由太监高广福等引路，在杀死一些护卫后，一直冲到离内廷不远的隆宗门外。此时隆宗门已关闭，有几个教徒由矮房翻上宫墙，窥视内廷，并沿墙头向养心殿方向移动。正在养心殿读书的皇次子绵宁（即后来的道光皇帝）闻讯后迅速取出撒袋、鸟枪和腰刀迎战。他用鸟枪击毙了两名爬上宫墙的教徒，吓阻了教徒们的攻势。礼亲王昭梿、仪亲王永璇、成亲王永瑆闻变后，也率禁兵自神武门入卫。随后，临时调来的千余名火器营官兵也赶至隆宗门下，与教徒们展开了激战。教徒们虽然拼死抵御，但终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而被打散。除了个别跳墙逃出宫去外，其他的也藏匿于宫内各处。
　　九月十六、十七两日，清军搜出藏匿在宫内的30多个天理教徒。又于十七日逮捕了坐镇大兴黄村指挥的天理教首领林清。
　　事件发生的当天，紫禁城的主人嘉庆皇帝刚好不在宫中，而是正在从避暑山庄回京的途中，本打算拜谒一下清东陵。九月十六日，驻跸京东远郊白涧行宫的嘉庆收到了皇子绵宁发来的第一份“六百里加急”，得知紫禁城正在发生变乱，但具体情况不明。正在犹豫是否回京的时候，又收到了第二份“六百里加急”，得知大事已定，才松了一口气，决定取消谒陵计划，马上回京。九月十七日，嘉庆在行宫下了一道沉重的《罪己诏》，十九日回到紫禁城。二十三日，嘉庆亲至中南海丰泽园，当堂审讯了林清等人。

　　林清，京南大兴县宋家庄（今北京大兴区黄村镇宋庄村）人。年青时当过药铺学徒、官衙佣役和运粮船夫。大约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加入流行于京畿地区的白洋（阳）教，后又加入八卦教中的“坎”卦教。起初，他参加坎卦教只是“希图敛钱”，后因“会说话”，被教众们推举为掌卦教首。经过几年努力，他吸收了京畿地区的青阳教、红阳教和大乘教，初步统一了各教，实力大增，胃口也越来越大。他认为“八卦总该归一”，进一步把视线转向了教徒众多的河南、山东等地，试图实现八卦教的统一。他与河南滑县的“震”卦头目李文成和山东德州“离”卦头目冯克善取得了联系，并多次至滑县与他们举行秘密会谈。三人结成了“刎颈之交”，并达成了“八卦归一”的协议：林清主“坎”卦，总领八卦，称“天皇”;李文成主“震”卦，并管领“坎”卦以外的七卦，称“地皇”;冯克善为“人皇”（一说冯克善为“地皇”，李文成为“人皇”）。他们还约分土地，“（林）清取直隶，李（文成）得河南，冯（克善）割山东。”林清、李文成、冯克善三股势力联合后，改名为“天理教”，约定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闰八月中秋节）以“奉天开道”为旗号、以“得胜”为暗号，同时发动反清起义。
　　嘉庆十八年八月，由于河南天理教徒动静太大，起义机密泄漏，李文成等首领相继被捕下狱。滑县教徒为营救李文成，聚集3000人，于九月七日提前发动了起义。他们杀死知县，救出李文成，占领了滑县县城。李文成在滑县“开帅府、设羽帐”，树起了“大明天顺李真主”的大旗。在当时的通讯条件下，远在北京大兴的林清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也可能迷信九月十五日（闰八月十五日）这个“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黄花满地”是个好日子，依然决定按预定计划于那一天起事，于是就发生了前面所述的那一场惊变。
　　事后，林清被凌迟处死。300多名天理教徒及其家属也被分别处以死刑、流徙和发配为奴的刑罚。河南李文成的起义军也于十一月初被镇压下去，李文成自焚而死。冯克善于同年十一月十九日在河北献县被捕，械至京师磔死。
　　两次刺杀的关联
　　与陈德的孤立事件不同，“癸酉之变”是天理教首领领导的有组织、有计划、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标的反清起义的组成部分。在这一事变中，被视为“固若金汤”的紫禁城居然被几十名手持大刀短刃的天理教徒一拥而进，搅得不得安宁，真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充分暴露了清朝统治的腐朽、没落。对清朝统治者来说，可能是自清初平定“三藩之乱”以来最可怕的一场变乱。从清代全史的视角来看，这场变乱是嘉庆初年到嘉庆九年川楚陕甘豫五省白莲教起义和嘉庆十年陈德事件的延续，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正如后人所指出的：“自是之后，清廷纲纪之弛废，臣僚之冗劣，人心之不附，兵力之已衰，悉暴无遗……故是役为有清一代兴亡之关键。”（铁庵《林清之变》）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天理教的余众依然分散、潜伏在各个地方，这些余众及其后人与清末的义和拳乃至辛亥革命期间的秘密会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最终将清朝送上了灭亡的道路。
　　剩下的问题是，陈德行刺事件发生在前，林清发动“癸酉之变”在后，中间相隔十年，二者是否有什么关系呢？
　　有一种说法，陈德在山东生活过较长时间，是有可能与曾在山东活动的林清发生过联系，甚至可能就是林清的党徒，是林清派来刺杀嘉庆皇帝的。不过如前所述，林清大约是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也就是发生陈德事件3年后才加入秘密会社的，而且也不可能一入社就当头目，所以说陈德是林清党徒的可能性不大。天理教是由八卦教中的几个分支和青阳教、红阳教等组合而成，大约创建于“癸酉之变”发生前一年即嘉庆十七年（1812年），而陈德事件发生在嘉庆八年（1803年），所以陈德更不可能是天理教徒。据现有资料，陈德和林清可能没有任何关系。但有关民间秘密会社的历史资料极缺，即使有一点零星的资料，也往往是模糊的、不准确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所以，二人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可能永远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