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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2001到2006年，我国粗钢产量从1.51亿吨增加到4.22亿吨，增长了1.8倍；销售收入从5600亿元增加到25735亿元，增长了3.6倍；实现利润由201亿元猛增至1348亿元，增长了5.7倍；吨钢利润由123元提高到319.4元，提高了1.6倍。与此同时，钢铁工业的节能减排也成效显著。可以说，近年来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状况最好的时期之一。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我国钢铁工业未来发展面临的下述种种严峻挑战：
一、市场需求开始减弱
需求的高增长是钢铁工业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随着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变，钢铁工业的市场需求增长速度未来几年有可能大幅减速。首先，从国内需求看，目前我国一些耗钢强度大的产业已经出现过热和产能过剩的苗头，其对钢铁需求的强劲拉动作用已是强弩之末，未来很难再度发力，加之国家对钢铁行业实行宏观调控，压缩固定资产投资和过剩的生产能力，执行更加严格的税收、环保和土地政策，这些都将使未来国内钢铁需求明显减弱。其次，从国外需求看，由于近年来我国钢铁出口量的大幅增长，打破了世界钢铁工业的现有贸易格局，对出口对象国的钢铁企业造成相当大的竞争压力，外国政府迫于利益集团的压力，挥舞起了反倾销的大棒，打压我国钢铁工业出口的空间。因此，无论从国内市场还是从国际市场看，未来我国钢铁工业市场需求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难度将越来越大。
二、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制约开始凸显
钢铁工业是规模经济效应比较显著的流程性产业，联合、兼并与重组以壮大规模一直以来都是世界钢铁工业发展过程中永恒主题之一。我国近年来钢铁工业兼并重组屈指可数，钢铁企业之间的强强联合更是难得一见，结果近年来我国钢铁工业产业集中度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大幅度下降。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6年，我国钢铁工业4厂商集中度（CR4）从32%下降到了16.8%；CR8从44%降至25.3%。与国际比较，我国钢铁工业产业集中度远远低于世界其他主要产钢国。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世界主要钢铁生产国的CR4，日本为74.9%，美国为52.2%，俄罗斯为78.1%，而我国只有16.8%；在世界钢铁企业产量的前10名中，我国仅有宝钢和唐钢入围，这与我国占世界1/3的钢铁产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国际铁矿石市场处于三大铁矿石供应商高度垄断、米塔尔与阿赛乐组成产能过亿吨的超级钢铁航母的大背景下，我国钢铁工业这种小而散不合理的产业组织状况，不仅会导致规模经济效益的丧失，容易引发低水平过度竞争和惨烈的价格战，而且会导致我国钢铁工业在国际铁矿石谈判中话语权的丧失，在与国际钢铁巨头的竞争中劣势地位更加凸显，最终危及我国钢铁工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研发投入不足，重大装备对外依赖程度大
与世界先进钢铁国相比，我国钢铁工业研发投入力度还存在较大差距。以我国钢铁工业的旗舰企业——宝钢为例，2003年宝钢的研发费用仅占当年销售收入的0.77%，而同年新日铁为1.97%，韩国浦项为1.63%，德国蒂森—克虏伯为1.53%。研发投入的不足，直接导致了我国钢铁工业创新能力低，进而导致产业和产品的结构升级缺乏技术支撑，企业推行产品差异化战略有心无力，只能在低端产品“扎堆”，结果一方面使得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大家只能一味地拼成本、拼价格，企业利润空间变得十分稀薄，企业生产经营举步维艰；另一方面价高利大的高端技术装备、高端产品国内企业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只能需要依靠进口。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2006年我国钢铁工业的设备进口耗资71.1亿美元，相当于国内冶金装备总产值的28.5％。这种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制约了我国钢铁工业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限制了其成长空间和利润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到我国钢铁工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和产业安全。
四、铁矿石供应的风险加大，产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随着钢铁工业近年来的快速增长，国内铁矿石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钢铁工业的发展对进口铁矿石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从2000年到2006年的短短7年间，我国铁矿石进口量从6653万吨猛增到3.26亿吨，增长了3.9倍。我国铁矿石进口的过快增长，已经成为国际铁矿石垄断供应商连年抬价的最大借口。2003年世界铁矿石贸易价格上涨9%。2004年上涨19%。2005年，更是飙升了71.5%，2006年又在此基础上再度上涨19%。受此影响，我国钢铁工业的原料成本近几年持续走高，产业发展的成本和价格风险日益凸现。未来几年，一旦进口铁矿石供应赶不上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进度，或者进口铁矿石价格上涨过快，超过了企业的承受能力，届时我国部分钢铁企业将不得不或者以矿定产，或者干脆停产大吉。可见，铁矿石供应问题已经成为悬在我国钢铁企业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未来随时有掉下来的风险。
（二）
面对上述种种风险与挑战，我国钢铁工业要有相应的对策：
一、加大技术开发投入力度，提高钢铁工业自主创新能力
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一方面，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钢铁企业首先责无旁贷；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技术创新的投入主体和受益主体。而目前我国大中型重点钢铁企业的研发投入总量尚不到销售收入的1%，不仅低于国际同行水平，也低于我国工业的平均水平。这种短视行为亟需加以改变，否则我国钢铁工业未来的效益提高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同时，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尤其是要使政府在解决行业发展所面临的共性技术方面“有所为”。由于行业发展所面临的共性技术一般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企业往往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承担，因而需要政府的介入。在此，笔者建议政府设立钢铁产业共性技术开发基金。基金的运作可以在以下两种方式中选其一而行：一是由各钢铁企业按照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提取资金共同组成，财政给予配套资金支持，招标选择研发机构对产业共性技术进行研发；二是财政给予一定资金，以科技计划或基金的形式委托或招标选择科研机构或企业研发机构对产业共性技术进行研发，并对共性技术研发成果的商业化进程给予资助。
二、采取适当激励措施，加快钢铁工业的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从国家政策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国家为了鼓励钢铁企业做大做强，尽快提高产业集中度，出台的政策措施不可谓不多，政策力度不可谓不强，然而其实际效果却并不十分理想。笔者以为，近年来国家对钢铁工业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实施中大打折扣，除了国家宏观管理体制和机制还没有完全理顺的因素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目前的政策措施还不太完善，使得宏观调控者和被调控者在利益上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耦合点，二者之间存在激励不相容。以淘汰落后企业为例，虽然调控者为了达到淘汰落后产能的目的，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从土地、税收、信贷、能源供应等方面对被调控者（落后产能）进行打压，但是，在钢铁市场需求旺盛、经济效益趋好的宏观背景下，上述“大棒”政策措施只能压缩被调控者的利润空间，而不能使其彻底退出市场。而且，被调控者往往还可以找到一些对策（如减少对排污控制的投资、变相降低工人工资）来抵消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利影响。其结果不能不是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目标落空。笔者以为，要打破这种僵局，除了继续强化“大棒”政策外，同时还需要有“胡萝卜”政策，即在政策措施中设计出一套对被淘汰的落后产能进行适当补偿的机制，使被调控者有足够的激励按照调控者的步调“起舞”。
三、积极应对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诉求，发展绿色产品和绿色制造
钢铁工业急需把推进清洁生产、实现循环经济加速提上工作议程，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投入，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过程资源循环利用，提高资源有效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和实现废弃物回收利用，使钢铁工业成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为此，一是要树立清洁生产观念和意识。要通过宣传教育，不断提高钢铁企业的清洁生产意识，树立生产全过程中的污染预防思想，把清洁生产作为提高企业整体形象、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来对待。二是要加强企业技术改造。钢铁工业绿色化对策的重要依托是绿色化技术，只有采用绿色化技术，才能保证绿色化对策的实施，最终实现绿色化的战略目标。建议普及、推广一批成熟的节能环保技术，如熔融还原炼铁技术及新能源开发、新型焦炉技术和处理废旧轮胎、垃圾焚烧炉等与社会友好的废弃物处理技术，通过短流程研究，广泛应用高效单体熔炼精炼、连铸连轧、控温控轧等技术，实现低能耗、少物耗。三是要强化科学管理，改进操作。国内外的实践表明，落实岗位和目标责任制，杜绝跑冒滴漏，防止生产事故，使人为的资源浪费和污染排放减至最小；加强设备管理，提高设备完好率和运行率；开展物料、能量流程审核；科学安排生产进度，改进操作程序；组织安全文明生产，把绿色文明渗透到企业文化之中，等等。
四、探讨建立铁矿石战略储备制度
解决铁矿石的稳定供应问题，钢铁企业理所当然应该是第一责任人。但是，也应该看到：在铁矿石资源越来越稀缺的情况下，铁矿石资源日益成为一种战略性资源；而且，国际铁矿石贸易高度操纵在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和力拓三大寡头手中。目前上述三大寡头掌控着70%以上的世界铁矿石贸易，其垄断程度远远超过OPEC对国际石油贸易的垄断程度。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不发挥政府的力量，而听任国内钢铁企业去与三大寡头博弈，其结果只能是被其一一击破，最终受损的将是我国整个钢铁工业。因此，在铁矿石贸易上，我国政府应该从“无所为”转变为“有所为”。而有所为的一个主要方面，笔者以为，是在国家层面上考虑择机建立铁矿石战略储备制度。在此，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对建立铁矿石国家战略储备制度进行调研，争取能早日付诸实施。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工经所）
从2001到2006年，我国粗钢产量从1.51亿吨增加到4.22亿吨，增长了1.8倍；销售收入从5600亿元增加到25735亿元，增长了3.6倍；实现利润由201亿元猛增至1348亿元，增长了5.7倍；吨钢利润由123元提高到319.4元，提高了1.6倍。与此同时，钢铁工业的节能减排也成效显著。可以说，近年来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状况最好的时期之一。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我国钢铁工业未来发展面临的下述种种严峻挑战：
一、市场需求开始减弱
需求的高增长是钢铁工业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随着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变，钢铁工业的市场需求增长速度未来几年有可能大幅减速。首先，从国内需求看，目前我国一些耗钢强度大的产业已经出现过热和产能过剩的苗头，其对钢铁需求的强劲拉动作用已是强弩之末，未来很难再度发力，加之国家对钢铁行业实行宏观调控，压缩固定资产投资和过剩的生产能力，执行更加严格的税收、环保和土地政策，这些都将使未来国内钢铁需求明显减弱。其次，从国外需求看，由于近年来我国钢铁出口量的大幅增长，打破了世界钢铁工业的现有贸易格局，对出口对象国的钢铁企业造成相当大的竞争压力，外国政府迫于利益集团的压力，挥舞起了反倾销的大棒，打压我国钢铁工业出口的空间。因此，无论从国内市场还是从国际市场看，未来我国钢铁工业市场需求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难度将越来越大。
二、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制约开始凸显
钢铁工业是规模经济效应比较显著的流程性产业，联合、兼并与重组以壮大规模一直以来都是世界钢铁工业发展过程中永恒主题之一。我国近年来钢铁工业兼并重组屈指可数，钢铁企业之间的强强联合更是难得一见，结果近年来我国钢铁工业产业集中度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大幅度下降。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6年，我国钢铁工业4厂商集中度（CR4）从32%下降到了16.8%；CR8从44%降至25.3%。与国际比较，我国钢铁工业产业集中度远远低于世界其他主要产钢国。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世界主要钢铁生产国的CR4，日本为74.9%，美国为52.2%，俄罗斯为78.1%，而我国只有16.8%；在世界钢铁企业产量的前10名中，我国仅有宝钢和唐钢入围，这与我国占世界1/3的钢铁产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国际铁矿石市场处于三大铁矿石供应商高度垄断、米塔尔与阿赛乐组成产能过亿吨的超级钢铁航母的大背景下，我国钢铁工业这种小而散不合理的产业组织状况，不仅会导致规模经济效益的丧失，容易引发低水平过度竞争和惨烈的价格战，而且会导致我国钢铁工业在国际铁矿石谈判中话语权的丧失，在与国际钢铁巨头的竞争中劣势地位更加凸显，最终危及我国钢铁工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研发投入不足，重大装备对外依赖程度大
与世界先进钢铁国相比，我国钢铁工业研发投入力度还存在较大差距。以我国钢铁工业的旗舰企业——宝钢为例，2003年宝钢的研发费用仅占当年销售收入的0.77%，而同年新日铁为1.97%，韩国浦项为1.63%，德国蒂森—克虏伯为1.53%。研发投入的不足，直接导致了我国钢铁工业创新能力低，进而导致产业和产品的结构升级缺乏技术支撑，企业推行产品差异化战略有心无力，只能在低端产品“扎堆”，结果一方面使得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大家只能一味地拼成本、拼价格，企业利润空间变得十分稀薄，企业生产经营举步维艰；另一方面价高利大的高端技术装备、高端产品国内企业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只能需要依靠进口。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2006年我国钢铁工业的设备进口耗资71.1亿美元，相当于国内冶金装备总产值的28.5％。这种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制约了我国钢铁工业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限制了其成长空间和利润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到我国钢铁工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和产业安全。
四、铁矿石供应的风险加大，产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随着钢铁工业近年来的快速增长，国内铁矿石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钢铁工业的发展对进口铁矿石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从2000年到2006年的短短7年间，我国铁矿石进口量从6653万吨猛增到3.26亿吨，增长了3.9倍。我国铁矿石进口的过快增长，已经成为国际铁矿石垄断供应商连年抬价的最大借口。2003年世界铁矿石贸易价格上涨9%。2004年上涨19%。2005年，更是飙升了71.5%，2006年又在此基础上再度上涨19%。受此影响，我国钢铁工业的原料成本近几年持续走高，产业发展的成本和价格风险日益凸现。未来几年，一旦进口铁矿石供应赶不上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进度，或者进口铁矿石价格上涨过快，超过了企业的承受能力，届时我国部分钢铁企业将不得不或者以矿定产，或者干脆停产大吉。可见，铁矿石供应问题已经成为悬在我国钢铁企业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未来随时有掉下来的风险。
（二）
面对上述种种风险与挑战，我国钢铁工业要有相应的对策：
一、加大技术开发投入力度，提高钢铁工业自主创新能力
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一方面，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钢铁企业首先责无旁贷；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技术创新的投入主体和受益主体。而目前我国大中型重点钢铁企业的研发投入总量尚不到销售收入的1%，不仅低于国际同行水平，也低于我国工业的平均水平。这种短视行为亟需加以改变，否则我国钢铁工业未来的效益提高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同时，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尤其是要使政府在解决行业发展所面临的共性技术方面“有所为”。由于行业发展所面临的共性技术一般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企业往往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承担，因而需要政府的介入。在此，笔者建议政府设立钢铁产业共性技术开发基金。基金的运作可以在以下两种方式中选其一而行：一是由各钢铁企业按照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提取资金共同组成，财政给予配套资金支持，招标选择研发机构对产业共性技术进行研发；二是财政给予一定资金，以科技计划或基金的形式委托或招标选择科研机构或企业研发机构对产业共性技术进行研发，并对共性技术研发成果的商业化进程给予资助。
二、采取适当激励措施，加快钢铁工业的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从国家政策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国家为了鼓励钢铁企业做大做强，尽快提高产业集中度，出台的政策措施不可谓不多，政策力度不可谓不强，然而其实际效果却并不十分理想。笔者以为，近年来国家对钢铁工业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政策在实施中大打折扣，除了国家宏观管理体制和机制还没有完全理顺的因素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目前的政策措施还不太完善，使得宏观调控者和被调控者在利益上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耦合点，二者之间存在激励不相容。以淘汰落后企业为例，虽然调控者为了达到淘汰落后产能的目的，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从土地、税收、信贷、能源供应等方面对被调控者（落后产能）进行打压，但是，在钢铁市场需求旺盛、经济效益趋好的宏观背景下，上述“大棒”政策措施只能压缩被调控者的利润空间，而不能使其彻底退出市场。而且，被调控者往往还可以找到一些对策（如减少对排污控制的投资、变相降低工人工资）来抵消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利影响。其结果不能不是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目标落空。笔者以为，要打破这种僵局，除了继续强化“大棒”政策外，同时还需要有“胡萝卜”政策，即在政策措施中设计出一套对被淘汰的落后产能进行适当补偿的机制，使被调控者有足够的激励按照调控者的步调“起舞”。
三、积极应对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诉求，发展绿色产品和绿色制造
钢铁工业急需把推进清洁生产、实现循环经济加速提上工作议程，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投入，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过程资源循环利用，提高资源有效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和实现废弃物回收利用，使钢铁工业成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为此，一是要树立清洁生产观念和意识。要通过宣传教育，不断提高钢铁企业的清洁生产意识，树立生产全过程中的污染预防思想，把清洁生产作为提高企业整体形象、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来对待。二是要加强企业技术改造。钢铁工业绿色化对策的重要依托是绿色化技术，只有采用绿色化技术，才能保证绿色化对策的实施，最终实现绿色化的战略目标。建议普及、推广一批成熟的节能环保技术，如熔融还原炼铁技术及新能源开发、新型焦炉技术和处理废旧轮胎、垃圾焚烧炉等与社会友好的废弃物处理技术，通过短流程研究，广泛应用高效单体熔炼精炼、连铸连轧、控温控轧等技术，实现低能耗、少物耗。三是要强化科学管理，改进操作。国内外的实践表明，落实岗位和目标责任制，杜绝跑冒滴漏，防止生产事故，使人为的资源浪费和污染排放减至最小；加强设备管理，提高设备完好率和运行率；开展物料、能量流程审核；科学安排生产进度，改进操作程序；组织安全文明生产，把绿色文明渗透到企业文化之中，等等。
四、探讨建立铁矿石战略储备制度
解决铁矿石的稳定供应问题，钢铁企业理所当然应该是第一责任人。但是，也应该看到：在铁矿石资源越来越稀缺的情况下，铁矿石资源日益成为一种战略性资源；而且，国际铁矿石贸易高度操纵在淡水河谷、必和必拓和力拓三大寡头手中。目前上述三大寡头掌控着70%以上的世界铁矿石贸易，其垄断程度远远超过OPEC对国际石油贸易的垄断程度。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不发挥政府的力量，而听任国内钢铁企业去与三大寡头博弈，其结果只能是被其一一击破，最终受损的将是我国整个钢铁工业。因此，在铁矿石贸易上，我国政府应该从“无所为”转变为“有所为”。而有所为的一个主要方面，笔者以为，是在国家层面上考虑择机建立铁矿石战略储备制度。在此，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对建立铁矿石国家战略储备制度进行调研，争取能早日付诸实施。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工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