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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界掀起旅欧勤工俭学运动。一批批有理想有抱负的中国青年，本着“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的宗旨，远涉重洋，奔赴欧洲，一边打工，一边学文化学科学，探寻救国之道。鲜为人知的是，山西也有一位旅欧勤工俭学运动的参与者。他虽然没有像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等人一样，把旅欧勤工俭学当做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途径，学习革命道理，探索斗争经验，而最终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家和领导人;但他也在勤工俭学12年的过程中，掌握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最终在史学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将光荣的名字，镌刻在推动祖国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丰碑上。
他就是山西省五台县人阎宗临。
受鲁迅影响走出国门
阎宗临于1904年6月18日出生，1924年毕业于崞县中学。是年，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和渴望的他，独自借钱来到北京闯荡。他一边求学，一边兼任《国风报》副刊校对，因而认识了山西同乡高长虹。高长虹当时是青年文学社团“狂飚社”的负责人，与鲁迅有密切交往。由此阎宗临经介绍认识了鲁迅先生，常到鲁迅家中探讨问题，聆听他的教诲。一次，阎宗临就青年读书问题请教鲁迅，鲁迅说：“我读中国书时，总觉得沉静下去，与实际人生离开;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这番话，对阎宗临产生了很大影响，促使他萌发了“走出国门去读外国书”的强烈愿望。
1925年12月，阎宗临得到了山西同乡景梅久的帮助，将自己的愿望转化为实践，毅然加入了赴欧洲勤工俭学队伍。他先到法国巴黎，边打工边学习法文，推过土车，做过油漆工，在实验室做过勤杂工和实验助理员。两年后到了里昂，进入杜比兹人造丝工厂工作，不久由勤杂工提升为实验室助理员。有了一点积蓄后，于1929年进入瑞士伏利堡大学，攻读欧洲古代、中世纪的历史和文化。1933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中国文化讲师。1936年，阎宗临获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杜赫德及其著作研究》深得导师和学友赞赏。同时，他也收获了爱情：与美丽而贤惠的中国女子梁佩云结为伉俪。
发现中国首部欧洲游记
阎宗临旅欧勤工俭学共耗时12年，取得了巨大的收获。发现中国首部欧洲游记《身见录》，便是其中之一。
1937年的一天，阎宗临在罗马国立图书馆查阅资料，突然发现在《名理探》一书中，夹着一份题为《身见录》的欧洲游记的中文稿件，不禁眼前一亮，十分好奇。再仔细一看，在《身见录》作者“自序”中又看到这样的文字：“余姓樊氏，名守义，生长山右之平阳……”顿时，阎宗临心中充满了欣喜和兴奋：“啊！这竟是200多年前一位中国同胞（而且是山西同乡）的文稿，今天让我看到，莫非天意！”阎宗临连忙找来照相机和胶卷，对《身见录》文稿全部拍照下来。
阎宗临怀着极浓的兴趣，在后来的日子里，对《身见录》下了很大功夫进行研究。对于文稿内容、作者身份以及所涉及到的种种问题，包括时代背景、国家关系、历史事件乃至人名、地名等，都一一进行精心考证和研究。发表了《<身见录>校注》等专著，对这部稀世之作进行详尽的介绍。这部沉睡多年的、由山西人编撰的、中国首部欧洲游记的神秘面纱被阎宗临亲手揭开，终于被世人所知悉。
《身见录》作者樊守义，山西平阳（今运城市新绛县）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出生于山西平阳府，乾隆十八年（1753年）逝世，享年71岁。
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发现新航线后，中国与欧洲的交往逐渐频繁起来。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罗马派使节多罗来华处理“礼节问题”方面的纠纷，清廷给予嘉宾礼遇。但多罗傲慢无礼，态度不端，擅自在南京发布所谓《禁约》。康熙皇帝大为不满，御批《禁约》说：“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为了澄清是非，阐明我方的观点和态度，康熙皇帝派遣在朝廷供职的法国人艾若瑟赴罗马交涉，并指定“虔事真主”的山西人樊守义随行。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艾若瑟、樊守义二人自澳门乘轮船动身西行。目标既定，日夜兼程。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8月初，抵达欧洲的葡萄牙，登陆游览，拜见葡萄牙国王，受到优待。居住4个月后，于次年元月告别葡国。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抵达西班牙的安达鲁西亚。两个月后进入意大利国界。2月下旬，行至利古里亚。此后开始走陆路，经名城比萨，最后抵达目的地罗马。两天后，教皇克来蒙第十一世即接见了中国使者，悉知了他们的来意，并给予优厚待遇。在教皇的特许下，艾若瑟、樊守义二人参观了宫殿房宇、皇家园林、御用书库等，接着又参观了梵蒂冈宫。在罗马留住的5个月期间，樊守义仔细考察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地理、民俗等各方面情况。告别罗马时，教皇再次接见了他们，亲自为他们赐福，并赏赐一些“圣物”。
艾若瑟、樊守义在回程途中，又考察了一些国家和地区。行至非洲南端好望角时，艾若瑟不幸逝世。樊守义不畏艰辛独自前行，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6月13日回到广东。从他奉命赴欧洲到回国，历时13年。
康熙皇帝非常重视所遣使臣。樊守义回归后，随即被召北上，于9月11日，在热河叩见康熙皇帝。皇上对于樊守义“赐见赐问良久”。樊守义将往返所见所闻及亲身经历体会详细报告皇帝，特别是禀报了在欧洲蒙各国元首接见和礼遇的情况。康熙听得很仔细，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和关注。
樊守义出使欧洲回国的消息传开以后，朝野许多人纷纷向他询问欧洲风土人情。樊守义遂将亲身经历“一一追思，恍如昨见，爰举往返巅末，为记其略云。”于是，我国第一部欧洲游记《身见录》就这样诞生了。
《身见录》被发现，有相当的偶然性。《身见录》在中国未曾刊行，由于不明的原因被带往欧洲，又被夹在罗马国立图书馆的图书中长期“沉睡”，通过正常的图书目录检索，是根本无法查到的，所以说它被发现是很偶然的。但也有必然性，因为它的发现者阎宗临是个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意志坚韧、治学严谨的学者。在欧洲，他孜孜攻读，苦苦求索，努力汲取西方文化中的优秀精华，并关注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切人和事。像他这样的专家学者，兢兢业业，永不懈怠，总会有所发明，有所发现。如果把《身见录》比喻成一枚甘甜的果实，与其说是上蒼赐给他的，不如说是他在浩瀚的森林中辛苦寻觅到的。 在大文豪罗曼·罗兰身边工作
阎宗临旅欧勤工俭学12年，取得的另一方面的巨大收获，是有幸在大文豪罗曼·罗兰身边工作过，加深了对欧洲文化的了解，同时搜集了大量的史料，为研究世界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阎宗临对史料的钻研非常严格。为了阅读第一手材料，曾刻苦学习拉丁文;为了写博士论文，曾七次到梵蒂冈核对资料，又到英国剑桥大学查阅特藏;为了研究一个重要的学者，同时对其对立面也进行研究，以期不失于偏颇。正因为他有这种一丝不苟、严谨的治学精神，才会获得“品端学粹之士”赞誉，在日后的研究生涯中，推出一项又一项令人振聋发聩的研究成果。
结识罗曼·罗兰并曾在他身边工作，受到这位文学大师的指点、教诲，使得阎宗临成为旅欧勤工俭学的中国人中十分幸运的一个。
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1866—1944），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阎宗临出国前就很敬仰他。在瑞士伏利堡大学学习期间，文学院教授、阎宗临的导师迪·米南克有一天通知阎宗临，说罗曼·罗兰要找一位中国留学生帮助他了解鲁迅作品《阿Q正传》，他推荐阎宗临承担这项工作。于是，1929年11月底的一个周末，阎第一次到罗曼·罗兰的家，用法文互相介绍之后，罗曼·罗兰说：“你比我想象的要好的多，我没想到米南克给我推荐了一位从鲁迅身边来的人为我讲鲁迅的作品，我该好好谢谢他才对。”
从此，阎宗临同大文豪罗曼·罗兰的交往一直持续到他回国前夕。初期，阎宗临根据大师的要求，尽可能详尽地介绍鲁迅本人及其作品;接着一字一句、一点一滴地介绍中国的汉字和文化。彼此的交流，变成了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探讨。阎宗临解答了大师对中国问题的一切提问，同时提出自己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有关于欧洲文化方面，求得大师的指点教导。他们一老一少在无拘无束的交谈中，忘却了互相间在年龄和地位方面的差别，也忘記了时间的流逝。阎宗临诚挚地对大师说：“我是一个很幸运的年轻人，在中国能有幸常去鲁迅先生家听他的教导，没有想过到瑞士又能在您身边工作，从中领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教益！”
得知阎宗临已经离开中国4年多，罗曼·罗兰说：“临，这4年多你学了法语，打过工，又进大学读书，是该长大了。”阎宗临向大师倾诉了自己的一个心愿：想把罗曼·罗兰的著作《米开朗琪罗传》翻译成中文。大师很高兴地答应了，说：“你帮我了解鲁迅笔下的阿Q，我帮你了解罗曼的米开朗琪罗。”实际上，翻译《米开朗琪罗传》是一项大“工程”，比想象的要艰难的多。阎宗临从文字上看，似乎懂得了，但一深入又觉得欠缺理解，于是不得不放下翻译工作，先去了解米开朗琪罗其人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大师说：“你的决定是对的，你不必着急。”1931年秋天，阎宗临向大师出示《米开朗琪罗传》的第一部分译稿。大师翻开第一页，高兴而仔细地看着阎宗临工工整整的小楷字，赞叹不已。隔了一年，阎宗临再次拜访罗曼·罗兰，介绍了鲁迅的作品《故乡》，并介绍鲁迅的儿时朋友闰土。在讨论中，罗曼·罗兰感慨万千，总说悔不能亲自结识鲁迅，到中国看看。1934年秋，阎宗临做博士论文时，继续与罗曼·罗兰联系，向他介绍了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等作品。谈及翻译之事，大师总是表示愿意帮助解决有关问题。1936年，阎宗临终于完成《米开朗琪罗传》的翻译工作，并获得了罗曼·罗兰亲自撰写的序言。1937年，阎宗临在回国之前再次拜会罗曼·罗兰，向大师禀告已和上海联系妥当出版事宜;大师表示祝贺，并表示希望尽早得到《米开朗琪罗传》的中文本。阎宗临告诉他鲁迅已于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去世。大师再三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世界的损失。”分别时，阎宗临向大师赠送了自己在剑桥拍摄的照片，大师则向阎宗临提供可以与他永久联系的地址——法国中部的故乡小镇克拉姆西。
1944年12月30日，罗曼·罗兰因患尿毒症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78岁。阎宗临闻讯悲痛万分！他说：“我对不起他！我万万没想到《米开朗琪罗传》中文书稿和罗曼·罗兰那无价的序言会毁于日寇燃起的上海战火。而这些，罗曼·罗兰完全蒙在鼓里！”不过，阎宗临从大师身上所获得的“许多意想不到的教益”，却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
回归华夏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阎宗临毅然放弃心爱的工作和优厚的待遇，携新婚妻子梁佩云，回国投身抗战洪流。
回国后，阎宗临应邀担任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1937年11月8日，太原陷落，大专院校停办。1938年春，阎宗临携夫人至汉口，在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为郭沫若）下属机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工作，为学员讲授近代史课程。不久，南下流徙，辗转于广西、广东等省，曾任广西大学和中山大学教授。1950年8月，应山西大学之聘，回到故乡任教。先后担任山西师范学院副教务长、山西大学研究部主任、山西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并先后当选为山西省政协委员、太原市人民代表、山西省人民代表、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78年10月5日在太原病逝，终年75岁。经中共山西省委文教部批准，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阎宗临在学术研究方面贡献巨大。早期主要是从事世界文化史的研究。在战乱的艰苦条件下，撰写了两部文化史专著：《近代欧洲文化之研究》和《欧洲文化史论要》。此外，还撰写了大量介绍西方文化的论文，如《论法国民族与其文化》《欧洲封建时代的“献礼”》《西班牙历史上的特性》《巴尔干历史的复杂性》《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特质》等。
阎宗临后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西交流史，代表作有：《古代波斯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拜占庭与中国的关系》《匈奴西迁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等。
阎宗临晚年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山西地方文史方面，写了不少笺注，有《身见录》笺注、《北使记》笺注、《西使记》笺注、《佛国记》笺注。
1998年9月，在阎宗临先生去世20周年之际，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阎宗临史学文集》。文集内容主要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第二部分是关于世界史的论文，第三部分是古文献的笺注。有些文稿以前虽发表过，但已难以寻觅;有些文稿不曾发表，罕为人知。如今结集出版，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弥足珍贵！
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和山西大学姚奠中教授欣然为此书撰写了序言。饶宗颐称，阎宗临先生早岁留学瑞士，究心西方传教士与华交往之史事，国人治学循此途辙者殆如凤毛麟角。其所造固已出类拔萃，久为士林所推重。姚奠中称，已故山西大学教授阎宗临先生，是继承了中国史家优秀传统而终身致力于世界史研究的著名学者。……而所做专题研究，则广及欧、亚不少过去很少有人注意过的国家。由于立足点是中国，所以他特别注重各国和中国的关系。像《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从西方典籍所见康熙与耶稣会之关系》《清初中西交通若干史实》《古代波斯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拜占庭与中国的关系》等，在考证的基础上进行论述，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和史学价值。其它对法国、西班牙、罗马帝国，乃至巴尔干、巴克特里亚（古希腊人对今阿富汗斯坦东北部地区的称呼）的论述，都从博综史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对读者来说，绝不只开阔眼界、增加知识而已，在史观上，“他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研究史学，既重视研究欧洲文化，又批判了欧洲中心论”“对西方文化的利弊，常有深邃的理解”“反对一切文化都源于中土说，也批判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上引师道刚同志语）……阎先生晚年在工作之余，还笺注了元刘郁的《西使记》《北使记》和晋法显的《佛国记》。前两种，一般人很少留意;后一种，是名著，比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早了二百多年，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曾被译为多国文字。阎先生笺注这几种书，既是出于对乡土文献的热爱，也和他对世界史的研究相一致。他的所有研究成果，无疑给学术界、文化界留下了一份珍贵遗产。
他就是山西省五台县人阎宗临。
受鲁迅影响走出国门
阎宗临于1904年6月18日出生，1924年毕业于崞县中学。是年，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和渴望的他，独自借钱来到北京闯荡。他一边求学，一边兼任《国风报》副刊校对，因而认识了山西同乡高长虹。高长虹当时是青年文学社团“狂飚社”的负责人，与鲁迅有密切交往。由此阎宗临经介绍认识了鲁迅先生，常到鲁迅家中探讨问题，聆听他的教诲。一次，阎宗临就青年读书问题请教鲁迅，鲁迅说：“我读中国书时，总觉得沉静下去，与实际人生离开;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这番话，对阎宗临产生了很大影响，促使他萌发了“走出国门去读外国书”的强烈愿望。
1925年12月，阎宗临得到了山西同乡景梅久的帮助，将自己的愿望转化为实践，毅然加入了赴欧洲勤工俭学队伍。他先到法国巴黎，边打工边学习法文，推过土车，做过油漆工，在实验室做过勤杂工和实验助理员。两年后到了里昂，进入杜比兹人造丝工厂工作，不久由勤杂工提升为实验室助理员。有了一点积蓄后，于1929年进入瑞士伏利堡大学，攻读欧洲古代、中世纪的历史和文化。1933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中国文化讲师。1936年，阎宗临获瑞士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杜赫德及其著作研究》深得导师和学友赞赏。同时，他也收获了爱情：与美丽而贤惠的中国女子梁佩云结为伉俪。
发现中国首部欧洲游记
阎宗临旅欧勤工俭学共耗时12年，取得了巨大的收获。发现中国首部欧洲游记《身见录》，便是其中之一。
1937年的一天，阎宗临在罗马国立图书馆查阅资料，突然发现在《名理探》一书中，夹着一份题为《身见录》的欧洲游记的中文稿件，不禁眼前一亮，十分好奇。再仔细一看，在《身见录》作者“自序”中又看到这样的文字：“余姓樊氏，名守义，生长山右之平阳……”顿时，阎宗临心中充满了欣喜和兴奋：“啊！这竟是200多年前一位中国同胞（而且是山西同乡）的文稿，今天让我看到，莫非天意！”阎宗临连忙找来照相机和胶卷，对《身见录》文稿全部拍照下来。
阎宗临怀着极浓的兴趣，在后来的日子里，对《身见录》下了很大功夫进行研究。对于文稿内容、作者身份以及所涉及到的种种问题，包括时代背景、国家关系、历史事件乃至人名、地名等，都一一进行精心考证和研究。发表了《<身见录>校注》等专著，对这部稀世之作进行详尽的介绍。这部沉睡多年的、由山西人编撰的、中国首部欧洲游记的神秘面纱被阎宗临亲手揭开，终于被世人所知悉。
《身见录》作者樊守义，山西平阳（今运城市新绛县）人。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出生于山西平阳府，乾隆十八年（1753年）逝世，享年71岁。
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发现新航线后，中国与欧洲的交往逐渐频繁起来。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罗马派使节多罗来华处理“礼节问题”方面的纠纷，清廷给予嘉宾礼遇。但多罗傲慢无礼，态度不端，擅自在南京发布所谓《禁约》。康熙皇帝大为不满，御批《禁约》说：“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为了澄清是非，阐明我方的观点和态度，康熙皇帝派遣在朝廷供职的法国人艾若瑟赴罗马交涉，并指定“虔事真主”的山西人樊守义随行。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艾若瑟、樊守义二人自澳门乘轮船动身西行。目标既定，日夜兼程。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8月初，抵达欧洲的葡萄牙，登陆游览，拜见葡萄牙国王，受到优待。居住4个月后，于次年元月告别葡国。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抵达西班牙的安达鲁西亚。两个月后进入意大利国界。2月下旬，行至利古里亚。此后开始走陆路，经名城比萨，最后抵达目的地罗马。两天后，教皇克来蒙第十一世即接见了中国使者，悉知了他们的来意，并给予优厚待遇。在教皇的特许下，艾若瑟、樊守义二人参观了宫殿房宇、皇家园林、御用书库等，接着又参观了梵蒂冈宫。在罗马留住的5个月期间，樊守义仔细考察了当地的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地理、民俗等各方面情况。告别罗马时，教皇再次接见了他们，亲自为他们赐福，并赏赐一些“圣物”。
艾若瑟、樊守义在回程途中，又考察了一些国家和地区。行至非洲南端好望角时，艾若瑟不幸逝世。樊守义不畏艰辛独自前行，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6月13日回到广东。从他奉命赴欧洲到回国，历时13年。
康熙皇帝非常重视所遣使臣。樊守义回归后，随即被召北上，于9月11日，在热河叩见康熙皇帝。皇上对于樊守义“赐见赐问良久”。樊守义将往返所见所闻及亲身经历体会详细报告皇帝，特别是禀报了在欧洲蒙各国元首接见和礼遇的情况。康熙听得很仔细，表现出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和关注。
樊守义出使欧洲回国的消息传开以后，朝野许多人纷纷向他询问欧洲风土人情。樊守义遂将亲身经历“一一追思，恍如昨见，爰举往返巅末，为记其略云。”于是，我国第一部欧洲游记《身见录》就这样诞生了。
《身见录》被发现，有相当的偶然性。《身见录》在中国未曾刊行，由于不明的原因被带往欧洲，又被夹在罗马国立图书馆的图书中长期“沉睡”，通过正常的图书目录检索，是根本无法查到的，所以说它被发现是很偶然的。但也有必然性，因为它的发现者阎宗临是个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意志坚韧、治学严谨的学者。在欧洲，他孜孜攻读，苦苦求索，努力汲取西方文化中的优秀精华，并关注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切人和事。像他这样的专家学者，兢兢业业，永不懈怠，总会有所发明，有所发现。如果把《身见录》比喻成一枚甘甜的果实，与其说是上蒼赐给他的，不如说是他在浩瀚的森林中辛苦寻觅到的。 在大文豪罗曼·罗兰身边工作
阎宗临旅欧勤工俭学12年，取得的另一方面的巨大收获，是有幸在大文豪罗曼·罗兰身边工作过，加深了对欧洲文化的了解，同时搜集了大量的史料，为研究世界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阎宗临对史料的钻研非常严格。为了阅读第一手材料，曾刻苦学习拉丁文;为了写博士论文，曾七次到梵蒂冈核对资料，又到英国剑桥大学查阅特藏;为了研究一个重要的学者，同时对其对立面也进行研究，以期不失于偏颇。正因为他有这种一丝不苟、严谨的治学精神，才会获得“品端学粹之士”赞誉，在日后的研究生涯中，推出一项又一项令人振聋发聩的研究成果。
结识罗曼·罗兰并曾在他身边工作，受到这位文学大师的指点、教诲，使得阎宗临成为旅欧勤工俭学的中国人中十分幸运的一个。
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1866—1944），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阎宗临出国前就很敬仰他。在瑞士伏利堡大学学习期间，文学院教授、阎宗临的导师迪·米南克有一天通知阎宗临，说罗曼·罗兰要找一位中国留学生帮助他了解鲁迅作品《阿Q正传》，他推荐阎宗临承担这项工作。于是，1929年11月底的一个周末，阎第一次到罗曼·罗兰的家，用法文互相介绍之后，罗曼·罗兰说：“你比我想象的要好的多，我没想到米南克给我推荐了一位从鲁迅身边来的人为我讲鲁迅的作品，我该好好谢谢他才对。”
从此，阎宗临同大文豪罗曼·罗兰的交往一直持续到他回国前夕。初期，阎宗临根据大师的要求，尽可能详尽地介绍鲁迅本人及其作品;接着一字一句、一点一滴地介绍中国的汉字和文化。彼此的交流，变成了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探讨。阎宗临解答了大师对中国问题的一切提问，同时提出自己的一些问题，特别是有关于欧洲文化方面，求得大师的指点教导。他们一老一少在无拘无束的交谈中，忘却了互相间在年龄和地位方面的差别，也忘記了时间的流逝。阎宗临诚挚地对大师说：“我是一个很幸运的年轻人，在中国能有幸常去鲁迅先生家听他的教导，没有想过到瑞士又能在您身边工作，从中领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教益！”
得知阎宗临已经离开中国4年多，罗曼·罗兰说：“临，这4年多你学了法语，打过工，又进大学读书，是该长大了。”阎宗临向大师倾诉了自己的一个心愿：想把罗曼·罗兰的著作《米开朗琪罗传》翻译成中文。大师很高兴地答应了，说：“你帮我了解鲁迅笔下的阿Q，我帮你了解罗曼的米开朗琪罗。”实际上，翻译《米开朗琪罗传》是一项大“工程”，比想象的要艰难的多。阎宗临从文字上看，似乎懂得了，但一深入又觉得欠缺理解，于是不得不放下翻译工作，先去了解米开朗琪罗其人和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大师说：“你的决定是对的，你不必着急。”1931年秋天，阎宗临向大师出示《米开朗琪罗传》的第一部分译稿。大师翻开第一页，高兴而仔细地看着阎宗临工工整整的小楷字，赞叹不已。隔了一年，阎宗临再次拜访罗曼·罗兰，介绍了鲁迅的作品《故乡》，并介绍鲁迅的儿时朋友闰土。在讨论中，罗曼·罗兰感慨万千，总说悔不能亲自结识鲁迅，到中国看看。1934年秋，阎宗临做博士论文时，继续与罗曼·罗兰联系，向他介绍了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等作品。谈及翻译之事，大师总是表示愿意帮助解决有关问题。1936年，阎宗临终于完成《米开朗琪罗传》的翻译工作，并获得了罗曼·罗兰亲自撰写的序言。1937年，阎宗临在回国之前再次拜会罗曼·罗兰，向大师禀告已和上海联系妥当出版事宜;大师表示祝贺，并表示希望尽早得到《米开朗琪罗传》的中文本。阎宗临告诉他鲁迅已于1936年10月19日在上海去世。大师再三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世界的损失。”分别时，阎宗临向大师赠送了自己在剑桥拍摄的照片，大师则向阎宗临提供可以与他永久联系的地址——法国中部的故乡小镇克拉姆西。
1944年12月30日，罗曼·罗兰因患尿毒症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78岁。阎宗临闻讯悲痛万分！他说：“我对不起他！我万万没想到《米开朗琪罗传》中文书稿和罗曼·罗兰那无价的序言会毁于日寇燃起的上海战火。而这些，罗曼·罗兰完全蒙在鼓里！”不过，阎宗临从大师身上所获得的“许多意想不到的教益”，却深深影响了他的一生。
回归华夏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阎宗临毅然放弃心爱的工作和优厚的待遇，携新婚妻子梁佩云，回国投身抗战洪流。
回国后，阎宗临应邀担任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1937年11月8日，太原陷落，大专院校停办。1938年春，阎宗临携夫人至汉口，在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为郭沫若）下属机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工作，为学员讲授近代史课程。不久，南下流徙，辗转于广西、广东等省，曾任广西大学和中山大学教授。1950年8月，应山西大学之聘，回到故乡任教。先后担任山西师范学院副教务长、山西大学研究部主任、山西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并先后当选为山西省政协委员、太原市人民代表、山西省人民代表、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78年10月5日在太原病逝，终年75岁。经中共山西省委文教部批准，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阎宗临在学术研究方面贡献巨大。早期主要是从事世界文化史的研究。在战乱的艰苦条件下，撰写了两部文化史专著：《近代欧洲文化之研究》和《欧洲文化史论要》。此外，还撰写了大量介绍西方文化的论文，如《论法国民族与其文化》《欧洲封建时代的“献礼”》《西班牙历史上的特性》《巴尔干历史的复杂性》《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特质》等。
阎宗临后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西交流史，代表作有：《古代波斯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拜占庭与中国的关系》《匈奴西迁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等。
阎宗临晚年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山西地方文史方面，写了不少笺注，有《身见录》笺注、《北使记》笺注、《西使记》笺注、《佛国记》笺注。
1998年9月，在阎宗临先生去世20周年之际，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阎宗临史学文集》。文集内容主要有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第二部分是关于世界史的论文，第三部分是古文献的笺注。有些文稿以前虽发表过，但已难以寻觅;有些文稿不曾发表，罕为人知。如今结集出版，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弥足珍贵！
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和山西大学姚奠中教授欣然为此书撰写了序言。饶宗颐称，阎宗临先生早岁留学瑞士，究心西方传教士与华交往之史事，国人治学循此途辙者殆如凤毛麟角。其所造固已出类拔萃，久为士林所推重。姚奠中称，已故山西大学教授阎宗临先生，是继承了中国史家优秀传统而终身致力于世界史研究的著名学者。……而所做专题研究，则广及欧、亚不少过去很少有人注意过的国家。由于立足点是中国，所以他特别注重各国和中国的关系。像《十七、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从西方典籍所见康熙与耶稣会之关系》《清初中西交通若干史实》《古代波斯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拜占庭与中国的关系》等，在考证的基础上进行论述，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和史学价值。其它对法国、西班牙、罗马帝国，乃至巴尔干、巴克特里亚（古希腊人对今阿富汗斯坦东北部地区的称呼）的论述，都从博综史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对读者来说，绝不只开阔眼界、增加知识而已，在史观上，“他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研究史学，既重视研究欧洲文化，又批判了欧洲中心论”“对西方文化的利弊，常有深邃的理解”“反对一切文化都源于中土说，也批判了中国文化西来说”（上引师道刚同志语）……阎先生晚年在工作之余，还笺注了元刘郁的《西使记》《北使记》和晋法显的《佛国记》。前两种，一般人很少留意;后一种，是名著，比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早了二百多年，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曾被译为多国文字。阎先生笺注这几种书，既是出于对乡土文献的热爱，也和他对世界史的研究相一致。他的所有研究成果，无疑给学术界、文化界留下了一份珍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