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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亭，是从前粤东北地区村镇间主要干道上行人歇脚的地方。那是一种敞开式的建筑，砖瓦结构的称作亭，茅草为顶竹木为柱的称作寮。五里十里之间，常常设有这样的亭或寮。在现代交通工具没有普及的年代里，茶亭与乡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亭子上往往有固定的小生意人，类似今天的承包人，在那里摆上茶具和糖果糕点，以方便行人；而茶水则大多是免费供应的。山路崎岖，肩挑手提的行人体力消耗很大，尤其是炎夏季节，挥汗如雨，更是疲惫不堪。此时此刻，茶亭，成了行人特别是挑夫的“天堂”。在这里，人们可以畅快地喝上几碗茶，可以在竹椅或石凳上小坐片刻，听南来北往的过客谈论十里八乡的故事和远方的新闻，茶亭又成了传播信息、让人开眼界的场所。
茶亭无处不显示出它的平民化特征。比如写在廊柱或墙壁上的对联，便很是贴近百姓的生活，而为行人所津津乐道。距龙川旧县城（今佗城）十里许有梅村茶亭，坐落在通往县北部以及潮、闽、赣的干道旁边，其楹联煞是有趣。联曰：
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在凉亭坐坐；
劳心苦，劳力苦，苦中寻乐，聊将往时谈谈。
字字句句体谅行人的辛苦，说出了各色人等乐于在茶亭歇脚的心声，极具亲和力。据清嘉庆版《龙川县志》记载，梅村茶亭始建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此联是否那时所撰，不得而知。年高93岁的邑籍人士张克明先生（原民革中央监委副主席）告诉笔者，他十几岁时到中学读书总是从梅村茶亭经过，反复欣赏过这副对联，看来这副对联的历史少说也有百年了。可惜由于年代的变迁，梅村茶亭已不复存在，但幸运的是这副对联还保留在佗城南郊的大路田茶亭的墙壁上。这也许由于人们喜欢它，也用它来点缀后建的茶亭吧。
在龙川的东北部有座名曰“当风凹”的茶亭（又称喜息亭），也建于康熙年间。亭上有一联曰：
南北尽同胞，说甚么粤地赣域；
东西皆大道，看将来车水马龙。
此联被《中国楹联荟萃》（郑艺编）收录，称得上是名联。它写出了过往行人不分地域而一团和气的情景，又道出了人们对山道变坦途带来山乡繁荣的热切盼望。
据张克明先生回忆，上世纪30年代，龙川开始建设公路，公路旁有座“鬼叫岭茶亭”，邑人黄镜繁在亭上撰有一联，联曰：
此路告成功，上位官亨，下方鬼叫；
多人沾幸福，昔时戴笠，今日乘车。
“官亨”为一村名，“鬼叫”为一岭名，撰联人巧妙地将其嵌入联中，表面读来似乎庆贺公路开通，皆大欢喜，实则语含双关，有辛辣讽刺在其中。张老说，由于其讽刺时政，入木三分，传诵一时。
粤东北地区的茶亭建设，似乎在清中叶已臻于完善。嘉庆版《龙川县志》专设“茶亭”一目，著录该县境内有名称的茶亭60座，还记载了若干茶亭始建或复建的年份以及捐资兴建人或施茶人的姓氏。如息劳亭为明万历六年（1578年）始建，“年久颓废”，于清嘉庆四年（1799年）由乡绅某捐资依旧址重建，并捐地租60石以供施茶之费。康雍乾嘉时期，在龙川似已形成捐资建茶亭和施茶的风气，如田心屯张氏家族祖孙三代捐资，就是突出的例子。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张渐吉捐田租8石5斗做四甲茶亭的茶水费；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其弟张咸吉捐资24石为喜息亭煮茶费，时人曾刻碑纪念；咸吉之子鸿才后来又增捐田资5石2斗作补充；嘉庆二十年（1815年），咸吉孙辈见茶费不敷，又添捐田租5石7斗。张氏家族乐善好施之举，一直为乡人所称道。
清康熙初年茶亭的兴建乃出于军事行动之需要。康熙十三年（1674年），耿精忠起兵反清，遣将分攻浙、赣、粤，并邀台湾郑经（郑成功之子）进兵潮州、惠州，以相呼应。清廷为平叛，派兵奔赴粤东作战，时值盛夏，士卒多因口渴中暑，龙川知县彭峻龄为解决士兵歇脚饮水问题，捐资修建了梅村茶亭。这是见之于嘉庆版《龙川县志》的记载。为适应此次军事行动而修建的茶亭，恐不会仅此一处。
此后乡绅们捐资施茶修亭，则与军事行动无关，因为康熙中叶之后天下已趋大定，乡绅们的善举另有深层次的经济原因。他们的善举并非单纯“善性”使然，其动力乃源于传统农业向资本主义商业初步转移的经济趋势。康熙中叶之后至嘉庆初期（即整个18世纪），农业生产出现了全国性的发展和繁荣的局面。历史学家指出：“18世纪的农业能够养活达3亿之众的人口，其总产量和亩产量都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和先进国家相比水平也是很高的。”（戴逸著《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粤东北地区虽然不是粮食主产区，但粮食生产也是自给有余，这从嘉庆版《龙川县志》关于“积储”的记载可以看出：雍正六年常平仓贮谷13170石；乾隆二十五年除常平仓之外，又在县城及各巡检司设立社仓，储谷6689石。如果不是连年丰产，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储备粮。由于粮食自给有余，乡绅、富户便希望将剩余粮食外运到人口密集的潮、惠、广地区，这就需要运用大量的挑夫将粮食运到圩镇或者直运至东江或韩江的码头。这是件力气活，尤其在炎热的季节，如无遮阳歇脚和补充水分的地方，再强壮的挑夫也难以胜任。为了将农产品迅速转换为货币，就必须善待挑夫；捐资修建茶亭和捐资施茶，无疑是适时而聪明的举措。茶亭在18世纪的粤东北便成批地涌现出来了。
粤东北的茶亭文化，从一个小侧面折射出封建经济母体内资本主义萌芽的躁动。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中文系）
茶亭无处不显示出它的平民化特征。比如写在廊柱或墙壁上的对联，便很是贴近百姓的生活，而为行人所津津乐道。距龙川旧县城（今佗城）十里许有梅村茶亭，坐落在通往县北部以及潮、闽、赣的干道旁边，其楹联煞是有趣。联曰：
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在凉亭坐坐；
劳心苦，劳力苦，苦中寻乐，聊将往时谈谈。
字字句句体谅行人的辛苦，说出了各色人等乐于在茶亭歇脚的心声，极具亲和力。据清嘉庆版《龙川县志》记载，梅村茶亭始建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此联是否那时所撰，不得而知。年高93岁的邑籍人士张克明先生（原民革中央监委副主席）告诉笔者，他十几岁时到中学读书总是从梅村茶亭经过，反复欣赏过这副对联，看来这副对联的历史少说也有百年了。可惜由于年代的变迁，梅村茶亭已不复存在，但幸运的是这副对联还保留在佗城南郊的大路田茶亭的墙壁上。这也许由于人们喜欢它，也用它来点缀后建的茶亭吧。
在龙川的东北部有座名曰“当风凹”的茶亭（又称喜息亭），也建于康熙年间。亭上有一联曰：
南北尽同胞，说甚么粤地赣域；
东西皆大道，看将来车水马龙。
此联被《中国楹联荟萃》（郑艺编）收录，称得上是名联。它写出了过往行人不分地域而一团和气的情景，又道出了人们对山道变坦途带来山乡繁荣的热切盼望。
据张克明先生回忆，上世纪30年代，龙川开始建设公路，公路旁有座“鬼叫岭茶亭”，邑人黄镜繁在亭上撰有一联，联曰：
此路告成功，上位官亨，下方鬼叫；
多人沾幸福，昔时戴笠，今日乘车。
“官亨”为一村名，“鬼叫”为一岭名，撰联人巧妙地将其嵌入联中，表面读来似乎庆贺公路开通，皆大欢喜，实则语含双关，有辛辣讽刺在其中。张老说，由于其讽刺时政，入木三分，传诵一时。
粤东北地区的茶亭建设，似乎在清中叶已臻于完善。嘉庆版《龙川县志》专设“茶亭”一目，著录该县境内有名称的茶亭60座，还记载了若干茶亭始建或复建的年份以及捐资兴建人或施茶人的姓氏。如息劳亭为明万历六年（1578年）始建，“年久颓废”，于清嘉庆四年（1799年）由乡绅某捐资依旧址重建，并捐地租60石以供施茶之费。康雍乾嘉时期，在龙川似已形成捐资建茶亭和施茶的风气，如田心屯张氏家族祖孙三代捐资，就是突出的例子。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张渐吉捐田租8石5斗做四甲茶亭的茶水费；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其弟张咸吉捐资24石为喜息亭煮茶费，时人曾刻碑纪念；咸吉之子鸿才后来又增捐田资5石2斗作补充；嘉庆二十年（1815年），咸吉孙辈见茶费不敷，又添捐田租5石7斗。张氏家族乐善好施之举，一直为乡人所称道。
清康熙初年茶亭的兴建乃出于军事行动之需要。康熙十三年（1674年），耿精忠起兵反清，遣将分攻浙、赣、粤，并邀台湾郑经（郑成功之子）进兵潮州、惠州，以相呼应。清廷为平叛，派兵奔赴粤东作战，时值盛夏，士卒多因口渴中暑，龙川知县彭峻龄为解决士兵歇脚饮水问题，捐资修建了梅村茶亭。这是见之于嘉庆版《龙川县志》的记载。为适应此次军事行动而修建的茶亭，恐不会仅此一处。
此后乡绅们捐资施茶修亭，则与军事行动无关，因为康熙中叶之后天下已趋大定，乡绅们的善举另有深层次的经济原因。他们的善举并非单纯“善性”使然，其动力乃源于传统农业向资本主义商业初步转移的经济趋势。康熙中叶之后至嘉庆初期（即整个18世纪），农业生产出现了全国性的发展和繁荣的局面。历史学家指出：“18世纪的农业能够养活达3亿之众的人口，其总产量和亩产量都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和先进国家相比水平也是很高的。”（戴逸著《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粤东北地区虽然不是粮食主产区，但粮食生产也是自给有余，这从嘉庆版《龙川县志》关于“积储”的记载可以看出：雍正六年常平仓贮谷13170石；乾隆二十五年除常平仓之外，又在县城及各巡检司设立社仓，储谷6689石。如果不是连年丰产，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储备粮。由于粮食自给有余，乡绅、富户便希望将剩余粮食外运到人口密集的潮、惠、广地区，这就需要运用大量的挑夫将粮食运到圩镇或者直运至东江或韩江的码头。这是件力气活，尤其在炎热的季节，如无遮阳歇脚和补充水分的地方，再强壮的挑夫也难以胜任。为了将农产品迅速转换为货币，就必须善待挑夫；捐资修建茶亭和捐资施茶，无疑是适时而聪明的举措。茶亭在18世纪的粤东北便成批地涌现出来了。
粤东北的茶亭文化，从一个小侧面折射出封建经济母体内资本主义萌芽的躁动。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