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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在成都举行的中国三农智库高层论坛暨四川农村改革研讨会论坛成果必将对今后推进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及我省农村改革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11月4日，由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中国三农智库高层论坛暨四川农村改革研讨会在成都圆满闭幕。本次论坛以“打造新型三农智库，服务农村改革发展”为主题，专家学者畅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的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就加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型智库建设和四川农村改革进行了积极研讨，为提高三农工作战略性、前瞻性和科学性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
“三权分置”政策落实 关键是农民做主
近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提出“三权分置”这一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旋即成为热门话题。
“三权分置”更深层次目的是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全国政协常委、经委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题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报告中明确提出，土地流转和扩大服务两种规模经营形式应得到同样的关注和重视。
陈锡文是国内权威的“三农”问题专家。陈锡文明确，流转的只是经营权而不是承包权，而且有承包权的农民就是本集体组织的农民，“外人不要有非分之想，非本集体组织成员只能流转经营权”。他认为，过去在流转中确实有不恰当地方，即使是“三权分置”下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也是件政策性极强的事。
“流不流转，流转给谁，选择权要还给农民，不能由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代替农民做主，这是落实这条政策的关键。”陈锡文说。
陈锡文认为，提高经营者实际收益，更多还要靠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前途非常广阔。”陈锡文介绍，去我国东北农场看，用的是美国进口的550马力的大型拖拉机，安装GPS定位、地理信息系统，把地块信息输入计算机，然后电脑控制机器，人坐在拖拉机上睡觉、看书都行，遇到麻烦报警会提示，秋天翻地一昼夜可作业5000亩，一个作业期10天能干5万亩，“靠人力要猴年马月才能干到5万亩。”
短期內农民不可能很快转移出农业，因此陈锡文建议，农业经营体系建设要创新两个思路、建立两类经营主体。“一种是土地流转集中规模经营，一种是扩大服务的规模经营；一类是提供农产品的主体，一类是提供服务产品的主体。”陈锡文认为，这两类主体，两种经营形式应当得到同样的关注和重视，这样才能让农业经营创新更加符合实际，取得更有效的成果。
陈锡文表示，两条腿走路，是创新农业经营体系的重中之重。
“希望四川农业改革实践能在
世界推广”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中国、朝鲜及蒙古国代表马文森在论坛上作了专题发言，会后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他认为，四川不仅是个农业大省，而且是个旅游大省，特别是生态旅游很有地域特色，“我们希望四川农业和旅游的发展实践能够成为一种模式，在世界其他地方得到借鉴和推广。”马文森说，“这就像做一个拼图一样，通过建立稳定的机制，开展粮农组织与四川的合作。其间，我们也会把国际上的农业专家代入其中，以实现更有效的发展。以后有机会我也有可能带一些专家来四川指导。”
针对四川农民到俄罗斯和乌干达等国种水稻的现象，马文森说：“我曾经在非洲工作过一段时期，因此我觉得四川农民或者企业到外国发展农业是很有意义的，可以使当地人口受益。”他说，在非洲，还有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企业进行粮食生产，这样对双方都有利，可以实现双赢。当然前提必须是跟对方有很好的沟通和交流，否则就会很沮丧。
马文森认为，要应对未来的挑战，不能也不应该独自努力。集结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全面伙伴关系是先决条件。伙伴关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包括政府、私营部门、学术界、研究中心和合作社以及变革的关键推手——小农户、家庭农场主、农村妇女、渔民、青年等。只有通过有效协作，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我们才能在国家、地区、国际的不同层面解决粮食不安全问题，并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今天召开的四川农博会和农业合作发展大会就是为利益相关方和合作伙伴提供了一个见面、交流和讨论的平台，因此也提供了共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多种机遇。”马文森说。
“争取把四川整个省创建成为全国的农村改革试验区”
会上，省委农工委副主任毛业雄介绍了四川农村改革的情况。在新一轮的农村改革中，全省进一步明确了主攻方向，坚持以放活土地经营权为重点，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努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现代化水平，走出了有四川特点的农村改革新路子。
“四川农村改革试验让我很受鼓舞，成都市的信用体系互建互享、内江市市中区股份合作社实行工商登记，巴中的乡村治理机制和产权评估机制等都是很好的探索，对全国来说，都是先行先试的经验。”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良彪说。他还就下一步的改革试验提出了建议，即要把试验放在产权、金融和乡村治理上。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唐忠认为，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主要存在所有权不完整，承包权不稳定，土地与劳动力重新匹配的促进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他从集体所有制的性质、成员如何确定、公有范围、集体是否有权自行决定其实现形式、承包权可以持有多久等方面分享了观点。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认为，四川农村改革敢为人先，形成了农村改革的文化，形成了农村改革试验体系，“这点非常难得”。全省一共承担了9项国家级改革试点，涉及全省31个市州的80个县（市、区），还有90个县（市、区）承担了省级试验任务，这意味着全省除了甘孜、阿坝两个州，其余市（州）都承担了改革任务，“这可了不得。”宋洪远说。他强调，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的环境、条件和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中央有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农业发展作了一系列论述，提出了十个方面的要求，10月8日国务院审议通过了《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这是指导未来五年的中国农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央要求农业发展要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农业发展的新阶段中，按照全球治理的新要求，构建开放型的经济体系。他希望四川农业能够转变发展方式，健全工作机制，特别是要加强组织领导，要加强全省和成都市以及部门间的统筹协调，出台配套政策，切实把各项任务措施落到实处。“我建议你们做一个设计方案，争取把四川整个省都创建成为全国的农村改革试验区。 ”宋洪远说。
责编：冯雅可
在成都举行的中国三农智库高层论坛暨四川农村改革研讨会论坛成果必将对今后推进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及我省农村改革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11月4日，由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共同主办的中国三农智库高层论坛暨四川农村改革研讨会在成都圆满闭幕。本次论坛以“打造新型三农智库，服务农村改革发展”为主题，专家学者畅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的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就加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型智库建设和四川农村改革进行了积极研讨，为提高三农工作战略性、前瞻性和科学性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
“三权分置”政策落实 关键是农民做主
近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提出“三权分置”这一农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创新，旋即成为热门话题。
“三权分置”更深层次目的是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全国政协常委、经委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题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报告中明确提出，土地流转和扩大服务两种规模经营形式应得到同样的关注和重视。
陈锡文是国内权威的“三农”问题专家。陈锡文明确，流转的只是经营权而不是承包权，而且有承包权的农民就是本集体组织的农民，“外人不要有非分之想，非本集体组织成员只能流转经营权”。他认为，过去在流转中确实有不恰当地方，即使是“三权分置”下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也是件政策性极强的事。
“流不流转，流转给谁，选择权要还给农民，不能由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代替农民做主，这是落实这条政策的关键。”陈锡文说。
陈锡文认为，提高经营者实际收益，更多还要靠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前途非常广阔。”陈锡文介绍，去我国东北农场看，用的是美国进口的550马力的大型拖拉机，安装GPS定位、地理信息系统，把地块信息输入计算机，然后电脑控制机器，人坐在拖拉机上睡觉、看书都行，遇到麻烦报警会提示，秋天翻地一昼夜可作业5000亩，一个作业期10天能干5万亩，“靠人力要猴年马月才能干到5万亩。”
短期內农民不可能很快转移出农业，因此陈锡文建议，农业经营体系建设要创新两个思路、建立两类经营主体。“一种是土地流转集中规模经营，一种是扩大服务的规模经营；一类是提供农产品的主体，一类是提供服务产品的主体。”陈锡文认为，这两类主体，两种经营形式应当得到同样的关注和重视，这样才能让农业经营创新更加符合实际，取得更有效的成果。
陈锡文表示，两条腿走路，是创新农业经营体系的重中之重。
“希望四川农业改革实践能在
世界推广”
联合国粮农组织驻中国、朝鲜及蒙古国代表马文森在论坛上作了专题发言，会后他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他认为，四川不仅是个农业大省，而且是个旅游大省，特别是生态旅游很有地域特色，“我们希望四川农业和旅游的发展实践能够成为一种模式，在世界其他地方得到借鉴和推广。”马文森说，“这就像做一个拼图一样，通过建立稳定的机制，开展粮农组织与四川的合作。其间，我们也会把国际上的农业专家代入其中，以实现更有效的发展。以后有机会我也有可能带一些专家来四川指导。”
针对四川农民到俄罗斯和乌干达等国种水稻的现象，马文森说：“我曾经在非洲工作过一段时期，因此我觉得四川农民或者企业到外国发展农业是很有意义的，可以使当地人口受益。”他说，在非洲，还有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企业进行粮食生产，这样对双方都有利，可以实现双赢。当然前提必须是跟对方有很好的沟通和交流，否则就会很沮丧。
马文森认为，要应对未来的挑战，不能也不应该独自努力。集结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全面伙伴关系是先决条件。伙伴关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包括政府、私营部门、学术界、研究中心和合作社以及变革的关键推手——小农户、家庭农场主、农村妇女、渔民、青年等。只有通过有效协作，发挥各自比较优势，我们才能在国家、地区、国际的不同层面解决粮食不安全问题，并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今天召开的四川农博会和农业合作发展大会就是为利益相关方和合作伙伴提供了一个见面、交流和讨论的平台，因此也提供了共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多种机遇。”马文森说。
“争取把四川整个省创建成为全国的农村改革试验区”
会上，省委农工委副主任毛业雄介绍了四川农村改革的情况。在新一轮的农村改革中，全省进一步明确了主攻方向，坚持以放活土地经营权为重点，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努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现代化水平，走出了有四川特点的农村改革新路子。
“四川农村改革试验让我很受鼓舞，成都市的信用体系互建互享、内江市市中区股份合作社实行工商登记，巴中的乡村治理机制和产权评估机制等都是很好的探索，对全国来说，都是先行先试的经验。”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良彪说。他还就下一步的改革试验提出了建议，即要把试验放在产权、金融和乡村治理上。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唐忠认为，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主要存在所有权不完整，承包权不稳定，土地与劳动力重新匹配的促进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他从集体所有制的性质、成员如何确定、公有范围、集体是否有权自行决定其实现形式、承包权可以持有多久等方面分享了观点。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认为，四川农村改革敢为人先，形成了农村改革的文化，形成了农村改革试验体系，“这点非常难得”。全省一共承担了9项国家级改革试点，涉及全省31个市州的80个县（市、区），还有90个县（市、区）承担了省级试验任务，这意味着全省除了甘孜、阿坝两个州，其余市（州）都承担了改革任务，“这可了不得。”宋洪远说。他强调，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的环境、条件和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中央有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农业发展作了一系列论述，提出了十个方面的要求，10月8日国务院审议通过了《全国农业现代化规划2016-2020年》，这是指导未来五年的中国农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央要求农业发展要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农业发展的新阶段中，按照全球治理的新要求，构建开放型的经济体系。他希望四川农业能够转变发展方式，健全工作机制，特别是要加强组织领导，要加强全省和成都市以及部门间的统筹协调，出台配套政策，切实把各项任务措施落到实处。“我建议你们做一个设计方案，争取把四川整个省都创建成为全国的农村改革试验区。 ”宋洪远说。
责编：冯雅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