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诗是一个宽阔的文体。自波德莱尔提出这个概念，经过一个半世纪的酝酿与产出，各种能进入的领域，它都进入了。尤其是屠格涅夫、泰戈尔、纪伯伦、鲁迅等世界级作家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使得散文诗成为了一种影响广泛的文体。虽然到时下争议仍然不断，但既成的事实已经无法否认它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存在了。楼肇明先生曾言：“散文诗是与人类精神世界、精神结晶、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人的心灵、人性的深层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散文诗体是人类文化精英手中诉说对世界的感受和探求的一种便捷的，使用起来能够得心应手的工具。”（《或是先知的箴言，或是撒旦的诗篇》，见《世界散文诗宝典》，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楼先生的这一观点传达出了两层含义：其一，作家、诗人在探求世界和表达对世界的经验时，散文诗已经成为了一种令人非常惬意的文学体式；其二，散文诗既与如此深刻的人类的多重精神和心灵纠结在一起，那么它势必也须要传达出与之相应的内容，才能衬托出它的高度、广度和力度。周庆荣是中国散文诗人群体中一个有温度、有理想、有远方的人，一直以来他都在探寻和开拓着散文诗的经验场域和精神空间，除了追蹑个体对宇宙、人生的独特感悟，他也将自然、历史、哲学以激荡变化的潜在意识并入对尘世的辨认与救赎。三十余年来，经由这样一个有意志力的时间延续，他的文本也让我们看到了作为散文诗“路标”的一种特征。
　　“我们永远是我们”
　　周庆荣在散文诗中纷呈着个人的生存经验以及对时代的历史性拷问，一方面他审视和修炼自己，渴望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理想、有远方的人；另一方面，他也通过对一代人的历时性观察，实现着对历史及其时代中人的境况的反思。
　　周庆荣是一个有反省力的人。这种反省，首先体现在他将审视的对象先瞄准自己。在谈到对散文诗的思考时，他就曾说：“真热爱，先从审视自身的不足开始。”（《微积散论（一）》，见周庆荣著：《有远方的人》，春风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49页）这即是一种内省的精神，一种不做局外人的精神。它唤醒一种认知的力量，揭示出人要摆脱自身遮蔽的一种努力。
　　在个人无法驾驭或者难以触摸到时代的身体的年代，我们是接纳它坚硬的史实，还是化内心的冰冷为宽广的理解？这是每一个身处当下时代中的知识分子都须要思考的。而这也正是周庆荣极具反省力的第二个方面，他省思的是“整整一代人的共同的问题”（《我们》第11节，见周庆荣著：《我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1993年和2008年，周庆荣分别创作出了《我们》《我们（二）》这两组散文诗，暗示了他对所经过的一个时代及其所归属的历史境遇中一代人的理解。周庆荣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他将这种对宏大历史的折射更多地转向了对个人深层心灵的发掘，并且将经验一次次灌入那个容易被忽略的年代，向我们展示出了他们“这一代人的生命姿态：没有埋怨、牢骚，更没有仇恨和敌意，这一代人区别于前辈的根本之处，是他们心中不存在生命的阴影，只有一代人对于自身的审视、对于境遇的反省与认同以及对于生命的深情的讴歌，其历史的态度、面世的价值观都体现着豁达与宽容。”（林美茂：《他为“我们”这一代人宣言》，同上，第113页）是呀！这就是以周庆荣为代表的一代人经过历史锤炼以后的生命姿态。其实他们的内心中又何止是豁达与宽容？面对这两组散文诗，抽丝织锦之后，我们还能发现这一代人身上所具有的历史担当精神：“我们拒绝无为，我们是闪光的金子，我们不甘心被虚无地写进明天的史书。”（《我们（二）》第8节，同上，第85页）充满朴素之质的博爱精神：“我们因世间的美好而幸福，我们最幸福的事是讓我们中间那些感到不幸福的人，也能一起幸福。”（《我们（二）》第14节，同上，第97页）以及矢志不移的探寻精神：“意识到世上生长的意义，我们生命的行程已走完一半，我们终于决定为意义而活。”（《我们（二）》第15节，同上，第99页）
　　是的，他们是坚持着个性、个人思想和个人事业的一代人，尽管“目睹了背叛与不忠，亲历了重利而轻义，但奋不顾身前行的依然是一群不甘放弃最后信念的我们。”（《我们》）
　　“在苍茫里独步”
　　晚晴词人况周颐曾经如此独到地阐释词的灵感来临：“吾苍茫独立于寂寞无人之区，忽有匪夷所思之一念，自沉冥杳霭中来。”（况周颐、王国维著：《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0页）其所谓“匪夷所思之一念”，即是词的意念。于不同的诗人而言，这匪夷所思的意念肯定也是不同的。周庆荣在“苍茫里独步”，所见、所闻、所想的即不是词的诞生，而是对历史、文化、自然和人性的反思。周庆荣是一个有朴素之心的人，于是他看待历史、文化、自然和人性都带着一种朴素的力量。
　　历史是个宏观的“事物”，一般而言，人们对它的涉入，往往先是一种求知的方式，然后再反观其“存”，思考和掂量出它的影响与分量。对于历史，周庆荣曾有一种理性的认知：“一垛古墙站在当下。你不去提醒它的出处，众人却可看出它的岁月的重量。由于这垛古墙，周遭事物仿佛都有了生命的长度。”（《微积散论（五）·关于历史》，见《有远方的人》，第160-161页）在《有理想的人》一诗中他也指出：“史书在我的书架上整齐地排列，我知道，历史不会真正地沉睡。”（见《有理想的人》，第3页）这是他对历史的整体性感知。是的，历史绝不是死气沉沉的，历史是鲜活的。于是，对于兵马俑他雄壮地唱出：“你不再是秦代的兵马俑，我会把你称为我们的军人。”（《我把兵马俑称为我们的军人》，同上，第21页）周庆荣还常常从历史中产生对祖国命运以及某些个人与祖国之间存亡关系的思考，最典型也最引人沉思的是《三人剧》中的几处点睛之笔：伍子胥独白后是这样的旁白：“伍子胥被剜去双目，看不见祖国了，光明在哪里？”岳飞独白之后是这样的旁白：“马蹄声处，尘烟又起，满腹心事，关于他的祖国。”而袁崇焕的独白中有这样的句子：“后来，祖国是他们的了。他们也是祖国的了。”“左一下，右一下，三千多道伤口。/我的祖国啊，你比我受伤更深。”（同上，第27-30页）历史是无法改写的，然而回望它却带来无限感伤。周庆荣在其中显然是寄托了某种深意。周庆荣对于历史持一种朴素的观点，在于它从不以宏观的视角去审视历史，除了几位与家国运命联系紧密的“英雄”之外，帝王将相几乎都被他从历史中“请出”，因为他主要关注的是普通人的命运，是“梦想”，是“公平正义与幸福”。（《数字中国史》，见《有远方的人》，第25页）他认为“万岁的是泥土一样实在的事物。”（《江山》，见《有远方的人》，第68页） 　　基于此，我们相信周庆荣仍然是那个怀揣朴素之心的人。他说：“我不相信田园牧歌的彻底幸福，却相信鸡鸣犬吠的状态更接近人类的心灵真实。”（《当朴素成为生活的信心》，见《有理想的人·跋》，第137页）是的，他关心的是“人类心灵的真实”，而这与世界和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他要尽可能地容纳一切，这与他对历史、时代甚至“敌人”的宽宏有着共通之处。
　　“哲学上的光”
　　著名学者刘再复在早年对散文诗的研究中曾指出：“哲理感对于散文诗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它是区别散文同时也是区别其他文体的一种优良特性。没有哲理感，就不能进入散文诗的较高境界。”（《散文诗的特性》，《人民日报》，1983年3月4日第8版）且不论其所言是否完全准确，但此处却为散文诗指出了一条写作的理路。有哲理感的散文诗，的确是与众不同的。周庆荣的许多散文诗也都呈现出了哲思的一面，这其中有对东方哲学中传统义理概念的现代性反思，如《义天》：“行大义，于天上。/……然后，再行大义，于天下。/……我们的面孔，必须幸福。/尘埃洗尽，义不容辞……”（见《有理想的人》，第17页）；《孝地》：“一切的庄稼都生长在这里。/在今天，庄稼养活着我，就像明天，收编了我的土地会继续营养我的子孙？”这是周庆荣以散文诗的方式对儒家哲学中某些伦理概念的现代阐释。此外，他的某些篇章也体现出了道家哲学的某些痕迹，如《山谷之上——给灵焚》一诗的开头：“再深的山谷也不是深渊，你看那高耸如云的山峰，知道為什么山谷总被深沉地充满？”（同上，第87页）让人体会到道家“高下相倾”的辩证思想，以及“谷神不死，是为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这样对道体作为万物本源的思考。尽管诗人不一定有如此认知，但他让我们以联想的方式觉察到了这一点。
　　周庆荣的散文诗还有对西方某些哲学概念的非常个人化的充满诗性的淳朴理解，如《辩证法》：“现在的情形是：谁能忍住泪水，谁能认真地观察是非？/……飘零的冷意味着深处的沉湎，一种道理对抗道理的全部？失去根部的坚持从此长不出高度”。（同上，第43页）也有对“上帝”的质疑和非常幽默的讽刺：“上帝，你突然地就把他们叫去？你必须学会他们的汉语，他们虽然说着各自的方言，但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见《有理想的人》，第58页）此外他还试着从“黑暗中的问题”入手企图去理解和接近德国著名诗人、哲学家荷尔德林：“那些黑暗中的问题，仿佛一次又一次的睡眠。土地深处，也不全是阴暗和卑鄙，许多高尚的思想也在静静地躺着。”（《黑暗中的问题——给荷尔德林》，同上，第59页）
　　周庆荣的散文诗对于哲理的渗透，更多地表现在他对自然、历史，以及人情、事理的经验摆荡上。他以话语为载体，以外物为对象，以理想、时间、梦想、人格、远方和家园等为参照，一次次做着“抵达性”的“创造”。在《梦境：诗人之死》中，他创造性地以梦境对“诗人之死”进行了极具诗意而又富于哲理的表达，而最能撼动读者内心的，也是那在梦里触发诗人流泪的情形：“祖国为她的诗人降了半旗。这个时候，没有哀乐，江河流动着，风吹着，鸟语活跃，在南方的某地，有人已经看到油菜花开满大地。”（同上，第89页）这里的叙述所呈现出来的景象，哀乐全无，一派鸢飞鱼跃的静谧，既有道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高境，同时也带有一种和乐的禅意，体现出了诗人深厚的语言和文化功力。
　　通读周庆荣的散文诗，我深深地被其“人性中的温度”所温暖。无论是他对个人与时代的认知，对历史、文化和自然的思考，还是从哲学角度反思世界的存在、人性的良恶，他都让我们见证到一股静穆、朴茂、清深和雅健的力量。他“比许多人更清明地看见了我们时代的‘尘土’，……为我们关怀和辨认自己的时代，提供了参照。”（王光明：《关怀与辨认我们的时代》，见《有理想的人·序》，第15页）周庆荣是一个值得“我们”景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