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学:70年历史总结和新时代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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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周边学的创建与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是密切相关的。解决好中国的周边问题,无疑是新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

中国周边学的定义和内涵


  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起源于时代的需求,任何一个国家的强大都离不开对于周边国家国情的深入细致的了解和研究,任何一个世界强国都会有自己的周边学理论和体系。中国周边学研究和解决的是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如何与周边国家友好相处、合作共赢、建设命运共同体的问题。
  中国周边学的内涵之一,首先是对新中国70年周边外交的历史总结。新中国周边外交在我看来经历了三个时代:站起来的时代、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的时代以及目前的新时代,其中又可分成七个阶段。这种不断演变的历史和周边外交思想的阶段性变化,反映了国家实力发展和周边环境的变化,也反映了中国周边外交理论在逐步走向成熟。
  内涵之二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创新的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先是苏联倡导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改革开放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则产生更大影响。如何构造面向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周边学将以周边为研究对象,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以“一带一路”为治理路径,以命运共同体为建设目标,形成系统的理论、战略、政策,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继续崛起的重要理论支撑。
  创建中国周边外交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国内意义和世界意义。中国周边学将总结新中国周边外交的思想和实践,构建经得起百年考验的、再现大国风度的新思路,为中国和周边国家在本世纪和更加长远时期的友好相处提供理论支撑。中国周边学将为世界各国与邻国友好相处指明新的方向。我们要根除美国型的施展霸凌手段的经济制裁方式和武力威胁的霸权主义,也不能像某些国家那样奉行势力范围型的周边外交,而是要勾画中国设计和首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新的蓝图,为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开辟新的道路。

中国周边学构建的三个层次


  中国周边学所涉及的学科主要是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外交学,也间接涉及历史学、经济学、军事学、语言学、宗教学、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研究和推介中国周边学新学科需要从三个层面展开:理论层面,即构建中国周边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层面,即建设中国周边学的学科体系;实践层面,即谋划和制定中国周边学实施的战略框架和政策体系。
  中国周边学理论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部分,它渊源于东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既有借鉴又有超越,既有继承又有扬弃。要在总结和吸收传统中国儒家思想精华和东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和中华民族特点的处理周边外交事务的新理论体系。它也应该区别于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探索国际问题的思维定势,而是要吸收和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合理成分,摒弃已经暴露的种种弊病,例如战略层面的势力范围理论和圈地陋规,经济层面的旧地缘政治理论和旧全球化范式,安全层面的同盟体系和领土博弈论,政治层面的霸权稳定论和强权政治逻辑,构建新时代国际关系的新理论体系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的周边外交的新理论体系。
  学科体系将在中国周边学理论体系指引下研究和解决新学科构建的框架性问题。它还涉及很多关联学科,如历史学、语言学、地区国别学、邊疆学、海洋学、军事学、政治学、人类学、跨境民族学、跨境区域学、宗教学,等等。
  战略框架和政策体系应从中国崛起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的大变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新格局出发,研究和阐述中国与周边关系的新定位和新战略。周边外交将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期内继续占据中国外交全局的首要地位,中国周边学应设计和塑造一个新的大战略,以及一整套具体可行的实施办法,为中国继续崛起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保证。
“站起来”时代的周边外交见证:1954年6月经周恩来总理亲笔批改的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草稿(左)以及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右)。

关注两种安全体系兼容和共存格局


  对于中国周边学的战略框架和政策体系问题,我在《世界知识》专栏文章中已有一系列论述,此处仅就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谈一点看法。
  美国在地理上并非中国的周边国家,但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和无处不在的渗透力,实际上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周边大国,中国周边成为中美博弈和较量的重点地区和主战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阻拦、遏制、围攻往往首先在中国的周边地区点火放枪。冷战结束后,在中国周边形成了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与中国主导的安全体系的兼容和共存的基本格局。新兴的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影响两国关系和周边安全的主要原因,不仅使中美之间矛盾和冲突频起,而且成为中国和周边国家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和导火索。但另一方面中美又实现了兼容共存,在中国周边既有博弈和冲突,又能够或是尚能合作共处,没有采取对抗的方式来处理双边关系。未来可能还是这样一个趋向。
  随着中国强劲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对抗面呈上升的趋势,兼容共存水平大幅下降。但是我认为总的趋势并没有变化。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威胁者和挑战者,对华发动了猛烈的攻势,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齐发,在南海、香港、台湾三大问题上频频挑衅,锋芒直指中国的核心利益,两国关系出现颠覆性的动荡和倒退。人们担心,中美全面对抗的“新冷战”会否回归周边地区。中国周边学战略建构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处理好中美关系,这是维持中国周边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关键。多年来中国强调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但这只是中国一厢情愿的目标和方向,难以得到美国真正的认同、呼应和相向而行。只有在中美实力地位更加持平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才能逐步进入对等和实质性运行的阶段。中美战略较量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国已经进入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期,时间和优势在中国一边。中国需要制定一个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美关系新态势的大战略。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中国不寻求建立新的国际体系和新的规则,而是要遵守和维护既成的国际体系和规则,推动其更加完善、合理、公平,使其有利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出现中美两个对抗体系的“新冷战”,将不符合两国的利益,我想最终也不会被两国的领导人所接受。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中美双方应该在既成国际体系规则的大框架下相向而行,找到共同合理的解决方案。当前的中美之争是弱者与强者之争,面对气势汹汹而来的美国及其同盟国,中国应该沉着冷静,确立持久战的意识,保持强大战略定力,不对美国的外交刺激和故意挑衅作出过度的反应,避免出现影响我国战略全局的冒进和战略透支,更不能自乱阵脚。你做你的世界第一、霸权稳定、极限施压,我做我的“一带一路”、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尽量避开它的进攻锋芒,使其打击目标落空。
  中国既要保护好自己的根本利益,不作无原则的妥协,也不必在乎一时的高低,力争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机遇期能够继续延长,确保中国如期或提早实现中国梦的宏伟理想。那时的中美关系一定会出现我们今天想不到的崭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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