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雨中的午夜，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埃米尔?哈查在护送下战战兢兢地穿过柏林威廉大街的青铜大门，踏上第三帝国新总理府门口高高的台阶。建筑物的正面中部收进，两翼突出，石柱高耸，两座执剑与持火把的日耳曼战士雕像屹立在侧，抓握纳粹“卐”字徽记的帝国雄鹰端踞头顶。哈查屏息拾阶而上，在泛光灯照耀的门廊后面，空旷的大理石大厅长达450英尺，是凡尔赛镜宫大厅的两倍，坚硬的线条延伸到尽头的青铜门。那是希特勒的办公室，里面大得不像一个房间，哈查用了一分钟才从门口走到办公桌前，只看到剑半出鞘的罗马战神雕像和巨大地球仪。他等了许久才见到希特勒，在空前的精神压力下两度昏厥，靠强心针才勉强苏醒，最后签署条约，把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交给了第三帝国。
　　这正是希特勒所渴望的建筑效果：让来访者在“朝觐”的路上心惊胆战，从而不费一兵一卒使其彻底屈服。
　　新总理府的设计者是帝国年轻的建筑总监阿尔伯特?施佩尔，他接替病逝的著名建筑师保罗?路德维希?特鲁斯特（曾建造褐色大厦、希特勒的司令部、纳粹圣祠和德国艺术馆）负责旧总理府的改造。他为总理府增设阳台，以便希特勒面对集会的群众，他还设计布置了奥林匹克运动场和纽伦堡的政党集会会场。在希特勒厌恶总理府如“只适合让肥皂公司占用”时，他受命一年之内建成这座新总理府。
　　他用洁白泛光的墙面将总理府前的广场围成一个独立于城市之外的空旷空间，希特勒的卫兵在其中来回演练，在庞大的背景上投下巨大的影子，喊号声和大理石地面上整齐的踏步声充斥着整个广场。“我们的新建筑是为了巩固我们的新政权！”希特勒如是宣告，“宏伟的建筑是消除德意志民族自卑感的一剂良药。”建筑可以激励属下，也可以打击敌人；建筑可以彰显权力，也可以行使权力。就像他崇拜的哲人尼采所说的，“在建筑中，人的自豪感、人对万有引力的胜利和追求权力的意志都呈现出看得见的形状。建筑是一种权力的雄辩术。”
　　疯癫的独裁者们都骄傲地自命为艺术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不止一次希望成为建筑师。希特勒参考维也纳艺术学院落榜，想进建筑学校或当建筑学徒也都失败，他留下的素描手稿里，有不少彩虹光辉下的德意志古典教堂。墨索里尼自幼也向往高大宽敞的建筑，在游历欧洲后更坚定了当建筑师的志愿。而当他们各自踏上权力巅峰，把一个个艺术之都踩在脚下时，才惊呼：“我是要来重新设计这个世界的。”
　　一心妄图恢复古罗马荣光的墨索里尼，险些把罗马城变成奥古斯都时代的粗糙仿制品——他谓之“提纯的罗马风格”，舍弃柔和的线条，代之以直线和弧形组成的整齐图案。他谋划在罗马城南的沼泽地中建造远超以往的新罗马，一直延伸到地中海边。建筑师阿达尔贝托?利贝拉首先奉命建起会议大厦以迎接1932年法西斯革命10周年，建筑外形规整对称，显得压抑而冷漠。另一座叫“意大利文化广场”的建筑则被设计成缀满古罗马斗兽场般拱门的方形大厦，被俗称做“方形大斗兽场”，装饰性拱门整齐划一，原计划摆放代表意大利的英雄的雕像。墨索里尼还亲自审批意大利各地的新建筑，下台前仍渴望到全国各地走一走。墨索里尼原计划在新罗马建成后的1942年举行世博会庆祝执政20周年，可战争让新罗马沦为“烂尾楼”。
　　希特勒也无福消受他梦中的1950年世博会了。他已经为他梦中的新柏林——世界之都日耳曼尼亚设计好能容纳18万人的大会堂和高过巴黎凯旋门两倍的柏林凯旋门。施佩尔也为他设计好两条笔直的经纬大道、一座尼禄皇帝金殿两倍大的第三总理府。日耳曼尼亚的巨大模型被希特勒日日端详，正如他端详每一个施佩尔送给他的新建筑模型。曲终人散时，模型被苏联步兵击碎，帝国总理府被拆毁，楼顶的雄鹰则陈列在莫斯科的博物馆中。
　　在极权主义的威逼利诱下，建筑师们被网罗进权力中枢。墨索里尼的御用建筑师马尔切罗?皮亚森蒂尼监督新罗马的建造，并在全意大利留下现代化的社区和党部大楼。希特勒则带着施佩尔、盖斯勒、布雷克三位建筑师和雕刻家遨游巴黎，在荣军院的台阶上与埃菲尔铁塔合影。他在午饭前亲手为施佩尔披上自己的外套，几天不见他就要以开会为名召他见面。希特勒宠爱的不是最有才华的艺术家，但一定是最言听计从的。施佩尔光辉的仕途底下，成千上万集中营死囚在萨克森的制砖厂和弗洛森堡的石矿场昼夜劳作，其中不乏西班牙共和国和犹太人中的能工巧匠。
　　可曾真有过一个叫“极权主义建筑”的风格？若极权主义仅仅是高楼、广场、纪念碑和白色大理石，我们便无法面对帝国大厦和华盛顿广场。希特勒和施佩尔的口味近似于新古典主义，也对现代主义的代表、包豪斯学校院长密斯?凡?德?罗设计的帝国银行新总部和帝国飞机场并不排斥。墨索里尼整齐划一的“方斗兽场”必为希特勒斥为现代主义而不齿，而墨索里尼也一定会压抑于施佩尔为戈林设计的暴发户式的奢华楼梯。简言之，所谓“极权主义风格”无非就是独裁者喜爱的风格。
　　极权主义建筑会随着极权主义消失吗？希特勒没有来得及在柏林街道上留下痕迹，不像墨索里尼还摧毁了无数两百年的古迹，开出一条从威尼斯宫直通古斗兽场的帝国大道来。“新罗马”的烂尾楼也于1952年陆续为共和政府接手，还像实现墨氏遗愿般地见证了1960年奥运会。未完工的纽伦堡纳粹老大会堂亦得幸免，成为文献中心。希特勒为其奠基时，施佩尔附和道：“即使国家社会主义的声音有一天沉默下来，这些砖石建筑‘证人’还是能引起一片惊奇。”竟然一语成谶。
　　“从希特勒、墨索里尼到萨达姆，所有这些20世纪的独裁者中，几乎找不到哪一位没有使用建筑铺垫了自己的权力之路。”建筑评论家迪耶?萨迪奇在《权力与建筑》的结尾写道，“不管建筑师的个人政治观点如何，他们（极权主义者）都会比自由主义民主体制提供更多的机会。”走出极权主义的建筑师们，依然会发现，自己的作品无一不散发着富豪和掌权者们重塑世界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