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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57年出生，与《中国摄影》同龄。六十花甲子，人生的精彩稍纵即逝，幸好有摄影一路相伴。
《中国摄影》一直是我摄影生涯中的良师益友，记得当年我刚刚入门摄影时，就是靠模仿《中国摄影》上刊登的作品，生搬硬套地学习。
前段时间逛旧货市场，偶然发现了一本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摄影》杂志，看着格外亲切。怕是复制品，又拿在手中仔细翻阅，往昔的岁月历历在目。断定是原版后，便花60元把它买回家收藏了。
60年来，《中国摄影》一直用视觉语言讲述着“中国故事”， 真实地记录了60年中国社会的变化。每一个年代、每一次运动、每一项变革，都能在《中国摄影》中清晰地梳理出不同时期的脉络，它是新中国60年发展变化中最好的见证者。
而我和摄影的渊源回忆起来历历在目。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我还是青年小伙，一次偶然机会看到“四月影会”的展览对我触动很大，开启了我的摄影爱好。那时我也没想到，摄影这个爱好将改变我的人生，让我从一个园林工人、建筑工人、社科资料员，转变成为了一名专业新闻摄影工作者。
我上学时正赶上农村劳动，插队下乡，记忆中我们这一代人就没怎么好好地学过文化课。“文革”结束后，举国上下百废待兴。那些曾被耽误的年轻人都憋足了一股劲，相互较着劲干，立志找回荒废的时光。印象中，当时的年轻人下班没有几个直接回家的，大多去夜校、补习班补习文化知识，应对“文革”后恢复的高考。当时的公园里复习文化知识的年轻人，比每天晨练的老人还多。我正是在这种大形势下爱上摄影的，而且也是和众多的年轻人想法一样，借改革开放的春风干点事。记得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一首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有几句经典的歌词：“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举杯论英雄，光荣属于谁”。
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各大专院校恢复正常教学，我很幸运在这个当口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工作。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在北京张自忠路1号，就是当年段祺瑞的执政府内。书报社楼下就是人民大学图书馆，也是“文革”结束后刚刚开放。我没事就到这里看书，此前从没见过这么多书，让我看得眼花缭乱。
当时看的最多的书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摄影》合订本、《大众摄影》合订本，才知道“照相”不是只拍纪念照，还可以创作，还能拍出迷人的摄影作品。这些书籍让我脑洞大开，当时学习摄影的热情高涨，本职工作都没心思干了，每天都扎在图书馆内翻看摄影书籍，学到许多摄影知识、技巧和暗房技术。
我买的第一台相机，是几十元的上海海鸥折叠皮腔式120相机，用的胶卷是简装的乐凯黑白胶卷，记得是4角钱一大卷。新买的胶卷用黑纸包着，回到家要自己在暗袋中再缠到暗盒里。相纸用的是照相馆用剩下的相纸边，大小不一，论斤卖。
那个年代摄影创作还属于摸着石头过河，见什么容易发表，什么题材能够获奖，就拍摄什么题材。
起初，我一味地追求沙龙式创作，追求光线、影调、猎奇、风情，花去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财力，跑了无数的地方去创作，也获了不少奖，当时我被朋友戏称为 “获奖专业户”。有次看到一张照片，好像是上海作者许志刚拍摄的，反映改革开放后年轻人追求文化知识复习功课的场景，曾获《中国摄影》年度摄影比赛的二等奖。之后，我每天清晨都背着相机在公园转，去寻找相同的题材。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灵光一现，终于在北海公园用追随摄影拍下了一幅反映年轻人补习文化知识的照片《攻读》，获得了《摄影世界》举办的“孔雀相机”全国摄影大赛的金牌奖。
不过，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我就一门心思、一根筋地偏爱纪实摄影。我认为，好的摄影作品是要经得住历史的见证。我从事摄影至今30多年，拍摄的图片不计其数，奖杯、证书多的家中都没地方放。可现在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包括“80·北京”、“90年代中国矿工”、“消失的北京胡同”、“北京工地农民工”、“门脸”、“魅力新疆”、“90年代陕北”、“院子内的场景”等主题的拍摄，仅占当时投入精力的不到十分之一。我当时没认识到这些才是好东西，只是凭借本能一门心思地拍了，不仅没用好胶卷，拍过的胶片还都被卷在一起扔在抽屉中。
现在我庆幸的是，当年有心去拍摄到了一些。今天翻来重新审视、琢磨、观看，当年获奖的那些所谓“大作”，越看越不喜欢。而常年沉睡在抽屉里的这些，原本没有看上眼的记录图片，反而越看越是喜欢，爱不释手。
偶然机会，由于摄影爱好相同，我于1983年加入了北京广角摄影学会。“广角影会”提倡用广泛的角度记录社会、记录百姓人生。这正和我喜欢的摄影风格相同，所以在“广角影会”那些年对我的摄影帮助很大。像王文澜、贺延光、解海龙、徐勇、姜平、刘占坤、朱恩光、崔新华、张左，包括我等都是“广角影会”当时最活跃的年轻人。每个月最后一个周三，大家自觉地从四面八方来到崇文区文化馆参加活动。这些活跃的摄影发烧友走到一起切磋摄影，交谈心得，对我启发很大。现在回想起来“80·北京”就是得益于在“广角影会”的那些年。
2014年，我在北京龙影廊举办“80·北京”展，获得出乎意料的成功，展览期间几十家网站在网上做了在线展览和转载，许多朋友观看后留言回忆起自己的“80年代”，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直至今天还在广泛传播。
改革开放后，我和当时爱好摄影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一面摄影创作，一面复习文化课程， 1986年荣幸地到北京电视大学新闻系学习，三年大专新闻专业学习毕业后，1988年调入《中国煤炭报》任摄影记者。翻开煤炭工业发展变化“冰与火”的近30年正好让我赶上。
1990年代是煤炭人最骄傲的年景。中国原煤产量首次在世界登顶。嗷嗷待哺的中国工业经济在煤炭人艰苦拼搏下终于装上强劲的动力引擎。
2000年代正值煤炭黄金十年。伴随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拉动，走出低谷的煤炭工业迎春回暖，在探索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收获颇丰。
2010年以后，产能过剩的阴霾飘浮于煤炭产业的天空，大批煤矿关井退出，煤炭人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与能源产业、环境间的关系，自省自律，难求两全，艰难求存。
这三个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故事，精彩的、辉煌的、激动的、苦涩的、后悔的、惋惜的，真可谓是五味杂陈。
任何变革都伴随着思想上的尖锐交锋。是公有獨大，还是全民办矿；是以煤为主，还是跳出发展；是计划审批，还是资源有偿……历史在做出选择。
近30年间，井上楼宇林立、绿树成阴；井下宽敞明亮、整齐划一，煤矿综合机械化采煤代替了人背马驮的原始工序，多元化经营使企业的触角以资本扩张的模式向各领域延伸，更多高素质人才加盟，更多大学生新鲜血液汇聚矿山。然而，辉煌背后，搏命开采，血染黑金，乌云渐进；跑马圈地，同质化经营，让煤炭人一点点尝到煤炭挤压、入不敷出的苦果。新城光芒暗淡，老区步履维艰，一时风光无量的百亿煤老板们，今天有的竟负债累累，落得个“忽喇喇大厦将倾”。中国煤炭行业的 “冰与火”如过山车般的变化都被我一一用镜头记录。
关注煤炭、拍摄煤炭、记录煤炭，我将一如既往。
现在我常常反思，如果当时我用大量的时间去记录我身边最熟悉的东西，记录北京在改革开放时期发生的各种变化，那将是一份难得的历史资料。所以，摄影不必舍近求远，到一个陌生的、不熟悉的地方去拍摄不如拍摄你身边你最熟悉的人和事。
《中国摄影》一直是我摄影生涯中的良师益友，记得当年我刚刚入门摄影时，就是靠模仿《中国摄影》上刊登的作品，生搬硬套地学习。
前段时间逛旧货市场，偶然发现了一本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摄影》杂志，看着格外亲切。怕是复制品，又拿在手中仔细翻阅，往昔的岁月历历在目。断定是原版后，便花60元把它买回家收藏了。
60年来，《中国摄影》一直用视觉语言讲述着“中国故事”， 真实地记录了60年中国社会的变化。每一个年代、每一次运动、每一项变革，都能在《中国摄影》中清晰地梳理出不同时期的脉络，它是新中国60年发展变化中最好的见证者。
而我和摄影的渊源回忆起来历历在目。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我还是青年小伙，一次偶然机会看到“四月影会”的展览对我触动很大，开启了我的摄影爱好。那时我也没想到，摄影这个爱好将改变我的人生，让我从一个园林工人、建筑工人、社科资料员，转变成为了一名专业新闻摄影工作者。
我上学时正赶上农村劳动，插队下乡，记忆中我们这一代人就没怎么好好地学过文化课。“文革”结束后，举国上下百废待兴。那些曾被耽误的年轻人都憋足了一股劲，相互较着劲干，立志找回荒废的时光。印象中，当时的年轻人下班没有几个直接回家的，大多去夜校、补习班补习文化知识，应对“文革”后恢复的高考。当时的公园里复习文化知识的年轻人，比每天晨练的老人还多。我正是在这种大形势下爱上摄影的，而且也是和众多的年轻人想法一样，借改革开放的春风干点事。记得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一首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有几句经典的歌词：“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举杯论英雄，光荣属于谁”。
改革开放初期，北京各大专院校恢复正常教学，我很幸运在这个当口调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工作。人民大学书报资料社在北京张自忠路1号，就是当年段祺瑞的执政府内。书报社楼下就是人民大学图书馆，也是“文革”结束后刚刚开放。我没事就到这里看书，此前从没见过这么多书，让我看得眼花缭乱。
当时看的最多的书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摄影》合订本、《大众摄影》合订本，才知道“照相”不是只拍纪念照，还可以创作，还能拍出迷人的摄影作品。这些书籍让我脑洞大开，当时学习摄影的热情高涨，本职工作都没心思干了，每天都扎在图书馆内翻看摄影书籍，学到许多摄影知识、技巧和暗房技术。
我买的第一台相机，是几十元的上海海鸥折叠皮腔式120相机，用的胶卷是简装的乐凯黑白胶卷，记得是4角钱一大卷。新买的胶卷用黑纸包着，回到家要自己在暗袋中再缠到暗盒里。相纸用的是照相馆用剩下的相纸边，大小不一，论斤卖。
那个年代摄影创作还属于摸着石头过河，见什么容易发表，什么题材能够获奖，就拍摄什么题材。
起初，我一味地追求沙龙式创作，追求光线、影调、猎奇、风情，花去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财力，跑了无数的地方去创作，也获了不少奖，当时我被朋友戏称为 “获奖专业户”。有次看到一张照片，好像是上海作者许志刚拍摄的，反映改革开放后年轻人追求文化知识复习功课的场景，曾获《中国摄影》年度摄影比赛的二等奖。之后，我每天清晨都背着相机在公园转，去寻找相同的题材。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灵光一现，终于在北海公园用追随摄影拍下了一幅反映年轻人补习文化知识的照片《攻读》，获得了《摄影世界》举办的“孔雀相机”全国摄影大赛的金牌奖。
不过，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我就一门心思、一根筋地偏爱纪实摄影。我认为，好的摄影作品是要经得住历史的见证。我从事摄影至今30多年，拍摄的图片不计其数，奖杯、证书多的家中都没地方放。可现在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包括“80·北京”、“90年代中国矿工”、“消失的北京胡同”、“北京工地农民工”、“门脸”、“魅力新疆”、“90年代陕北”、“院子内的场景”等主题的拍摄，仅占当时投入精力的不到十分之一。我当时没认识到这些才是好东西，只是凭借本能一门心思地拍了，不仅没用好胶卷，拍过的胶片还都被卷在一起扔在抽屉中。
现在我庆幸的是，当年有心去拍摄到了一些。今天翻来重新审视、琢磨、观看，当年获奖的那些所谓“大作”，越看越不喜欢。而常年沉睡在抽屉里的这些，原本没有看上眼的记录图片，反而越看越是喜欢，爱不释手。
偶然机会，由于摄影爱好相同，我于1983年加入了北京广角摄影学会。“广角影会”提倡用广泛的角度记录社会、记录百姓人生。这正和我喜欢的摄影风格相同，所以在“广角影会”那些年对我的摄影帮助很大。像王文澜、贺延光、解海龙、徐勇、姜平、刘占坤、朱恩光、崔新华、张左，包括我等都是“广角影会”当时最活跃的年轻人。每个月最后一个周三，大家自觉地从四面八方来到崇文区文化馆参加活动。这些活跃的摄影发烧友走到一起切磋摄影，交谈心得，对我启发很大。现在回想起来“80·北京”就是得益于在“广角影会”的那些年。
2014年，我在北京龙影廊举办“80·北京”展，获得出乎意料的成功，展览期间几十家网站在网上做了在线展览和转载，许多朋友观看后留言回忆起自己的“80年代”，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直至今天还在广泛传播。
改革开放后，我和当时爱好摄影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一面摄影创作，一面复习文化课程， 1986年荣幸地到北京电视大学新闻系学习，三年大专新闻专业学习毕业后，1988年调入《中国煤炭报》任摄影记者。翻开煤炭工业发展变化“冰与火”的近30年正好让我赶上。
1990年代是煤炭人最骄傲的年景。中国原煤产量首次在世界登顶。嗷嗷待哺的中国工业经济在煤炭人艰苦拼搏下终于装上强劲的动力引擎。
2000年代正值煤炭黄金十年。伴随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拉动，走出低谷的煤炭工业迎春回暖，在探索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收获颇丰。
2010年以后，产能过剩的阴霾飘浮于煤炭产业的天空，大批煤矿关井退出，煤炭人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与能源产业、环境间的关系，自省自律，难求两全，艰难求存。
这三个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故事，精彩的、辉煌的、激动的、苦涩的、后悔的、惋惜的，真可谓是五味杂陈。
任何变革都伴随着思想上的尖锐交锋。是公有獨大，还是全民办矿；是以煤为主，还是跳出发展；是计划审批，还是资源有偿……历史在做出选择。
近30年间，井上楼宇林立、绿树成阴；井下宽敞明亮、整齐划一，煤矿综合机械化采煤代替了人背马驮的原始工序，多元化经营使企业的触角以资本扩张的模式向各领域延伸，更多高素质人才加盟，更多大学生新鲜血液汇聚矿山。然而，辉煌背后，搏命开采，血染黑金，乌云渐进；跑马圈地，同质化经营，让煤炭人一点点尝到煤炭挤压、入不敷出的苦果。新城光芒暗淡，老区步履维艰，一时风光无量的百亿煤老板们，今天有的竟负债累累，落得个“忽喇喇大厦将倾”。中国煤炭行业的 “冰与火”如过山车般的变化都被我一一用镜头记录。
关注煤炭、拍摄煤炭、记录煤炭，我将一如既往。
现在我常常反思，如果当时我用大量的时间去记录我身边最熟悉的东西，记录北京在改革开放时期发生的各种变化，那将是一份难得的历史资料。所以，摄影不必舍近求远，到一个陌生的、不熟悉的地方去拍摄不如拍摄你身边你最熟悉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