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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南京少年陈勋陪母亲去江宁区社保中心缴纳养老保险。这是母亲最后的机会，之前五年她工作的公司一直拒绝为员工缴纳两险。年初，南京市贴出公告，允许停止缴费没有超过五年的市民，一次性补齐所欠保费。
母亲收入并不高，平素生活节俭，但这次毫不犹豫将近万元积蓄全部取出。
陈勋第一次在家里见到这么多钱。家里人为这笔钱吵过架。它的本来用途是自己的大学学费，但母亲听说可以续保、而且传言错过这次机会就和退休金无缘后，坚持要把这钱用去缴费。至于儿子的学费，她愿意去借。
陈勋不理解母亲的做法，或者说，他不懂养老保险到底是什么、能起什么作用。他带着一肚子怨气陪母亲来到社保中心，板着脸，将自己隐在大厅角落。
缴费窗口前排起长队，多是和母亲年龄相差无几的中年人。他们有类似的经历：下岗，艰难就业，私人单位不办养老等保险。一次性缴清欠费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容易的事，但吝惜钱，就会错过人生最重要的养老机会。
三小时的漫长等待耗光了少年人的耐心，与他的一脸不耐相反，办完手续后母亲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这下好了，妈妈以后老了可以不拖累你了。”
彼得潘三十岁
花旗银行在全球范围内，针对4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做了一项关于养老的调查。在“你对自己的退休生活做了充足准备吗”一项上，仅9%的中国内地受访者回答“是”，低于13%的全球平均水平；32%的内地受访者表示自己对退休生活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划；90%以上对退休后的财务状况没有清晰的概念。
实际上，不只是对退休财务、退休生活的安排没有概念，25～40岁的这批年轻人，对“养老”二字包含的内容同样感到迷惘。他们无法想象自己50岁以后的样子，在媒体揪住退休年龄制度、养老金账户等问题不放时，他们也没有对这些与未来己身密切相关的事表现出浓烈的参与兴趣。
“谁知道20年后到底是什么情况呢？”上海姑娘白羽的话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
与自己的养老问题相比，先老的父母们开始需要子女照顾的现实，已经让习惯被父母照顾的子女们感到头痛了。
白羽出生于1974年，父母是老师，家境不错。她从小被富养的方式宠大，父母更愿意培养她的才艺气质，对于生活基本技能的教育则抱着“上海男人疼老婆，他们会去做”的想法。结婚后她一直和父母同住，从家务到带孩子，都有父母主动为她去做。
2008年夏天，父亲把九十高龄的祖母接到上海小住，看到母亲把祖母抱到卫生间、耐心给老人洗澡，每天给老人倒尿盆、洗假牙，她震惊了。
“我根本不敢去想爸妈老得不能动，什么都需要我去做时，我将是什么态度？这些事我只在报纸上看过，觉得离自己很远，可这次，我突然意识到那一天离我很近，也许就在明天。”
她唾弃自己的自私，但没做好养老的各种心理准备不只是白羽才有的坎。在他们的印象中，父母精力永远充沛，家里大小事运筹帷幄。他们更愿意把对生活的考虑限定在当下，“当下的生活就够苦逼了，还要操心未来几十年，还不如不活了。”
在那一天没到来前，依附于父母是孩子们首选的生活方式——不仅能节约生活成本，精神上的依恋也是主要原因。
和父母同住，哪怕已经结婚；下班回家就有现成的饭菜享用；生了孩子后，父母还会主动帮助抚养；不想让日子只围绕柴米油盐等各种糟心事转，该有的生活享受不能打折扣；哪怕已经近四十岁，但能努力保住一颗“童心”。
“总觉得自己会永远二十多岁的样子，一家人永远在一起，不会老，更不会分离。”
如果可以，白羽希望自己能永远停留在30岁以前，但情感上的成熟是不可抗拒的进程。陈勋32岁，当父亲快四年了，成家有子后最大的改变是很容易被描写亲情的文章、电视剧打动，那些诸如“父亲的头发白了、皱纹起了”、“母亲做的永远是儿女最喜欢的菜”之类的细节，极能引起他共鸣。但感动的同时更有一种惶恐。
他现在最怕母亲说“人老了”一类的话，急于用否决的方式否认“老”这个事实：老，指向的既是父母的衰老，也是自己不再是个孩子的现实。
拼命留下点什么
和同龄人相比，工程师俞一君“倒霉”了一些。生活在他34岁时发生天崩地裂的改变。在这一团糟的最初几天，他甚至觉得用“世界末日”来形容，才更贴切。
刚满60岁的母亲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接到消息后他立刻从国外飞回上海，母亲见到他说的第一句话是：现在轮到你照顾外祖母了。
母亲是独女，二十多年来一直和老人住在一起，但现在，全家人都不敢把噩耗告诉已经93岁的外祖母。
即便是最沉重的工作压力也没让俞一君在短短一个月里瘦掉16斤。变化来得太突然，他匆忙申请将工作调回总公司所在的上海，在毫无心理和生活技能准备下，开始同时照顾两个老人。钱不是问题，精力不够和连续不断的挫折感，是他最难受的事。
迫不得已，他把外祖母送到养老院。他第一次看到养老院真实的模样。仿佛是与现实隔离开的空间，暮气沉沉；老人们围坐一圈，麻木的面庞上没有任何表情。进院那天，外祖母什么都没说，办完手续、一切收拾完毕后，性格开朗的她坐在轮椅上，笑眯眯把外孙送到养老院大门。
俞一君觉得老人什么都明白，她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表达对儿孙的爱与体谅。这让他更愧疚。
一年后母亲去世。俞一君改变了生活规划。他辞去收入高但强度大的设计工作。因为忙于工作、拼命挣钱，和老一辈相比，如他一样的70后和80后们的健康状况更糟糕，不到四十岁患上糖尿病、酒精脂肪肝，三十岁查出高血压，甚至二十多岁青春正茂时猝死。照此情状，二十年后，逞论照顾父母，连自己照顾自己都是大麻烦。
什么才是对父母对自己好的工作？是收入高还是开心？许多年轻人都面临这样的选择。为了未来，必须有份好工作，但付出的代价是许多需要情感沟通的事，变成了用钱来解决；表面上，钱成了养老问题的重中之重。
陈娜在28岁时就写下遗嘱。她在石家庄华夏银行分行工作，拉储压力大，但月薪有8000元，在同龄人中算高薪。然而她总是感到不安，“我是悲观主义者，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而且现在负面新闻太多，就怕自己有个万一。而且以后养老需要很多钱，年轻时不挣钱，老了怎么办？自己和金融打交道，知道货币贬值，知道投资的黑幕，想到这些，觉得钱根本不够，远远不够。”
陈娜已经有了七位数储蓄，还给自己和父母买了高额保险，在遗嘱中，她指定父母是自己所有财产的继承人，“虽然我知道，爸妈最想要的不过就是我健康平安。”
时代、意识、价值观，样样在变
多数人对自己的老年生活都抱着悲观想法，“如何养老”之所以成为问题，有人直接归咎于制度：家庭成员减少，父母在晚年时无法得到那么多支持和支撑，一旦唯一的儿女“不孝”，他们的晚年就会面临巨大的赡养风险；而“421”结构的家庭模式也在赡养父母问题上，对子女提出了更高的经济要求。
这个观点很快被否定。“所有人压力都大，现在讨论得最多的是经济问题，但如果没有道德的滑坡，经济问题绝没有这么严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说。真心对父母好，一个孩子就能让父母安享晚年；对父母不好，家里哪怕一堆子女，也只会推卸责任、争钱夺利。
人保部专家则认为，造成目前养老危机的根源，是时代的改变：工业化大潮动摇了“养儿防老”的观念基础。
中国传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家庭或者说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老年人从年轻时开始积累的农业生产技能，会不断传给下一辈。作为一家之长的老年人往往也是家庭经济生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拥有很高的权威地位。进入工业社会，一下就不同了，老人没了优势，处于被动状态，得到什么样的照顾取决于自己的收入、子女的收入和子女的孝心程度。
对年轻一代来说，未来的局面也许会更糟糕：如果靠孩子来养老，就要求孩子是个优秀的人才，意味着教育成本的增加，而且现在愿意“丁克”和把孩子送出国的父母，在这代人中占了不小比例，他们必须承担独自养老的处境；但如果靠政府养老，政府只能保障最基本的生活，和他们目前正享受和追求的优质生活标准相差甚远。
除此之外，还包括中年就业、婚姻状况、消费习惯等方面的忧虑。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才能保证社会养老金的正常持续缴纳，但经济局势和个人价值观的改变，让平均年龄在35岁的子女们处于失业压力和职业瓶颈困惑的夹击中。修改后的婚姻法加重了法律关系对个人财产的直接作用。糟糕的消费习惯和强大的新消费观念的宣传攻势，则让更多年轻人饱受“月光”之痛，无力规划未来生活。
种种因素综合，造成了如今的养老之困。但这些忧虑也为年轻人敲响警钟，让他们开始为老年生活做准备和规划。
如何准备充足养老金
从30岁开始制订养老计划并不算早。目前可用来养老的工具大致可分为6类，每种养老工具都有其特色和缺陷，你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一种或几种适合自己的养老工具。
社会保险：根据测算，退休后能领到的养老金约占退休前工资的40%。大多数人参加社保的目的是为了年老后看病有保障。
企业年金：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我国于2004年5月1日才开始试行。但由于企业自身认知程度不够、国家对个人缴费部分税收政策的不明确等原因，真正实行企业年金的企业数量还是很少。
商业保险：有养老功能的商业保险有4种：1.传统型养老险。固定利率，固定收入，但收益不高；2.分红型养老险。有较低的保底利率和不确定的分红利益；3.万能险，有1.75%～2.5%左右的保证收益，但只针对扣除初始费用后的投资账户；4.投连险，收益随资本市场变动而动，收益可能较高，但风险也高。
金融投资：固定收益如银行各类存款、人民币理财产品、外币理财产品、国债等，可以保本，但平均收益不会太高；风险较高的有股票、基金、期货、权证等。最近有基金公司推出生命周期基金，对于倾向于依靠基金养老的人群来说是不错的选择。
以房养老：购买的房子应以“租得出去”、不在高位接盘、不影响养老金的储备为前提。一些只有一套房的老年人，可通过将名下房产抵押来获取金融机构的贷款用于养老，而金融机构通过出售住房收回贷款。
艺术品投资：资金丰厚的人选择字画、古玩、红木家具，普通民众则青睐邮票、纪念币、纸币甚至茶叶。但艺术品投资是有行业和知识挡板的，否则容易赔了夫人又折兵。
储蓄养老：早储蓄，多收益。一线城市，月入超过1万元，31岁时开始储蓄，每月储蓄5000元，以存款利率2.25%、暂不考虑利息税算，到65岁时，可以存下210万元，利息收入为109.6万元。而如果晚十年才开始，在65岁时，储蓄将少60万元，利息收入少 58.1万元。
养老金制度一瞥
美国：养老金由三部分组成，国家养老、企业年金、个人退休账户。
美国的法定退休年龄现为66岁，最早可退休年龄为62周岁，在66岁之后不退休、不领取养老金的，可按推迟的时间长短给予积分奖励，但最迟不超过69周岁。
在美国若要提前领取养老金，必须同时满足3个条件：年满62周岁；社保养老缴税累计至少达到40个积分（缴税一年，最多只能获取4个积分）；提前领取养老金必须扣减，最高扣减30%。
日本：养老金由国民养老金、以公务员为对象的“厚生养老金”和以职员为对象的“共济养老金”组成。三种保险费都是强制征收，由国家统一管理、统一发放，养老金在其工资收入中所占比例每5年提高5%，到2025年将达到34.3%。
日本男女的退休年龄都是60岁，现在一对退休夫妇每月能领约23万日元的退休金，折合人民币19000元，相当于一个在职员工平均月收入的80%。
香港：香港福利政策相对健全，但保障水平较低。退休养老保障由退休前的个人储蓄、强积金、综援及照顾服务等项目构成。
强积金由公司和雇员分别缴纳月收入的5%，低于6500元港币则雇员免缴；如果月收入超过2万元港币，则分别缴纳2万元的5%，超出部分可自愿缴费。到65岁退休时一次性提取。
“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简称综援，以入息补助方法援助因年老、残疾、患病、失业、低收入或其他原因而经济出现困难的人士。
除了综援，香港还有高龄津贴，65岁至69岁的老人有条件领取，70岁以上无条件领取，每月约一千港元。此外从58岁开始，香港老年人可以申请公屋，公屋租金从200多港元到3000多港元不等，愿意合租公屋的高龄老人还能优先配屋。
母亲收入并不高，平素生活节俭，但这次毫不犹豫将近万元积蓄全部取出。
陈勋第一次在家里见到这么多钱。家里人为这笔钱吵过架。它的本来用途是自己的大学学费，但母亲听说可以续保、而且传言错过这次机会就和退休金无缘后，坚持要把这钱用去缴费。至于儿子的学费，她愿意去借。
陈勋不理解母亲的做法，或者说，他不懂养老保险到底是什么、能起什么作用。他带着一肚子怨气陪母亲来到社保中心，板着脸，将自己隐在大厅角落。
缴费窗口前排起长队，多是和母亲年龄相差无几的中年人。他们有类似的经历：下岗，艰难就业，私人单位不办养老等保险。一次性缴清欠费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容易的事，但吝惜钱，就会错过人生最重要的养老机会。
三小时的漫长等待耗光了少年人的耐心，与他的一脸不耐相反，办完手续后母亲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这下好了，妈妈以后老了可以不拖累你了。”
彼得潘三十岁
花旗银行在全球范围内，针对4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做了一项关于养老的调查。在“你对自己的退休生活做了充足准备吗”一项上，仅9%的中国内地受访者回答“是”，低于13%的全球平均水平；32%的内地受访者表示自己对退休生活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划；90%以上对退休后的财务状况没有清晰的概念。
实际上，不只是对退休财务、退休生活的安排没有概念，25～40岁的这批年轻人，对“养老”二字包含的内容同样感到迷惘。他们无法想象自己50岁以后的样子，在媒体揪住退休年龄制度、养老金账户等问题不放时，他们也没有对这些与未来己身密切相关的事表现出浓烈的参与兴趣。
“谁知道20年后到底是什么情况呢？”上海姑娘白羽的话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
与自己的养老问题相比，先老的父母们开始需要子女照顾的现实，已经让习惯被父母照顾的子女们感到头痛了。
白羽出生于1974年，父母是老师，家境不错。她从小被富养的方式宠大，父母更愿意培养她的才艺气质，对于生活基本技能的教育则抱着“上海男人疼老婆，他们会去做”的想法。结婚后她一直和父母同住，从家务到带孩子，都有父母主动为她去做。
2008年夏天，父亲把九十高龄的祖母接到上海小住，看到母亲把祖母抱到卫生间、耐心给老人洗澡，每天给老人倒尿盆、洗假牙，她震惊了。
“我根本不敢去想爸妈老得不能动，什么都需要我去做时，我将是什么态度？这些事我只在报纸上看过，觉得离自己很远，可这次，我突然意识到那一天离我很近，也许就在明天。”
她唾弃自己的自私，但没做好养老的各种心理准备不只是白羽才有的坎。在他们的印象中，父母精力永远充沛，家里大小事运筹帷幄。他们更愿意把对生活的考虑限定在当下，“当下的生活就够苦逼了，还要操心未来几十年，还不如不活了。”
在那一天没到来前，依附于父母是孩子们首选的生活方式——不仅能节约生活成本，精神上的依恋也是主要原因。
和父母同住，哪怕已经结婚；下班回家就有现成的饭菜享用；生了孩子后，父母还会主动帮助抚养；不想让日子只围绕柴米油盐等各种糟心事转，该有的生活享受不能打折扣；哪怕已经近四十岁，但能努力保住一颗“童心”。
“总觉得自己会永远二十多岁的样子，一家人永远在一起，不会老，更不会分离。”
如果可以，白羽希望自己能永远停留在30岁以前，但情感上的成熟是不可抗拒的进程。陈勋32岁，当父亲快四年了，成家有子后最大的改变是很容易被描写亲情的文章、电视剧打动，那些诸如“父亲的头发白了、皱纹起了”、“母亲做的永远是儿女最喜欢的菜”之类的细节，极能引起他共鸣。但感动的同时更有一种惶恐。
他现在最怕母亲说“人老了”一类的话，急于用否决的方式否认“老”这个事实：老，指向的既是父母的衰老，也是自己不再是个孩子的现实。
拼命留下点什么
和同龄人相比，工程师俞一君“倒霉”了一些。生活在他34岁时发生天崩地裂的改变。在这一团糟的最初几天，他甚至觉得用“世界末日”来形容，才更贴切。
刚满60岁的母亲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接到消息后他立刻从国外飞回上海，母亲见到他说的第一句话是：现在轮到你照顾外祖母了。
母亲是独女，二十多年来一直和老人住在一起，但现在，全家人都不敢把噩耗告诉已经93岁的外祖母。
即便是最沉重的工作压力也没让俞一君在短短一个月里瘦掉16斤。变化来得太突然，他匆忙申请将工作调回总公司所在的上海，在毫无心理和生活技能准备下，开始同时照顾两个老人。钱不是问题，精力不够和连续不断的挫折感，是他最难受的事。
迫不得已，他把外祖母送到养老院。他第一次看到养老院真实的模样。仿佛是与现实隔离开的空间，暮气沉沉；老人们围坐一圈，麻木的面庞上没有任何表情。进院那天，外祖母什么都没说，办完手续、一切收拾完毕后，性格开朗的她坐在轮椅上，笑眯眯把外孙送到养老院大门。
俞一君觉得老人什么都明白，她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表达对儿孙的爱与体谅。这让他更愧疚。
一年后母亲去世。俞一君改变了生活规划。他辞去收入高但强度大的设计工作。因为忙于工作、拼命挣钱，和老一辈相比，如他一样的70后和80后们的健康状况更糟糕，不到四十岁患上糖尿病、酒精脂肪肝，三十岁查出高血压，甚至二十多岁青春正茂时猝死。照此情状，二十年后，逞论照顾父母，连自己照顾自己都是大麻烦。
什么才是对父母对自己好的工作？是收入高还是开心？许多年轻人都面临这样的选择。为了未来，必须有份好工作，但付出的代价是许多需要情感沟通的事，变成了用钱来解决；表面上，钱成了养老问题的重中之重。
陈娜在28岁时就写下遗嘱。她在石家庄华夏银行分行工作，拉储压力大，但月薪有8000元，在同龄人中算高薪。然而她总是感到不安，“我是悲观主义者，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而且现在负面新闻太多，就怕自己有个万一。而且以后养老需要很多钱，年轻时不挣钱，老了怎么办？自己和金融打交道，知道货币贬值，知道投资的黑幕，想到这些，觉得钱根本不够，远远不够。”
陈娜已经有了七位数储蓄，还给自己和父母买了高额保险，在遗嘱中，她指定父母是自己所有财产的继承人，“虽然我知道，爸妈最想要的不过就是我健康平安。”
时代、意识、价值观，样样在变
多数人对自己的老年生活都抱着悲观想法，“如何养老”之所以成为问题，有人直接归咎于制度：家庭成员减少，父母在晚年时无法得到那么多支持和支撑，一旦唯一的儿女“不孝”，他们的晚年就会面临巨大的赡养风险；而“421”结构的家庭模式也在赡养父母问题上，对子女提出了更高的经济要求。
这个观点很快被否定。“所有人压力都大，现在讨论得最多的是经济问题，但如果没有道德的滑坡，经济问题绝没有这么严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说。真心对父母好，一个孩子就能让父母安享晚年；对父母不好，家里哪怕一堆子女，也只会推卸责任、争钱夺利。
人保部专家则认为，造成目前养老危机的根源，是时代的改变：工业化大潮动摇了“养儿防老”的观念基础。
中国传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家庭或者说家族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老年人从年轻时开始积累的农业生产技能，会不断传给下一辈。作为一家之长的老年人往往也是家庭经济生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拥有很高的权威地位。进入工业社会，一下就不同了，老人没了优势，处于被动状态，得到什么样的照顾取决于自己的收入、子女的收入和子女的孝心程度。
对年轻一代来说，未来的局面也许会更糟糕：如果靠孩子来养老，就要求孩子是个优秀的人才，意味着教育成本的增加，而且现在愿意“丁克”和把孩子送出国的父母，在这代人中占了不小比例，他们必须承担独自养老的处境；但如果靠政府养老，政府只能保障最基本的生活，和他们目前正享受和追求的优质生活标准相差甚远。
除此之外，还包括中年就业、婚姻状况、消费习惯等方面的忧虑。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才能保证社会养老金的正常持续缴纳，但经济局势和个人价值观的改变，让平均年龄在35岁的子女们处于失业压力和职业瓶颈困惑的夹击中。修改后的婚姻法加重了法律关系对个人财产的直接作用。糟糕的消费习惯和强大的新消费观念的宣传攻势，则让更多年轻人饱受“月光”之痛，无力规划未来生活。
种种因素综合，造成了如今的养老之困。但这些忧虑也为年轻人敲响警钟，让他们开始为老年生活做准备和规划。
如何准备充足养老金
从30岁开始制订养老计划并不算早。目前可用来养老的工具大致可分为6类，每种养老工具都有其特色和缺陷，你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一种或几种适合自己的养老工具。
社会保险：根据测算，退休后能领到的养老金约占退休前工资的40%。大多数人参加社保的目的是为了年老后看病有保障。
企业年金：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我国于2004年5月1日才开始试行。但由于企业自身认知程度不够、国家对个人缴费部分税收政策的不明确等原因，真正实行企业年金的企业数量还是很少。
商业保险：有养老功能的商业保险有4种：1.传统型养老险。固定利率，固定收入，但收益不高；2.分红型养老险。有较低的保底利率和不确定的分红利益；3.万能险，有1.75%～2.5%左右的保证收益，但只针对扣除初始费用后的投资账户；4.投连险，收益随资本市场变动而动，收益可能较高，但风险也高。
金融投资：固定收益如银行各类存款、人民币理财产品、外币理财产品、国债等，可以保本，但平均收益不会太高；风险较高的有股票、基金、期货、权证等。最近有基金公司推出生命周期基金，对于倾向于依靠基金养老的人群来说是不错的选择。
以房养老：购买的房子应以“租得出去”、不在高位接盘、不影响养老金的储备为前提。一些只有一套房的老年人，可通过将名下房产抵押来获取金融机构的贷款用于养老，而金融机构通过出售住房收回贷款。
艺术品投资：资金丰厚的人选择字画、古玩、红木家具，普通民众则青睐邮票、纪念币、纸币甚至茶叶。但艺术品投资是有行业和知识挡板的，否则容易赔了夫人又折兵。
储蓄养老：早储蓄，多收益。一线城市，月入超过1万元，31岁时开始储蓄，每月储蓄5000元，以存款利率2.25%、暂不考虑利息税算，到65岁时，可以存下210万元，利息收入为109.6万元。而如果晚十年才开始，在65岁时，储蓄将少60万元，利息收入少 58.1万元。
养老金制度一瞥
美国：养老金由三部分组成，国家养老、企业年金、个人退休账户。
美国的法定退休年龄现为66岁，最早可退休年龄为62周岁，在66岁之后不退休、不领取养老金的，可按推迟的时间长短给予积分奖励，但最迟不超过69周岁。
在美国若要提前领取养老金，必须同时满足3个条件：年满62周岁；社保养老缴税累计至少达到40个积分（缴税一年，最多只能获取4个积分）；提前领取养老金必须扣减，最高扣减30%。
日本：养老金由国民养老金、以公务员为对象的“厚生养老金”和以职员为对象的“共济养老金”组成。三种保险费都是强制征收，由国家统一管理、统一发放，养老金在其工资收入中所占比例每5年提高5%，到2025年将达到34.3%。
日本男女的退休年龄都是60岁，现在一对退休夫妇每月能领约23万日元的退休金，折合人民币19000元，相当于一个在职员工平均月收入的80%。
香港：香港福利政策相对健全，但保障水平较低。退休养老保障由退休前的个人储蓄、强积金、综援及照顾服务等项目构成。
强积金由公司和雇员分别缴纳月收入的5%，低于6500元港币则雇员免缴；如果月收入超过2万元港币，则分别缴纳2万元的5%，超出部分可自愿缴费。到65岁退休时一次性提取。
“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简称综援，以入息补助方法援助因年老、残疾、患病、失业、低收入或其他原因而经济出现困难的人士。
除了综援，香港还有高龄津贴，65岁至69岁的老人有条件领取，70岁以上无条件领取，每月约一千港元。此外从58岁开始，香港老年人可以申请公屋，公屋租金从200多港元到3000多港元不等，愿意合租公屋的高龄老人还能优先配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