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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2日中午1时，直到站在香港尖沙咀公众码头时，方晓松还以为，他即将乘坐的“启丰二号”没办法驶到公海去。
这个35岁的河南男人，在深圳从事经销红酒的生意。这天他从深圳抵达香港时，饿着肚子，连早餐还没来得及吃。
他甚至穿了一条西裤，搭配了皮鞋，“就跟上班一样”。随身带的，也只是两件T恤衫、一条牛仔裤，以及手机，充电器也拿错了，忘了带配香港的那种插座的。就连中午，也是在7-11便利店，买了些面包和水凑合的。
8月15日能成功登上钓鱼岛，方晓松后来说了很多个“没想到，完全没准备”。“我到香港时，都没想到能到公海去。”他说他一直很悲观，常常往最坏的方面想得多一点。
此番的保钓是由世界华人保钓联盟组织的，主要由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承办。
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陈妙德告诉《新民周刊》，他们当时的计划是希望8月15日前一定要出去，“因为我们在一个月前就知道日本人要在8月19日那天登岛，他们也在向日本政府申请，我们要赶在他们之前登上钓鱼岛。”
而另一些民间保钓队员则告诉本刊记者，这一次登岛也是为纪念“8·15”（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如若两岸三地的保钓者能够在这一天成功登岛，意义将不同凡响。
而方晓松也很看重这份“纪念意义”，8月12日的这次航行基本上是贯彻此前9天召开的保钓理事会的计划，“那时就已基本上确定了这次两岸三地的出海保钓，在8月15日之前，我们如果有機会是一定要登岛的，并且要赶在日本人之前登上岛。”
在中国民间保钓队员的心中，8月12日出海好比一次尝试，一次演练。他们当时并不知道结果如何。
世界华人保钓联盟会长、台湾“中华保钓协会”秘书长黄锡麟告诉《新民周刊》，之前，在香港，总共准备了7次出海保钓，6次被拦了，都未成功。黄锡麟说，这并不奇怪，在民间保钓的过程中，计划不如变化快的情况，经常发生。
但这次香港保钓行的14人中，包括8名中国民间保钓队员，2名凤凰卫视记者，及4位船工。方晓松心里完全没把握，“当时我们在船上分析，最初的感觉是，能够成功登岛的几率是0.05%，就是因为不可预料的因素太多了。”他说。
“幸运”
上了船，平常有着轻度“小洁癖”的方晓松才发现，他的这套打扮在同行的港澳两地民间保钓队员中显得有些可笑。他于是在船上换上了牛仔裤。
“启丰二号”一路疾行，先开到香港西贡码头，在那里，卸掉了船体上积压的贝壳类累赘。方晓松和其他保钓队员们就在码头附近吃了个快餐，是那天的晚饭。
接近当天傍晚7时多，“启丰二号”再次启航，经过香港海域往公海方向开去。
被外界称为“保钓二号”的“启丰二号”，是由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花费68万港币购买的一艘长30多米、重142吨的钢壳渔船。这艘小船，这些年一直冲在保钓的最前线。“启丰二号”经验丰富，它曾在2006年10月22日，接载26名来自两岸三地的保钓人士，与台湾地区的保钓人员会合，共同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并举行公祭、向海面散花，悼念1996年在保钓行动中意外溺毙的香港保钓人士陈毓祥。
方晓松那时发现，在向公海行进过程中，香港海巡署的两艘船一直在尾随着“启丰二号”。
在距香港公海海域仅三四海里时，香港水警放下了两艘冲锋艇，每艘艇上乘坐4人，8名水警登上“启丰二号”进行检查。
在水警登船检查之前，保钓队员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他们在四个舱门中挂上了锁，每个门上了两把锁，这是为防止任何人进到驾驶室干扰保钓船的航行。因以前也出现过因舱门未锁而导致出海夭折的情况。
水警们在船上前后呆了约一个小时，其间也一直在向其上级请示。方晓松就坐在船舱里。而“启丰二号”也一直按原定计划全速往公海方向行驶。香港水警方面并未采取阻止措施，在他们离开后，“启丰二号”稳稳航行，出了公海。
直到这个时候，方晓松才感觉“很幸运”，“因为以往出现过很多次被水警拦截的情况”。而到了公海之后，民间保钓队员们也才对这个“初步的胜利”回味过来，“至少攻破了香港这道关”。
“登岛，当时真的没有奢望。”彼时，方晓松才知道，香港的队员们在讨论，若能登岛，就尽量登岛；若不能登岛，也要把“启丰二号”搁浅在钓鱼岛附近。
最后，船上大部分的民间保钓队员都同意这个“两步走”方案，“大家都不想只是漂一圈而已”。
前进
一路上，他们都跟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陆上总指挥陈裕南保持联系，陈亦告知“启丰二号”一路上的情势变化。队员们决定在行驶到台湾海域时靠近台湾本岛方行驶。
茫茫海面上，他们感受到了另一个困难：物资匮乏，“船上全是罐头食品，没有蔬菜。”罐头有好几种，红烧肉罐头、红烧排骨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此外就是榨菜肉丝。
罐头究竟是罐头。到了8月14日，方晓松觉得自己吃罐头吃到都要吐了。
他们联系台湾民间保钓队员，希望能补给物资，但这些本应在澎湖就应登船的物资并未成功送抵保钓船。
在台南海域，“启丰二号”遇到了两艘台湾“海巡署”的巡逻艇，保钓队员们主动向“海巡署”申请物资配给。台湾“海巡署”工作人员登船登记完保钓队员的资料后，将巡逻艇上的淡水补给了他们，但并无其他物资，“海巡署”方面也不允许“启丰二号”靠岸。
而这天的晚上，行驶在台湾海域的“启丰二号”形单影只。海面异常冷清。彼时，台风“苏拉”即将袭台，当地渔船接到通知要避台风，台湾“海巡署”也已下令封港。
到了台湾新竹附近海域时，台湾“海巡署”船只再次靠近了“启丰二号”，给民间保钓队员们送来了补给，包括豆浆、肉类、蔬菜以及淡水。“海巡署”工作人员也让他们“加油”，“他们在我们情绪低落时给了我们鼓励，给我们增加了力量，让我们感觉挺感动的。”方晓松说。
也是在8月15日中午，方晓松一行吃到了三天来唯一的一顿蔬菜——芹菜炒肉丝。 这中间，在绵延700多海里的航程中，“启丰二号”一直保持着每小时8-9海里的航速，向钓鱼岛方向全速前进。
对峙
8月15日吃完中饭后，保钓队员们在“启丰二号”上挂好了保钓协会会旗及五星红旗。方晓松有些许遗憾，台湾的保钓人士这次没能过来，“如果他们过来，会比较圆满”。
而黄锡麟事后告诉本刊记者，台湾民间保钓队员本来也会参与这次保钓活动，保钓船“全家福”号船长游明川也已答应配合他们的行动，但因之前的7月4日的保钓活动，“游船长已被约谈三次了”，加之台湾北部港口封港等诸多原因，他们终究无法顺利成行。
方晓松之前看过钓鱼岛的明信片，是“厦门班长”、民间保钓人士李义强2004年保钓时拍回来的。方晓松内心里一直很期待，能够真正见到这个他捍卫了十年的岛屿。
等他看到真正的钓鱼岛时，他只有不断感叹“太美了”！“很美的一个岛屿，蓝天白云，中间是绿色的岛，海水湛蓝，真的很漂亮。”
他用手机连续拍下了钓鱼岛，他想着多拍一些照片和录像，回去作为资料保存。这些照片中的一张，现在成了他的手机屏保。兴奋之余，他也拍下了几张自拍照。
而就在8月15日，在距钓鱼岛30海里左右，方晓松发现，有两艘日本的巡逻舰不紧不慢地出现了。
这个身形比“启丰二号”大三四倍的家伙在最开始的时候，一直尾随着“启丰二号”。“启丰二号”不予理睬，全速前进。而在此过程中，日本巡逻舰越聚越多，“到了最多的时候，附近共有9艘日本巡逻舰”。
与此同时，日本的直升机也出现了，它们如同幽灵一般，在上空不断盘旋，久久不离去。方晓松已经换上了一套黑色的潜水服，随时准备登岛。
而在距钓鱼岛20海里的时候，日本巡逻艇开始“发话”了，日本方面人员通过高音喇叭用中文对着“启丰二号”播报，“这里是日本海域，请你们离开。”同样的字句，亦通过他们的LED用中文字幕打出来。
“启丰二号”并未理会，一直往前行驶。此时双方尚未有冲突。
在距钓鱼岛12海里的时候，日方巡逻艇依然持续着上述警告。而在进入钓鱼岛附近10海里海域时，日方称：“如果你们再不离开，我们会采取强制措施。”
“启丰二号”又往前开了4海里。这时情形开始陡然紧张起来。
日本巡逻舰行至“启丰二号”右边，在距其50米远处，启动了舰上水炮，向民间保钓队员喷水柱，三艘日本巡逻舰依次上前，靠近喷水，“前两艘日本巡逻舰的水量小，没有对我们造成影响，但损坏了我们船上插着的五星红旗和世界华人保钓联盟两面旗帜，特别是后者被冲进了大海里”，方晓松说，日方采取的是“车轮战”。
而在距钓鱼岛5海里的时候，日方开始了急切的拦截动作。冲突升级。
“日本人开始要拦截我们的船，禁止我们向前行驶，他们没有我们灵活，我们摆脱了他们；然后他们开着巡逻舰从右边开始撞击我们的船头，把我们右边的防撞轮胎撞下来一个，这时双方才真正起了冲突，我们开始砸他们的船，用扫把，折断的竹竿，砖头……我们要反抗！”方晓松说。
接下来，日方从左边撞击“启丰二号”，“启丰二号”在还击时亦压断了日本巡逻舰的栏杆。
日方的撞船依然采取“车轮战”方式，“上一艘撞完了开走了，下一艘再上来。但他们也没法通过撞船迫使我们停下来，我们一直在继续前行。”
而事件亲历者，45岁的澳门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世界华人保钓联盟副会长伍锡尧告诉本刊记者，这已是当天“最危险的时刻”，“我们从香港出海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心理准备：如果日本人不撞沉我们的船，我们就有办法登岛；如果我们有办法出海，却不能登岛，就宁愿被他们撞沉，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
问他，有念及家人吗？这个满口广东普通话的男人脱口而出，“那个时候没法去想家人的事情。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第三位的才是个人生命。个人的生命哪里有国土完整和民族尊严更重要？！”
登岛
到了距钓鱼岛3海里的海域时，所有船舶都已接近钓鱼岛附近暗礁。日本的两艘巡逻舰离开了。方晓松估计，日本巡逻舰是担心触礁。
而“启丰二号”仍在向前。方晓松发现，钓鱼岛周边已经有6艘日方冲锋舟在等着，两侧各三艘，每只冲锋舟上有四五个日本警察。
方晓松完全不会游泳。
他记得，从“启丰二号”放下海的梯子到钓鱼岛岛礁处超过了10米。
他本是排在第三个跳海的，但他往下看了看，梯子下的海水很深，他又到船上找了个已经绑好绳子的救生圈，套在身上。
这时候，45岁的澳门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伍锡尧已经扛了他2006年就备好的那面五星红旗，第一个跳下海了。其他队员也依次跳海。
方晓松成了最后一个。他把绳子从船上扔到岸上，但绳子太短，飘在海水中。
伍锡尧自认“水性比较好，也比较年轻”，他跳到海里拉住绳子，把“小方”从水里拉到了钓鱼岛的岸上。“当时时间很紧张，没办法等。如果我们犹豫，就没办法上岛了。”伍锡尧说。
至此，7名中国民间保钓队员都上了钓鱼岛，其中包括中国大陆1人，澳门1人，香港5人。那时，还有负责拍摄的两名凤凰卫视记者、4位船工以及担任船上总指挥的民间保钓人士罗揕就在“启丰二号”上等候。
7位已上岛的保钓人士其后商议，愿留在钓鱼岛的，就留下来；愿走的，就上船回香港。其中又有兩人回到了“启丰二号”上。
方晓松看到，日本警察就在钓鱼岛上等着他们，一共有34名日本警察。他们全副武装，每个人都配了手枪，还带了警棍和手铐，而至此，他们的对面，站着手无寸铁的5位中国民间保钓队员。
日本警察对他们说，“这里是日本领土，请你们离开。”他们将这些中文用A3纸打印了两三份，并且过塑处理了。其中也有两三个日本警察懂中文。
方晓松、伍锡尧等人则回答：“这里是中国的领土，请你们离开。”
中文、日文呼啸一片。中国民间保钓队员的声音比日本警察还大，因为只有那样，才可“从气势上压倒他们”。 “他们是有备而来的。”方晓松观察到，钓鱼岛上有个用石头堆起来的小房间，他看见日本警察把他们的小背包、帐篷、吃饭的家伙，一样样地从小石房中拿出来，他才知道，这些人在8月14日晚上就到钓鱼岛了，专门在岛上守候的。
他后来也知道了，他们登岛的位置距日本的那座岛上灯塔150米，距石头上喷着的那面日本国旗有100米，他看到，日本國旗上的太阳图形从中间断裂开了，“日本国旗上太阳中间那块没有了，这让日本国旗看上去一分为二了。”
扛旗
双方实力悬殊。中国保钓队员们商议，要分散日本警察的注意力，他们得往岛礁两边跑。
方晓松的左边是伍锡尧。伍锡尧的手里拿着他从澳门带来的那面五星红旗，全速往前跑。伍锡尧跑了30米左右，就被两名日本警察捉起来了，“那个时候，我就没办法动了。”伍锡尧回忆说。
伍锡尧跟日本人说，“放你的狗屁！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你捉我是非法的！”他也知道自己脾气硬，性子急。
方晓松则跟日本警察比划手势，他指着伍锡尧，说想看看伍有没有受伤。日本警察同意了。
于是这个没有穿鞋的男人走到了大概离伍锡尧两米远的地方，这时，他拿起伍锡尧的旗杆，如离弦之箭，突然往岛上冲。就像方晓松以前最喜爱的爬山运动一样，这个只穿了双袜子的中国男人，如羚羊一般，在石头上跳来跳去，“跟蜻蜓点水一样”。
就这样跑了三四十米左右。日本警察追了上来，扯住了方晓松的胳膊，把他摔倒在地，三四个警察把他摁到地上，有摁他胳膊的，也有按住他身子和腿的……他再也动不了了。
整个过程不过十分钟左右。方晓松说他没有感觉到脚疼。虽然后来他看到袜子全破了。
“我们登岛的时候，没考虑到会有日本警察。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站到钓鱼岛上，把国旗插到钓鱼岛上，插到钓鱼岛的最高处，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方晓松后来说，他也是快到钓鱼岛的时候才看到日本警察部署在那里的。
“就是一种信念。没觉得有什么危险。”再谈下去，他也就是这么淡淡地说。虽然在夜深人静时分，方晓松自己也承认，在与日方对峙时，因为实力悬殊，的确是让他有些担心的。
控制
日本警察让5位中国民间保钓队员等待从巡逻舰上放下来的快艇，用其将他们送回日方巡逻舰上，他们被关在了舰上的两个房间里。
从保钓队员登岛到离开钓鱼岛，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日本冲绳县警方以“非法登陆”为由，将成功登岛的5位保钓人士非法控制。同时，日本那霸海保部也以“非法入境”为由将船上其余9人非法抓扣。
方晓松跟被称为“阿牛”的香港保钓人士曾健成一个房间，伍锡尧等三人则被关在另一个房间。每个房间约2平方米左右，“三个人想躺下来，就没有空间了。”
8月15日晚上，日方给方晓松送了一小碗日式炒饭，一瓶乌龙茶。次日早晨，也是炒米饭配水。
8月16日早晨，他们被送至那霸。下舰前，5个人都被日方戴上了手铐，日方也提出，要用衣服盖住他们的手铐，用毛巾被蒙住他们的头，理由是，“外面有媒体，你们不担心吗？”方晓松反问日方，“我们不担心，你们既然铐住我们了，事实已有，我们都不担心，你们为什么担心？”
从舰艇上下来步行到接他们的小车上，约20米，方晓松第一个走下来，他高喊，“钓鱼岛是中国领土，日本滚出钓鱼岛！”句子是他开始就想好的，他知道外面有媒体。他连喊了三遍。
他是被日本警察给扯到小车里去的。
5人被日方分送到了三地的警署。方晓松和曾健成被带至那霸警署。日本警方给他们录口供，配了中文翻译，让他们签文件，大意为，他们非法闯入日本领土，仅距离钓鱼岛的日本国旗100米处；且他们又没带护照和必要的旅行证件，违反了日本法律。
他们反驳，“首先，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中国人到自己的领土是不需要护照和证件的；其次，对你们说的‘非法闯入’，这个罪名我们不承认。”
日方人士说，你可以签，也可以不签。方晓松说，我是肯定不签的。
他唯一签的是要求约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人士的文件。这份文件在一张A4纸上被打印出来。他在接见室里见到了中国驻日领馆的工作人员。
而彼时，世界华人保钓联盟副会长李义强最担心的是他这些“兄弟们”的身体。“这些保钓人士是不可能跟日本人配合的，我很担心他们的人身安全。”在其被扣期间，李义强告诉本刊记者。
8月16日在那霸警署录完口供，大概在当天吃中饭前，日方告知方晓松，你们可以走了。他才知，他们第二天就可以回国了。他们带回了四份日本方面给他们的文件，作为历史资料保存。
祈愿
方晓松平时性格蛮温和，也很在意别人的感受，轻易不会爆发，“但有时候忍不住了就会爆发。”
在2002年，方晓松知道了中国保钓同盟网站，开始参与保钓。之后几年，他参与过保钓的宣传和活动，也跟保钓团队一起做过一些事情，包括制作保钓扑克牌、啤酒、邮票、明信片等等。
方晓松以前尝试两次出海保钓，都很不成功。船找好了，渔民后来又反悔了。登上钓鱼岛，不仅是他，也几乎是每位中国民间保钓人士的梦想和夙愿。
父母总希望方晓松能够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过好自己的生活。家人不知道他要去钓鱼岛，他出去的时候也没告诉他们，“不想让他们担心”。
8月19日，哥哥跟身在香港的方晓松通电话时，父亲在一旁听着，他跟70岁的父亲接着讲了几句，“我已经回来了，你就别担心了。过几天我回去了，再给你解释”。
他自认自己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现在“很幸运地”做了一件“完全不在预料之中”的大事。
女儿过几天就4岁了，孩子在电视新闻和报纸上看到了他的图像和照片，指着画面说，“都是我爸爸”。但女儿并不明白怎么回事。他说，女儿的性格跟我很像，她长大后能理解就理解，不理解也没关系，她有她自己的人生。
他说自己经历过民间保钓的高潮和低谷，也看到很多人慢慢就放弃保钓了，在他看来，那些离开的人也可以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还是愿意为保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目前的想法，除去那些不可预料的因素外，还是尽我可能，把保钓这个事情做下去。”
他希望以后民间保钓能够筹集到充足的经费，也希望每个月都能去一次钓鱼岛，让保钓成为常态化。
他也常跟身边的朋友说，别叫我英雄，搞得我压力很大，我只是尽一个中国人应尽的义务，“要是我们不做，就真没有人做了”。
这个35岁的河南男人，在深圳从事经销红酒的生意。这天他从深圳抵达香港时，饿着肚子，连早餐还没来得及吃。
他甚至穿了一条西裤，搭配了皮鞋，“就跟上班一样”。随身带的，也只是两件T恤衫、一条牛仔裤，以及手机，充电器也拿错了，忘了带配香港的那种插座的。就连中午，也是在7-11便利店，买了些面包和水凑合的。
8月15日能成功登上钓鱼岛，方晓松后来说了很多个“没想到，完全没准备”。“我到香港时，都没想到能到公海去。”他说他一直很悲观，常常往最坏的方面想得多一点。
此番的保钓是由世界华人保钓联盟组织的，主要由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承办。
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陈妙德告诉《新民周刊》，他们当时的计划是希望8月15日前一定要出去，“因为我们在一个月前就知道日本人要在8月19日那天登岛，他们也在向日本政府申请，我们要赶在他们之前登上钓鱼岛。”
而另一些民间保钓队员则告诉本刊记者，这一次登岛也是为纪念“8·15”（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如若两岸三地的保钓者能够在这一天成功登岛，意义将不同凡响。
而方晓松也很看重这份“纪念意义”，8月12日的这次航行基本上是贯彻此前9天召开的保钓理事会的计划，“那时就已基本上确定了这次两岸三地的出海保钓，在8月15日之前，我们如果有機会是一定要登岛的，并且要赶在日本人之前登上岛。”
在中国民间保钓队员的心中，8月12日出海好比一次尝试，一次演练。他们当时并不知道结果如何。
世界华人保钓联盟会长、台湾“中华保钓协会”秘书长黄锡麟告诉《新民周刊》，之前，在香港，总共准备了7次出海保钓，6次被拦了，都未成功。黄锡麟说，这并不奇怪，在民间保钓的过程中，计划不如变化快的情况，经常发生。
但这次香港保钓行的14人中，包括8名中国民间保钓队员，2名凤凰卫视记者，及4位船工。方晓松心里完全没把握，“当时我们在船上分析，最初的感觉是，能够成功登岛的几率是0.05%，就是因为不可预料的因素太多了。”他说。
“幸运”
上了船，平常有着轻度“小洁癖”的方晓松才发现，他的这套打扮在同行的港澳两地民间保钓队员中显得有些可笑。他于是在船上换上了牛仔裤。
“启丰二号”一路疾行，先开到香港西贡码头，在那里，卸掉了船体上积压的贝壳类累赘。方晓松和其他保钓队员们就在码头附近吃了个快餐，是那天的晚饭。
接近当天傍晚7时多，“启丰二号”再次启航，经过香港海域往公海方向开去。
被外界称为“保钓二号”的“启丰二号”，是由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花费68万港币购买的一艘长30多米、重142吨的钢壳渔船。这艘小船，这些年一直冲在保钓的最前线。“启丰二号”经验丰富，它曾在2006年10月22日，接载26名来自两岸三地的保钓人士，与台湾地区的保钓人员会合，共同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并举行公祭、向海面散花，悼念1996年在保钓行动中意外溺毙的香港保钓人士陈毓祥。
方晓松那时发现，在向公海行进过程中，香港海巡署的两艘船一直在尾随着“启丰二号”。
在距香港公海海域仅三四海里时，香港水警放下了两艘冲锋艇，每艘艇上乘坐4人，8名水警登上“启丰二号”进行检查。
在水警登船检查之前，保钓队员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他们在四个舱门中挂上了锁，每个门上了两把锁，这是为防止任何人进到驾驶室干扰保钓船的航行。因以前也出现过因舱门未锁而导致出海夭折的情况。
水警们在船上前后呆了约一个小时，其间也一直在向其上级请示。方晓松就坐在船舱里。而“启丰二号”也一直按原定计划全速往公海方向行驶。香港水警方面并未采取阻止措施，在他们离开后，“启丰二号”稳稳航行，出了公海。
直到这个时候，方晓松才感觉“很幸运”，“因为以往出现过很多次被水警拦截的情况”。而到了公海之后，民间保钓队员们也才对这个“初步的胜利”回味过来，“至少攻破了香港这道关”。
“登岛，当时真的没有奢望。”彼时，方晓松才知道，香港的队员们在讨论，若能登岛，就尽量登岛；若不能登岛，也要把“启丰二号”搁浅在钓鱼岛附近。
最后，船上大部分的民间保钓队员都同意这个“两步走”方案，“大家都不想只是漂一圈而已”。
前进
一路上，他们都跟香港保钓行动委员会陆上总指挥陈裕南保持联系，陈亦告知“启丰二号”一路上的情势变化。队员们决定在行驶到台湾海域时靠近台湾本岛方行驶。
茫茫海面上，他们感受到了另一个困难：物资匮乏，“船上全是罐头食品，没有蔬菜。”罐头有好几种，红烧肉罐头、红烧排骨罐头、豆豉鲮鱼罐头……此外就是榨菜肉丝。
罐头究竟是罐头。到了8月14日，方晓松觉得自己吃罐头吃到都要吐了。
他们联系台湾民间保钓队员，希望能补给物资，但这些本应在澎湖就应登船的物资并未成功送抵保钓船。
在台南海域，“启丰二号”遇到了两艘台湾“海巡署”的巡逻艇，保钓队员们主动向“海巡署”申请物资配给。台湾“海巡署”工作人员登船登记完保钓队员的资料后，将巡逻艇上的淡水补给了他们，但并无其他物资，“海巡署”方面也不允许“启丰二号”靠岸。
而这天的晚上，行驶在台湾海域的“启丰二号”形单影只。海面异常冷清。彼时，台风“苏拉”即将袭台，当地渔船接到通知要避台风，台湾“海巡署”也已下令封港。
到了台湾新竹附近海域时，台湾“海巡署”船只再次靠近了“启丰二号”，给民间保钓队员们送来了补给，包括豆浆、肉类、蔬菜以及淡水。“海巡署”工作人员也让他们“加油”，“他们在我们情绪低落时给了我们鼓励，给我们增加了力量，让我们感觉挺感动的。”方晓松说。
也是在8月15日中午，方晓松一行吃到了三天来唯一的一顿蔬菜——芹菜炒肉丝。 这中间，在绵延700多海里的航程中，“启丰二号”一直保持着每小时8-9海里的航速，向钓鱼岛方向全速前进。
对峙
8月15日吃完中饭后，保钓队员们在“启丰二号”上挂好了保钓协会会旗及五星红旗。方晓松有些许遗憾，台湾的保钓人士这次没能过来，“如果他们过来，会比较圆满”。
而黄锡麟事后告诉本刊记者，台湾民间保钓队员本来也会参与这次保钓活动，保钓船“全家福”号船长游明川也已答应配合他们的行动，但因之前的7月4日的保钓活动，“游船长已被约谈三次了”，加之台湾北部港口封港等诸多原因，他们终究无法顺利成行。
方晓松之前看过钓鱼岛的明信片，是“厦门班长”、民间保钓人士李义强2004年保钓时拍回来的。方晓松内心里一直很期待，能够真正见到这个他捍卫了十年的岛屿。
等他看到真正的钓鱼岛时，他只有不断感叹“太美了”！“很美的一个岛屿，蓝天白云，中间是绿色的岛，海水湛蓝，真的很漂亮。”
他用手机连续拍下了钓鱼岛，他想着多拍一些照片和录像，回去作为资料保存。这些照片中的一张，现在成了他的手机屏保。兴奋之余，他也拍下了几张自拍照。
而就在8月15日，在距钓鱼岛30海里左右，方晓松发现，有两艘日本的巡逻舰不紧不慢地出现了。
这个身形比“启丰二号”大三四倍的家伙在最开始的时候，一直尾随着“启丰二号”。“启丰二号”不予理睬，全速前进。而在此过程中，日本巡逻舰越聚越多，“到了最多的时候，附近共有9艘日本巡逻舰”。
与此同时，日本的直升机也出现了，它们如同幽灵一般，在上空不断盘旋，久久不离去。方晓松已经换上了一套黑色的潜水服，随时准备登岛。
而在距钓鱼岛20海里的时候，日本巡逻艇开始“发话”了，日本方面人员通过高音喇叭用中文对着“启丰二号”播报，“这里是日本海域，请你们离开。”同样的字句，亦通过他们的LED用中文字幕打出来。
“启丰二号”并未理会，一直往前行驶。此时双方尚未有冲突。
在距钓鱼岛12海里的时候，日方巡逻艇依然持续着上述警告。而在进入钓鱼岛附近10海里海域时，日方称：“如果你们再不离开，我们会采取强制措施。”
“启丰二号”又往前开了4海里。这时情形开始陡然紧张起来。
日本巡逻舰行至“启丰二号”右边，在距其50米远处，启动了舰上水炮，向民间保钓队员喷水柱，三艘日本巡逻舰依次上前，靠近喷水，“前两艘日本巡逻舰的水量小，没有对我们造成影响，但损坏了我们船上插着的五星红旗和世界华人保钓联盟两面旗帜，特别是后者被冲进了大海里”，方晓松说，日方采取的是“车轮战”。
而在距钓鱼岛5海里的时候，日方开始了急切的拦截动作。冲突升级。
“日本人开始要拦截我们的船，禁止我们向前行驶，他们没有我们灵活，我们摆脱了他们；然后他们开着巡逻舰从右边开始撞击我们的船头，把我们右边的防撞轮胎撞下来一个，这时双方才真正起了冲突，我们开始砸他们的船，用扫把，折断的竹竿，砖头……我们要反抗！”方晓松说。
接下来，日方从左边撞击“启丰二号”，“启丰二号”在还击时亦压断了日本巡逻舰的栏杆。
日方的撞船依然采取“车轮战”方式，“上一艘撞完了开走了，下一艘再上来。但他们也没法通过撞船迫使我们停下来，我们一直在继续前行。”
而事件亲历者，45岁的澳门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世界华人保钓联盟副会长伍锡尧告诉本刊记者，这已是当天“最危险的时刻”，“我们从香港出海的时候，已经有这个心理准备：如果日本人不撞沉我们的船，我们就有办法登岛；如果我们有办法出海，却不能登岛，就宁愿被他们撞沉，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
问他，有念及家人吗？这个满口广东普通话的男人脱口而出，“那个时候没法去想家人的事情。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第三位的才是个人生命。个人的生命哪里有国土完整和民族尊严更重要？！”
登岛
到了距钓鱼岛3海里的海域时，所有船舶都已接近钓鱼岛附近暗礁。日本的两艘巡逻舰离开了。方晓松估计，日本巡逻舰是担心触礁。
而“启丰二号”仍在向前。方晓松发现，钓鱼岛周边已经有6艘日方冲锋舟在等着，两侧各三艘，每只冲锋舟上有四五个日本警察。
方晓松完全不会游泳。
他记得，从“启丰二号”放下海的梯子到钓鱼岛岛礁处超过了10米。
他本是排在第三个跳海的，但他往下看了看，梯子下的海水很深，他又到船上找了个已经绑好绳子的救生圈，套在身上。
这时候，45岁的澳门保钓行动委员会主席伍锡尧已经扛了他2006年就备好的那面五星红旗，第一个跳下海了。其他队员也依次跳海。
方晓松成了最后一个。他把绳子从船上扔到岸上，但绳子太短，飘在海水中。
伍锡尧自认“水性比较好，也比较年轻”，他跳到海里拉住绳子，把“小方”从水里拉到了钓鱼岛的岸上。“当时时间很紧张，没办法等。如果我们犹豫，就没办法上岛了。”伍锡尧说。
至此，7名中国民间保钓队员都上了钓鱼岛，其中包括中国大陆1人，澳门1人，香港5人。那时，还有负责拍摄的两名凤凰卫视记者、4位船工以及担任船上总指挥的民间保钓人士罗揕就在“启丰二号”上等候。
7位已上岛的保钓人士其后商议，愿留在钓鱼岛的，就留下来；愿走的，就上船回香港。其中又有兩人回到了“启丰二号”上。
方晓松看到，日本警察就在钓鱼岛上等着他们，一共有34名日本警察。他们全副武装，每个人都配了手枪，还带了警棍和手铐，而至此，他们的对面，站着手无寸铁的5位中国民间保钓队员。
日本警察对他们说，“这里是日本领土，请你们离开。”他们将这些中文用A3纸打印了两三份，并且过塑处理了。其中也有两三个日本警察懂中文。
方晓松、伍锡尧等人则回答：“这里是中国的领土，请你们离开。”
中文、日文呼啸一片。中国民间保钓队员的声音比日本警察还大，因为只有那样，才可“从气势上压倒他们”。 “他们是有备而来的。”方晓松观察到，钓鱼岛上有个用石头堆起来的小房间，他看见日本警察把他们的小背包、帐篷、吃饭的家伙，一样样地从小石房中拿出来，他才知道，这些人在8月14日晚上就到钓鱼岛了，专门在岛上守候的。
他后来也知道了，他们登岛的位置距日本的那座岛上灯塔150米，距石头上喷着的那面日本国旗有100米，他看到，日本國旗上的太阳图形从中间断裂开了，“日本国旗上太阳中间那块没有了，这让日本国旗看上去一分为二了。”
扛旗
双方实力悬殊。中国保钓队员们商议，要分散日本警察的注意力，他们得往岛礁两边跑。
方晓松的左边是伍锡尧。伍锡尧的手里拿着他从澳门带来的那面五星红旗，全速往前跑。伍锡尧跑了30米左右，就被两名日本警察捉起来了，“那个时候，我就没办法动了。”伍锡尧回忆说。
伍锡尧跟日本人说，“放你的狗屁！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你捉我是非法的！”他也知道自己脾气硬，性子急。
方晓松则跟日本警察比划手势，他指着伍锡尧，说想看看伍有没有受伤。日本警察同意了。
于是这个没有穿鞋的男人走到了大概离伍锡尧两米远的地方，这时，他拿起伍锡尧的旗杆，如离弦之箭，突然往岛上冲。就像方晓松以前最喜爱的爬山运动一样，这个只穿了双袜子的中国男人，如羚羊一般，在石头上跳来跳去，“跟蜻蜓点水一样”。
就这样跑了三四十米左右。日本警察追了上来，扯住了方晓松的胳膊，把他摔倒在地，三四个警察把他摁到地上，有摁他胳膊的，也有按住他身子和腿的……他再也动不了了。
整个过程不过十分钟左右。方晓松说他没有感觉到脚疼。虽然后来他看到袜子全破了。
“我们登岛的时候，没考虑到会有日本警察。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站到钓鱼岛上，把国旗插到钓鱼岛上，插到钓鱼岛的最高处，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方晓松后来说，他也是快到钓鱼岛的时候才看到日本警察部署在那里的。
“就是一种信念。没觉得有什么危险。”再谈下去，他也就是这么淡淡地说。虽然在夜深人静时分，方晓松自己也承认，在与日方对峙时，因为实力悬殊，的确是让他有些担心的。
控制
日本警察让5位中国民间保钓队员等待从巡逻舰上放下来的快艇，用其将他们送回日方巡逻舰上，他们被关在了舰上的两个房间里。
从保钓队员登岛到离开钓鱼岛，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日本冲绳县警方以“非法登陆”为由，将成功登岛的5位保钓人士非法控制。同时，日本那霸海保部也以“非法入境”为由将船上其余9人非法抓扣。
方晓松跟被称为“阿牛”的香港保钓人士曾健成一个房间，伍锡尧等三人则被关在另一个房间。每个房间约2平方米左右，“三个人想躺下来，就没有空间了。”
8月15日晚上，日方给方晓松送了一小碗日式炒饭，一瓶乌龙茶。次日早晨，也是炒米饭配水。
8月16日早晨，他们被送至那霸。下舰前，5个人都被日方戴上了手铐，日方也提出，要用衣服盖住他们的手铐，用毛巾被蒙住他们的头，理由是，“外面有媒体，你们不担心吗？”方晓松反问日方，“我们不担心，你们既然铐住我们了，事实已有，我们都不担心，你们为什么担心？”
从舰艇上下来步行到接他们的小车上，约20米，方晓松第一个走下来，他高喊，“钓鱼岛是中国领土，日本滚出钓鱼岛！”句子是他开始就想好的，他知道外面有媒体。他连喊了三遍。
他是被日本警察给扯到小车里去的。
5人被日方分送到了三地的警署。方晓松和曾健成被带至那霸警署。日本警方给他们录口供，配了中文翻译，让他们签文件，大意为，他们非法闯入日本领土，仅距离钓鱼岛的日本国旗100米处；且他们又没带护照和必要的旅行证件，违反了日本法律。
他们反驳，“首先，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中国人到自己的领土是不需要护照和证件的；其次，对你们说的‘非法闯入’，这个罪名我们不承认。”
日方人士说，你可以签，也可以不签。方晓松说，我是肯定不签的。
他唯一签的是要求约见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人士的文件。这份文件在一张A4纸上被打印出来。他在接见室里见到了中国驻日领馆的工作人员。
而彼时，世界华人保钓联盟副会长李义强最担心的是他这些“兄弟们”的身体。“这些保钓人士是不可能跟日本人配合的，我很担心他们的人身安全。”在其被扣期间，李义强告诉本刊记者。
8月16日在那霸警署录完口供，大概在当天吃中饭前，日方告知方晓松，你们可以走了。他才知，他们第二天就可以回国了。他们带回了四份日本方面给他们的文件，作为历史资料保存。
祈愿
方晓松平时性格蛮温和，也很在意别人的感受，轻易不会爆发，“但有时候忍不住了就会爆发。”
在2002年，方晓松知道了中国保钓同盟网站，开始参与保钓。之后几年，他参与过保钓的宣传和活动，也跟保钓团队一起做过一些事情，包括制作保钓扑克牌、啤酒、邮票、明信片等等。
方晓松以前尝试两次出海保钓，都很不成功。船找好了，渔民后来又反悔了。登上钓鱼岛，不仅是他，也几乎是每位中国民间保钓人士的梦想和夙愿。
父母总希望方晓松能够老老实实、本本分分过好自己的生活。家人不知道他要去钓鱼岛，他出去的时候也没告诉他们，“不想让他们担心”。
8月19日，哥哥跟身在香港的方晓松通电话时，父亲在一旁听着，他跟70岁的父亲接着讲了几句，“我已经回来了，你就别担心了。过几天我回去了，再给你解释”。
他自认自己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现在“很幸运地”做了一件“完全不在预料之中”的大事。
女儿过几天就4岁了，孩子在电视新闻和报纸上看到了他的图像和照片，指着画面说，“都是我爸爸”。但女儿并不明白怎么回事。他说，女儿的性格跟我很像，她长大后能理解就理解，不理解也没关系，她有她自己的人生。
他说自己经历过民间保钓的高潮和低谷，也看到很多人慢慢就放弃保钓了，在他看来，那些离开的人也可以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还是愿意为保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目前的想法，除去那些不可预料的因素外，还是尽我可能，把保钓这个事情做下去。”
他希望以后民间保钓能够筹集到充足的经费，也希望每个月都能去一次钓鱼岛，让保钓成为常态化。
他也常跟身边的朋友说，别叫我英雄，搞得我压力很大，我只是尽一个中国人应尽的义务，“要是我们不做，就真没有人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