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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38年“洋北漂”，创办了和睦家医院，自己还拿到了中国“绿卡”。
7月10日，“洋北漂”李碧菁（Roberta Lipson）终于拿到了中国“绿卡”，当天，她用中文发了一则朋友圈：“38年后很高兴正式成为中国永久居民。”并配上一张和发证机关工作人员的合影，照片上的她一袭白裙，笑逐颜开。
从1979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38年来，这位犹太裔美国人在中国创造了许多的奇迹：第一个将B超引入中国;建立第一家外资高端医疗机构和睦家医院;青岛和睦家成为第一家被纳入医保定点的外资医院……
李碧菁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甚至会带上北京特有的儿化音。对中国的文化，她也始终保持着一份新鲜感，听到一个新的中国成语和谚语时，会追问是什么意思，直到弄明白为止。
对于成为中国的永久居民，李碧菁似乎有种执念，“我的事业是在中国，而且这几十年我都待在中国，这是我的家，我就想着如果有一个永久居住权，心里会感到更舒服一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她这样解释道。
尽管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李碧菁还是有点遗憾，“现在最可怜的是我3个孩子，如果在他们18岁之前我能拿到居留权，就可以带着他们了，可现在最小的孩子也有21岁了，很可惜。”李碧菁的三个儿子都希望回到中国来，“他们是在这里长大的，这里就是他们的家。”
8月3日上午，李碧菁骑着摩拜单车，去几公里外的和睦家医院参加了一个讲座，主讲人是美国费城儿童医院田志云教授，内容是胎儿心血管超声的运用。田志云在讲座上分享了一段手术视频，外科医生为还在子宫内的胎儿做心脏手术。
值得一提的是，田志云是李碧菁多年的中国“铁姐们儿”，两人的相识是源于一次大型的技术交流会，当时还在美国医疗器械公司工作的李碧菁，在福建推介B超，而现场，就有年轻的中国医生田志云。就这样，两人因技术结缘，成了要好的朋友。
后来，田志云去了美国，而李碧菁则留在了中国。如今，田志云带着最先进的技术回国。“那个时候是我把B超带进中国，为她打开了眼界，现在是她从美国回来，带来新的技术，打开我们的眼界。”
在李碧菁看来，人的发展有时候是一条直线，当你沿着这个直线的方向一直走下去，可能会发现另一个方向其实更好。也正因此，刚来中国时，她并没有考虑医疗服务，因为那时中国的医院急需的是一些硬件。但随着在中国时间越久，她越发感到当时的中国缺乏的不仅是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更是高端的医疗服务和理念。
于是，在中国开一家拥有高端技术和服务的医院成为她新的目标。1997年，中国第一家外资私立医院——和睦家医院在北京成立。
在当时中国的医院几乎全是公立性质，外国人想在此开一家医院，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李碧菁不但敢想，也敢干，“那时候中国缺乏一些法律的细节和法律的环境，虽没有现成的路径提供指导，但也没有明令禁止，反正你就大胆往前走，碰到钉子你就拐个弯。”抱着这样乐观的想法，李碧菁说干就干，但真正做起来才发现，事情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她的想象。
“我们不知道要盖多少章才能做成，甚至连‘盖章’是什么意思都没有搞懂。”李碧菁说到这里，自己忍不住笑了起来，“后来才发现要盖那么多章，而且不同层次的政府，对同一个问题不一定有一样的想法。”
李碧菁没有放弃，碰到一个无法完全接受的人，她就努力说服对方，让对方看清楚这是件好事。“当你盖到80个章的时候，你就想，已经盖了这么多章，还有什么理由不继续盖下去？”
就这样，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跑，一个人一个人地磨，直至首家和睦家医院被获准成立，李碧菁一共盖了180个章。“当我下决心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很值得做，所以要不断说这个道理，一直说到有人听进去。”
正因为自身有这样不轻言放弃的个性，李碧菁最不喜欢听到诸如“这个不可以”“这个不符合我们的规定”等等托辞。在她看来，有的规定不符合政策，并非政策不好，只是因为一些细节跟不上而已，在这种情况之下，更应竭尽全力去争取。
“跟着Roberta（李碧菁英文名）很锻炼人，有时候遇到困难，她会帮我们分析，提示我们是否还有其他路径，很多潜力被激发出来，很多不可能也都变成了可能。”李碧菁的助理尹玉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在李碧菁办公室外面的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的相框，都是她和中美两国高官的合影——这也是她和很多外企高管不同之处——李碧菁非常注重中国的政策导向，也非常愿意同政府部门接触，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座谈会，只要有时间，她都会欣然参加。
李碧菁对中国很多医疗领域的政策都了如指掌，从中寻找发展机会。她和《中国新闻周刊》谈起《“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这是中央最高层面的政策，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写明了中国医疗应该往什么方向走，所以我相信具体的一些法律规定也会跟着走。我们做的事情也许是超前的，但都是符合这个大政策大方向的，所以不要说今天是不可以的，我们就不去争取。”
今年4月7日，青岛和睦家和青岛人保局签订协议，正式成为医保定点医院。青岛分院院长王奡向《中国新闻周刊》回顾起这段历程，不禁有些感慨。他是2007年来到和睦家，第二年進入总部的发展部，接触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医保。当时北京的医保是审批制，需要在社保局提交申请，但要拿到医保资格，还需要很多硬性条件，其中一项就是定价，也就是纳入医保定点医院后，必须按照同等级别医院的额度定价，这对于主打高端医疗的和睦家来说，几乎不可能。
李碧菁。
按照和睦家的想法，如果纳入医保，患者在和睦家的费用可以按照统一定价的医保额度报销，多出的费用自理，这样也能为患者减轻很多负担。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和睦家向各分院所在社保机构申请，都没能推进一步。青岛分院也是从建立时就开始谈，但同样卡在审批制上，直到去年年中，青岛市将医保定点从审批制改成协议制，只要符合要求的医疗机构，均可和社保机构签订协议，纳入医保定点。
这一消息，对于和睦家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转机。李碧菁决定以青岛作为突破口，开始和睦家和医保的第一次牵手。她多次往返北京青岛之间，反复同青岛的领导谈，一遍遍阐述她的想法，终于如愿以偿。
李碧菁并不担心纳入医保就会影响和睦家的“高端化”。在她看来，医疗机构的高端不光体现在价格，更体现在硬件和软件上。“纳入医保定点，只是给更多的患者多一些选择，这是对的事情，为什么不去争取呢？”她说。
李碧菁习惯凡事亲力亲为。
在青岛分院建设之初，李碧菁无数次前去青岛，从和当地政府商谈，到建设方案敲定，甚至医院如何装修，风格颜色的搭配，桌椅器械的购置，她都亲自过问。
“即使是一把椅子，她都必须亲自试坐才行，不但要自己感觉舒适，还会考虑身材胖、个头大的人坐着是否合适。护士站的座椅高度，她也要试一试，必须坐着就能看到来来往往的患者，尤其是坐轮椅的患者。”王奡说。
早在建立第一家和睦家医院时，李碧菁就找来很多中外专家一起策划。以產房为例，和睦家的产房设计就是家庭式的一体化接生，而不像中国很多公立医院那样，待产室、产房、病房都在不同的房间，产妇还得忍着剧痛自己挪腾位置，并且全程都得独自面对。
为了实现一体化，李碧菁甚至要求产房达到能进行硬膜外麻醉的标准，也就是手术室的环境。在李碧菁看来，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无痛，因此，她拒绝使用“无痛分娩”这个词，而是一直用专业的“硬膜外麻醉”来描述产房标准，说起来拗口，但更准确严谨。
由于多位明星选择在和睦家生产，在很多人印象中，和睦家是一家妇产医院。对于这个问题，李碧菁感到很无奈，“和睦家是一家综合医院，绝不仅仅只有妇产科。只是大家都认为生孩子是喜事，所以明星生子会愿意告诉所有人，但如果她的家人生了重病，即使也是在我们医院看病，她可能就不会说。”
而且，在李碧菁心目中，和睦家也不仅仅是将美国医院照搬到中国，她会将中国的习俗和中国人的性格都融入医院的一些细节中，“比如中国人要坐月子，我们有产后康复服务。还有，如果一个人得了绝症，大部分情况下，家人会向他隐瞒病情，我们也会尊重这一要求。”
每年，她都会抽时间带领和睦家的医疗团队到中国的落后地区，提供义诊。尹玉丹记得，去年在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和睦家医疗团队义诊现场来了一位腿脚不便的孩子，由他爷爷从很远一路背过来就诊，李碧菁看到后，悄悄一个人跑去县城，买了一个轮椅，又一路拉到义诊现场，送给了这个孩子。“谁都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出去的，她有一种企业家精神，凡事亲力亲为。”尹玉丹说。
从“美中互利”到“和睦家”，从“美中互利”纳斯达克上市到完成私有化退市，引入复星，从第一家和睦家医院建立再到各地建立分院，李碧菁用3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创业历程。
当初和她一起创立“美中互利”的美国同事李琼玖已经退休，而李碧菁依然忙碌在一线，“总有人问我是不是准备退二线或者退休，我也希望有人帮我分担，让我能够稍微轻松一点，或者有机会做一些其他想做的事情。”
对于李碧菁来说，这几乎是一种奢望，就连她在《经济学人》担任记者的丈夫也揶揄她，“也就是说以后你一个星期工作60多个小时？”
“他是在取笑我，因为以前我一个星期几乎要工作80个小时。”李碧菁羞赧地笑着，将头埋得低低的，像个小女孩。
王奡在发展部时，曾经常跟着李碧菁一块出差。在他看来，李碧菁几乎没有闲的时候，可以中国美国三天往返，北京香港一天往返。王奡记得，李碧菁有一次到青岛出差，一大早的飞机到青岛，上午处理完一件事情，便赶中午的火车去济南，到济南已是下午四五点，到地方就开始工作，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再坐晚上8点多的火车回北京。“争分夺秒，不愿意浪费时间，无论火车还是飞机，永远都是踩着点到。我们有时候都快急疯了，可她总是很镇定，而且时间掌握得刚刚好。”
实际上，家人已经习惯她的这种高强度工作节奏了。在创业之初，还在哺乳期的李碧菁就经常带着孩子出差，而在她的办公室里，摆放着3个儿子的照片，都是小时候的，“现在都是大小伙啦。”李碧菁说，口气中有些失落。
但李碧菁也开始调整自己的时间，争取每天早起半个小时跑步游泳，然后上班，工作时间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七八点。“如果晚上没有事儿，没有应酬的话，我就回家和家里人一起吃饭。”
周末的时候，李碧菁也会抽时间和家人一起度过犹太人的安息日，“首先，你要跟你家人在一起，或者全家一起拜访在北京的犹太人朋友，或者做一些跟工作无关的事情，回想一下这一星期都做了什么，这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方式。”李碧菁说。
一般说来，安息日需要25个小时，但对于李碧菁来说，很难有个不被打扰的整天，于是每周五晚7点～11点就成为她固定的安息日时间，“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习惯，不会在这个时候安排其他活动。”
每年至少都会有几个星期，李碧菁还会和全家一起旅行。7月最后一个周末，李碧菁和家人去了一趟延安，“我看到了革命者的勇气，他们从延安那么小一个窑洞走出去，建立了新的中国，你再看看现在的北京，简直是个奇迹。”
她一直感慨这些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有一次在车后座对着电脑工作，猛然抬头，发现到了一个不熟悉的地方，一问司机，竟然是她创业之初在北京住过的四合院，现在已经是银河soho所在地了。
“也许有人说美国是机会国家，the land of opportunity，但其实我觉得中国这几十年才是the land of opportunity。”李碧菁说，在中国创业几十年，她目睹了很多人一路拼杀，深感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完全是另一种生活机会，另一种生活方式，“在这样一个环境，只要你愿意做事情，就有机会成功！”
7月10日，“洋北漂”李碧菁（Roberta Lipson）终于拿到了中国“绿卡”，当天，她用中文发了一则朋友圈：“38年后很高兴正式成为中国永久居民。”并配上一张和发证机关工作人员的合影，照片上的她一袭白裙，笑逐颜开。
从1979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38年来，这位犹太裔美国人在中国创造了许多的奇迹：第一个将B超引入中国;建立第一家外资高端医疗机构和睦家医院;青岛和睦家成为第一家被纳入医保定点的外资医院……
李碧菁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甚至会带上北京特有的儿化音。对中国的文化，她也始终保持着一份新鲜感，听到一个新的中国成语和谚语时，会追问是什么意思，直到弄明白为止。
对于成为中国的永久居民，李碧菁似乎有种执念，“我的事业是在中国，而且这几十年我都待在中国，这是我的家，我就想着如果有一个永久居住权，心里会感到更舒服一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她这样解释道。
尽管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李碧菁还是有点遗憾，“现在最可怜的是我3个孩子，如果在他们18岁之前我能拿到居留权，就可以带着他们了，可现在最小的孩子也有21岁了，很可惜。”李碧菁的三个儿子都希望回到中国来，“他们是在这里长大的，这里就是他们的家。”
对政策了如指掌
8月3日上午，李碧菁骑着摩拜单车，去几公里外的和睦家医院参加了一个讲座，主讲人是美国费城儿童医院田志云教授，内容是胎儿心血管超声的运用。田志云在讲座上分享了一段手术视频，外科医生为还在子宫内的胎儿做心脏手术。
值得一提的是，田志云是李碧菁多年的中国“铁姐们儿”，两人的相识是源于一次大型的技术交流会，当时还在美国医疗器械公司工作的李碧菁，在福建推介B超，而现场，就有年轻的中国医生田志云。就这样，两人因技术结缘，成了要好的朋友。
后来，田志云去了美国，而李碧菁则留在了中国。如今，田志云带着最先进的技术回国。“那个时候是我把B超带进中国，为她打开了眼界，现在是她从美国回来，带来新的技术，打开我们的眼界。”
在李碧菁看来，人的发展有时候是一条直线，当你沿着这个直线的方向一直走下去，可能会发现另一个方向其实更好。也正因此，刚来中国时，她并没有考虑医疗服务，因为那时中国的医院急需的是一些硬件。但随着在中国时间越久，她越发感到当时的中国缺乏的不仅是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更是高端的医疗服务和理念。
于是，在中国开一家拥有高端技术和服务的医院成为她新的目标。1997年，中国第一家外资私立医院——和睦家医院在北京成立。
在当时中国的医院几乎全是公立性质，外国人想在此开一家医院，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李碧菁不但敢想，也敢干，“那时候中国缺乏一些法律的细节和法律的环境，虽没有现成的路径提供指导，但也没有明令禁止，反正你就大胆往前走，碰到钉子你就拐个弯。”抱着这样乐观的想法，李碧菁说干就干，但真正做起来才发现，事情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她的想象。
“我们不知道要盖多少章才能做成，甚至连‘盖章’是什么意思都没有搞懂。”李碧菁说到这里，自己忍不住笑了起来，“后来才发现要盖那么多章，而且不同层次的政府，对同一个问题不一定有一样的想法。”
李碧菁没有放弃，碰到一个无法完全接受的人，她就努力说服对方，让对方看清楚这是件好事。“当你盖到80个章的时候，你就想，已经盖了这么多章，还有什么理由不继续盖下去？”
就这样，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跑，一个人一个人地磨，直至首家和睦家医院被获准成立，李碧菁一共盖了180个章。“当我下决心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很值得做，所以要不断说这个道理，一直说到有人听进去。”
正因为自身有这样不轻言放弃的个性，李碧菁最不喜欢听到诸如“这个不可以”“这个不符合我们的规定”等等托辞。在她看来，有的规定不符合政策，并非政策不好，只是因为一些细节跟不上而已，在这种情况之下，更应竭尽全力去争取。
“跟着Roberta（李碧菁英文名）很锻炼人，有时候遇到困难，她会帮我们分析，提示我们是否还有其他路径，很多潜力被激发出来，很多不可能也都变成了可能。”李碧菁的助理尹玉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在李碧菁办公室外面的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的相框，都是她和中美两国高官的合影——这也是她和很多外企高管不同之处——李碧菁非常注重中国的政策导向，也非常愿意同政府部门接触，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座谈会，只要有时间，她都会欣然参加。
李碧菁对中国很多医疗领域的政策都了如指掌，从中寻找发展机会。她和《中国新闻周刊》谈起《“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这是中央最高层面的政策，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写明了中国医疗应该往什么方向走，所以我相信具体的一些法律规定也会跟着走。我们做的事情也许是超前的，但都是符合这个大政策大方向的，所以不要说今天是不可以的，我们就不去争取。”
今年4月7日，青岛和睦家和青岛人保局签订协议，正式成为医保定点医院。青岛分院院长王奡向《中国新闻周刊》回顾起这段历程，不禁有些感慨。他是2007年来到和睦家，第二年進入总部的发展部，接触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医保。当时北京的医保是审批制，需要在社保局提交申请，但要拿到医保资格，还需要很多硬性条件，其中一项就是定价，也就是纳入医保定点医院后，必须按照同等级别医院的额度定价，这对于主打高端医疗的和睦家来说，几乎不可能。
按照和睦家的想法，如果纳入医保，患者在和睦家的费用可以按照统一定价的医保额度报销，多出的费用自理，这样也能为患者减轻很多负担。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和睦家向各分院所在社保机构申请，都没能推进一步。青岛分院也是从建立时就开始谈，但同样卡在审批制上，直到去年年中，青岛市将医保定点从审批制改成协议制，只要符合要求的医疗机构，均可和社保机构签订协议，纳入医保定点。
这一消息，对于和睦家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转机。李碧菁决定以青岛作为突破口，开始和睦家和医保的第一次牵手。她多次往返北京青岛之间，反复同青岛的领导谈，一遍遍阐述她的想法，终于如愿以偿。
李碧菁并不担心纳入医保就会影响和睦家的“高端化”。在她看来，医疗机构的高端不光体现在价格，更体现在硬件和软件上。“纳入医保定点，只是给更多的患者多一些选择，这是对的事情，为什么不去争取呢？”她说。
亲力亲为的女总裁
李碧菁习惯凡事亲力亲为。
在青岛分院建设之初，李碧菁无数次前去青岛，从和当地政府商谈，到建设方案敲定，甚至医院如何装修，风格颜色的搭配，桌椅器械的购置，她都亲自过问。
“即使是一把椅子，她都必须亲自试坐才行，不但要自己感觉舒适，还会考虑身材胖、个头大的人坐着是否合适。护士站的座椅高度，她也要试一试，必须坐着就能看到来来往往的患者，尤其是坐轮椅的患者。”王奡说。
早在建立第一家和睦家医院时，李碧菁就找来很多中外专家一起策划。以產房为例，和睦家的产房设计就是家庭式的一体化接生，而不像中国很多公立医院那样，待产室、产房、病房都在不同的房间，产妇还得忍着剧痛自己挪腾位置，并且全程都得独自面对。
为了实现一体化，李碧菁甚至要求产房达到能进行硬膜外麻醉的标准，也就是手术室的环境。在李碧菁看来，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的无痛，因此，她拒绝使用“无痛分娩”这个词，而是一直用专业的“硬膜外麻醉”来描述产房标准，说起来拗口，但更准确严谨。
由于多位明星选择在和睦家生产，在很多人印象中，和睦家是一家妇产医院。对于这个问题，李碧菁感到很无奈，“和睦家是一家综合医院，绝不仅仅只有妇产科。只是大家都认为生孩子是喜事，所以明星生子会愿意告诉所有人，但如果她的家人生了重病，即使也是在我们医院看病，她可能就不会说。”
而且，在李碧菁心目中，和睦家也不仅仅是将美国医院照搬到中国，她会将中国的习俗和中国人的性格都融入医院的一些细节中，“比如中国人要坐月子，我们有产后康复服务。还有，如果一个人得了绝症，大部分情况下，家人会向他隐瞒病情，我们也会尊重这一要求。”
每年，她都会抽时间带领和睦家的医疗团队到中国的落后地区，提供义诊。尹玉丹记得，去年在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和睦家医疗团队义诊现场来了一位腿脚不便的孩子，由他爷爷从很远一路背过来就诊，李碧菁看到后，悄悄一个人跑去县城，买了一个轮椅，又一路拉到义诊现场，送给了这个孩子。“谁都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出去的，她有一种企业家精神，凡事亲力亲为。”尹玉丹说。
从“美中互利”到“和睦家”，从“美中互利”纳斯达克上市到完成私有化退市，引入复星，从第一家和睦家医院建立再到各地建立分院，李碧菁用38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创业历程。
当初和她一起创立“美中互利”的美国同事李琼玖已经退休，而李碧菁依然忙碌在一线，“总有人问我是不是准备退二线或者退休，我也希望有人帮我分担，让我能够稍微轻松一点，或者有机会做一些其他想做的事情。”
对于李碧菁来说，这几乎是一种奢望，就连她在《经济学人》担任记者的丈夫也揶揄她，“也就是说以后你一个星期工作60多个小时？”
“他是在取笑我，因为以前我一个星期几乎要工作80个小时。”李碧菁羞赧地笑着，将头埋得低低的，像个小女孩。
王奡在发展部时，曾经常跟着李碧菁一块出差。在他看来，李碧菁几乎没有闲的时候，可以中国美国三天往返，北京香港一天往返。王奡记得，李碧菁有一次到青岛出差，一大早的飞机到青岛，上午处理完一件事情，便赶中午的火车去济南，到济南已是下午四五点，到地方就开始工作，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再坐晚上8点多的火车回北京。“争分夺秒，不愿意浪费时间，无论火车还是飞机，永远都是踩着点到。我们有时候都快急疯了，可她总是很镇定，而且时间掌握得刚刚好。”
实际上，家人已经习惯她的这种高强度工作节奏了。在创业之初，还在哺乳期的李碧菁就经常带着孩子出差，而在她的办公室里，摆放着3个儿子的照片，都是小时候的，“现在都是大小伙啦。”李碧菁说，口气中有些失落。
但李碧菁也开始调整自己的时间，争取每天早起半个小时跑步游泳，然后上班，工作时间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七八点。“如果晚上没有事儿，没有应酬的话，我就回家和家里人一起吃饭。”
周末的时候，李碧菁也会抽时间和家人一起度过犹太人的安息日，“首先，你要跟你家人在一起，或者全家一起拜访在北京的犹太人朋友，或者做一些跟工作无关的事情，回想一下这一星期都做了什么，这是非常健康的一个方式。”李碧菁说。
一般说来，安息日需要25个小时，但对于李碧菁来说，很难有个不被打扰的整天，于是每周五晚7点～11点就成为她固定的安息日时间，“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习惯，不会在这个时候安排其他活动。”
每年至少都会有几个星期，李碧菁还会和全家一起旅行。7月最后一个周末，李碧菁和家人去了一趟延安，“我看到了革命者的勇气，他们从延安那么小一个窑洞走出去，建立了新的中国，你再看看现在的北京，简直是个奇迹。”
她一直感慨这些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有一次在车后座对着电脑工作，猛然抬头，发现到了一个不熟悉的地方，一问司机，竟然是她创业之初在北京住过的四合院，现在已经是银河soho所在地了。
“也许有人说美国是机会国家，the land of opportunity，但其实我觉得中国这几十年才是the land of opportunity。”李碧菁说，在中国创业几十年，她目睹了很多人一路拼杀，深感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完全是另一种生活机会，另一种生活方式，“在这样一个环境，只要你愿意做事情，就有机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