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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就喜欢雕刻、手工，“文革”时做的枪跟真的一样，拿在手里还把隔壁老太太吓了一跳。
我出生在1953年，像我这个岁数的人经历的事很多，我感觉有点生不逢时，什么苦都吃过。
上小学的时候赶上三年饥荒，印象中从小就吃不饱。我家虽在太原市区，但粮食配给特别少，家里有八个兄弟姐妹，过得很艰难。后来因为孩子多养不活，把三姐送了人。
小学六年毕业，又赶上“文革”，没上过中学。我去菜场帮忙卸货，或者去其他地方打零工，帮衬家里。我排行老五，是家里最大的男孩，上面四个姐姐，比我小四岁的弟弟也很早就出来赚钱养家。
上山下乡时我虽然没到过农村，但是也赶上三线建设。1970年我就进了铁道建设兵团，开山放炮，修原平到北京的铁路，也是战备线，—修就是三年。那时唯一的感觉就是累，每天夯土、抬石头，还经常搞会战，天不亮就出发，天黑很久之后才回来。记得有段时间规定的标准是每人每天九方土，把九方土都夯进去了才能吃饭。
累是累，可是能吃饱饭了。那段时间我长了个子，也练出了力气。以前我又瘦又小，每天提不起精神，在铁建的三年彻底改变。
回城之后分配工作，我被分到省手工业管理局下面的太原市第二木器社，做木工。最初打得最多的就是棺材，再就是办公桌椅。那会儿人穷，没有人家里打家具的。“文革”结束后，慢慢要打一些大立柜啊、茶几啊，就练出手艺了。
我从小喜欢美术，恢复高考的时候，也期望着上大学改变命运，可是文化底子还是太差，奋斗了三年都没考上。因为备考要放弃工作，又迟迟不肯结婚，家里也有些不满。后来我又调去做电焊，但单位效益一直不好。
到了80年代中期，地方上逐渐开始拍电影电视剧，需要做道具的人手。我父亲是省话剧团的导演，他们有时会找来，有合适的机会我就帮着做一点。后来我干脆从单位辞职，专门跟剧组，在自由职业状态下过了十几年。
剧组时有时无，没有单位总是没保障。直到2000年，省话剧院终于要我去做道具师。—开始是临时的，直到去年才给我转正，结果今年又赶上文化体制改革，国有院团都要转为企业。以后大概都没有编制，改成聘任制了。
好在我有—份喜欢的工作。做道具师让我感到如鱼得水，不管剧组要求什么样的器物，我都没有被难住过。
第一次接触电视剧是在山西拍《唐王开基》，讲李世民在山西起兵的故事。李世民床头的墙上需要一个带虎头的虎皮毡子，我拿塑料泡沫先雕出一个虎头的形状，再粘上皮毛和胡须。当时觉得还不错，现在看来问题不少，很多地方都不像。
后来我陆续跟过一些剧组。拍现代戏，我们基本类似搬运工。拍历史戏，所有用具都要“无中生有”，小到酒杯、扇子，大到城门、门口的大石狮子，每一样都要现做。做得最多的是矛和盾，一打仗就需要成百上千。
做古代的东西需要查大量资料，那时候没有网络，我就去省图书馆查，什么朝代用什么材质的器皿，时兴什么样的花纹，一点都不能弄错。唐朝的故事你用隋朝的器皿可以，但是出现明清的瓷器就不对头了。
我参与拍过的大戏有《三国演义》、《神探狄仁杰》、《张学良》等等，有时候跟剧组在外景地—拍就是一年。
《三国演义》拍得辛苦，有一场戏是“六出祁山”，导演要求找到没有电线杆的山林，这可难坏了我。没办法，只好往更偏僻的山头走，每次都得抬着各种道具，还不一定一天能拍完。就算能拍完，还得“六”出岐山，总不能在一样的外景拍，就得另找地方，把人累坏了。
当时最难做的道具是诸葛亮的发明“木牛流马”，请教了几个历史学家，谁也说不出究竟是什么样的。就知道书上说，平时可以在山上走，运粮食，舌头里有个机关，一扳粮食就从肚子的部位流下来。
后来有个历史学家给我画了个草图，外形大致是牛的样子。但木牛没办法走路，只能让人钻在里面。我就用木龙骨和三合板做了牛的前后腿套子，各个关节做成活动的，外面再做成铁皮的样子，钉上大铜钉。人在里面走路，手里拿着粮袋，需要的时候就从小孔里放一点出来。那时做了20几只木牛，镜头拍了不少，但后来只留一下一点，因为实在太不真实。
做道具师很有意思，需要做出五花八门的东西。我做过各种陶器玉器，也做过皇帝的龙床龙椅，做过现实里不存在的神兽，也做过特技需要的模拟人。
我的祖籍并不在山西，父亲是天津人，母亲是北京人。外祖父解放前是京城一家报纸的主编，出过书，在报纸上开过评论专栏，我还记得他写过燕子李三。后来他到太原做地方官，一家人就跟着来了。
我父母都在县里做过教员，后来父亲进入山西省话剧团，母亲在省文化局工作。我对美术的爱好就得益于母亲。小时候我就喜欢雕刻、手工，“文革”时做的枪跟真的一样，拿在手里还把隔壁老太太吓了一跳。
儿子也是从小爱美术，读书读了美术专业，现在也在跟剧组做美工、道具。
我虽然做得辛苦，但也没攒下什么钱，很长—段时间我们一家三口就挤在一间九平米的小屋里。人坐在中间，—伸手什么东西都拿得到。现在的房子是话剧团分给父亲的，40多平米。为了方便照顾他，我们搬进来一起住，阳台改成厨房，原来的厨房改成儿子的卧室。
太原的房价比起大城市并不贵，单价大概三四千元，但也买不起。我现在一个月工资才800多元，妻子退休金有1000元左右，儿子又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干了一辈子，吃过大苦，但没赚到大钱，真是感觉生活过得艰难。但有时想起那些人生更动荡的亲友，又觉得自己经受的算不得什么，毕竟，我有—份喜爱的工作，有一个温暖的家。
(本栏目特约主持陈小波)
我出生在1953年，像我这个岁数的人经历的事很多，我感觉有点生不逢时，什么苦都吃过。
上小学的时候赶上三年饥荒，印象中从小就吃不饱。我家虽在太原市区，但粮食配给特别少，家里有八个兄弟姐妹，过得很艰难。后来因为孩子多养不活，把三姐送了人。
小学六年毕业，又赶上“文革”，没上过中学。我去菜场帮忙卸货，或者去其他地方打零工，帮衬家里。我排行老五，是家里最大的男孩，上面四个姐姐，比我小四岁的弟弟也很早就出来赚钱养家。
上山下乡时我虽然没到过农村，但是也赶上三线建设。1970年我就进了铁道建设兵团，开山放炮，修原平到北京的铁路，也是战备线，—修就是三年。那时唯一的感觉就是累，每天夯土、抬石头，还经常搞会战，天不亮就出发，天黑很久之后才回来。记得有段时间规定的标准是每人每天九方土，把九方土都夯进去了才能吃饭。
累是累，可是能吃饱饭了。那段时间我长了个子，也练出了力气。以前我又瘦又小，每天提不起精神，在铁建的三年彻底改变。
回城之后分配工作，我被分到省手工业管理局下面的太原市第二木器社，做木工。最初打得最多的就是棺材，再就是办公桌椅。那会儿人穷，没有人家里打家具的。“文革”结束后，慢慢要打一些大立柜啊、茶几啊，就练出手艺了。
我从小喜欢美术，恢复高考的时候，也期望着上大学改变命运，可是文化底子还是太差，奋斗了三年都没考上。因为备考要放弃工作，又迟迟不肯结婚，家里也有些不满。后来我又调去做电焊，但单位效益一直不好。
到了80年代中期，地方上逐渐开始拍电影电视剧，需要做道具的人手。我父亲是省话剧团的导演，他们有时会找来，有合适的机会我就帮着做一点。后来我干脆从单位辞职，专门跟剧组，在自由职业状态下过了十几年。
剧组时有时无，没有单位总是没保障。直到2000年，省话剧院终于要我去做道具师。—开始是临时的，直到去年才给我转正，结果今年又赶上文化体制改革，国有院团都要转为企业。以后大概都没有编制，改成聘任制了。
好在我有—份喜欢的工作。做道具师让我感到如鱼得水，不管剧组要求什么样的器物，我都没有被难住过。
第一次接触电视剧是在山西拍《唐王开基》，讲李世民在山西起兵的故事。李世民床头的墙上需要一个带虎头的虎皮毡子，我拿塑料泡沫先雕出一个虎头的形状，再粘上皮毛和胡须。当时觉得还不错，现在看来问题不少，很多地方都不像。
后来我陆续跟过一些剧组。拍现代戏，我们基本类似搬运工。拍历史戏，所有用具都要“无中生有”，小到酒杯、扇子，大到城门、门口的大石狮子，每一样都要现做。做得最多的是矛和盾，一打仗就需要成百上千。
做古代的东西需要查大量资料，那时候没有网络，我就去省图书馆查，什么朝代用什么材质的器皿，时兴什么样的花纹，一点都不能弄错。唐朝的故事你用隋朝的器皿可以，但是出现明清的瓷器就不对头了。
我参与拍过的大戏有《三国演义》、《神探狄仁杰》、《张学良》等等，有时候跟剧组在外景地—拍就是一年。
《三国演义》拍得辛苦，有一场戏是“六出祁山”，导演要求找到没有电线杆的山林，这可难坏了我。没办法，只好往更偏僻的山头走，每次都得抬着各种道具，还不一定一天能拍完。就算能拍完，还得“六”出岐山，总不能在一样的外景拍，就得另找地方，把人累坏了。
当时最难做的道具是诸葛亮的发明“木牛流马”，请教了几个历史学家，谁也说不出究竟是什么样的。就知道书上说，平时可以在山上走，运粮食，舌头里有个机关，一扳粮食就从肚子的部位流下来。
后来有个历史学家给我画了个草图，外形大致是牛的样子。但木牛没办法走路，只能让人钻在里面。我就用木龙骨和三合板做了牛的前后腿套子，各个关节做成活动的，外面再做成铁皮的样子，钉上大铜钉。人在里面走路，手里拿着粮袋，需要的时候就从小孔里放一点出来。那时做了20几只木牛，镜头拍了不少，但后来只留一下一点，因为实在太不真实。
做道具师很有意思，需要做出五花八门的东西。我做过各种陶器玉器，也做过皇帝的龙床龙椅，做过现实里不存在的神兽，也做过特技需要的模拟人。
我的祖籍并不在山西，父亲是天津人，母亲是北京人。外祖父解放前是京城一家报纸的主编，出过书，在报纸上开过评论专栏，我还记得他写过燕子李三。后来他到太原做地方官，一家人就跟着来了。
我父母都在县里做过教员，后来父亲进入山西省话剧团，母亲在省文化局工作。我对美术的爱好就得益于母亲。小时候我就喜欢雕刻、手工，“文革”时做的枪跟真的一样，拿在手里还把隔壁老太太吓了一跳。
儿子也是从小爱美术，读书读了美术专业，现在也在跟剧组做美工、道具。
我虽然做得辛苦，但也没攒下什么钱，很长—段时间我们一家三口就挤在一间九平米的小屋里。人坐在中间，—伸手什么东西都拿得到。现在的房子是话剧团分给父亲的，40多平米。为了方便照顾他，我们搬进来一起住，阳台改成厨房，原来的厨房改成儿子的卧室。
太原的房价比起大城市并不贵，单价大概三四千元，但也买不起。我现在一个月工资才800多元，妻子退休金有1000元左右，儿子又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干了一辈子，吃过大苦，但没赚到大钱，真是感觉生活过得艰难。但有时想起那些人生更动荡的亲友，又觉得自己经受的算不得什么，毕竟，我有—份喜爱的工作，有一个温暖的家。
(本栏目特约主持陈小波)